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三螺旋作为一种创新的战略模式，主要用于研究政府、大学和产业三者之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讲求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和谐发展模式。中国现行体制下从政府、产业、大学三方面看，产业结构和学校发展模式的差异等是造成我国“用工荒”和“就业难”矛盾的主要原因，三部门之间应不断提高自身的创造力，更多发挥自身的特性，以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用工荒；就业难；三螺旋模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8-0083-05
一、引论
中国近年来存在的“用工荒”和“就业难”矛盾，究其根本，学术界已有许多解释。如杨亚军认为，“用工荒”
是职业教育“短板”的集中表现。他主要从教育的角度出发考虑，认为“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不是坏事，能够促使中国改革教育体制，使中国教育体制更加合理；袁霓认为之所以造成现阶段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并存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就业结构矛盾、城市内部存在新二元结构和产业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压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农民工供求的结构性短缺等四方面内在原因。本文认为，造成“用工荒”和“就业难”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教育体制和中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缺口，不能很好的对接。这可以用三螺旋理论来说明。三螺旋理论作为一种创新的发展模式，认为政府、大学、产业之间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三螺旋关系，三者之间有各自的使命，同时彼此之间又存在相互的转化关系，即存在一定的交集，而这些交集则是起到一个孵化器的作用来调节政府、大学和产业之间的矛盾使其能够更具效率，同时该理论认为大学应该作为三螺旋中的核心螺旋发挥一个主导作用。而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这对矛盾的根本在于中国大学仍是一种象牙塔式的研究型大学而没有很好地过渡为创业型大学，大学与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造成大学和产业间的脱节，同时由于大学和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使得大学生在向产业工人和高科技人才的转变过程中缺少一个平稳的过渡，这往往使企业在接收了经过大学转化而来的人力资本以后不得不花费一定的时间和资金进行培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社会效率。笔者旨在通过对政府、大学、企业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三螺旋关系的阐述，来解释中国现阶段“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二、理想的三螺旋模式下政府、大学、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认为政府、大学、产业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随着这种关系的不断加深，大学的主导地位将被体现出来，最终引导政府、产业，但是这种主导关系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三者之间互相转化，例如在动乱时期政府的主导地位就会显现，而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时期，产业的主导地位会更加明显。埃茨科威兹认为，政府、大学、产业三者将通过部门间的某种吸引力或通过一些外力不断地靠近最终将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政府、大学、产业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交集，即图中用箭头标示出的孵化区，同时三者之间又有各自独立的区域，这些独立的区域是三者各自的使命。三螺旋模式是一种政府、大学、产业三者之间互相促进的模式，而正是孵化区将这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其能够互相促进。孵化区位于三螺旋的中心，是将三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同时是三部门职能互相转化的一个缓冲区，正是由于这个缓冲区的存在使得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得以不同程度地降低，使得社会更具效率。
三、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大学、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的政府、大学和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大学和产业是其下属部分，这种模式和前苏联、法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一样属于国家干预主义。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大学和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图2中，中国政府、大学和产业三者之间是一个在政府主导下的大学和产业相互脱离的关系。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倾斜，以及来自国外金融危机的压力，中国大学和产业部门已经开始彼此寻求合作，不断向对方靠拢，但是力度却远远不够。据在北京、陕西、江苏等地的调查了解，目前中国的科研成果存在着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两低局面，2010年两会期间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转化率的差距甚远。转化率低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政府主导下，很多大学的相关专业属于政府主导的相对型研究，如航空航天等专业，这些大学的相关专业主要依靠承接国家项目，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作贡献。但是成果转化率低更主要的方面是中国大学并没有完全脱离研究型大学的象牙塔模式，所进行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适用性因素，同时也是由于中国在政府主导体制下大学和产业之间缺少某种必要的融合机制或者说这种机制很不到位，如风险投资行业。
我们看到，在理想的三螺旋模式下，可以把大学和产业两个部门看作是一个隆起状的立体锥形而不是一个平面圆，大学和产业内部都是有层次划分的。处于大学部门顶层的是一些高科技的研发学科，而处于底层的应该是一些技术应用型学科，这样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般有层次感的立体，越往顶层所蕴含的知识水平越高。同时，产业部门也应该是这样一种模式，处于顶层的是一些研发部门或者高新技术产业，而处于底层的则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而在中国典型的国家干预模式下政府的作用则更多地在于协调产业和大学之间的关系、促进产业和大学的融合，同时还在于协调产业内部结构关系和大学的层次关系问题。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是螺旋的主轴，是整个三螺旋的推动力，对产业和大学既有一定的约束，同时也有一定的引导。
四、从政府、大学、产业三方面看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
“用工荒”和“就业难”矛盾问题是由政府、大学、产业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产生的。由于中国属于国家干预主义体制，因此在三部门之间政府处于主导地位。
首先，政府主导下中国产业部门的建设是造成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这一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政府的主导下，长期以来中国产业部门呈现出一种缺少首尾两端的格局。这种格局主要表现为中国产业部门的研发和销售部门相对缺失，只有中间的生产环节，产业布局以外向型出口加工业为主，只充当了全球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生产部门，只是起到一个世界工厂的作用。这种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急需一个增长极来带动的情况下是合适的，因为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相比国外也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建设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产业体系来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且较难实现，而这种缺少首尾两端的格局恰恰将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和技术的研发、销售部门舍去，只留下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中间制造环节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经济振兴的。而同时中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急需安置，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外向型企业恰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也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缺少首尾两端的产业格局已经逐渐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阻力。在这种产业结构下，中国产业部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同时利润率却是很低的，只有生产环节中产生的劳动报酬而缺少了最重要的研发和销售所带来的利润。同时在这种产业结构下，中国国内经济很容易受到国外的制约。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随着国外需求的减少，出口环境恶化，出口企业的订单减少，此时缺乏必要的研发部门的企业不可能通过创新新产品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改变自身的困境；而缺少了销售部门使得这些企业不能很好地在世界市场上寻求新的出口途径或在国内市场上找到新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外向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能够维持生计的企业也不得不通过裁员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这就使得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失业。而外来务工人员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失业之后不能滞留当地，只能各自返乡或另寻出路，这样在经济再次复苏的时候企业又不能很快地招募到自己所需数量的劳动力，这就造成了用工单位和劳动力之间的一个时间差，影响了社会效率，在短期内造成了“用工荒”和“就业难”矛盾。
其次，在政府主导下中国大学的建设格局同样也是造成“用工荒”和“就业难”这一矛盾的又一主要原因。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着重两头、轻中间的结构问题。现阶段中国政府在教育事业的投入方面明显地存在重视初级教育和本科以上高级教育，而忽视一些职业技术类教育的发展。同时正是由于国家政策的这种偏重使得职业技术类学校在社会上公信力不足，学生不愿意去这类学校就读，企业不愿意来这类学校招聘。中国政府2008年在各类院校建设方面的投入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中等专业类院校在国家教育经费、社会捐赠和学校事业收入等多个方面与高等院校和普通中学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甚至在学校事业收入方面比不上普通中学，这说明中国的中等职业类教育发展水平相当落后。造成这一现状的关键原因是政府的投入不足。由于政府的投入不足使得中国职业技术类院校在学校硬件建设、学校管理、生源以及师资等多个方面存在问题，阻碍了这类院校的健康发展。政府投入不足使得这类院校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进行学校硬件的升级，而硬件落后和资金不足又使得学校难以吸收较好的师资力量，同时也不能吸纳较为专业的管理人才来对学校和学生进行管理，没有较好的硬件设施和一个有竞争力的软环境使得这些学校在社会上公信力不足，人们对这类学校普遍缺乏信心，这又导致了这些学校生源不足，即学生不愿意来这类学校就读，而生源不足则使得职业技术类院校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学校事业收入较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这类学校很难在社会上具有竞争力，不能培养出企业所需要的职业技术人才，不能和企业部门很好的对接。
最后，产业结构和学校发展模式的差异是造成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的直接原因。中国产业是一个两头尖而中间宽的产业布局，即研发和销售部门相对缺失，生产部门较为庞大，这种产业布局需要的高端人才较少，所需的职业技术类人才较多。而中国的大学部门则是一种两头宽中间窄的布局，这样的结构布局培养出来的有竞争力的职业技术型人才较少，企业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企业在招募到劳工以后还要花费一定的资金和时间进行上岗培训，造成了企业成本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高等院校所培养出来的大量毕业生由于供需关系的原因也不能得到充分就业，这就造成了中国教育投入的浪费。
之所以中国现阶段出现“用工荒”和“就业难”这一对矛盾，主要是因为政府、大学和产业三者之间缺乏一定的沟通，大学部门所提供的人力资本并不是产业部门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二者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缺少一个交集，而如何促成这个交集是解决中国现阶段“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的关键。
五、从三螺旋的角度探索中国走出“用工荒”、“就业难”困境的出路
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矛盾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之间不能很好的对接，使得大学部门所生产的人力资本和产业部门所需求的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进行两步走：
第一步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加强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的协作。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要走出“用工荒”和“就业难”困境，政府要引导产业和大学之间相互协作，促进二者之间双螺旋的形成。中国属于典型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这一政治模式下，无论是产业部门还是大学部门都和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府的干预和约束下进行各自的活动，而大学和产业两部门之间却缺乏必要的联系。就中国现阶段产业布局和大学发展的状况而言，想要促进二者之间形成一个理想的双螺旋结构，政府就应该在二者之间起到一个协调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职业技术类院校投入力度，规范这类院校的经营管理模式来促进职业技术型院校向产业靠拢。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在城市形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由于刚从农民转化而来，缺少能够适应城市制造业和工矿业建设所必须的职业技能，因此他们需要一个过渡性的培训，这就要求社会上存在这样一个机构来进行基础的职业技能培训，从而来实现这部分劳动力从农民向城市工人的过渡。职业技术类院校主要以教授相应的职业技术为主，有着学习周期短、教学目标明确、所需知识基础较低等优势，因此，这类院校是农民向城市工人过渡的最佳选择。通过政府投入的增加和对这类学校管理机制的规范，可以提升这类院校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促进这些院校的健康发展，但是仅依靠政府的投入和管理是不够的，在这一阶段，产业部门尤其是具有相对实力的大企业应该主动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适当地支援职业技术类院校的建设，和一些与自己所处领域相关的职业技术类学校进行合作，甚至可以兴建自己专有的职业技术类院校，对员工进行一个集中高效的上岗培训，这样既可以降低企业自身成本又能提高企业的效率，同时还能减轻政府压力，对三部门来说都是有利的。这样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初步的低层次的联系。而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之间高层次的联系则要依靠政府引导产业部门本身完善产业结构，同时鼓励引导一些可以在知识和产品之间作为桥梁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建立。中国现阶段大学生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中国教育水平的问题，而是由于中国企业并没有形成一个研、产、销的整体，缺少了研发和销售部门的企业对高学历人才的吸纳明显有限，这就使得中国人力资本市场上竞争过分激烈，而过分激烈的竞争使得一些歧视政策的出现，如对学校的歧视，对年龄的歧视，以及对一些无关紧要证书的歧视等，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多方面因素使得企业高薪招募而来的高学历人才可能达不到他们的要求，这样就在人才市场上造成一种中国教育水平低下的假象。政府引导企业完善自身结构能够更多地吸纳高学历人才，从而缓解人才市场上这种过分竞争，而政府鼓励和引导风险投资公司的建立则有助于在大学和产业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实现大学自主创业和知识产权的转化。大学部门在这一阶段也要主动寻求与产业部门的协作，有实力的大学甚至可以通过建立一些校办企业，直接参与产业部门内部竞争；相对实力较弱的大学则可以通过风险投资公司来引进所需资金和较为科学的管理模式来转化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而和产业部门进行协作。总体而言，第一步主要是政府引导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补齐各自缺失的部分，而大学和产业两部门间在政府的引导和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寻求合作，进而形成一个坚固的双螺旋结构。
第二步是政府逐步放松对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的管制，赋予两个部门相对的独立性，逐步形成三部门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政府的过度干预使社会各部门缺少必要的创新，从长远来讲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大学部门还是产业部门，单靠政府的投入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发展。大学作为新思维的发源地不能仅担负传授知识的责任，更应该担负起社会创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应当逐渐从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变。创业型大学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特征，即：知识资本化（主要是大学中的新思想、新发明和社会不断接触）；相互依存性（即摆脱研究型大学的象牙塔模式，和政府、企业不断接触）；相互独立性（即大学发展的自由，保持大学本身特性）；混合独立性（即大学为了和社会不断接触，需要生成一些混成组织形式，如研究中心、孵化器、科技园等）；自我反应性（即大学内部是一个持续发展更新的过程）。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学的组织形式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目标却基本相同，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增加对大学研究及其他活动的经济回报。美国创业型大学建设是作为研究的自然延伸。在美国，教授在大学里只拿有教学部分的工资，而研究所需的经费则要通过教授自己筹集，这就要求教授较多地参与到社会服务中去；而在欧洲，教授在大学中所担任的主要是培养和引导大学生创业的工作；在瑞典，大学几乎全部归政府所有，教授在大学任职不被允许参与企业活动，但是最近这种制度也在转变。欧美发达国家不管是怎样的一个教育模式，其对教授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学校作为知识产权受益者地位的肯定都是相同的，这些国家一般都有相应的法律来规定知识产权的转化细则，如美国的贝耶—多尔法案规定知识产权所得利益分配为发明人、研究部门和大学各占三分之一。瑞典也有教授占有三分之一的规定。中国大学一部分属于国家教育部，一部分属于地方政府，还有一部分属于民办，这种体制介于美国和瑞典之间，同时中国国立大学的管理模式有接近欧洲国家的管理模式，即大学教授的定位是培养学生创业，而中国现行体制下对大学的约束较多，不利于大学本身特性的发展，因此现阶段中国政府要适当地放松对大学部门的管制，而不是增加对大学的投入，促进大学自身的发展，而降低对大学的扶持。这一阶段中国产业部门应该在完善自身结构的同时不断地走出国门，建立起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从产品的设计，原料的采集加工，到最后的销售应该形成一个整体，同时应该主动寻求和国外大企业的合作，整合自身资源，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政府在这一阶段要做的主要是对产业和大学两个部门放松管制的同时起好鼓励和引导作用，做好长期的规划工作。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政府应该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完成从扶持到支持的转变，而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创造力，更多地发挥自己的特性，逐步促进政府、大学和产业三部门的协作。
参考文献：
［1］亨利·埃茨科威兹.三螺旋［M］.周春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Frenken K. Innovation. Evolution and Complexity Theory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5.
［3］亨利·埃茨科威兹，周春彦.双三螺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4］劳埃特·雷德斯多夫，马丁·迈耶尔.三螺旋模式与知识经济［J］.周春彦,译.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5］刘建华，姜照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评价及其三螺旋解释［J］.河南社会科学，2007，（6）.
［6］邹波，于渤.试论三螺旋创新模式［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5）.
［7］邓瑶.农业公共服务的三螺旋模型——政府、产业与农民合作社互动关系分析［J］.农村经济，2010，（4）.
［8］马永斌，王孙禺.浅谈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5）.
［9］杨亚军.“用工荒”是职业教育 “短板”的集中反映［Ｊ］.人才资源开发，2011，（３）.
［10］袁霓.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经济学分析［J］.改革与战略，2011，（１）.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
关键词：用工荒；就业难；三螺旋模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8-0083-05
一、引论
中国近年来存在的“用工荒”和“就业难”矛盾，究其根本，学术界已有许多解释。如杨亚军认为，“用工荒”
是职业教育“短板”的集中表现。他主要从教育的角度出发考虑，认为“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不是坏事，能够促使中国改革教育体制，使中国教育体制更加合理；袁霓认为之所以造成现阶段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并存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就业结构矛盾、城市内部存在新二元结构和产业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压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农民工供求的结构性短缺等四方面内在原因。本文认为，造成“用工荒”和“就业难”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教育体制和中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缺口，不能很好的对接。这可以用三螺旋理论来说明。三螺旋理论作为一种创新的发展模式，认为政府、大学、产业之间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三螺旋关系，三者之间有各自的使命，同时彼此之间又存在相互的转化关系，即存在一定的交集，而这些交集则是起到一个孵化器的作用来调节政府、大学和产业之间的矛盾使其能够更具效率，同时该理论认为大学应该作为三螺旋中的核心螺旋发挥一个主导作用。而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这对矛盾的根本在于中国大学仍是一种象牙塔式的研究型大学而没有很好地过渡为创业型大学，大学与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造成大学和产业间的脱节，同时由于大学和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使得大学生在向产业工人和高科技人才的转变过程中缺少一个平稳的过渡，这往往使企业在接收了经过大学转化而来的人力资本以后不得不花费一定的时间和资金进行培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社会效率。笔者旨在通过对政府、大学、企业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三螺旋关系的阐述，来解释中国现阶段“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二、理想的三螺旋模式下政府、大学、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认为政府、大学、产业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随着这种关系的不断加深，大学的主导地位将被体现出来，最终引导政府、产业，但是这种主导关系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三者之间互相转化，例如在动乱时期政府的主导地位就会显现，而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时期，产业的主导地位会更加明显。埃茨科威兹认为，政府、大学、产业三者将通过部门间的某种吸引力或通过一些外力不断地靠近最终将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政府、大学、产业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交集，即图中用箭头标示出的孵化区，同时三者之间又有各自独立的区域，这些独立的区域是三者各自的使命。三螺旋模式是一种政府、大学、产业三者之间互相促进的模式，而正是孵化区将这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其能够互相促进。孵化区位于三螺旋的中心，是将三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同时是三部门职能互相转化的一个缓冲区，正是由于这个缓冲区的存在使得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得以不同程度地降低，使得社会更具效率。
三、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大学、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的政府、大学和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大学和产业是其下属部分，这种模式和前苏联、法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一样属于国家干预主义。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大学和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图2中，中国政府、大学和产业三者之间是一个在政府主导下的大学和产业相互脱离的关系。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倾斜，以及来自国外金融危机的压力，中国大学和产业部门已经开始彼此寻求合作，不断向对方靠拢，但是力度却远远不够。据在北京、陕西、江苏等地的调查了解，目前中国的科研成果存在着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两低局面，2010年两会期间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转化率的差距甚远。转化率低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政府主导下，很多大学的相关专业属于政府主导的相对型研究，如航空航天等专业，这些大学的相关专业主要依靠承接国家项目，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作贡献。但是成果转化率低更主要的方面是中国大学并没有完全脱离研究型大学的象牙塔模式，所进行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适用性因素，同时也是由于中国在政府主导体制下大学和产业之间缺少某种必要的融合机制或者说这种机制很不到位，如风险投资行业。
我们看到，在理想的三螺旋模式下，可以把大学和产业两个部门看作是一个隆起状的立体锥形而不是一个平面圆，大学和产业内部都是有层次划分的。处于大学部门顶层的是一些高科技的研发学科，而处于底层的应该是一些技术应用型学科，这样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般有层次感的立体，越往顶层所蕴含的知识水平越高。同时，产业部门也应该是这样一种模式，处于顶层的是一些研发部门或者高新技术产业，而处于底层的则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而在中国典型的国家干预模式下政府的作用则更多地在于协调产业和大学之间的关系、促进产业和大学的融合，同时还在于协调产业内部结构关系和大学的层次关系问题。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是螺旋的主轴，是整个三螺旋的推动力，对产业和大学既有一定的约束，同时也有一定的引导。
四、从政府、大学、产业三方面看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
“用工荒”和“就业难”矛盾问题是由政府、大学、产业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产生的。由于中国属于国家干预主义体制，因此在三部门之间政府处于主导地位。
首先，政府主导下中国产业部门的建设是造成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这一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政府的主导下，长期以来中国产业部门呈现出一种缺少首尾两端的格局。这种格局主要表现为中国产业部门的研发和销售部门相对缺失，只有中间的生产环节，产业布局以外向型出口加工业为主，只充当了全球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生产部门，只是起到一个世界工厂的作用。这种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急需一个增长极来带动的情况下是合适的，因为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相比国外也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建设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产业体系来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且较难实现，而这种缺少首尾两端的格局恰恰将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和技术的研发、销售部门舍去，只留下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中间制造环节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经济振兴的。而同时中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急需安置，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外向型企业恰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也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缺少首尾两端的产业格局已经逐渐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阻力。在这种产业结构下，中国产业部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同时利润率却是很低的，只有生产环节中产生的劳动报酬而缺少了最重要的研发和销售所带来的利润。同时在这种产业结构下，中国国内经济很容易受到国外的制约。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随着国外需求的减少，出口环境恶化，出口企业的订单减少，此时缺乏必要的研发部门的企业不可能通过创新新产品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改变自身的困境；而缺少了销售部门使得这些企业不能很好地在世界市场上寻求新的出口途径或在国内市场上找到新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外向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能够维持生计的企业也不得不通过裁员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这就使得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失业。而外来务工人员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失业之后不能滞留当地，只能各自返乡或另寻出路，这样在经济再次复苏的时候企业又不能很快地招募到自己所需数量的劳动力，这就造成了用工单位和劳动力之间的一个时间差，影响了社会效率，在短期内造成了“用工荒”和“就业难”矛盾。
其次，在政府主导下中国大学的建设格局同样也是造成“用工荒”和“就业难”这一矛盾的又一主要原因。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着重两头、轻中间的结构问题。现阶段中国政府在教育事业的投入方面明显地存在重视初级教育和本科以上高级教育，而忽视一些职业技术类教育的发展。同时正是由于国家政策的这种偏重使得职业技术类学校在社会上公信力不足，学生不愿意去这类学校就读，企业不愿意来这类学校招聘。中国政府2008年在各类院校建设方面的投入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中等专业类院校在国家教育经费、社会捐赠和学校事业收入等多个方面与高等院校和普通中学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甚至在学校事业收入方面比不上普通中学，这说明中国的中等职业类教育发展水平相当落后。造成这一现状的关键原因是政府的投入不足。由于政府的投入不足使得中国职业技术类院校在学校硬件建设、学校管理、生源以及师资等多个方面存在问题，阻碍了这类院校的健康发展。政府投入不足使得这类院校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进行学校硬件的升级，而硬件落后和资金不足又使得学校难以吸收较好的师资力量，同时也不能吸纳较为专业的管理人才来对学校和学生进行管理，没有较好的硬件设施和一个有竞争力的软环境使得这些学校在社会上公信力不足，人们对这类学校普遍缺乏信心，这又导致了这些学校生源不足，即学生不愿意来这类学校就读，而生源不足则使得职业技术类院校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学校事业收入较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这类学校很难在社会上具有竞争力，不能培养出企业所需要的职业技术人才，不能和企业部门很好的对接。
最后，产业结构和学校发展模式的差异是造成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的直接原因。中国产业是一个两头尖而中间宽的产业布局，即研发和销售部门相对缺失，生产部门较为庞大，这种产业布局需要的高端人才较少，所需的职业技术类人才较多。而中国的大学部门则是一种两头宽中间窄的布局，这样的结构布局培养出来的有竞争力的职业技术型人才较少，企业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企业在招募到劳工以后还要花费一定的资金和时间进行上岗培训，造成了企业成本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高等院校所培养出来的大量毕业生由于供需关系的原因也不能得到充分就业，这就造成了中国教育投入的浪费。
之所以中国现阶段出现“用工荒”和“就业难”这一对矛盾，主要是因为政府、大学和产业三者之间缺乏一定的沟通，大学部门所提供的人力资本并不是产业部门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二者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缺少一个交集，而如何促成这个交集是解决中国现阶段“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的关键。
五、从三螺旋的角度探索中国走出“用工荒”、“就业难”困境的出路
中国“用工荒”和“就业难”矛盾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之间不能很好的对接，使得大学部门所生产的人力资本和产业部门所需求的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进行两步走：
第一步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加强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的协作。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要走出“用工荒”和“就业难”困境，政府要引导产业和大学之间相互协作，促进二者之间双螺旋的形成。中国属于典型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这一政治模式下，无论是产业部门还是大学部门都和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府的干预和约束下进行各自的活动，而大学和产业两部门之间却缺乏必要的联系。就中国现阶段产业布局和大学发展的状况而言，想要促进二者之间形成一个理想的双螺旋结构，政府就应该在二者之间起到一个协调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职业技术类院校投入力度，规范这类院校的经营管理模式来促进职业技术型院校向产业靠拢。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在城市形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由于刚从农民转化而来，缺少能够适应城市制造业和工矿业建设所必须的职业技能，因此他们需要一个过渡性的培训，这就要求社会上存在这样一个机构来进行基础的职业技能培训，从而来实现这部分劳动力从农民向城市工人的过渡。职业技术类院校主要以教授相应的职业技术为主，有着学习周期短、教学目标明确、所需知识基础较低等优势，因此，这类院校是农民向城市工人过渡的最佳选择。通过政府投入的增加和对这类学校管理机制的规范，可以提升这类院校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促进这些院校的健康发展，但是仅依靠政府的投入和管理是不够的，在这一阶段，产业部门尤其是具有相对实力的大企业应该主动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适当地支援职业技术类院校的建设，和一些与自己所处领域相关的职业技术类学校进行合作，甚至可以兴建自己专有的职业技术类院校，对员工进行一个集中高效的上岗培训，这样既可以降低企业自身成本又能提高企业的效率，同时还能减轻政府压力，对三部门来说都是有利的。这样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初步的低层次的联系。而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之间高层次的联系则要依靠政府引导产业部门本身完善产业结构，同时鼓励引导一些可以在知识和产品之间作为桥梁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建立。中国现阶段大学生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中国教育水平的问题，而是由于中国企业并没有形成一个研、产、销的整体，缺少了研发和销售部门的企业对高学历人才的吸纳明显有限，这就使得中国人力资本市场上竞争过分激烈，而过分激烈的竞争使得一些歧视政策的出现，如对学校的歧视，对年龄的歧视，以及对一些无关紧要证书的歧视等，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多方面因素使得企业高薪招募而来的高学历人才可能达不到他们的要求，这样就在人才市场上造成一种中国教育水平低下的假象。政府引导企业完善自身结构能够更多地吸纳高学历人才，从而缓解人才市场上这种过分竞争，而政府鼓励和引导风险投资公司的建立则有助于在大学和产业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实现大学自主创业和知识产权的转化。大学部门在这一阶段也要主动寻求与产业部门的协作，有实力的大学甚至可以通过建立一些校办企业，直接参与产业部门内部竞争；相对实力较弱的大学则可以通过风险投资公司来引进所需资金和较为科学的管理模式来转化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而和产业部门进行协作。总体而言，第一步主要是政府引导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补齐各自缺失的部分，而大学和产业两部门间在政府的引导和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寻求合作，进而形成一个坚固的双螺旋结构。
第二步是政府逐步放松对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的管制，赋予两个部门相对的独立性，逐步形成三部门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政府的过度干预使社会各部门缺少必要的创新，从长远来讲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大学部门还是产业部门，单靠政府的投入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发展。大学作为新思维的发源地不能仅担负传授知识的责任，更应该担负起社会创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应当逐渐从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变。创业型大学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特征，即：知识资本化（主要是大学中的新思想、新发明和社会不断接触）；相互依存性（即摆脱研究型大学的象牙塔模式，和政府、企业不断接触）；相互独立性（即大学发展的自由，保持大学本身特性）；混合独立性（即大学为了和社会不断接触，需要生成一些混成组织形式，如研究中心、孵化器、科技园等）；自我反应性（即大学内部是一个持续发展更新的过程）。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学的组织形式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目标却基本相同，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增加对大学研究及其他活动的经济回报。美国创业型大学建设是作为研究的自然延伸。在美国，教授在大学里只拿有教学部分的工资，而研究所需的经费则要通过教授自己筹集，这就要求教授较多地参与到社会服务中去；而在欧洲，教授在大学中所担任的主要是培养和引导大学生创业的工作；在瑞典，大学几乎全部归政府所有，教授在大学任职不被允许参与企业活动，但是最近这种制度也在转变。欧美发达国家不管是怎样的一个教育模式，其对教授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学校作为知识产权受益者地位的肯定都是相同的，这些国家一般都有相应的法律来规定知识产权的转化细则，如美国的贝耶—多尔法案规定知识产权所得利益分配为发明人、研究部门和大学各占三分之一。瑞典也有教授占有三分之一的规定。中国大学一部分属于国家教育部，一部分属于地方政府，还有一部分属于民办，这种体制介于美国和瑞典之间，同时中国国立大学的管理模式有接近欧洲国家的管理模式，即大学教授的定位是培养学生创业，而中国现行体制下对大学的约束较多，不利于大学本身特性的发展，因此现阶段中国政府要适当地放松对大学部门的管制，而不是增加对大学的投入，促进大学自身的发展，而降低对大学的扶持。这一阶段中国产业部门应该在完善自身结构的同时不断地走出国门，建立起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从产品的设计，原料的采集加工，到最后的销售应该形成一个整体，同时应该主动寻求和国外大企业的合作，整合自身资源，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政府在这一阶段要做的主要是对产业和大学两个部门放松管制的同时起好鼓励和引导作用，做好长期的规划工作。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政府应该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完成从扶持到支持的转变，而大学部门和产业部门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创造力，更多地发挥自己的特性，逐步促进政府、大学和产业三部门的协作。
参考文献：
［1］亨利·埃茨科威兹.三螺旋［M］.周春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Frenken K. Innovation. Evolution and Complexity Theory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5.
［3］亨利·埃茨科威兹，周春彦.双三螺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4］劳埃特·雷德斯多夫，马丁·迈耶尔.三螺旋模式与知识经济［J］.周春彦,译.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5］刘建华，姜照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评价及其三螺旋解释［J］.河南社会科学，2007，（6）.
［6］邹波，于渤.试论三螺旋创新模式［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5）.
［7］邓瑶.农业公共服务的三螺旋模型——政府、产业与农民合作社互动关系分析［J］.农村经济，2010，（4）.
［8］马永斌，王孙禺.浅谈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5）.
［9］杨亚军.“用工荒”是职业教育 “短板”的集中反映［Ｊ］.人才资源开发，2011，（３）.
［10］袁霓.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经济学分析［J］.改革与战略，2011，（１）.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