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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纪念大会正在举行。77岁的霍英东端坐主席台上，他是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唯一一位非内地人士。
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这位香港富豪在朝鲜战争期间“海上走私神秘发迹”的说法，一直在坊间流传，而他本人对那段颇具争议的经历，几乎从来不曾公开谈论。
英雄莫问出处，但谜底总有一天要揭开。
发“战争财”
霍英东祖籍是广州市郊的番禺县。1923年5月，他出生在寄居香港海边的一户水上人家的小船上，家境贫寒，地位低人一等，7岁时父亲病亡。
幸好他母亲虽然不通文墨，却坚持认为儿子接受教育，才今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节衣缩食供他读书，霍英东也很争气，考上了颇负盛名的皇仁书院（香港最早的官立中学，孙中山早年曾在此就读）。但还差一年高中毕业时，日寇攻占香港，18岁的他被迫中断学业，靠打各种杂工为生，再一次品尝生活的酸苦。
霍英东人生中第一次大冒险，是1948年年底与人合伙远赴南海东沙群岛捞一种可以做胃药的植物“海人草”。25岁的他带着招募来的近200号工人在岛上熬过了6个月，不仅要顶着酷热，还随时面临缺粮、缺油、缺淡水的折磨，且每天要潜入海底与死神周旋。因为后方的合伙人失信私吞收入，霍英东辛苦半年分文未得。但东沙岛的艰苦历练，不仅让霍英东熟练掌握了航海技术，也让他更加敢于冒险，组织调度能力大大提高。从物质上说，尽管没赚到钱，他却拥有了一条长20米的大船，名为“东兴一号”，后来朝鲜战争期间他从事海上运输，全靠这条绰号“黑猫”的大船起家。
1950年6月，美国介入朝鲜战争，鼓动各国开始实施对华禁运石油等战略物资，10月份，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随即对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全面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声言“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即所谓“绝对禁运”。1951年5月，美国促使联合国通过“禁运案”决议，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一同加入，港英当局因此连续颁布多项落实禁运的法令，小到“容量四加仑（英制1加仑约4.5公升）以上的汽油桶”、“纺织品及衣料”等日常生活用品，均须申领出入口许可证。
从东沙归来后的霍英东，平日帮母亲打理驳运船的小生意，还开了一家小型修船厂，可他不甘平淡，时刻留意新的发财机会。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当局随即控制石油产品销售，中国内地许多紧缺的战略物资行情迅速上涨，霍英东得知澳门（时为中立地区）许多公司大量收购汽油、煤油和柴油及五金、麻包等物资，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与几个朋友合伙，用风帆船装运柴油到澳门，第一次就赚了几百港元（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100港元左右），自此一发不可收。
霍英东当时并不知道，他的主要货主之一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共设立的贸易机构，受执掌广东党军政大权的叶剑英直接指挥，在澳门华人领袖何贤（澳门回归后首任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之父）、马万祺等人协助下，正在想方设法高价收购战略物资。那时候他所做的事，还谈不上受爱国热情驱使，完全是出于一个商人的本能，要抓住一切机会改变自己和家庭的贫困命运。
三年甘苦
1951年春节前夕，霍英东决定自立门户，组建船队，并把运输目的地从澳门转到了中共直接控制下的深圳一个小渔村——蛇口。
这一次，霍英东与中共在港企业华润公司和华南企业公司（简称华企）打上了交道，它们同样负有打破港英当局“禁运”，向内地输送紧缺物资的秘密使命。因为与澳门南光公司合作时建立的良好关系，霍英东很快成为华润和华企最可靠的承运商之一，当年不少中方办事人员，即使与霍素未谋面，也都听过他的大名。
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的霍英东，动员亲友出钱出力加入了自己的船队。他曾利用美英军队在港低价拍卖二战剩余物资之机，收购了一些旧船，在自营的修船厂内改装，加大马力和航速。以前风帆船从香港到澳门要走一天，改装后的机动船时速达到10海里，澳门和蛇口，都是四五个小时就到了，他的旗舰“黑猫”（排水量100吨）甚至装了三台发动机，时速高达20海里。
据与霍英东一同从事海上运输的亲友回忆，他的船队有各类大中船只15艘左右，总吨位超过1000吨，还有十多只供接驳摆渡用的小艇。相比之下，1950年6月新中国收回九龙海关的20艘舰艇，总吨位只比霍家的船队略多，航速大致相等，由此可见后者规模之可观。
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不到30岁的霍英东坐镇香港，指挥他的船队及200多名员工不分昼夜地往内地抢运各种“禁运”物资，每天都至少有三到五艘船在海路上穿梭。精明的霍英东用钱疏通了港英当局的警署、工商署和海关，对最难对付的英国海军巡逻舰，他的船队有时在深夜里用“捉迷藏”的方式躲过巡查，有时则满载“违禁”货物大白天大摇大摆从英舰旁边驶过。霍英东说“这叫胆博胆”，即比谁更大胆，因为傲慢的英国海军不会相信，有人竟然敢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走私”。
抗美援朝期间，霍英东船队运回内地的最大宗货物是黑铁皮，铁皮很重，当时又没有什么装卸机器，全靠人背肩扛。这些铁皮是用来做汽油桶的，那时候国内铁皮紧缺，又买不到大量空桶，如果不能尽快进口铁皮，即使有汽油也无法及时运到朝鲜前线，这成了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据说有一次，霍英东船队在几个星期内就抢运了数千吨黑铁皮回来。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那两三年间霍英东究竟将多少物资运回内地，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说法。而成千上百次地穿过封锁线，用霍英东的话说是“成功率99%”。最大的一次失利，是1952年11月20日，“黑猫”号往蛇口运送一批五金时，遭遇港英水警武力追捕，在奋力突围过程中被撞沉，两名船员落水遇难。这在当年的香港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红”运当头
不少人相信霍英东是靠朝鲜战争时“走私发达”的，他冒险所得的运输报酬平均约占货物总值的两成（视不同货物比例不一），毛利确实不低，但利润一部分要分给入股的诸多股东及支付工人工资，还有近一半要用来“打点”港英政府各个“缉私”部门。他自己主要的收入靠船租，三年下来，粗略估算大约是100多万港元，并未暴富，只能说掘得了第一桶金。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之一是，每天只睡三小时，体重一度只有40多公斤。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不久，霍英东几乎倾其所有资本，并向汇丰银行贷款150万港元，以280万港元价格购买香港富豪利氏家族名下一栋大厦，开始进军房地产业。稍后更发明“买楼花”（即拿着规划图纸就卖房子），自此走上真正的致富之路，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成为香港巨富。霍英东后来感叹说，有时他“卖楼花”一天所赚的钱，就超过了朝鲜战争三年海上运输的全部收入。他还因此出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1961年，他又与早年皇仁书院的校友何鸿燊合作，进军澳门博彩业，当上了澳门娱乐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
但港英政府对霍英东突破“禁运”支援中共政权一事耿耿于怀，此后四十年间一直对其在港地产及其他业务发展进行打压，甚至不惜动用舆论攻击其个人声誉，以动摇客户信心。港英政府亦从未给霍英东颁授爵位和任何一枚勋章，以霍氏在香港商界举足轻重的实力及地位，这一做法实属罕见。20世纪70年代，备受压力的霍英东不得不逐渐淡出企业界，转而投身体育事业，中国得以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他出力尤多。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共高层廖承志公开表示：“我为霍英东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帮我们运送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做出了贡献。”他也是最早鼓励霍英东回内地投资，支持内地改革开放的中共领导人之一。
1983年2月，坐落于广州珠江之滨沙面岛（原英法租界）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这家由霍英东斥资5000万美元与广东省合作兴建的五星级酒店，是改革开放后吸引境外资本的第一批“样板工程”之一，比宁波帮船王包玉刚投资、邓小平亲自题写店名并出席开业典礼的北京兆龙饭店，还早上两年。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祖国第二天，首任特区行政长官、前东方船王董浩云之子董建华，亲手给霍英东颁授特区政府最高荣誉奖——大紫荆勋章，这位“红色私商”四十年来遭港英政府歧视的闷气，至此或可一扫而光了。（编辑/张本科）
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这位香港富豪在朝鲜战争期间“海上走私神秘发迹”的说法，一直在坊间流传，而他本人对那段颇具争议的经历，几乎从来不曾公开谈论。
英雄莫问出处，但谜底总有一天要揭开。
发“战争财”
霍英东祖籍是广州市郊的番禺县。1923年5月，他出生在寄居香港海边的一户水上人家的小船上，家境贫寒，地位低人一等，7岁时父亲病亡。
幸好他母亲虽然不通文墨，却坚持认为儿子接受教育，才今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节衣缩食供他读书，霍英东也很争气，考上了颇负盛名的皇仁书院（香港最早的官立中学，孙中山早年曾在此就读）。但还差一年高中毕业时，日寇攻占香港，18岁的他被迫中断学业，靠打各种杂工为生，再一次品尝生活的酸苦。
霍英东人生中第一次大冒险，是1948年年底与人合伙远赴南海东沙群岛捞一种可以做胃药的植物“海人草”。25岁的他带着招募来的近200号工人在岛上熬过了6个月，不仅要顶着酷热，还随时面临缺粮、缺油、缺淡水的折磨，且每天要潜入海底与死神周旋。因为后方的合伙人失信私吞收入，霍英东辛苦半年分文未得。但东沙岛的艰苦历练，不仅让霍英东熟练掌握了航海技术，也让他更加敢于冒险，组织调度能力大大提高。从物质上说，尽管没赚到钱，他却拥有了一条长20米的大船，名为“东兴一号”，后来朝鲜战争期间他从事海上运输，全靠这条绰号“黑猫”的大船起家。
1950年6月，美国介入朝鲜战争，鼓动各国开始实施对华禁运石油等战略物资，10月份，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随即对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全面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声言“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即所谓“绝对禁运”。1951年5月，美国促使联合国通过“禁运案”决议，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一同加入，港英当局因此连续颁布多项落实禁运的法令，小到“容量四加仑（英制1加仑约4.5公升）以上的汽油桶”、“纺织品及衣料”等日常生活用品，均须申领出入口许可证。
从东沙归来后的霍英东，平日帮母亲打理驳运船的小生意，还开了一家小型修船厂，可他不甘平淡，时刻留意新的发财机会。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当局随即控制石油产品销售，中国内地许多紧缺的战略物资行情迅速上涨，霍英东得知澳门（时为中立地区）许多公司大量收购汽油、煤油和柴油及五金、麻包等物资，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与几个朋友合伙，用风帆船装运柴油到澳门，第一次就赚了几百港元（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100港元左右），自此一发不可收。
霍英东当时并不知道，他的主要货主之一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共设立的贸易机构，受执掌广东党军政大权的叶剑英直接指挥，在澳门华人领袖何贤（澳门回归后首任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之父）、马万祺等人协助下，正在想方设法高价收购战略物资。那时候他所做的事，还谈不上受爱国热情驱使，完全是出于一个商人的本能，要抓住一切机会改变自己和家庭的贫困命运。
三年甘苦
1951年春节前夕，霍英东决定自立门户，组建船队，并把运输目的地从澳门转到了中共直接控制下的深圳一个小渔村——蛇口。
这一次，霍英东与中共在港企业华润公司和华南企业公司（简称华企）打上了交道，它们同样负有打破港英当局“禁运”，向内地输送紧缺物资的秘密使命。因为与澳门南光公司合作时建立的良好关系，霍英东很快成为华润和华企最可靠的承运商之一，当年不少中方办事人员，即使与霍素未谋面，也都听过他的大名。
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的霍英东，动员亲友出钱出力加入了自己的船队。他曾利用美英军队在港低价拍卖二战剩余物资之机，收购了一些旧船，在自营的修船厂内改装，加大马力和航速。以前风帆船从香港到澳门要走一天，改装后的机动船时速达到10海里，澳门和蛇口，都是四五个小时就到了，他的旗舰“黑猫”（排水量100吨）甚至装了三台发动机，时速高达20海里。
据与霍英东一同从事海上运输的亲友回忆，他的船队有各类大中船只15艘左右，总吨位超过1000吨，还有十多只供接驳摆渡用的小艇。相比之下，1950年6月新中国收回九龙海关的20艘舰艇，总吨位只比霍家的船队略多，航速大致相等，由此可见后者规模之可观。
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不到30岁的霍英东坐镇香港，指挥他的船队及200多名员工不分昼夜地往内地抢运各种“禁运”物资，每天都至少有三到五艘船在海路上穿梭。精明的霍英东用钱疏通了港英当局的警署、工商署和海关，对最难对付的英国海军巡逻舰，他的船队有时在深夜里用“捉迷藏”的方式躲过巡查，有时则满载“违禁”货物大白天大摇大摆从英舰旁边驶过。霍英东说“这叫胆博胆”，即比谁更大胆，因为傲慢的英国海军不会相信，有人竟然敢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走私”。
抗美援朝期间，霍英东船队运回内地的最大宗货物是黑铁皮，铁皮很重，当时又没有什么装卸机器，全靠人背肩扛。这些铁皮是用来做汽油桶的，那时候国内铁皮紧缺，又买不到大量空桶，如果不能尽快进口铁皮，即使有汽油也无法及时运到朝鲜前线，这成了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据说有一次，霍英东船队在几个星期内就抢运了数千吨黑铁皮回来。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那两三年间霍英东究竟将多少物资运回内地，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说法。而成千上百次地穿过封锁线，用霍英东的话说是“成功率99%”。最大的一次失利，是1952年11月20日，“黑猫”号往蛇口运送一批五金时，遭遇港英水警武力追捕，在奋力突围过程中被撞沉，两名船员落水遇难。这在当年的香港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红”运当头
不少人相信霍英东是靠朝鲜战争时“走私发达”的，他冒险所得的运输报酬平均约占货物总值的两成（视不同货物比例不一），毛利确实不低，但利润一部分要分给入股的诸多股东及支付工人工资，还有近一半要用来“打点”港英政府各个“缉私”部门。他自己主要的收入靠船租，三年下来，粗略估算大约是100多万港元，并未暴富，只能说掘得了第一桶金。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之一是，每天只睡三小时，体重一度只有40多公斤。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不久，霍英东几乎倾其所有资本，并向汇丰银行贷款150万港元，以280万港元价格购买香港富豪利氏家族名下一栋大厦，开始进军房地产业。稍后更发明“买楼花”（即拿着规划图纸就卖房子），自此走上真正的致富之路，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成为香港巨富。霍英东后来感叹说，有时他“卖楼花”一天所赚的钱，就超过了朝鲜战争三年海上运输的全部收入。他还因此出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1961年，他又与早年皇仁书院的校友何鸿燊合作，进军澳门博彩业，当上了澳门娱乐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
但港英政府对霍英东突破“禁运”支援中共政权一事耿耿于怀，此后四十年间一直对其在港地产及其他业务发展进行打压，甚至不惜动用舆论攻击其个人声誉，以动摇客户信心。港英政府亦从未给霍英东颁授爵位和任何一枚勋章，以霍氏在香港商界举足轻重的实力及地位，这一做法实属罕见。20世纪70年代，备受压力的霍英东不得不逐渐淡出企业界，转而投身体育事业，中国得以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他出力尤多。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共高层廖承志公开表示：“我为霍英东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帮我们运送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做出了贡献。”他也是最早鼓励霍英东回内地投资，支持内地改革开放的中共领导人之一。
1983年2月，坐落于广州珠江之滨沙面岛（原英法租界）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这家由霍英东斥资5000万美元与广东省合作兴建的五星级酒店，是改革开放后吸引境外资本的第一批“样板工程”之一，比宁波帮船王包玉刚投资、邓小平亲自题写店名并出席开业典礼的北京兆龙饭店，还早上两年。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祖国第二天，首任特区行政长官、前东方船王董浩云之子董建华，亲手给霍英东颁授特区政府最高荣誉奖——大紫荆勋章，这位“红色私商”四十年来遭港英政府歧视的闷气，至此或可一扫而光了。（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