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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呼唤职业教育大有作为。《职教法》即将修订，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将一一破解。若及时抚平“定界”的伤害，大力扫除“跨界”的障碍，实现职业教育“无界”融合的目标指日可待。
“界”，境也，是一个领域或范围；亦指不同事物相互区分的边限。“界”，也是人们区别和认识某一事物的一种方式。比如，治病防病那是医疗界的事，有大大小小的医院来完成这一任务；教书育人则是教育界的事，有各种类型的学校（或研究机构）在实现这一目的。这种推理乍听起来是没问题的，各司其职嘛。但细究起来，问题很严重。问题在哪呢？问题出在职业教育身上。
职业教育是什么？职业教育是各类教育中与社会经济发展最密切、最直接的教育类型，是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而存在，与普通高等教育并行推进、协调发展的一种地位相对独立、内部自成体系、并与普通高等教育横向贯通的国民教育类型。对于职业教育的“界”，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和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之一的黄炎培在理念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杜威主张：“一切的学校即是工场、商铺，一切的工场、商铺即是学校。”黄炎培提倡：“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由此可见，两位教育家早已指出，“职业教育作为‘经验性教育’，是区别于以基础性教育为目的的普通教育和以学科教育为特征的普通高等教育的”，职业教育更需要“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也就是说，职业教育是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的。
可惜，这样的规律性的理论似乎并没有被国人读懂，也没有成为现今发展职业教育的纲领性的指导。于是乎，职业教育政策成为一种并非基于职教规律的历史选择；职业教育思想成了普教思维主导下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办学变成了学校单方面的“自娱自乐”。是谓职业教育的“定界”观。
君不见，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的一声号令，其主办或主管的职业院校被以剥离社会服务机构为名停办或撤销，职业教育与行业和企业的天然联系被人为斩断；有甚者，职业高中和中专学校文化课和部分专业课的课时和大纲必须遵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规定，并参加由其组织的统一考试；大多数的学校，有什么样的教师开什么样的专业和课程，教材十几年不变，教学方法是“陆地上游泳，黑板上种田”，实践教学环节简化为到现场参观，这种种背离职业教育规律的做法，使职业教育的产出变成了“无效供给”，以至于出现了企业“用工荒”和职业院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并存的怪象。职业教育的“定界”误读后果严重，亟需纠正。
其实，职业教育的职业属性决定其“跨界性”，也就是说职业教育任务不是学校单独所能完成的，而应该是政府、学校、企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其基本特征是校企合作办学，产学结合育人。是谓职业教育的“跨界”观。
“跨界”深层次地触及了职业教育的独到特色，彰显了职业教育作为“另一类型”教育的内涵，反映和体现着对办学规律的认识和涵盖，它使我们进一步逼近并看清了职业教育的本真性状。如果失去了“校企合作”这个职业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重要基础，职业教育就失去了其人才培养类型上的特色。第一，校企合作的办学，必须关注现代企业与现代教育的融合；第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必须关注工作规律与学习规律的融合；第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关注职业及职业成长规律与教育及教育认知规律的融合（以下简称“三融合”）。要实现“三融合”，学校和行业、企业的合作必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然而，职业院校和企业是不同性质的组织，两者之间存在着清晰的“边界”。“边界”是什么？“边界”就是壁垒，影响着组织间的合作效果。所以，本该是学校、企业双方基于共同需要而进行的校企合作，因为企业本质上的寻利性与教育本质上的公益性发生碰撞，而变成了职业院校的“剃头挑子一头热”。校企合作的不畅，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降低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可以想象，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接纳实习学生要承担的产品质量下降、生产效率降低、学生工伤等风险，职业教育的“跨界”合作必然困难重重。
“定界”是伤害，“跨界”有障碍，职业教育要发展，唯有打破“边界”的羁绊，让企业与院校形成共同的诉求。是谓职业教育的“无界”观。
无边界组织理论认为，组织的最新形式是向“无边界”方向发展的，边界的模糊性使无边界组织更易于信息、资源及能量的渗透扩散。无边界组织将传统组织中的刚性边界模糊化，这种模糊化的边界既能将各成员区分，又能够使信息、资源、构想及能量快捷便利地在各成员之间流动，促进各项工作在组织中顺利展开和完成，从而使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已远远超过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
“无界”的职业教育实现途径有三：
一是企业办教育。然而，现状却是大企业不愿再办，小企业无力为之。此路难再走通。
二是学校办企业。比如，齐齐哈尔工程学院走“专业带公司”之路，一边办教育一边建企业，以教育带动生产，用生产服务于教育。亦校亦企，“校企合一、产学一体”。学生在真实职业环境下，锻炼成为具有创业能力的职业人；学校变消耗性实习为生产性实习，降低了办学成本；企业拥有了稳定的人力资源，实现了各级各类人才的有序流动，有利于催生创新型企业。然而，这种模式对职业院校的资源统筹能力要求非常高，因自身力量有限，大多数的院校很难在短时间内把企业做大做强，更不能为学生提供先进的实习实训环境，将难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此探索不具普适性。
三是法律规范下的校企深度融合。“国家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机制已然明确，然而没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再好的设计也难以落到实处。必须通过国家立法进一步明确政府、行业与企业以及学校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把三方一并纳入到职业教育这个“界域”里。在政府的主导下，学校和企业的边界就变成了职业教育的内部“边界”。模糊了刚性“边界”的企业与院校，既可以相互区分，又便于合作与交流。再辅以诸如税收减免、经费补偿、贴息贷款、按比例匹配奖励资金等优惠政策和奖励、激励机制，调动行业、企业积极性。这样“大棒加胡萝卜”的调控方式，必然可以确保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形成互动、双赢的校企合作体制。如此，职业教育的“无界”融合前途光明。
放眼世界，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引领世界经济的重要驱动力。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样呼唤职业教育大有作为！然职业教育能跨越发展、担当起大任乎？所幸，有大批有识之士的坚持和努力；所幸，《职教法》即将修订，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深层次之矛盾和问题必将一一破解。恰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坚信，若及时抚平“定界”的伤害，大力扫除“跨界”的障碍，实现职业教育“无界”融合之目标指日可待矣！
“界”，境也，是一个领域或范围；亦指不同事物相互区分的边限。“界”，也是人们区别和认识某一事物的一种方式。比如，治病防病那是医疗界的事，有大大小小的医院来完成这一任务；教书育人则是教育界的事，有各种类型的学校（或研究机构）在实现这一目的。这种推理乍听起来是没问题的，各司其职嘛。但细究起来，问题很严重。问题在哪呢？问题出在职业教育身上。
职业教育是什么？职业教育是各类教育中与社会经济发展最密切、最直接的教育类型，是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而存在，与普通高等教育并行推进、协调发展的一种地位相对独立、内部自成体系、并与普通高等教育横向贯通的国民教育类型。对于职业教育的“界”，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和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之一的黄炎培在理念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杜威主张：“一切的学校即是工场、商铺，一切的工场、商铺即是学校。”黄炎培提倡：“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由此可见，两位教育家早已指出，“职业教育作为‘经验性教育’，是区别于以基础性教育为目的的普通教育和以学科教育为特征的普通高等教育的”，职业教育更需要“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也就是说，职业教育是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的。
可惜，这样的规律性的理论似乎并没有被国人读懂，也没有成为现今发展职业教育的纲领性的指导。于是乎，职业教育政策成为一种并非基于职教规律的历史选择；职业教育思想成了普教思维主导下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办学变成了学校单方面的“自娱自乐”。是谓职业教育的“定界”观。
君不见，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的一声号令，其主办或主管的职业院校被以剥离社会服务机构为名停办或撤销，职业教育与行业和企业的天然联系被人为斩断；有甚者，职业高中和中专学校文化课和部分专业课的课时和大纲必须遵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规定，并参加由其组织的统一考试；大多数的学校，有什么样的教师开什么样的专业和课程，教材十几年不变，教学方法是“陆地上游泳，黑板上种田”，实践教学环节简化为到现场参观，这种种背离职业教育规律的做法，使职业教育的产出变成了“无效供给”，以至于出现了企业“用工荒”和职业院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并存的怪象。职业教育的“定界”误读后果严重，亟需纠正。
其实，职业教育的职业属性决定其“跨界性”，也就是说职业教育任务不是学校单独所能完成的，而应该是政府、学校、企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其基本特征是校企合作办学，产学结合育人。是谓职业教育的“跨界”观。
“跨界”深层次地触及了职业教育的独到特色，彰显了职业教育作为“另一类型”教育的内涵，反映和体现着对办学规律的认识和涵盖，它使我们进一步逼近并看清了职业教育的本真性状。如果失去了“校企合作”这个职业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重要基础，职业教育就失去了其人才培养类型上的特色。第一，校企合作的办学，必须关注现代企业与现代教育的融合；第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必须关注工作规律与学习规律的融合；第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关注职业及职业成长规律与教育及教育认知规律的融合（以下简称“三融合”）。要实现“三融合”，学校和行业、企业的合作必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然而，职业院校和企业是不同性质的组织，两者之间存在着清晰的“边界”。“边界”是什么？“边界”就是壁垒，影响着组织间的合作效果。所以，本该是学校、企业双方基于共同需要而进行的校企合作，因为企业本质上的寻利性与教育本质上的公益性发生碰撞，而变成了职业院校的“剃头挑子一头热”。校企合作的不畅，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降低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可以想象，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接纳实习学生要承担的产品质量下降、生产效率降低、学生工伤等风险，职业教育的“跨界”合作必然困难重重。
“定界”是伤害，“跨界”有障碍，职业教育要发展，唯有打破“边界”的羁绊，让企业与院校形成共同的诉求。是谓职业教育的“无界”观。
无边界组织理论认为，组织的最新形式是向“无边界”方向发展的，边界的模糊性使无边界组织更易于信息、资源及能量的渗透扩散。无边界组织将传统组织中的刚性边界模糊化，这种模糊化的边界既能将各成员区分，又能够使信息、资源、构想及能量快捷便利地在各成员之间流动，促进各项工作在组织中顺利展开和完成，从而使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已远远超过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
“无界”的职业教育实现途径有三：
一是企业办教育。然而，现状却是大企业不愿再办，小企业无力为之。此路难再走通。
二是学校办企业。比如，齐齐哈尔工程学院走“专业带公司”之路，一边办教育一边建企业，以教育带动生产，用生产服务于教育。亦校亦企，“校企合一、产学一体”。学生在真实职业环境下，锻炼成为具有创业能力的职业人；学校变消耗性实习为生产性实习，降低了办学成本；企业拥有了稳定的人力资源，实现了各级各类人才的有序流动，有利于催生创新型企业。然而，这种模式对职业院校的资源统筹能力要求非常高，因自身力量有限，大多数的院校很难在短时间内把企业做大做强，更不能为学生提供先进的实习实训环境，将难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此探索不具普适性。
三是法律规范下的校企深度融合。“国家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机制已然明确，然而没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再好的设计也难以落到实处。必须通过国家立法进一步明确政府、行业与企业以及学校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把三方一并纳入到职业教育这个“界域”里。在政府的主导下，学校和企业的边界就变成了职业教育的内部“边界”。模糊了刚性“边界”的企业与院校，既可以相互区分，又便于合作与交流。再辅以诸如税收减免、经费补偿、贴息贷款、按比例匹配奖励资金等优惠政策和奖励、激励机制，调动行业、企业积极性。这样“大棒加胡萝卜”的调控方式，必然可以确保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形成互动、双赢的校企合作体制。如此，职业教育的“无界”融合前途光明。
放眼世界，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引领世界经济的重要驱动力。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样呼唤职业教育大有作为！然职业教育能跨越发展、担当起大任乎？所幸，有大批有识之士的坚持和努力；所幸，《职教法》即将修订，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深层次之矛盾和问题必将一一破解。恰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坚信，若及时抚平“定界”的伤害，大力扫除“跨界”的障碍，实现职业教育“无界”融合之目标指日可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