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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合作破裂，中共党组织受到巨大冲击，党支部遭到巨大破坏。安徽党支部为适应苏维埃革命的新形势，立足于地方特有的政治社会条件，通过扩充党支部的建设，改造党支部的阶级基础，逐渐形成党支部的制度化，以最终实现党支部的重建。然而，安徽党支部当时不仅面临外部的生死存亡威胁，而且党内亦存在复杂的路线斗争，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重大影响，以致在重建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困境。
关键词：苏维埃;安徽;党支部;重建;困境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7-0077-04
“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深入群众的核心”[1]19。党支部是中共的基层组织和战斗堡垒，在组织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安徽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革命基础的省份，也是“全国建立党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2]23。安徽党组织的建设是中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支部组织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尽管目前学界对安徽党支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研究成果却主要集中于1921-1927年大革命时期，而对于苏维埃革命时期党支部的系统研究较少，研究成果极为缺乏。①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党支部为切入点，对支部的改造、制度设计及其重建中的困境等方面略做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安徽党组织的特点，以进一步促进中共组织史的研究。
一、党支部面临着生死危机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随着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处于白色恐怖状态下的中共，始终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内外危机。安徽成为国民党“反共”的重点区域，党组织尤为显得散弱无力。诚如1928年安徽报告所言：当时“由于省委没有切实的训练与指导，以致他们对一切莫名其妙，久而久之消沉散漫”，“省委却弄得大半年来全无办法，对中央又不以真相相告，对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则想起来就空骂，骂后就忘记，直弄得工作做不起来，威信树立不起来，许多同志要离开安徽，一切情形就常常糟糕，坐以待毙，整个安徽工作，已经是塌台现象。”[1]2-4
具体来看，安徽党组织内外危机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外部来看，国民党积极推行“反共”“清党”政策，中共党员遭到迫害，党组织遭到破坏。安徽的白色恐怖尤为严重，不仅各地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通缉或被捕，其他革命团体被解散[3]150。对此，1927年安徽有报告说：“因反动派之压迫，各地组织，均无形消灭”[4]164。不仅如此，1928年安徽“大起恐慌，特别戒严了”，“捕人”开始了。芜湖济难会负责人王少渔被捕，“抄罗济难会机关，所有名册，一齐均为搜去”，“大行捕人，一晨的时刻，将同学捕去四十余人，县委交通处亦破获”，宣城党内“机关亦破”[1]19。在六安，“斗争加厉，白色恐怖对于我们非常严重”，“我们被捕的同志有四五个，被杀有两三人”[5]147-148。
二是从内部来看，因组织不严密、纪律不严格和党员缺乏训练，安徽党支部原先不同程度的问题和错误逐渐暴露出来。对此，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安徽省临委发出通告明确指出：“因为社会成分这样的坏，又加以过去党的机会主义，党的离奇现象就层出不穷的发生”，“许多同志竟公开的反对新政策，认为省委反对广州等的国民党的决议是错的，有些地方的党部，不顾党的新策略，依然醉心民运，把自己的旗帜抛去”，“同志的自私自利，浪漫色彩，自由行动，只知向团体要生活费，而不愿做不拿钱的工作……都充分的表现出来”，“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已尽量露出了，这些都是急需纠正的错误”[4]174-175。后来，安徽省临委又有报告深刻指出：安徽党组织“过去的遗毒深，总还是太疲，不紧张，不积极负责任。”现在“一般知识分子的同志对党无形中也就冷淡了”，“是很模糊的”，“很难找到积极肯干的分子，即有一、二也少经验”[4]192。例如，安庆县委过去对于各支部工作，是命令式原则式的指示，没有具体的指导他们的工作方法;对各支部的工作能力，没有正确的了解与估量;没有设计养成支部会议的兴趣，只是机械地参加会议，也没有能够提出许多工作问题与党的策略和他们热烈的讨论，仅仅于做点报告，甚至连报告也没有预备，因此县委参加支部会议的结果，养成支部依赖县委参加的心理，县委如不参加，支部会议便不开了[6]139。同时，因党员成分复杂，致使党支部工作未能有效展开。例如，芜湖原有三区十六支部，但除了少数党支部是“有机关外”，“其余都是些游民知识分子乱分配成支部，装点门面。”[4]192
由上可知，中共在面对内外的生死危机之时，被迫进行自我改造和重建，即标志着进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即苏维埃革命时期。诚如1927年12月《关于安徽军事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安徽“实在是一个极容易发生暴动的地方”，“安徽的工农的确有革命的需要，而且是很迫切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民众之需要革命，自不待言。”[6]2-3但是，此时的安徽党组织本身存在的缺点和弊病，无法适应苏维埃革命形势的转变。对此，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给安徽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安徽党组织存在缺点和“政治上的严重错误”，组织方面“虽已经做了一次改组的工作，但因为没有经过群众的斗争工作，未能增加工农分子入党。亦未实行中央通告第2号所指示的‘党内讨论’，以致党的成分仍旧是90%以上为知识分子，百分之几的工农分子亦不是工农群众的领袖分子，各级党部完全留在失业的知识分子之手中。”[6]30正因为如此，所以整个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安徽省党组织时建时撤，时分时合，变动频繁。”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省未再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7]1193。
二、党支部的改造
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为反抗国民党的迫害，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苏维埃革命时期。随着苏维埃革命的重心和革命任务发生巨变，中共必须在组织上进行调整，以求适应新的革命形势。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指出：目前“许多大工厂商店尤其是在乡村和军队之中，至今几没有党的支部”，应迅速“建立并巩固党的支部”，“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8]384安徽党支部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党支部的扩充
大革命失败后，安徽党支部大量减少。据报告记载：1927年8月，安徽仍存在的党支部只有8个[4]156。面对如此境遇，安徽各地党支部一方面进行整顿和重建，另一方面则进行扩充。一是深入军事组织中建立党支部。例如，1928年2月，皖北“太和十军中组织完全秘密，发展成绩很好”，“亳州派人去建立组织发动工作，萧县因环境很好，也派四位得力同志前去指導。蒙城、颍上、霍邱均[依]次派人整顿。韦金同志奉令来阜阳组织特委常委，到达以后，顺路整顿了流集（属阜阳）工作，四天以内建立了十个农村支部”[6]63。再如，安庆党支部“在军队中发生组织，主要的是要向下层兵士群众中求发展，官长与兵士须分开组织，甲支与乙支须保守组织上的秘密。”[6]135二是注重在农村中建立党支部。例如，1929年8月桐城县委报告：全县支部31个，城内只有5个支部，而农村支部共有20个。七桥区委直辖农村支部就有6个[6]63。太湖，现有9个支部，党员104人，“太湖的组织都在乡村，城市只有一个特支。”[6]128-129
2.党支部的无产阶级化
党支部原基础主要是知识分子，党内“关门主义”、歧视工农的观念浓厚，所以改造党支部的阶级基础以实现无产阶级化就成为当务之急。对此，中共中央指示说：“必须努力改造党的基础”，“切实的整顿支部工作”[6]135。安徽省临委也有明确表示：要求“每个同志应努力随时在各种群众组织及工厂乡村中去找寻对象，经过相当的观察，确认为忠实有阶级觉悟及明了主义者即介绍予支部。”[4]158于是，安徽各地党组织积极改造党支部的阶级基础。例如，安庆中心县委要求向电灯厂工人、汽车工人、码头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店员手工业工人和苦力中去发展，要求“改良旧的基础和发展新的组织，旧的改造新的发展，要同时并进，如果不注意新的发展，则党必有一天一天的缩小和松懈，工作是不会推动的，组织是不会进展的。……选派同志打入各业工人群众中，以职业去接近工人群众，在群众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鼓动群众日常斗争，由小的斗争到大的斗争，由斗争中建立党的健全的工人支部和赤色工会。”农村中党的基础，应该建筑在雇农、佃农、贫农和农村中手工业工人身上。安庆工作计划是“产业工人，码头市政，印刷工人及苦力，安徽大学在一月以内应各成立支部”，“其发展的成分以工农分子占百分之七十，兵士占百分之二十，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为原则”，在省会及乡镇的中心区域中建立模范支部[6]135。
3.党支部的制度化
苏维埃革命时期，党支部必须成为具有战斗力的基层组织。安徽省临委也指示说：“其余各地特支之组织工作，应将其健全起来。”[4]158苏维埃革命时期安徽党支部的制度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委派特派员、巡视员等，深入地方详细指导和整顿[4]169-170。例如，对于芜湖各支部的指导，安徽省临委“用临委名义发一通告于各地，宣布遵照中央决议停止职权及实行改组后，即着手先召集区委会，报告中央对过去临委在政治上组织上之批评及实行改组的意义，并督促各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召集各支部会讨论，改组支部，再由各支部推代表开区代表会改组区委，由各区推代表开县代表会改组县委。”[4]190-191芜湖特委的工作“已有相当进展”，“曾派人到繁昌，宣城巡视，曾调南陵负责人来解决工作问题，巢合最近也曾派人来，其他各县也在注意中”。特委“对支部工作的推动也能抓紧下层干部，改变了过去特委负责人亲自代替支部召集会议的方式，而能督促支书把责任担负起来，经常的开会与分工以及督促同志的工作”。再如，芜湖县委成立后，“有一个常委经常在各地巡视，有四个县委委员分派在各乡经常工作，精神上大都能积极去进行”。安庆建立中心县委后，“有两个委员来注重学生支部工作的领导和推动，有两个旧的特委委员经常到各县去巡视，帮助建立密切关系”[4]305-306。
第二，对党支部制度进行详细规定，健全党支部的运作。例如，安庆规定“支部党员在六人以上者可划分二组，二组以上须成立干事会。支部会议每星期五至少一次，小组会每星期二次，支部会议县委派人参加，小组会议支书须参加。支部对县委的报告，按照县委发下支部会议报告表各项规定每星期填报一张。”同时，还要求党员“经常地到支部会，按月缴纳党费，讨论党的策略及本身日常工作，参加群众斗争，读党报，分配宣传品给群众，介绍同志，实行自我批评等”[6]136。再如，芜湖规定：速即开临时支书联席会议，检查各支部与各支书负责工作。每星期各支书须开会一次，紧急会议不在此内。各支部开会时除讨论各项外，特别注意分配同志工作。每星期开支书联席会议一次，各支书须于联席会中应有口头报告，两星期应有一次书面报告。市委须常与支书接头，同时规定与支书接头的地点，以使各支书临时发生问题得于最短时间报告市委等[1]32-33。
第三，执行党支部组织纪律，对违纪党员进行惩处。有报告指出：“当此严重时期，凡我们同志均须特别努力工作，有畏缩不前者，无论负责同志或普通同志一律排斥党外。”[4]199例如，安庆“旧有支部及大多摇动同志，目前表显[现]怠工，畏缩不前，躲避白色恐怖等等右倾的倾向，要坚决地肃清”[4]151。再如，芜湖的周俊口原任河南区委，反对党的组织，决议并组织小团体，议决开除。张统望、戴松林参加小团体的组织，留党察看一月。寿县委在汉口时，曾指薛卓俊等为县委，但数月以来，有的尚有畏缩于上海，有的消极怠工。因此议决薛卓俊开除，朱松年开除三月外，令其返回寿（县）工作，许一清留党察看一月，限一月内在寿县工作具有成绩[4]184。
三、党支部重建中的困境
苏维埃革命时期党支部“本身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日常的生活，要能经常的开会，要分配每一个同志的工作，要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领导群众斗争。”[6]135-136尽管安徽党支部已有一定的重建，但当时不仅面临外部的生死存亡威胁，而且党内亦存在复杂的路线斗争，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党支部的重建和运行。 1.党内盛行“关门主义”
党内的“关门主义”，造成党支部发展缓慢，党员人数较少。对此，1931年3月安徽省委的发展组织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是对工农关门的，因此广大的劳苦工农，不得其门而入。”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推行“立三路线”，对党支部产生了“阻碍和摧残”，所以安徽党支部“没实际的群众工作”，“加上命令主义家长制度，官僚式的惩办等，往往使一般同志离开组织。”“没有注意成分的重要，对于党员的成分，没有确实的统计，因之重点发展，也不是工人和雇农。”[4]297-298“关门主义”造成党组织脱离群众较为严重，以至于党员成分仍未完全实现无产阶级化。至1931年，安徽省委仍认为：“党是松懈的”，“关门主义特别浓厚”[5]258。安徽党组织“没有注意成分的重要”，“重点发展，也不是工人和雇农”。以往“不做群众工作，离开群众实际工作，站在群众之外，空喊暴动”，“狭隘的工作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障碍，一般同志除空喊暴动以外，很少做群众工作，只秘密地介绍同志，这种发展的方式，即使发展了一些同志，也很易失去，加上富农路线，阻止着雇农、贫农大批吸收到党内。”[4]297-298
2.组织间联系不密切
上级组织对党支部未能有效指导和监督，造成党支部未能有效运行，组织间联系并不畅通。对此，安徽省委已有指出：“省委之下，组织市委，增加了许多组织，结果增加了许多会议，把一切工作，多半停顿在会议上，省委没有办法直接到支部里去。”[4]315例如，1930年8月，寿县县委报告说：“因县委与各级党部未能尽督促和领导责任，以致影响到过去几个月党的工作停顿和党员腐化的现象”，“县委委员，大多数是不参加县委工作的，仅三五委员在那里工作，同时又因县委机关不集中，以致形成了不健全的组织，减少指导能力。保区旧区委过去也是缺乏指导能力”，因此，“县委与各区及各组织在纵的联系上，于党的会议时，互派代表出席，讨论工作困难缺点错误及工作的方法，区与支、支与小组，都是采取同样的办法”，“县巡视员经过区委介绍可直接与各部发生关系”，“县委每月派员巡视各区支一次，区则每半月巡视一次并出席支部大会暨干事会”[4]371-372。
3.党支部未彻底制度化
党支部仍未彻底实行制度化，运作上仍存在诸多弊病。例如，1927年10月，芜湖有支部开会时，“惟同志不大发言，故会场精神不佳”，“以致省委不能常派人到会，且有许多琐事照顾不到。”[4]179甚至到1931年，安徽省委认为：党支部“纪律非常之松懈，没有集体分工，对工作多是应付式，关门主义特别浓厚，因吸收分子过于慎重，对于上级通告不甚讨论，而是无条件地执行，就是执行到什么程度都不管。党员和群众分不开，对秘密工作非常之不注意。”[5]258安徽党支部实际运作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弊病。例如，1929年11月，安庆“农支部会每十天开一次，城内每礼拜一次，同志对于缴纳党费还未认真，不能按期自动交纳，对于党的策略不能切实去讨论。”[9]52党支部对于党员并没有进行良好训练，造成党员意识薄弱。例如，1930年，南陵“一般同志加入了党以后，并没有认识了党，也并没有努力工作的决心，召集一个会议，都要上级党部才行。不但如此，入党以后，以为面上刻了‘共党’两个字，不敢动弹，只看见白色恐怖，而不看见群众的力量伟大。”[1]92六安的党支部，“因无产阶级基础薄弱，政治水平线低弱，当然支部生活是无法健全，稍有一二较清楚同志在支部中，而又消沉万分，不愿努力工作。”[5]147-148上述安徽党支部三个方面的困境也成为安徽地方党组织存在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特征，换言之，苏维埃革命时期安徽党支部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存在发展起来，而是中间经历了诸多挫折和困难，最终走向成功。
四、党支部重建后的成效
由前文可知，安徽党支部尽管在改造和重建过程中存在某些弊病，但仍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安徽的革命事业和党组织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安徽党支部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党支部的数量和党员人数逐渐增加。经过各党支部的积极努力，安徽党支部逐渐增多，发展党员的人数也增加不少。例如，1929年7月，安庆县委报告说：“迄至六月中旬才恢复了几个支部，添几个新同志，支部亦可如期开会，工作才有一点发展的现象。”中心县委成立后，“一面恢复旧的支部，注意发展本身的工作，成立六个支部，同志三十多人，各支部尚能如期开会”[4]325。至11月，安庆党支部数量增加到11个，党员数量增加到43人。桐城，党支部数量增加到31个，党员数量增加到275人。潜山，党员数量137人，16个支部，4个区委，另有4个独立支直辖县委;庐江，“党员数量四十多人”，“支部共有七个”;太湖，“党员数量五十余”，“支部数量五个，另外特支一个。”[4]328-330再如，截至1931年3月，芜湖，“有裕中纱厂，东门农民，长街店员、公职学生、市立一小女生，街道贫民六个支部，共有二十四个同志”，“离芜六十里的一个市镇湾扯最近已恢复关系，有六个支部，共四十几个同志”，“宣城有七十多个同志”，“南陵有七十多个同志”，“繁昌有三十多个同志”，“无为有四十多个同志”，“广德有一百二十个同志”，“郎溪有三十多个同志”，“巢县，含山共二三十个同志”，“铜陵有十几个同志”[4]303。
其次，党支部的组织功能逐步增强。这一时期党支部的组织功能主要体现在群众动员方面。据报告记载：1929年11月，安庆党组织领导的群众组织和斗争取得一定成绩，“在党的领导之下工会的组织，有五种工人，数量总计有一百零六人，农协组织有十一个，分会数量一千二百五十人。另外浮山初中学生组织有八十二人，过去的斗争城市工人有多次的经济斗争，因增加工价，结果胜利，农民减租抗租运动也有多次”[4]330。另有安徽报告指出：1931年，皖南“二月以前仍然是死氣沉沉的”，“整个工作陷于消极的状态，不仅没有群众运动，就连支部会议也召集不成功，经过了严厉的斗争才开始转变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芜湖“少数的支部的同志举行了几个青年群众大会，而能抓紧群众的迫切要求来建立群众组织，并发动群众斗争。对支部工作的推动也能抓紧下层干部，改变了过去特委负责人亲自代替支部召集会议的方式，而能督促支书把责任担负起来，经常的开会与分工以及督促同志的工作”。芜湖的工作“已有相当进展，群众组织大都是新建立的……其他支部组织大多数能经常动员在群众中活动”[4]305-306。 最后，党支部的党员成分逐渐改善。经过改造，安徽党支部的阶级基础取得一定成效，一定程度上实现无产阶级化。据统计，截至1931年3月，芜湖24名党员中“成分工人五个、农民四个、店员三个、学生七个、其他五个”，市镇湾扯“共四十几个同志，全属手工业者和船夫”，宣城“有七十多个同志，工农学生各半”，南陵“有七十多个同志，十分之九是工人。繁昌有三十多个同志，工农学各占三分之一。无为有四十多个同志，工农只占三分之一。广德有一百二十个同志，工农占三分之二。郎溪有三十多个同志，只有四五个学生，余都是工农。巢县，含山共二三十个同志，工农学各三分之一。铜陵有十几个同志，三分之二是工农”。其他地方也相应地增加工农党员。例如，贵池“有三十几个同志，工农和学生各半。庐江有三十多个同志，农民占三分之二。……旧桐有六十多个同志，工农占三分之二。潜山是去年五月就有一百五六十个同志，工农占三分之二。太湖、望江有二十几个同志，全属工农。”合肥，53名党员中“工农学各占三分之一”，“舒城有四十几个同志，工农学生各半。六安有百多同志，工农学各半。”纯粹工人的支部有芜湖，南陵、湾浊三处，“共十四五个”[4]303-305。更有报告指出：阜阳等皖北9县“共有三千党员”，“党员成分比以前好多了”[5]273。
五、余论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党组织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在革命低潮时期，每个革命党都会遇到诸多预料不到的挫折和困难，然而，中共能够在白色恐怖下重建和发展起来，其中党组织的自我改造起到关键作用。中华苏维埃革命时期安徽党支部立足于地方特有的政治社会条件，逐渐克服了国共合作失败后出现的诸多弊病和困境，通过扩充党支部的建设，改造党支部的阶级基础，逐渐形成党支部的制度化，以适应苏维埃革命新形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苏维埃化”。尽管如此，安徽党支部在改造和重建过程中仍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困境。总之，安徽党支部在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下，并没有回避现实存在的问题，而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而使自己逐渐重建起来。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册）[M].内部出版，1987.
[2]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安徽党史纲要：1919-1949[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3]戴惠珍等.安徽现代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4]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省档案馆.安徽早期党团组织史料选[M].内部编印，1987.
[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安徽地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6]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2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9]中共怀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怀宁党史资料选编：1919-1949[M].内部编印，1991.
①目前学界关于安徽早期党支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梁华玮、吴玉才的《安徽早期党支部的组织构成及其特征》（1921-1927）（《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梁华玮、吴玉才的《安徽早期党支部的创建过程及其困境》（1921-1927）（《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罗国辉、丁留宝的《乡村学校与乡村革命——乡村学校在中共安徽早期建党活动中的作用》（《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玉耕、巨荣的《安徽最早的农村党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党史纵览》，2001年第3期）等。
收稿日期：2020-03-20
基金項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攻关研究项目“安徽早期党支部的组织生态与群众动员研究（1921- 1931）”（2018CX053）
作者简介：梁华玮（1981-），男，安徽当涂人，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李文兵（1970-），男，安徽长丰人，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关键词：苏维埃;安徽;党支部;重建;困境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7-0077-04
“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深入群众的核心”[1]19。党支部是中共的基层组织和战斗堡垒，在组织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安徽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革命基础的省份，也是“全国建立党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2]23。安徽党组织的建设是中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支部组织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尽管目前学界对安徽党支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研究成果却主要集中于1921-1927年大革命时期，而对于苏维埃革命时期党支部的系统研究较少，研究成果极为缺乏。①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党支部为切入点，对支部的改造、制度设计及其重建中的困境等方面略做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安徽党组织的特点，以进一步促进中共组织史的研究。
一、党支部面临着生死危机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随着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处于白色恐怖状态下的中共，始终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内外危机。安徽成为国民党“反共”的重点区域，党组织尤为显得散弱无力。诚如1928年安徽报告所言：当时“由于省委没有切实的训练与指导，以致他们对一切莫名其妙，久而久之消沉散漫”，“省委却弄得大半年来全无办法，对中央又不以真相相告，对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则想起来就空骂，骂后就忘记，直弄得工作做不起来，威信树立不起来，许多同志要离开安徽，一切情形就常常糟糕，坐以待毙，整个安徽工作，已经是塌台现象。”[1]2-4
具体来看，安徽党组织内外危机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外部来看，国民党积极推行“反共”“清党”政策，中共党员遭到迫害，党组织遭到破坏。安徽的白色恐怖尤为严重，不仅各地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通缉或被捕，其他革命团体被解散[3]150。对此，1927年安徽有报告说：“因反动派之压迫，各地组织，均无形消灭”[4]164。不仅如此，1928年安徽“大起恐慌，特别戒严了”，“捕人”开始了。芜湖济难会负责人王少渔被捕，“抄罗济难会机关，所有名册，一齐均为搜去”，“大行捕人，一晨的时刻，将同学捕去四十余人，县委交通处亦破获”，宣城党内“机关亦破”[1]19。在六安，“斗争加厉，白色恐怖对于我们非常严重”，“我们被捕的同志有四五个，被杀有两三人”[5]147-148。
二是从内部来看，因组织不严密、纪律不严格和党员缺乏训练，安徽党支部原先不同程度的问题和错误逐渐暴露出来。对此，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安徽省临委发出通告明确指出：“因为社会成分这样的坏，又加以过去党的机会主义，党的离奇现象就层出不穷的发生”，“许多同志竟公开的反对新政策，认为省委反对广州等的国民党的决议是错的，有些地方的党部，不顾党的新策略，依然醉心民运，把自己的旗帜抛去”，“同志的自私自利，浪漫色彩，自由行动，只知向团体要生活费，而不愿做不拿钱的工作……都充分的表现出来”，“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已尽量露出了，这些都是急需纠正的错误”[4]174-175。后来，安徽省临委又有报告深刻指出：安徽党组织“过去的遗毒深，总还是太疲，不紧张，不积极负责任。”现在“一般知识分子的同志对党无形中也就冷淡了”，“是很模糊的”，“很难找到积极肯干的分子，即有一、二也少经验”[4]192。例如，安庆县委过去对于各支部工作，是命令式原则式的指示，没有具体的指导他们的工作方法;对各支部的工作能力，没有正确的了解与估量;没有设计养成支部会议的兴趣，只是机械地参加会议，也没有能够提出许多工作问题与党的策略和他们热烈的讨论，仅仅于做点报告，甚至连报告也没有预备，因此县委参加支部会议的结果，养成支部依赖县委参加的心理，县委如不参加，支部会议便不开了[6]139。同时，因党员成分复杂，致使党支部工作未能有效展开。例如，芜湖原有三区十六支部，但除了少数党支部是“有机关外”，“其余都是些游民知识分子乱分配成支部，装点门面。”[4]192
由上可知，中共在面对内外的生死危机之时，被迫进行自我改造和重建，即标志着进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即苏维埃革命时期。诚如1927年12月《关于安徽军事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安徽“实在是一个极容易发生暴动的地方”，“安徽的工农的确有革命的需要，而且是很迫切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民众之需要革命，自不待言。”[6]2-3但是，此时的安徽党组织本身存在的缺点和弊病，无法适应苏维埃革命形势的转变。对此，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给安徽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安徽党组织存在缺点和“政治上的严重错误”，组织方面“虽已经做了一次改组的工作，但因为没有经过群众的斗争工作，未能增加工农分子入党。亦未实行中央通告第2号所指示的‘党内讨论’，以致党的成分仍旧是90%以上为知识分子，百分之几的工农分子亦不是工农群众的领袖分子，各级党部完全留在失业的知识分子之手中。”[6]30正因为如此，所以整个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安徽省党组织时建时撤，时分时合，变动频繁。”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省未再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7]1193。
二、党支部的改造
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为反抗国民党的迫害，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苏维埃革命时期。随着苏维埃革命的重心和革命任务发生巨变，中共必须在组织上进行调整，以求适应新的革命形势。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指出：目前“许多大工厂商店尤其是在乡村和军队之中，至今几没有党的支部”，应迅速“建立并巩固党的支部”，“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8]384安徽党支部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党支部的扩充
大革命失败后，安徽党支部大量减少。据报告记载：1927年8月，安徽仍存在的党支部只有8个[4]156。面对如此境遇，安徽各地党支部一方面进行整顿和重建，另一方面则进行扩充。一是深入军事组织中建立党支部。例如，1928年2月，皖北“太和十军中组织完全秘密，发展成绩很好”，“亳州派人去建立组织发动工作，萧县因环境很好，也派四位得力同志前去指導。蒙城、颍上、霍邱均[依]次派人整顿。韦金同志奉令来阜阳组织特委常委，到达以后，顺路整顿了流集（属阜阳）工作，四天以内建立了十个农村支部”[6]63。再如，安庆党支部“在军队中发生组织，主要的是要向下层兵士群众中求发展，官长与兵士须分开组织，甲支与乙支须保守组织上的秘密。”[6]135二是注重在农村中建立党支部。例如，1929年8月桐城县委报告：全县支部31个，城内只有5个支部，而农村支部共有20个。七桥区委直辖农村支部就有6个[6]63。太湖，现有9个支部，党员104人，“太湖的组织都在乡村，城市只有一个特支。”[6]128-129
2.党支部的无产阶级化
党支部原基础主要是知识分子，党内“关门主义”、歧视工农的观念浓厚，所以改造党支部的阶级基础以实现无产阶级化就成为当务之急。对此，中共中央指示说：“必须努力改造党的基础”，“切实的整顿支部工作”[6]135。安徽省临委也有明确表示：要求“每个同志应努力随时在各种群众组织及工厂乡村中去找寻对象，经过相当的观察，确认为忠实有阶级觉悟及明了主义者即介绍予支部。”[4]158于是，安徽各地党组织积极改造党支部的阶级基础。例如，安庆中心县委要求向电灯厂工人、汽车工人、码头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店员手工业工人和苦力中去发展，要求“改良旧的基础和发展新的组织，旧的改造新的发展，要同时并进，如果不注意新的发展，则党必有一天一天的缩小和松懈，工作是不会推动的，组织是不会进展的。……选派同志打入各业工人群众中，以职业去接近工人群众，在群众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鼓动群众日常斗争，由小的斗争到大的斗争，由斗争中建立党的健全的工人支部和赤色工会。”农村中党的基础，应该建筑在雇农、佃农、贫农和农村中手工业工人身上。安庆工作计划是“产业工人，码头市政，印刷工人及苦力，安徽大学在一月以内应各成立支部”，“其发展的成分以工农分子占百分之七十，兵士占百分之二十，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为原则”，在省会及乡镇的中心区域中建立模范支部[6]135。
3.党支部的制度化
苏维埃革命时期，党支部必须成为具有战斗力的基层组织。安徽省临委也指示说：“其余各地特支之组织工作，应将其健全起来。”[4]158苏维埃革命时期安徽党支部的制度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委派特派员、巡视员等，深入地方详细指导和整顿[4]169-170。例如，对于芜湖各支部的指导，安徽省临委“用临委名义发一通告于各地，宣布遵照中央决议停止职权及实行改组后，即着手先召集区委会，报告中央对过去临委在政治上组织上之批评及实行改组的意义，并督促各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召集各支部会讨论，改组支部，再由各支部推代表开区代表会改组区委，由各区推代表开县代表会改组县委。”[4]190-191芜湖特委的工作“已有相当进展”，“曾派人到繁昌，宣城巡视，曾调南陵负责人来解决工作问题，巢合最近也曾派人来，其他各县也在注意中”。特委“对支部工作的推动也能抓紧下层干部，改变了过去特委负责人亲自代替支部召集会议的方式，而能督促支书把责任担负起来，经常的开会与分工以及督促同志的工作”。再如，芜湖县委成立后，“有一个常委经常在各地巡视，有四个县委委员分派在各乡经常工作，精神上大都能积极去进行”。安庆建立中心县委后，“有两个委员来注重学生支部工作的领导和推动，有两个旧的特委委员经常到各县去巡视，帮助建立密切关系”[4]305-306。
第二，对党支部制度进行详细规定，健全党支部的运作。例如，安庆规定“支部党员在六人以上者可划分二组，二组以上须成立干事会。支部会议每星期五至少一次，小组会每星期二次，支部会议县委派人参加，小组会议支书须参加。支部对县委的报告，按照县委发下支部会议报告表各项规定每星期填报一张。”同时，还要求党员“经常地到支部会，按月缴纳党费，讨论党的策略及本身日常工作，参加群众斗争，读党报，分配宣传品给群众，介绍同志，实行自我批评等”[6]136。再如，芜湖规定：速即开临时支书联席会议，检查各支部与各支书负责工作。每星期各支书须开会一次，紧急会议不在此内。各支部开会时除讨论各项外，特别注意分配同志工作。每星期开支书联席会议一次，各支书须于联席会中应有口头报告，两星期应有一次书面报告。市委须常与支书接头，同时规定与支书接头的地点，以使各支书临时发生问题得于最短时间报告市委等[1]32-33。
第三，执行党支部组织纪律，对违纪党员进行惩处。有报告指出：“当此严重时期，凡我们同志均须特别努力工作，有畏缩不前者，无论负责同志或普通同志一律排斥党外。”[4]199例如，安庆“旧有支部及大多摇动同志，目前表显[现]怠工，畏缩不前，躲避白色恐怖等等右倾的倾向，要坚决地肃清”[4]151。再如，芜湖的周俊口原任河南区委，反对党的组织，决议并组织小团体，议决开除。张统望、戴松林参加小团体的组织，留党察看一月。寿县委在汉口时，曾指薛卓俊等为县委，但数月以来，有的尚有畏缩于上海，有的消极怠工。因此议决薛卓俊开除，朱松年开除三月外，令其返回寿（县）工作，许一清留党察看一月，限一月内在寿县工作具有成绩[4]184。
三、党支部重建中的困境
苏维埃革命时期党支部“本身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日常的生活，要能经常的开会，要分配每一个同志的工作，要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领导群众斗争。”[6]135-136尽管安徽党支部已有一定的重建，但当时不仅面临外部的生死存亡威胁，而且党内亦存在复杂的路线斗争，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党支部的重建和运行。 1.党内盛行“关门主义”
党内的“关门主义”，造成党支部发展缓慢，党员人数较少。对此，1931年3月安徽省委的发展组织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是对工农关门的，因此广大的劳苦工农，不得其门而入。”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推行“立三路线”，对党支部产生了“阻碍和摧残”，所以安徽党支部“没实际的群众工作”，“加上命令主义家长制度，官僚式的惩办等，往往使一般同志离开组织。”“没有注意成分的重要，对于党员的成分，没有确实的统计，因之重点发展，也不是工人和雇农。”[4]297-298“关门主义”造成党组织脱离群众较为严重，以至于党员成分仍未完全实现无产阶级化。至1931年，安徽省委仍认为：“党是松懈的”，“关门主义特别浓厚”[5]258。安徽党组织“没有注意成分的重要”，“重点发展，也不是工人和雇农”。以往“不做群众工作，离开群众实际工作，站在群众之外，空喊暴动”，“狭隘的工作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障碍，一般同志除空喊暴动以外，很少做群众工作，只秘密地介绍同志，这种发展的方式，即使发展了一些同志，也很易失去，加上富农路线，阻止着雇农、贫农大批吸收到党内。”[4]297-298
2.组织间联系不密切
上级组织对党支部未能有效指导和监督，造成党支部未能有效运行，组织间联系并不畅通。对此，安徽省委已有指出：“省委之下，组织市委，增加了许多组织，结果增加了许多会议，把一切工作，多半停顿在会议上，省委没有办法直接到支部里去。”[4]315例如，1930年8月，寿县县委报告说：“因县委与各级党部未能尽督促和领导责任，以致影响到过去几个月党的工作停顿和党员腐化的现象”，“县委委员，大多数是不参加县委工作的，仅三五委员在那里工作，同时又因县委机关不集中，以致形成了不健全的组织，减少指导能力。保区旧区委过去也是缺乏指导能力”，因此，“县委与各区及各组织在纵的联系上，于党的会议时，互派代表出席，讨论工作困难缺点错误及工作的方法，区与支、支与小组，都是采取同样的办法”，“县巡视员经过区委介绍可直接与各部发生关系”，“县委每月派员巡视各区支一次，区则每半月巡视一次并出席支部大会暨干事会”[4]371-372。
3.党支部未彻底制度化
党支部仍未彻底实行制度化，运作上仍存在诸多弊病。例如，1927年10月，芜湖有支部开会时，“惟同志不大发言，故会场精神不佳”，“以致省委不能常派人到会，且有许多琐事照顾不到。”[4]179甚至到1931年，安徽省委认为：党支部“纪律非常之松懈，没有集体分工，对工作多是应付式，关门主义特别浓厚，因吸收分子过于慎重，对于上级通告不甚讨论，而是无条件地执行，就是执行到什么程度都不管。党员和群众分不开，对秘密工作非常之不注意。”[5]258安徽党支部实际运作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弊病。例如，1929年11月，安庆“农支部会每十天开一次，城内每礼拜一次，同志对于缴纳党费还未认真，不能按期自动交纳，对于党的策略不能切实去讨论。”[9]52党支部对于党员并没有进行良好训练，造成党员意识薄弱。例如，1930年，南陵“一般同志加入了党以后，并没有认识了党，也并没有努力工作的决心，召集一个会议，都要上级党部才行。不但如此，入党以后，以为面上刻了‘共党’两个字，不敢动弹，只看见白色恐怖，而不看见群众的力量伟大。”[1]92六安的党支部，“因无产阶级基础薄弱，政治水平线低弱，当然支部生活是无法健全，稍有一二较清楚同志在支部中，而又消沉万分，不愿努力工作。”[5]147-148上述安徽党支部三个方面的困境也成为安徽地方党组织存在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特征，换言之，苏维埃革命时期安徽党支部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存在发展起来，而是中间经历了诸多挫折和困难，最终走向成功。
四、党支部重建后的成效
由前文可知，安徽党支部尽管在改造和重建过程中存在某些弊病，但仍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安徽的革命事业和党组织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安徽党支部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党支部的数量和党员人数逐渐增加。经过各党支部的积极努力，安徽党支部逐渐增多，发展党员的人数也增加不少。例如，1929年7月，安庆县委报告说：“迄至六月中旬才恢复了几个支部，添几个新同志，支部亦可如期开会，工作才有一点发展的现象。”中心县委成立后，“一面恢复旧的支部，注意发展本身的工作，成立六个支部，同志三十多人，各支部尚能如期开会”[4]325。至11月，安庆党支部数量增加到11个，党员数量增加到43人。桐城，党支部数量增加到31个，党员数量增加到275人。潜山，党员数量137人，16个支部，4个区委，另有4个独立支直辖县委;庐江，“党员数量四十多人”，“支部共有七个”;太湖，“党员数量五十余”，“支部数量五个，另外特支一个。”[4]328-330再如，截至1931年3月，芜湖，“有裕中纱厂，东门农民，长街店员、公职学生、市立一小女生，街道贫民六个支部，共有二十四个同志”，“离芜六十里的一个市镇湾扯最近已恢复关系，有六个支部，共四十几个同志”，“宣城有七十多个同志”，“南陵有七十多个同志”，“繁昌有三十多个同志”，“无为有四十多个同志”，“广德有一百二十个同志”，“郎溪有三十多个同志”，“巢县，含山共二三十个同志”，“铜陵有十几个同志”[4]303。
其次，党支部的组织功能逐步增强。这一时期党支部的组织功能主要体现在群众动员方面。据报告记载：1929年11月，安庆党组织领导的群众组织和斗争取得一定成绩，“在党的领导之下工会的组织，有五种工人，数量总计有一百零六人，农协组织有十一个，分会数量一千二百五十人。另外浮山初中学生组织有八十二人，过去的斗争城市工人有多次的经济斗争，因增加工价，结果胜利，农民减租抗租运动也有多次”[4]330。另有安徽报告指出：1931年，皖南“二月以前仍然是死氣沉沉的”，“整个工作陷于消极的状态，不仅没有群众运动，就连支部会议也召集不成功，经过了严厉的斗争才开始转变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芜湖“少数的支部的同志举行了几个青年群众大会，而能抓紧群众的迫切要求来建立群众组织，并发动群众斗争。对支部工作的推动也能抓紧下层干部，改变了过去特委负责人亲自代替支部召集会议的方式，而能督促支书把责任担负起来，经常的开会与分工以及督促同志的工作”。芜湖的工作“已有相当进展，群众组织大都是新建立的……其他支部组织大多数能经常动员在群众中活动”[4]305-306。 最后，党支部的党员成分逐渐改善。经过改造，安徽党支部的阶级基础取得一定成效，一定程度上实现无产阶级化。据统计，截至1931年3月，芜湖24名党员中“成分工人五个、农民四个、店员三个、学生七个、其他五个”，市镇湾扯“共四十几个同志，全属手工业者和船夫”，宣城“有七十多个同志，工农学生各半”，南陵“有七十多个同志，十分之九是工人。繁昌有三十多个同志，工农学各占三分之一。无为有四十多个同志，工农只占三分之一。广德有一百二十个同志，工农占三分之二。郎溪有三十多个同志，只有四五个学生，余都是工农。巢县，含山共二三十个同志，工农学各三分之一。铜陵有十几个同志，三分之二是工农”。其他地方也相应地增加工农党员。例如，贵池“有三十几个同志，工农和学生各半。庐江有三十多个同志，农民占三分之二。……旧桐有六十多个同志，工农占三分之二。潜山是去年五月就有一百五六十个同志，工农占三分之二。太湖、望江有二十几个同志，全属工农。”合肥，53名党员中“工农学各占三分之一”，“舒城有四十几个同志，工农学生各半。六安有百多同志，工农学各半。”纯粹工人的支部有芜湖，南陵、湾浊三处，“共十四五个”[4]303-305。更有报告指出：阜阳等皖北9县“共有三千党员”，“党员成分比以前好多了”[5]273。
五、余论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党组织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在革命低潮时期，每个革命党都会遇到诸多预料不到的挫折和困难，然而，中共能够在白色恐怖下重建和发展起来，其中党组织的自我改造起到关键作用。中华苏维埃革命时期安徽党支部立足于地方特有的政治社会条件，逐渐克服了国共合作失败后出现的诸多弊病和困境，通过扩充党支部的建设，改造党支部的阶级基础，逐渐形成党支部的制度化，以适应苏维埃革命新形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苏维埃化”。尽管如此，安徽党支部在改造和重建过程中仍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困境。总之，安徽党支部在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下，并没有回避现实存在的问题，而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而使自己逐渐重建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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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共怀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怀宁党史资料选编：1919-1949[M].内部编印，1991.
①目前学界关于安徽早期党支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梁华玮、吴玉才的《安徽早期党支部的组织构成及其特征》（1921-1927）（《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梁华玮、吴玉才的《安徽早期党支部的创建过程及其困境》（1921-1927）（《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罗国辉、丁留宝的《乡村学校与乡村革命——乡村学校在中共安徽早期建党活动中的作用》（《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玉耕、巨荣的《安徽最早的农村党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党史纵览》，2001年第3期）等。
收稿日期：2020-03-20
基金項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攻关研究项目“安徽早期党支部的组织生态与群众动员研究（1921- 1931）”（2018CX053）
作者简介：梁华玮（1981-），男，安徽当涂人，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李文兵（1970-），男，安徽长丰人，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从事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