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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震云教授写作的《辽代文学史》是我国第一部以东北为主的200多年的文学史，因此，具有全面创新特点，而在具体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史框架，增加了文学关系和艺术发生的表现。在理念上突出了中华文明一体化和交互影响的特点，在内容上注意近年来考古资料的运用，在方法上能够做到文史结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以，本文选取海内外三位博士对本书的看法和体会，供阅读时参考。
关键词：《辽代文学史》；全面创新；评价
中图分类号：J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0-01 53-02
一
林光华(香港中文大学)非常幸运地在海外能读到黄先生寄来的《辽代文学史》，20多万字的著作读了近一个月，终于能在这春寒料峭的夜晚安坐灯下，谈谈对这本书的浅见和观感。这本书突破了边缘化的视野，重构了文史材料，从广度到深度到高度都着实让人钦佩。笔者这次依旧依照惯例，是先从“后记”读起的。读黄先生的“后记”，已能想象这本书从1997年构思的博士论文至今，一定增删多次，非常不易。这也注定它的厚重将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让我感动的是，黄先生治学至今成就卓然，但对往日携助的师长，对他们曾付出的点点滴滴的珍惜与感恩凝于文字，显示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谦逊和深情。譬如对徐州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邱鸣皋教授冒着酷暑去分部帮忙找书的情景，让人看到著作背后的作者，怀有怎样的治学之心。因为，—个懂得感恩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辽代文学史》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有三。一是在资料稀少的情况下，将辽金文学史做了全面的、立体的整合和建构；二是强劲的史学功底上的文学研究，文史渗透，浑然一体；三是雄浑一体的简洁清俊的文风；四是用客观材料厘清目前学界对辽代文学的一些误读，论证性强，具有说服力。具体说来，第一，我们对辽代的了解一般都很少，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段总是匆匆掠过。虽然大家在看《天龙八部》时会对大辽国和萧峰这样的英雄有更多想象，但文学作品毕竟有夸张之处。真要找一部全面、客观、深入地揭示辽代历史、文化面貌的著作则很难。黄先生这部《辽代文学史》从博士论文的构思至今，十年辛苦不寻常，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对这样一个边缘性的课题作全方位的观察。其全面性主要体现在该书不单是对文学作品的考察，而是深入到辽代的形成、辽代的制度、演进与周边民族及中原北宋的关系等各个方面。从时间上说，基本上给我们描述了辽代从907到1125年的发展、变迁的全貌；从深度上说，从神话到文学创作的众多题材，通过溯源达到更深地开掘；从细节上说，对辽代的文字、风俗、教育、歌语谣谚、诗文墓志乃至科举制度作了全面的介绍。让读者大开眼界，让研究者借此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全面反映辽代文学成就的学术著作。第二，我们常说文史哲打通，但从文与史讲，二者的关系究竟怎样，这部著作便是活生生的范本。通过历史的细密梳理，所带出并非只是时间、地点和时间，而是揭示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人的现实生存处境和文化心态。这正是文学创作的根基和动因所在。从这种文史渗透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辽代历经九帝、历时218年，称雄东亚，影响远及中亚和西欧的原因所在，更能看到其文学创作与生存困境和文化交流的密切关联。这样的著作实为少见。第三，这部著作对很多关于辽代历史与文学的误读进行了厘清，这与作者丰富的材料功底和严谨的学术作风是分不开的。譬如关于辽代诗歌为什么流传下来的很少，一般认为是因为契丹享国未久，文化不如金元。黄先生直言批评“这是对辽金元三代享国时间不清造成的误说”；又有认为“辽处北国，尚武轻文”，黄先生则指出“辽代是多民族国家，不全是骑射为其本色”；更有人认为“辽代书禁甚严，故流传不多。”黄先生则以客观的史料说明，当时的规定并没有这么森严，在市场上买书就不是违法行为。这些无疑让我们对辽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有了更客观的了解。
二
韩宏韬(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黄震云教授是我国能够研究不同学科和领域的著名学者，为中国辽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也是中国辽金契丹史学会副会长。先后出版了《楚辞通论》、《辽代文史新探》、《经学与诗学研究》、《汉代神话史》、《辽代文学史》(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25万字)等多部著作；在《文学评论》、《民族研究》、《文艺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其著作文史兼通，力贯古今，而《辽代文学史》的出现，更让文学史的撰写耳目一新。本书创新颇多，大者有四：锐意开拓新领域；努力彰显新思路；大胆尝试新方法；严谨提出新观点。
本书在行文过程中，新见迭出，每一创见都是基于对材料广泛地对比和系统地分析。比如，先生认为“契丹的建元和发展以唐代文化为基本借鉴范式，又植根于具体的历史地理环境中”，这是基于对唐代和辽代文学的稔熟和深入地比较得出的结论。在思想上，先生认为辽代文学以“儒学为质、佛学为用、道学为辅”，具有明显的“实用精神”，揭示出辽代文学价值取向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先生富有诗意的宣称辽代文学属“黑土文化”，与红土、黄土文明交相辉映。诸如此类，不可尽举，显示了先生深湛的功力和严肃的治学精神。
本书对辽代文学的全新而深入地研究，对于周边国家的文学研究、对于北方的文化开发与建设、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全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很有意义。
姚圣良(信阳师范学院)黄震云教授的新著《辽代文学史》(25万字，长春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是他独立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辽代文学史》(曾荣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修订而成的，精益求精。著作一面世就告售罄重版，也引起了同行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一)勇于探索。注重创新
近年来，学术界编写文学史著作很多，但辽代无人问津。黄震云的《辽代文学史》基本上从一片空白开始，从写作理念与方法的确立到资料的判断与选取；从结构框架的整体设计到具体章节的论述展开，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作者自己原创并完成的。在方法上，著作采用了“对等”的书写方法。根据辽代文学的实际情况，尽量将辽代留下文本的所有作家都写进文学史，以资料、成就及影响等作为文字多寡进退的写作根据。对于像辽道宗及其皇后萧观音等成就高、影响大、留下作品多的一代大家，作者就不惜笔墨进行相对集中的详尽阐述。而对于那些为数众多的作品较少、成就不高、影响有限的中小作家，作者则适当简单化处理，一般不作全面论述。至于像入辽作家李浣、李涛、李翰、高勋、张砺、和凝等人的生平与创作，或以前缺少研究、或资料本身语焉未详，直接叙述难以说清楚，作者就通过考证予以解决。
再如，首次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注重了文学关系的表现。具体地说，就是不再局限于时代、作家、作品三合一的文学史大致套路，而是立足文学的整体把握，如文学的写 作、发表、印刷、保存、评价、接受和交流等，将《辽代文学史》真正写成了一部动态多元的系统的全景式的文学史。
(二)文献扎实，考证严密
《辽代文学史》体现了作者深厚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思辨能力。在资料方面力求“竭泽而渔”，凡是与辽代有关的文献，像《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等，包括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成果，无一不进入作者的视野。如辽代诗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只有70多首，张晶的《辽金诗史》又称辽诗留存至今的总共不过百余首，而《辽代文学史》的统计数据竟多达300首左右。再如辽代散文，陈述的《全辽文》一向被认为收罗齐备，但黄先生还是查出不少遗漏，像《容斋三笔》卷五《北虏诛宗王》条的两则辽文等，就为《全辽文》所失收。此外，像河北《水平府志》所载辽代小说《染庄社记》等，也都是过去人们所忽视的材料。
《辽代文学史》的文献价值，不光是对辽代作家作品搜罗齐全，还在于作者所做的大量的辨伪考证工作。譬如，《全唐诗》就将李浣的兄长李涛这一入辽诗人与唐朝咸通年间的处士李涛相混。无论是《文献通考》还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都没有将他们区分清楚，就是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也未尽人意，仍多次混淆。《辽代文学史》从原始文献人手，旁征博引、相互印证、条分缕析，对他们的生平经历与传世作品逐一作了精深细致、有理有据的考辨。多少疑惑，一朝廓清，精彩之处不禁让人为之拍案。作者的用心与窖智，于此可见一斑。
(三)史论结合，图文并茂
史论结合，是作者的又一过人之处，作者同时担任中国辽金史学和文学两个学会的副会长，因此《辽代文学史》的史论结合，一是追求文学史料的丰富与翔实，二是追求分析评判的合理与科学，显示了宏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理性色彩。通过文学的研究，发现南北文学同源，进一步阐发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思想，也是作者的别出心裁之处。
譬如，“辽代的韵文”一章中对辽代诗歌的论述，作者不仅对辽代的语誓谣谚、北语诗、译诗以及辽代诗歌的类型、体裁、分期和社会功能等进行全面细致地文本解读和理论阐释；而且还就辽诗的风格特点、辽诗受佛教的影响、辽诗不发达的原因等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问题，作了系统深入地探讨。关于辽诗不发达的原因，前人主要是猜测。作者深刻地揭示了辽诗不发达的原因：一是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抵制；二是辽代诗人作品位移为唐宋金人作品；三是城市文化的不发达；四是诗歌的价值与书写原因等。
图文并茂也是《辽代文学史》的一个特点。作者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注考古发现，根据内容需要精心选配了37幅珍贵的图片，多是近年来出土的辽代文物。这些图片既是重要的实证材料，同时也因其自身的直观性、形象性，为《辽代文学史》增添了不少光彩。
《辽代文学史》应该是本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突出的成果之一，作者的付出与贡献相信会受到大家的普遍称赞。
关键词：《辽代文学史》；全面创新；评价
中图分类号：J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0-01 53-02
一
林光华(香港中文大学)非常幸运地在海外能读到黄先生寄来的《辽代文学史》，20多万字的著作读了近一个月，终于能在这春寒料峭的夜晚安坐灯下，谈谈对这本书的浅见和观感。这本书突破了边缘化的视野，重构了文史材料，从广度到深度到高度都着实让人钦佩。笔者这次依旧依照惯例，是先从“后记”读起的。读黄先生的“后记”，已能想象这本书从1997年构思的博士论文至今，一定增删多次，非常不易。这也注定它的厚重将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让我感动的是，黄先生治学至今成就卓然，但对往日携助的师长，对他们曾付出的点点滴滴的珍惜与感恩凝于文字，显示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谦逊和深情。譬如对徐州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邱鸣皋教授冒着酷暑去分部帮忙找书的情景，让人看到著作背后的作者，怀有怎样的治学之心。因为，—个懂得感恩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辽代文学史》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有三。一是在资料稀少的情况下，将辽金文学史做了全面的、立体的整合和建构；二是强劲的史学功底上的文学研究，文史渗透，浑然一体；三是雄浑一体的简洁清俊的文风；四是用客观材料厘清目前学界对辽代文学的一些误读，论证性强，具有说服力。具体说来，第一，我们对辽代的了解一般都很少，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段总是匆匆掠过。虽然大家在看《天龙八部》时会对大辽国和萧峰这样的英雄有更多想象，但文学作品毕竟有夸张之处。真要找一部全面、客观、深入地揭示辽代历史、文化面貌的著作则很难。黄先生这部《辽代文学史》从博士论文的构思至今，十年辛苦不寻常，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对这样一个边缘性的课题作全方位的观察。其全面性主要体现在该书不单是对文学作品的考察，而是深入到辽代的形成、辽代的制度、演进与周边民族及中原北宋的关系等各个方面。从时间上说，基本上给我们描述了辽代从907到1125年的发展、变迁的全貌；从深度上说，从神话到文学创作的众多题材，通过溯源达到更深地开掘；从细节上说，对辽代的文字、风俗、教育、歌语谣谚、诗文墓志乃至科举制度作了全面的介绍。让读者大开眼界，让研究者借此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全面反映辽代文学成就的学术著作。第二，我们常说文史哲打通，但从文与史讲，二者的关系究竟怎样，这部著作便是活生生的范本。通过历史的细密梳理，所带出并非只是时间、地点和时间，而是揭示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人的现实生存处境和文化心态。这正是文学创作的根基和动因所在。从这种文史渗透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辽代历经九帝、历时218年，称雄东亚，影响远及中亚和西欧的原因所在，更能看到其文学创作与生存困境和文化交流的密切关联。这样的著作实为少见。第三，这部著作对很多关于辽代历史与文学的误读进行了厘清，这与作者丰富的材料功底和严谨的学术作风是分不开的。譬如关于辽代诗歌为什么流传下来的很少，一般认为是因为契丹享国未久，文化不如金元。黄先生直言批评“这是对辽金元三代享国时间不清造成的误说”；又有认为“辽处北国，尚武轻文”，黄先生则指出“辽代是多民族国家，不全是骑射为其本色”；更有人认为“辽代书禁甚严，故流传不多。”黄先生则以客观的史料说明，当时的规定并没有这么森严，在市场上买书就不是违法行为。这些无疑让我们对辽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有了更客观的了解。
二
韩宏韬(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黄震云教授是我国能够研究不同学科和领域的著名学者，为中国辽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也是中国辽金契丹史学会副会长。先后出版了《楚辞通论》、《辽代文史新探》、《经学与诗学研究》、《汉代神话史》、《辽代文学史》(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25万字)等多部著作；在《文学评论》、《民族研究》、《文艺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其著作文史兼通，力贯古今，而《辽代文学史》的出现，更让文学史的撰写耳目一新。本书创新颇多，大者有四：锐意开拓新领域；努力彰显新思路；大胆尝试新方法；严谨提出新观点。
本书在行文过程中，新见迭出，每一创见都是基于对材料广泛地对比和系统地分析。比如，先生认为“契丹的建元和发展以唐代文化为基本借鉴范式，又植根于具体的历史地理环境中”，这是基于对唐代和辽代文学的稔熟和深入地比较得出的结论。在思想上，先生认为辽代文学以“儒学为质、佛学为用、道学为辅”，具有明显的“实用精神”，揭示出辽代文学价值取向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先生富有诗意的宣称辽代文学属“黑土文化”，与红土、黄土文明交相辉映。诸如此类，不可尽举，显示了先生深湛的功力和严肃的治学精神。
本书对辽代文学的全新而深入地研究，对于周边国家的文学研究、对于北方的文化开发与建设、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全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很有意义。
姚圣良(信阳师范学院)黄震云教授的新著《辽代文学史》(25万字，长春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是他独立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辽代文学史》(曾荣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修订而成的，精益求精。著作一面世就告售罄重版，也引起了同行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一)勇于探索。注重创新
近年来，学术界编写文学史著作很多，但辽代无人问津。黄震云的《辽代文学史》基本上从一片空白开始，从写作理念与方法的确立到资料的判断与选取；从结构框架的整体设计到具体章节的论述展开，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作者自己原创并完成的。在方法上，著作采用了“对等”的书写方法。根据辽代文学的实际情况，尽量将辽代留下文本的所有作家都写进文学史，以资料、成就及影响等作为文字多寡进退的写作根据。对于像辽道宗及其皇后萧观音等成就高、影响大、留下作品多的一代大家，作者就不惜笔墨进行相对集中的详尽阐述。而对于那些为数众多的作品较少、成就不高、影响有限的中小作家，作者则适当简单化处理，一般不作全面论述。至于像入辽作家李浣、李涛、李翰、高勋、张砺、和凝等人的生平与创作，或以前缺少研究、或资料本身语焉未详，直接叙述难以说清楚，作者就通过考证予以解决。
再如，首次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注重了文学关系的表现。具体地说，就是不再局限于时代、作家、作品三合一的文学史大致套路，而是立足文学的整体把握，如文学的写 作、发表、印刷、保存、评价、接受和交流等，将《辽代文学史》真正写成了一部动态多元的系统的全景式的文学史。
(二)文献扎实，考证严密
《辽代文学史》体现了作者深厚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思辨能力。在资料方面力求“竭泽而渔”，凡是与辽代有关的文献，像《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等，包括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成果，无一不进入作者的视野。如辽代诗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只有70多首，张晶的《辽金诗史》又称辽诗留存至今的总共不过百余首，而《辽代文学史》的统计数据竟多达300首左右。再如辽代散文，陈述的《全辽文》一向被认为收罗齐备，但黄先生还是查出不少遗漏，像《容斋三笔》卷五《北虏诛宗王》条的两则辽文等，就为《全辽文》所失收。此外，像河北《水平府志》所载辽代小说《染庄社记》等，也都是过去人们所忽视的材料。
《辽代文学史》的文献价值，不光是对辽代作家作品搜罗齐全，还在于作者所做的大量的辨伪考证工作。譬如，《全唐诗》就将李浣的兄长李涛这一入辽诗人与唐朝咸通年间的处士李涛相混。无论是《文献通考》还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都没有将他们区分清楚，就是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也未尽人意，仍多次混淆。《辽代文学史》从原始文献人手，旁征博引、相互印证、条分缕析，对他们的生平经历与传世作品逐一作了精深细致、有理有据的考辨。多少疑惑，一朝廓清，精彩之处不禁让人为之拍案。作者的用心与窖智，于此可见一斑。
(三)史论结合，图文并茂
史论结合，是作者的又一过人之处，作者同时担任中国辽金史学和文学两个学会的副会长，因此《辽代文学史》的史论结合，一是追求文学史料的丰富与翔实，二是追求分析评判的合理与科学，显示了宏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理性色彩。通过文学的研究，发现南北文学同源，进一步阐发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思想，也是作者的别出心裁之处。
譬如，“辽代的韵文”一章中对辽代诗歌的论述，作者不仅对辽代的语誓谣谚、北语诗、译诗以及辽代诗歌的类型、体裁、分期和社会功能等进行全面细致地文本解读和理论阐释；而且还就辽诗的风格特点、辽诗受佛教的影响、辽诗不发达的原因等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问题，作了系统深入地探讨。关于辽诗不发达的原因，前人主要是猜测。作者深刻地揭示了辽诗不发达的原因：一是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抵制；二是辽代诗人作品位移为唐宋金人作品；三是城市文化的不发达；四是诗歌的价值与书写原因等。
图文并茂也是《辽代文学史》的一个特点。作者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注考古发现，根据内容需要精心选配了37幅珍贵的图片，多是近年来出土的辽代文物。这些图片既是重要的实证材料，同时也因其自身的直观性、形象性，为《辽代文学史》增添了不少光彩。
《辽代文学史》应该是本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突出的成果之一，作者的付出与贡献相信会受到大家的普遍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