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群众支持的改革是无意义的。作为县委县政府，肯定要以尊重民意为先，这毕竟是宗旨。”
　　郝金伦主动请辞涿鹿县教科局局长的当天傍晚，林毅接到在县城某学校工作的表妹打来的电话，请他帮忙核实一下此消息的真伪。
　　林毅是涿鹿当地一名副科级公务员，其表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不满三年。尽管郝金伦宣布辞职是在全局会议上进行的，但这次会议并非全体教师大会，因此，包括林毅表妹在内的很多中青年教师对于县教育系统内部的如此突然的人事变动，特别是涉及到教科局“一把手”仕途问题时，更期待从外围得到更为直接的信息。
　　林毅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自己此前和郝金伦在工作上有过交集，私交也还好，然而“这个时候去问人家是不是辞职了，总感觉不太合适”。
　　事实上，在郝金伦辞职的第一时间，像林毅这样持有“不闻不问并不代表不关注、不关心”态度的涿鹿官员不乏少数。
　　对于一个城区人口不足10万的小县城来说，除了认为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交规则外，还因为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无论郝金伦辞职是否自愿，都与家长们到县委县政府的那次“请愿”有关。况且为了顺应民意，县里的态度已经明朗，也叫停了郝金伦牵头搞的这场和“三疑三探”有关的教改工作。《涿鹿县郝局长激情辞职讲话》在郝金伦请辞第二天传于网络，意外地成为一块击破沉寂的石头。正如林毅所言，“辞职后的郝金伦已经不再是他自己和一个正科级职务得失那么简单，而是升华成为一种特有的符号或现象。”
　　“私下里，同志们已经不会太在介意该不该去讨论郝局的事。当然，十个人就有十种心态，十个人就有十种观点。但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全县今年的高考成绩确实不错……”林毅说。
　　押宝“三疑三探”
　　“他在乡镇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在林毅的印象里，郝金伦是一个基层工作经验很丰富的人。“涿鹿10多个乡镇，他至少转过（指工作）3个，而且做过乡镇长也当过书记。很实干，给当地老百姓留下的口碑不错，就是较‘直’。”
　　亦有媒体在此前的报道中提及，郝金伦在一个乡镇任职时，有一次认为上级制定的政策不合理又偏要乡镇一级执行，于是他便以生病为由，请假了之。
　　“郝金伦这个人我很早就听说过，”吴增曾于郝金伦在某乡做党委书记期间在该乡开过一家餐馆，“有一次郝金伦发现一个部下带着酒气下村里工作，回来后指着这名部下的鼻子好一顿说，脏话都用上了。”
　　涿鹿县教科局局直机关某工作人员向《民生周刊》记者回忆，郝金伦刚到该局任局长时，工作作风与处事风格与之前在乡镇工作时并无二致，“总感觉他像‘鹰派’，大事小事他都会亲力亲为，交代工作时短平快，对自己看不惯的事直接就说。”
　　2014年5月，是郝金伦由乡镇到教科局任局长的第9个月。当月月末，《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出台，并由此开启了涿鹿县“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改革的序幕。
　　究竟什么是“三疑三探”？在之前的采访中郝金伦向《民生周刊》记者介绍说，“三疑三探”共四个教学环节，即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拓展运用。其最大特点是学生先独学深思，形成自己的学习经验后，采取小组合作式学习，让学生主动发现问题、独立思考问题、合作探究问题、归纳创新问题、勇于评价问题，养成敢于质疑、善于表达、认真倾听和不断反思的学习习惯。
　　“就像押宝一样，他对这种模式相当看好，认为它可以改变涿鹿教育的现在和未来。”郝金伦一位在京工作的朋友回忆说。
　　为了配合这项改革工作的开展，在其主导下，教科局此后还制定了《涿鹿中学三疑三探新授课评价标准（试行）》，并以指导册子的形式印发给各校。
　　管理教师使“硬招”
　　同年秋季学期开学后，根据上述方案及标准，“三疑三探”贯穿了全县基础教育的课堂。
　　“刚开始两三个月没什么，后来发现这种疑探教学让能力强的学生受益多，后面的学生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最关键的是我们老师不仅要拿出更多的备课时间来开展这种教学模式，还要不停地向家长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教法。”涿鹿县某初中物理教师王萍说。
　　王萍是一位有着19年教龄的老教师，她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她本人其实并不反对一种新的、对学生思维和成绩提高都有帮助的教学方法被植入课堂，自己也愿意多花费精力去适应这种新教法的实践，但问题是，“除了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当初我们这些老教师确实不太理解，为什么非要以一刀切的形式进行疑探教学呢？”
　　“实话实说，疑探教学确实挺耗费精力的，学校又不多给课时费，老师们主观能动性不太高。”林毅的表妹说，“不过我们也办法，毕竟资历浅，只能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不做就加不上考核分，分数低了就影响到我们年底的考评。”
　　部分教师的消极以对，让各所学校负责人们也很头疼。于是开始有人从教科局和县领导两条渠道反映困难。
　　需要提及的是，对于反映之后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县里的态度，当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县里希望郝金伦注意方式方法，下去听取一线教师的真实声音，改革要稳步推进。但郝金伦认为实施方案是经政府批准同意的，不能因个别老师的不适应就半途而废。
　　另一种是，郝金伦亲自向县里汇报了方案在实施中遇到了来自教师的阻力，恳请县领导给予支持。
　　盡管这两种说法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按照上述受访者的说法，“校领导说，这种教法是局里定的（教科局），县里也支持，必须这么教。而且局里随时都有可能派人来检查。”
　　家长只看成绩不信“邪”
　　部分教师的不积极，也让从一开始就对“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改革持争议态度的学生家长们更加相信，自家的孩子就是这场改革实验的“小白鼠”。
　　在涿鹿采访时，《民生周刊》记者也见到了4位学生家长。其中，两位家长认为孩子的成绩确实有所提高，另两位家长则认为“郝金伦是在搞‘邪’的”。 　　支持者认为，“三疑三探”的优势是让孩子的学习思维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到考试临近就手忙脚乱，在家熬夜搞突击，突击做题，突击背课文、背单词了，基本上在学校就把该学的东西都学会了。
　　反对者则指出，教改无论怎么改，都改变不了靠分数说话的现状。现在每个学校都是大课堂教学，基本功好的学生，无论怎么教分数都不会低，但中等偏弱的孩子就很难说了。
　　“我们孩子以前不用去辅导班，‘三疑三探’后我这两年给她找辅导班花了小两万了，这还是小学呢！等到明年上初中呢？多亏县里不让这么做了，否则我真想明年把孩子送张家口去（上学）。”
　　上述家长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反对进行“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改革的很多学生家长都在外地打工，他们少则一个月，多则一年也见不到孩子一次。
　　“想起来关心孩子成绩时，就打电话给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问一下，但老人们也不懂得什么是改革，就告诉在外打工的儿女说，你们留在家里的孩子天天就知道玩也不学习。家长一听当然就不愿意了。”上述家长说。
　　或因如此，2015年寒假之前，有“家长”就将对“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改革的质疑，“贴”在了当地的网络论坛上。“一点用也没有，郝金伦该怎么弄还怎么弄。”上述反对者家长说。
　　然而，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受访时均表示，郝金伦改革的动机和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推进节奏上有点急，实施方式也有些欠考虑。”
　　“郝局这一点做得比较好，就是他不回避矛盾，特别是面对老百姓的不支持和不理解时，他善于主动沟通。这就与他在基层工作经验有关了。”
　　林毅说，郝金伦在去年夏天与持反对意见的家长们进行了一次露天交流，就形式本身而言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传播理念的过程，但“交流的对象不应该是家长而是校长。”
　　林毅认为，“在家长和学生心中，老师为大；在老师心中，校长为大；在校长心中，才是教育局局长为大。你解释一万句，不如孩子们的老师站出来说一句管用。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向《民生周刊》记者回忆说，尽管当天的交流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家长带着不满来的，也带着不满走的”。
　　以尊重民意为先
　　前文涿鹿县教科局局直机关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高考大捷后，“郝局长的心情特别好，逢人便说涿鹿的孩子有希望了，涿鹿的教育有希望了。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过多久，就听说有家长打着横幅去县委县政府告状了。”
　　“没有群众支持的改革是没有意义的。作为县委县政府，肯定要以尊重民意为先，这毕竟是宗旨。”涿鹿县委办一负责人如是说。
　　民意，开始让涿鹿县委县政府审视与之前课堂教学模式有关的一系列教育问题。
　　今年教师节当天，涿鹿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全县教育工作的五条原则落地。
　　“五条原则的核心指导就是总结先进地区的教改经验，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尊重县域教育发展实际，积极稳妥推进全县教育教学工作。”涿鹿县委办负责人说。
　　就具体内容而言，该负责人说，首先是严格执行校长负责制，进一步明确校长的职责任务，让各学校的教育、教学行政工作有独立管理权，立足学校实际，按照学校自身师资力量、学生情况开展教育教学及教改工作。
　　其次就是坚持“依法办学”理念，按照上级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文件落实教学工作。围绕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科学管理，规范教学，试点推动，稳步推进教改工作落实。
　　“在抓好现有省、市、县级课题研究和推广的基础上，县委县政府提出了‘校校有课题，人人都参与，走“科研兴校，质量强校”之路的思路。除此之外，明确要加大教育投入，建立奖励和关爱机制。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新增财力着力向教育倾斜，优先保障教育支出，优化提高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家庭困難教师的福利政策。”他说。
　　“静一静，挂一个空挡，让改革在路上平稳滑行一段后再启动，我认为这是逆境求变之举。”那位不愿具名的当地官员说。
　　而在林毅看来，郝金伦是一枚符号，他画出来的是一个逆向而来临的阵痛，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只要前行，这种符号就会不止一枚。“如果把郝金伦看做一种现象，那么至少我希望改革路上还应该多一些像他这样有情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