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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来的《尘埃落定》与众多的“新历史小说”不同，其价值就在于面对家族历史的强权，作者开启了个人历史的书写并挖掘属于“人”的历史意义。文本从民族历史的终结于个人历史的开启两方面论述小说文本的深刻含义，同时从作者赋予“傻子”主人公对抗家族历史的论据方面讨论文本的不足，以此来更加客观地看待这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
关键词：家族历史 个人历史 《尘埃落定》
历史就是历史，想像就是想像，这一点在阿来的《尘埃落定》{1}中得到了体现。这是第一部介绍土司的著作，土司的历史是真实存在的，但书中的麦其家族又是由作者想像而衍生的。“傻子”主人公是作者阿来的独特创造，若让一个正常人来讲述这段历史，个人历史无疑是很难战胜民族历史的，作者选择了这位“非智者”，用一种不同常人的口吻讲述历史的严肃性与戏谑化，造成一种陌生化效果。历史是毋庸置疑又难以改变的，但这样一个“非智者”却在一点点改变着民族历史的轨迹，擦亮个人历史的镜子。“后新历史主义小说就是通过回到古典的浪漫主义诗学的方式，履行着对于历史意义的寻求，并借此找回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所废弃的‘人’。通过对‘人’的树立来承当起自己所欲弘扬的历史。”{2}
一、家族历史的终结
在阿来《尘埃落定》中家族历史是可以视为土司历史的，在土司制度的统治下，权力在说话，是没有个人历史而言的。人民被层层区分，家奴、科巴、百姓、管理百姓的是头人，而土司又掌管着头人。所有等级的划分都统规土司来规定，母亲在临终前说出了自己的秘密，自己曾是一个妓女，但因为成为土司的女人，一生便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在这里可以看出，个人是没有历史的，个人的命运由民族历史统一安排。土司统治与其他任何强权统治一样，首先控制物质财富，正如在文中后半部分土司们自己所说，土司并无什么事可做，土地、人民都是老土司已经规定好的，土地由奴隶来耕，按规定的时间上缴粮食，行刑人负责处置每一时代违逆土司意志的人们，人的生命在土司眼中都是下贱的骨头，但人民也甘愿接受这下贱的命运，为土司的大业献上自己的生命。拉雪巴土司的奴隶为获得罂粟种子，一次一次来到麦其土司的领地，接连被取下了四颗奴隶的人头，而奴隶们临终的愿望是希望他们的人头可以被他们的主子看到，个人的历史已被土司制的统治完全抹去，剩下的只有愚忠。
土司们为了领地、粮食、财富、女人而战，随着罂粟的收获与新式军队的建立，麦其土司成为这片土地上人们仇恨的对象，耳朵中开出的奇异花朵诅咒着麦其家的罂粟，但麦其家没有如他们所愿慢慢衰落，反而愈加强大。与此同时，麦其土司还得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当然是以杀掉他忠诚的头人和家丁队长为代价，但这并不会引起一位统治者的愧疚，只是他的仇人出现了，让麦其土司开始害怕了。
物质统治之外，更重要的自然是思想的控制，一旦人民有了思想，那么统治者的存在便没有意义了。麦其家将学问最高的翁波意西的舌头砍了两次，第一次因为他打破了原有的规矩，道出了以后不会再有土司的存在，从此成为一个不能说话的书记官；第二次因为他的话语忤逆了两位土司（现在的麦其土司和将来的麦其土司）的意愿，第二次失去了舌头，两次都是因为他说出了真相。家族史愿意承认历史，却不愿意接受变化，正如麦其家的大少爷自己说的那样，他将来也要一个书记官记载他的历史，但他绝不允许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书记官负责记录历史，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历史的代言人，土司可以允许自己辉煌的丰功伟绩被记录，但却无法容忍历史来发表与自己统治相左的意见。翁波意西失掉舌头，相当于一段沉默的民族历史，无论是历史被割掉了喉咙，还是照相技术的到来记录了土司最繁荣的一刻，种种文字都暗示着家族历史的消亡，索郎泽郎与小尔依命运的终结使他们成为民族历史的殉道者。
二、非智者开启的个人历史
书记官的出现开始记录土司制家族史的衰亡，也叩响了个人历史的大门。麦其家的二少爷是人人口中的傻子，但他究竟傻与不傻，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甚至他的亲生母亲在临终前也没有得出结论，只是说她不用再为她的傻儿子操心了。正如这位傻少爷自己所言，“他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只不过是土司制民族历史终结的见证人”。他出生在土司家族，自然有与其他上等人一样之处，这也是后来红色汉人所谓的，他身上有需要被改造的地方。从文中第一章“我”就显示出对于权力的渴望，即便别人都觉得“我”是个傻子。当受到人们的礼遇，看到自己身后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甚至有了弑父的念头。而当哥哥，这位土司王位的继承者受到百姓的追捧时，“我”的内心是充满悲哀的。
从整部作品可以看出，“我”从始至终都是具有权力的象征，有着不容他人侵犯的贵族王权。当服侍我的侍女因为我是个傻子而感到委屈时，我丝毫不可怜她，而将她赏给了我的下人，以此表示自己的愤怒。当身边的人忘了自己的身份时，我也会用目光警告他们，即使是从汉地来的特派员，也惧怕我的这种眼神。管家命令小尔依打索朗泽朗，尔依只会意思一下，但当我下达命令时，瘦弱的尔依会把索朗泽朗打倒在地，“我”虽然不像其他土司一样视人命为草芥，但也会适时捍卫自己的权力。即使是我的岳母，她虽然从来没看得起我，但我也会时不时地给她一些颜色瞧瞧。茸贡土司获得“我”的帮助之后，却不履行诺言将她的女儿许配给“我”，“我”也会釜底抽薪地让她陷入危局，不得不将塔娜送到“我”的身边。临近土司时代的末梢，土司们相聚一堂，茸贡土司三天都和她的女儿在楼上，“我”只好把她从蒙古买来的昂贵的马杀掉并赔偿她双倍的价钱，茸贡土司也得乖乖下楼，无力反抗事实上比她强大，但她又不愿承认的“我”。在这片土地，权力就是一切。“没有任何土司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发慈悲上。只有可怜的百姓，才会有如此天真的想法。”在闹饥荒的年代，外面饥民满地，我们躺在粮食里做梦，这就是土司的权力。
除了以上“我”与大多数土司一样之处，《尘埃落定》的价值在于发掘了我个人的历史与他们不同的地方。首先表现在“我”并没有将奴隶完全地视为奴隶，许多人（“我”的妻子、岳母、哥哥）嘲笑“我”身后跟着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书记官是个哑巴，管家是个瘸子，索朗泽朗是奴隶的后代，侍女是个灰头土脸的厨娘，但我毫不怀疑他们的忠诚，并且听取他们的建议。管家就曾说过，如果他跟着的是“我”的哥哥而不是“我”的话，有些话他是不敢说出口的。从小“我”就和他们结下了友谊，比如一次一起捉画眉吃，母亲一把将我从他们之中拽出来并且告诉我，“我”不是他们那样的贱骨头。“听见皮鞭落在我将来的牲口们身上时，我少年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家丁们鞭打索朗泽朗的声音，使我红肿的双眼感到了清凉。”这与其他土司将百姓视为奴隶的观念完全不同，从而显示了“我”作为“人”的情感所在，而不是冷酷无情的王者身份，即便红色汉人还没有到来之时，即便“我”还不是真正的土司，但已经希望能够赐予所有奴隶以自由人的身份。“我”将他们视为是自己得力的助手，也让他们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就连侍女卓玛最后都成为妇女们的首领，他们这些在别人眼中的奴隶，无疑对“我”以后人生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其他土司第二点不同之处在于我对待女人的态度。“我”的历史中不能不提及“我”的女人们，从“我”记事起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女人。那个下雪的早晨，卓玛的身体唤醒了沉睡在傻子脑袋里那一点点智慧。卓玛在唱歌，但“我”感觉得到那并不是为“我”而唱，“我”的内心隐隐作痛，甚至卓玛出嫁，也让我很难过。虽然随着时间的迁移，卓玛从一个衣着整洁的体面侍女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洗锅水的女人，使我对她的回忆都如风一般飞走了，但当我去边界的时候还是把她带走了。而且她也发掘出了自己的能力，成为边界上妇女们的首领，连银匠都配不上她了，为了让银匠离开卓玛，“我”还恢复了他自由人的身份。如果说“我”对卓玛做的这些仅仅全是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个女人，那么对索朗泽朗与尔依，他们虽然后来成为“我”的得力干将，但从小“我”就认定他们是“我”终身的追随。当索朗泽朗一心为“我”而死，悲伤紧紧抓住了我的心；当父亲、母亲、尔依，一个个离开“我”时，“我”更感到前所未有的痛楚。“我”与别的土司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我”对他们的感情以至于“我”和“我”的奴隶们之间没有等级分明的三六九等，作者在此处凸显的是对傻瓜少爷的人性书写。只有先肯定“人”才能发展构成一个人的历史，没有被政治强权的巨浪所淹没。
“我”深爱的女人塔娜，无论她是不是茸贡家族的女儿“我”都爱她。因为得不到她，“我”的心中一半是思念，一半是痛苦。一个人如果没有真爱过一个人，他就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在所有土司心中，女人都是他们欲望的化身，如同罂粟的白浆果在收获的季节点燃了人们骨子里的欲望。在哥哥眼中，女人和枪一样是他最爱的两件玩物；在父亲那里，女人是体现他强大权力的符号。为了得到央宗，父亲杀死了头人和头人的手下，也为麦其家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这颗种子结束了“我”的生命。当激情过后，那个可怜的女人就被父亲丢弃在了冰冷孤凉的角落。对于其他土司而言，女人是肉体的享受也因此引“毒”上身，在离开“我”的寨子之前，还要去妓院狂欢一番才肯离去。而“我”深爱的塔娜却爬上了“我”哥哥的床，作为一个丈夫“我”内心的怒火无处发泄，可“我”依旧爱她最终也选择原谅了她。但她后来又勾引其他土司，一次次的伤害将“我”对她的爱消磨殆尽。在死亡边缘的重逢，“我”依旧承认她是“我”的妻子从红色汉人手里救出了她。“我”对塔娜的爱将作者笔下主人公的人性情怀展露无遗。因为懂得爱，才能称之为人。“我”的历史才得以显出色彩，在临死的那一刻，我多么想呼喊出爱人的名字，但我却已没有了力气……虽然全书以书写土司的历史为背景，但“我”的个人历史无疑才是真正的主角，而“我”对他们的爱则是作者所增添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部民族史中，“我”是唯一顺应时代的人，也因此在别人眼中“我”像个傻子，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的未来，也自然看不懂“我”到底是傻子还是个聪明人。只有“我”和书记官看到了土司将来不复存在，并且“我”还创立了市场贸易，开创了新的历史获得了麦其家前所未有的财富。当初的饥民成为“我”的新臣民又使“我”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连汉人特派员也来投奔“我”，开银号、收税务，“我”创立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见识过的规则，时光的车轮在这片土地上似乎转动得越来越快，推动着民族历史走向终点。
为爱的人付出真心、为我的随从们痛心让“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没有思想就没有一切，而“我”正是因为有思想，有那些聪明人都没有的思想才拥有了一切。
书记官翁波意西起着承民族史与起个人史的作用，无论我和父亲哪个时代的历史都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记录。虽然作者让他不能够发声，但恰恰证明了历史的变迁不会因为个人的沉默而沉默，这一巧妙的安排凸显了个人历史爆破的声响。他作为历史发展的旁观者，更加清晰地见证了父亲和“我”的两段历史。历史究竟是什么，都出自这位智慧的书记官之口，“历史就是要告诉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历史就是从昨天知道今天和明天的学问。”当一切都尘埃落定，唯一留下的是翁波意西亲手种下的菩提树，这是这位智者、历史记录者的化身，树木不倒，历史也不会停止。
三、不可靠叙述者带来的论据不足
同其他家族史相比，“阿来经由《尘埃落定》倾泻出的历史怀旧情绪不再是对苦难记忆的快感玩味，而是以将历史处理成浪漫抒情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迷恋”{3}。没有像其他新历史小说一样将历史处理为一系列暴力事件，个人总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历史暴行中的牺牲品。因此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对个人历史的讲述，将大历史与小视点结合得恰到好处，“相对于‘十七年’历史小说中的‘完整’人物《尘埃落定》继承了新历史小说‘分裂’处理人物的方法，其中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都体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4}。国家与个人话语的抵牾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此书中，个人历史也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我”死了，个人历史的辉煌便也结束了，“我”的命竟被作者草草处理为不是革命而是旧时代的世仇来结束的，“革命到来只是一个背景，这个背景上演的还是旧时代的世仇”{5}，不禁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家族历史的复辟。土司时代已经结束，我也从未真正成为一名土司，但我还是被土司制民族史教化下的人杀死了，这不是暗示着野蛮历史的成功逆袭吗？
况且“我”成功的不合理因素或者说巧合因素太过强大，大大超出个人能力的范围。在书中“我”作为一个傻子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小说家运用不可靠叙述者的目的，正像戴维·洛奇揭示的那样，‘是想以某种诙谐的方式展现表相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揭露人类是如何歪曲或掩瞒事实的’。事实上，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并不容易，因为，运用不可靠叙述者是一种很有难度的修辞技巧：小说家巧妙地利用不可靠叙述者传达出来的信息，最终要像利用可靠叙述者传达出的信息一样妥当、可靠”{6}。“我”不止一次地寓言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使得父亲对我惊叹至极，甚至认为我是神仙。边界的繁荣是由我来谱写不假，但使哥哥没有成为土司的关键因素是因为仇人的暗杀，局势才有利于我，使我的强大不受限制。而这一切都只能说是幸运使然，运气对我的命运发挥巨大的作用，作者在书中自己写道，“我”的好运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白白送了茸贡土司的粮食，不仅让“我”娶到了美丽的塔娜，还卖掉了粮食获得了一大笔财富，甚至不得不将没有舌头的人再次说话也归结于“我”带来的幸运而成为奇迹。在“我”个人的历史篇章中，幸运的安排无疑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就连有颜色的汉人到来之时，别的土司都在反抗或投降，“我”却被稀里糊涂地活捉了。靠运气构建起来的个人历史来对抗历史悠久的家族历史，显然太过于单薄并且没有说服力，成为此文的软肋。
“十七年”文学政治主导着历史；新历史主义小说，历史成为暴力以压倒个人命运。而以阿来的《尘埃落定》为代表的后新历史主义小说终于扶起了“人”，将历史处理成为诗化的修辞。同样是在书写历史，但主角却不同。历史是由“人”构成，关注“人”并且能够保持文学的纯粹是《尘埃落定》的努力与成功，但缺乏强有力的论据导致论证的不尽人意，使作者并没有为历史的进程找到足够强大的推动力。
① 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②{3} 路文彬：《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63页，第384页。
{4} 王卫：《论<尘埃落定>的反史诗意识》，《商洛学院学报》第25卷第1期。
{5} 陈晓明、陈欣瑶：《历史的衰败与虚化的叙事——阿来的<尘埃落定>及其小说艺术》，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1》，2014年版。
{6} 李建军：《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评<尘埃落定>》，
《南方文坛》2003年第2期。
关键词：家族历史 个人历史 《尘埃落定》
历史就是历史，想像就是想像，这一点在阿来的《尘埃落定》{1}中得到了体现。这是第一部介绍土司的著作，土司的历史是真实存在的，但书中的麦其家族又是由作者想像而衍生的。“傻子”主人公是作者阿来的独特创造，若让一个正常人来讲述这段历史，个人历史无疑是很难战胜民族历史的，作者选择了这位“非智者”，用一种不同常人的口吻讲述历史的严肃性与戏谑化，造成一种陌生化效果。历史是毋庸置疑又难以改变的，但这样一个“非智者”却在一点点改变着民族历史的轨迹，擦亮个人历史的镜子。“后新历史主义小说就是通过回到古典的浪漫主义诗学的方式，履行着对于历史意义的寻求，并借此找回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所废弃的‘人’。通过对‘人’的树立来承当起自己所欲弘扬的历史。”{2}
一、家族历史的终结
在阿来《尘埃落定》中家族历史是可以视为土司历史的，在土司制度的统治下，权力在说话，是没有个人历史而言的。人民被层层区分，家奴、科巴、百姓、管理百姓的是头人，而土司又掌管着头人。所有等级的划分都统规土司来规定，母亲在临终前说出了自己的秘密，自己曾是一个妓女，但因为成为土司的女人，一生便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在这里可以看出，个人是没有历史的，个人的命运由民族历史统一安排。土司统治与其他任何强权统治一样，首先控制物质财富，正如在文中后半部分土司们自己所说，土司并无什么事可做，土地、人民都是老土司已经规定好的，土地由奴隶来耕，按规定的时间上缴粮食，行刑人负责处置每一时代违逆土司意志的人们，人的生命在土司眼中都是下贱的骨头，但人民也甘愿接受这下贱的命运，为土司的大业献上自己的生命。拉雪巴土司的奴隶为获得罂粟种子，一次一次来到麦其土司的领地，接连被取下了四颗奴隶的人头，而奴隶们临终的愿望是希望他们的人头可以被他们的主子看到，个人的历史已被土司制的统治完全抹去，剩下的只有愚忠。
土司们为了领地、粮食、财富、女人而战，随着罂粟的收获与新式军队的建立，麦其土司成为这片土地上人们仇恨的对象，耳朵中开出的奇异花朵诅咒着麦其家的罂粟，但麦其家没有如他们所愿慢慢衰落，反而愈加强大。与此同时，麦其土司还得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当然是以杀掉他忠诚的头人和家丁队长为代价，但这并不会引起一位统治者的愧疚，只是他的仇人出现了，让麦其土司开始害怕了。
物质统治之外，更重要的自然是思想的控制，一旦人民有了思想，那么统治者的存在便没有意义了。麦其家将学问最高的翁波意西的舌头砍了两次，第一次因为他打破了原有的规矩，道出了以后不会再有土司的存在，从此成为一个不能说话的书记官；第二次因为他的话语忤逆了两位土司（现在的麦其土司和将来的麦其土司）的意愿，第二次失去了舌头，两次都是因为他说出了真相。家族史愿意承认历史，却不愿意接受变化，正如麦其家的大少爷自己说的那样，他将来也要一个书记官记载他的历史，但他绝不允许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书记官负责记录历史，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历史的代言人，土司可以允许自己辉煌的丰功伟绩被记录，但却无法容忍历史来发表与自己统治相左的意见。翁波意西失掉舌头，相当于一段沉默的民族历史，无论是历史被割掉了喉咙，还是照相技术的到来记录了土司最繁荣的一刻，种种文字都暗示着家族历史的消亡，索郎泽郎与小尔依命运的终结使他们成为民族历史的殉道者。
二、非智者开启的个人历史
书记官的出现开始记录土司制家族史的衰亡，也叩响了个人历史的大门。麦其家的二少爷是人人口中的傻子，但他究竟傻与不傻，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甚至他的亲生母亲在临终前也没有得出结论，只是说她不用再为她的傻儿子操心了。正如这位傻少爷自己所言，“他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只不过是土司制民族历史终结的见证人”。他出生在土司家族，自然有与其他上等人一样之处，这也是后来红色汉人所谓的，他身上有需要被改造的地方。从文中第一章“我”就显示出对于权力的渴望，即便别人都觉得“我”是个傻子。当受到人们的礼遇，看到自己身后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甚至有了弑父的念头。而当哥哥，这位土司王位的继承者受到百姓的追捧时，“我”的内心是充满悲哀的。
从整部作品可以看出，“我”从始至终都是具有权力的象征，有着不容他人侵犯的贵族王权。当服侍我的侍女因为我是个傻子而感到委屈时，我丝毫不可怜她，而将她赏给了我的下人，以此表示自己的愤怒。当身边的人忘了自己的身份时，我也会用目光警告他们，即使是从汉地来的特派员，也惧怕我的这种眼神。管家命令小尔依打索朗泽朗，尔依只会意思一下，但当我下达命令时，瘦弱的尔依会把索朗泽朗打倒在地，“我”虽然不像其他土司一样视人命为草芥，但也会适时捍卫自己的权力。即使是我的岳母，她虽然从来没看得起我，但我也会时不时地给她一些颜色瞧瞧。茸贡土司获得“我”的帮助之后，却不履行诺言将她的女儿许配给“我”，“我”也会釜底抽薪地让她陷入危局，不得不将塔娜送到“我”的身边。临近土司时代的末梢，土司们相聚一堂，茸贡土司三天都和她的女儿在楼上，“我”只好把她从蒙古买来的昂贵的马杀掉并赔偿她双倍的价钱，茸贡土司也得乖乖下楼，无力反抗事实上比她强大，但她又不愿承认的“我”。在这片土地，权力就是一切。“没有任何土司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发慈悲上。只有可怜的百姓，才会有如此天真的想法。”在闹饥荒的年代，外面饥民满地，我们躺在粮食里做梦，这就是土司的权力。
除了以上“我”与大多数土司一样之处，《尘埃落定》的价值在于发掘了我个人的历史与他们不同的地方。首先表现在“我”并没有将奴隶完全地视为奴隶，许多人（“我”的妻子、岳母、哥哥）嘲笑“我”身后跟着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书记官是个哑巴，管家是个瘸子，索朗泽朗是奴隶的后代，侍女是个灰头土脸的厨娘，但我毫不怀疑他们的忠诚，并且听取他们的建议。管家就曾说过，如果他跟着的是“我”的哥哥而不是“我”的话，有些话他是不敢说出口的。从小“我”就和他们结下了友谊，比如一次一起捉画眉吃，母亲一把将我从他们之中拽出来并且告诉我，“我”不是他们那样的贱骨头。“听见皮鞭落在我将来的牲口们身上时，我少年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家丁们鞭打索朗泽朗的声音，使我红肿的双眼感到了清凉。”这与其他土司将百姓视为奴隶的观念完全不同，从而显示了“我”作为“人”的情感所在，而不是冷酷无情的王者身份，即便红色汉人还没有到来之时，即便“我”还不是真正的土司，但已经希望能够赐予所有奴隶以自由人的身份。“我”将他们视为是自己得力的助手，也让他们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就连侍女卓玛最后都成为妇女们的首领，他们这些在别人眼中的奴隶，无疑对“我”以后人生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其他土司第二点不同之处在于我对待女人的态度。“我”的历史中不能不提及“我”的女人们，从“我”记事起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女人。那个下雪的早晨，卓玛的身体唤醒了沉睡在傻子脑袋里那一点点智慧。卓玛在唱歌，但“我”感觉得到那并不是为“我”而唱，“我”的内心隐隐作痛，甚至卓玛出嫁，也让我很难过。虽然随着时间的迁移，卓玛从一个衣着整洁的体面侍女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洗锅水的女人，使我对她的回忆都如风一般飞走了，但当我去边界的时候还是把她带走了。而且她也发掘出了自己的能力，成为边界上妇女们的首领，连银匠都配不上她了，为了让银匠离开卓玛，“我”还恢复了他自由人的身份。如果说“我”对卓玛做的这些仅仅全是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个女人，那么对索朗泽朗与尔依，他们虽然后来成为“我”的得力干将，但从小“我”就认定他们是“我”终身的追随。当索朗泽朗一心为“我”而死，悲伤紧紧抓住了我的心；当父亲、母亲、尔依，一个个离开“我”时，“我”更感到前所未有的痛楚。“我”与别的土司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我”对他们的感情以至于“我”和“我”的奴隶们之间没有等级分明的三六九等，作者在此处凸显的是对傻瓜少爷的人性书写。只有先肯定“人”才能发展构成一个人的历史，没有被政治强权的巨浪所淹没。
“我”深爱的女人塔娜，无论她是不是茸贡家族的女儿“我”都爱她。因为得不到她，“我”的心中一半是思念，一半是痛苦。一个人如果没有真爱过一个人，他就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在所有土司心中，女人都是他们欲望的化身，如同罂粟的白浆果在收获的季节点燃了人们骨子里的欲望。在哥哥眼中，女人和枪一样是他最爱的两件玩物；在父亲那里，女人是体现他强大权力的符号。为了得到央宗，父亲杀死了头人和头人的手下，也为麦其家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这颗种子结束了“我”的生命。当激情过后，那个可怜的女人就被父亲丢弃在了冰冷孤凉的角落。对于其他土司而言，女人是肉体的享受也因此引“毒”上身，在离开“我”的寨子之前，还要去妓院狂欢一番才肯离去。而“我”深爱的塔娜却爬上了“我”哥哥的床，作为一个丈夫“我”内心的怒火无处发泄，可“我”依旧爱她最终也选择原谅了她。但她后来又勾引其他土司，一次次的伤害将“我”对她的爱消磨殆尽。在死亡边缘的重逢，“我”依旧承认她是“我”的妻子从红色汉人手里救出了她。“我”对塔娜的爱将作者笔下主人公的人性情怀展露无遗。因为懂得爱，才能称之为人。“我”的历史才得以显出色彩，在临死的那一刻，我多么想呼喊出爱人的名字，但我却已没有了力气……虽然全书以书写土司的历史为背景，但“我”的个人历史无疑才是真正的主角，而“我”对他们的爱则是作者所增添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部民族史中，“我”是唯一顺应时代的人，也因此在别人眼中“我”像个傻子，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的未来，也自然看不懂“我”到底是傻子还是个聪明人。只有“我”和书记官看到了土司将来不复存在，并且“我”还创立了市场贸易，开创了新的历史获得了麦其家前所未有的财富。当初的饥民成为“我”的新臣民又使“我”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连汉人特派员也来投奔“我”，开银号、收税务，“我”创立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见识过的规则，时光的车轮在这片土地上似乎转动得越来越快，推动着民族历史走向终点。
为爱的人付出真心、为我的随从们痛心让“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没有思想就没有一切，而“我”正是因为有思想，有那些聪明人都没有的思想才拥有了一切。
书记官翁波意西起着承民族史与起个人史的作用，无论我和父亲哪个时代的历史都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记录。虽然作者让他不能够发声，但恰恰证明了历史的变迁不会因为个人的沉默而沉默，这一巧妙的安排凸显了个人历史爆破的声响。他作为历史发展的旁观者，更加清晰地见证了父亲和“我”的两段历史。历史究竟是什么，都出自这位智慧的书记官之口，“历史就是要告诉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历史就是从昨天知道今天和明天的学问。”当一切都尘埃落定，唯一留下的是翁波意西亲手种下的菩提树，这是这位智者、历史记录者的化身，树木不倒，历史也不会停止。
三、不可靠叙述者带来的论据不足
同其他家族史相比，“阿来经由《尘埃落定》倾泻出的历史怀旧情绪不再是对苦难记忆的快感玩味，而是以将历史处理成浪漫抒情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迷恋”{3}。没有像其他新历史小说一样将历史处理为一系列暴力事件，个人总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历史暴行中的牺牲品。因此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对个人历史的讲述，将大历史与小视点结合得恰到好处，“相对于‘十七年’历史小说中的‘完整’人物《尘埃落定》继承了新历史小说‘分裂’处理人物的方法，其中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都体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4}。国家与个人话语的抵牾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此书中，个人历史也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我”死了，个人历史的辉煌便也结束了，“我”的命竟被作者草草处理为不是革命而是旧时代的世仇来结束的，“革命到来只是一个背景，这个背景上演的还是旧时代的世仇”{5}，不禁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家族历史的复辟。土司时代已经结束，我也从未真正成为一名土司，但我还是被土司制民族史教化下的人杀死了，这不是暗示着野蛮历史的成功逆袭吗？
况且“我”成功的不合理因素或者说巧合因素太过强大，大大超出个人能力的范围。在书中“我”作为一个傻子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小说家运用不可靠叙述者的目的，正像戴维·洛奇揭示的那样，‘是想以某种诙谐的方式展现表相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揭露人类是如何歪曲或掩瞒事实的’。事实上，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并不容易，因为，运用不可靠叙述者是一种很有难度的修辞技巧：小说家巧妙地利用不可靠叙述者传达出来的信息，最终要像利用可靠叙述者传达出的信息一样妥当、可靠”{6}。“我”不止一次地寓言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使得父亲对我惊叹至极，甚至认为我是神仙。边界的繁荣是由我来谱写不假，但使哥哥没有成为土司的关键因素是因为仇人的暗杀，局势才有利于我，使我的强大不受限制。而这一切都只能说是幸运使然，运气对我的命运发挥巨大的作用，作者在书中自己写道，“我”的好运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白白送了茸贡土司的粮食，不仅让“我”娶到了美丽的塔娜，还卖掉了粮食获得了一大笔财富，甚至不得不将没有舌头的人再次说话也归结于“我”带来的幸运而成为奇迹。在“我”个人的历史篇章中，幸运的安排无疑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就连有颜色的汉人到来之时，别的土司都在反抗或投降，“我”却被稀里糊涂地活捉了。靠运气构建起来的个人历史来对抗历史悠久的家族历史，显然太过于单薄并且没有说服力，成为此文的软肋。
“十七年”文学政治主导着历史；新历史主义小说，历史成为暴力以压倒个人命运。而以阿来的《尘埃落定》为代表的后新历史主义小说终于扶起了“人”，将历史处理成为诗化的修辞。同样是在书写历史，但主角却不同。历史是由“人”构成，关注“人”并且能够保持文学的纯粹是《尘埃落定》的努力与成功，但缺乏强有力的论据导致论证的不尽人意，使作者并没有为历史的进程找到足够强大的推动力。
① 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②{3} 路文彬：《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63页，第384页。
{4} 王卫：《论<尘埃落定>的反史诗意识》，《商洛学院学报》第25卷第1期。
{5} 陈晓明、陈欣瑶：《历史的衰败与虚化的叙事——阿来的<尘埃落定>及其小说艺术》，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1》，2014年版。
{6} 李建军：《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评<尘埃落定>》，
《南方文坛》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