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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想起《京郊日报》社编辑部主任刘炳增，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刘老师，您好吗？
如果说父母生我养我，那刘炳增老师则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让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
1983年9月，我在房山六渡乡当通讯报道员，当我投稿第10篇时，报纸上第一次有了我的名字。稿件的题目是《王老铺村赵国着发羊财》，当时刊登在《北京日报·郊区版》第一版。编这篇稿子的记者就是刘炳增老师，从此我和刘老师相识了。
我爱写家乡的事儿。1984年7月初，我发现王老铺村有20多户人家买了汽车、拖拉机，搞运输发家致富，还有的拉着小毛驴车贩运农副产品挣了钱的。我就感到这是好事，封闭了多年的山里人头脑开化了，就连续写了两篇稿子：《王老铺村运输专业户多》《穆志金有了毛驴车》。寄到《郊区版》后，编辑部感到稿件内容好，适合改革开放新形势。
1984年7月12日，我接到报社刘炳增老师打来电话，说一两天内要到六渡乡采访。7月13日下午4点多钟，我见到了刘老师，他是从永定门坐火车在十渡站下车的。
说实在的，当时我想，从城里来的记者一定是高大白胖，清高，难接近。我这个山里人能接待好人家吗？当我见到刘老师时心里踏实了——刘老师是农民相儿，跟山里人一样。
刘老师向乡党委刘书记说明了采访内容，并叫我和他一同到王老铺村采访。当时已是下午5点来钟了，乡领导执意留刘老师住下，第二天再到王老铺村。可他非常认真地说，时间紧，马上就去王老铺村，天黑之前赶到小师（作者本人）家。
乡政府离我家近20公里，而且全是山路。当时天阴得很，看天气，雨马上就要来了。为了刘老师的安全，我找出我穿过的胶鞋让刘老师换上，我俩又每人拿上一块塑料布便出发了。
六渡到王老铺没有长途车，上山下山的人们都是搭乘来往跑运输的汽车、手扶拖拉机等。刚走出乡政府大门就见一台拖拉机跑了过来，我招手让车停下后，发现人已挤得满满的坐不下了，我俩只好步行。多亏了没坐这台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刚走出十多里地便出了车祸，伤了好几个人。我们第二天听说这事儿，刘老师说我俩运气好。
我们刚刚走出两里多地，雨就下起来了，时小时大，一块塑料布难以抵挡，不大工夫衣服就湿透了。好在不一会儿我们又遇到了村里一台上山的手扶拖拉机。虽然身上仍被雨淋着，但坐在手扶拖拉机上，感觉轻松多了。手扶拖拉机在雨中的山路上颠簸着，突突地冒着黑烟，艰难地向上爬行。我们坐在手扶拖拉机的槽帮上，手紧紧地抓住栏杆，身子随着手扶拖拉机的颠簸一仰一合。脚下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边是几十米的深沟。尤其是在拐弯处，眼瞅着手扶拖拉机的轮子到了悬崖边上，手心立马惊得全是汗了。这阵势我经得多了，可刘老师却是第一次。他一手抓住槽帮，一手抓住我的衣服，嘴里叨念着。机手经验老到，在如此泥泞的山路上照样开得得心应手。
到了王老铺村，已是晚上7点钟了。由于下着雨，天灰蒙蒙的，好像已经黑了，各家的窗户亮出了灯光。
“你家在哪儿？”刘老师问。
“就在那儿！”刘老师顺着我的手往上一看，高高的山头上有一点亮光儿。
“离这里有多远？”不远，不远，也就爬一里来地吧。无奈，刘老师只好硬着头皮往上爬。雨还在下着，脚下很滑。在平道上雨天走路都很困难，甭说爬山了。在陡峭的山坡上，我一手拉着刘老师的手，刘老师一手抓住小树、山草，全身几乎伏在坡上，样子非常狼狈。我连拉带拽，他踉踉跄跄地往上爬，有好几次差点滑下去。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到家了。我的父母和两个妹妹一看来了客人就赶快动手做饭。刘老师坐在炕沿上，喝着烈性的“二锅头”，吃着小鸡炖蘑菇，才感到身子温暖过来了。我的父亲，一位十分淳朴的庄稼人，一个劲儿地往刘老师的碗里夹菜，反复念叨：你是第一个到我们这个小山沟采访的记者。看得出，我父亲很激动，刘老师也很激动。吃完晚饭，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到邻居家去借住，我们三个老爷们儿躺在炕上聊了半宿。
第二天早晨，雨仍下个不停。我们全家都劝刘老师住一天，等雨停了再去采访，但刘老师坚持并表示甭管下多大雨，今天一定要返回北京。见留不住，母亲又炒了几个菜，父亲又陪刘老师喝了几盅“二锅头”。
王老铺的人家分布在好大一面山坡上。从这家到那家，近的几百米，远的竟达十几里。刘老师采访的对象有两个：村党支部书记和一位个体运输户。个体运输户叫穆志金，是村里第一个用小驴车搞运输的人。他家离我家隔着一座小山包儿，穆志金成了第一个采访对象。之后，我俩又走了半个小时的山路，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家。采访完后已近中午，雨仍在下。村里的汽车、手扶拖拉机没有一个下山的。怎么办？刘老师说，走！我们谢绝了书记留吃午饭的邀请，一咬牙，冒着斩不断的雨丝，踩着泥泞的山路，向山外走去。
听刘老师讲，他从小在昌平的一个小镇长大，后来又在农村插了几年队，受的罪不少，吃的苦挺多，应该说是“久经考验”的了。但在雨中走20公里的山路，平生可是头一遭。当时他却没有发憷，没有打退堂鼓，心里想的就是尽快完成采访任务，早点赶回编辑部。当时刘老师给我的感觉是，这位老师太棒了！
整整走了3个多小时，下午两点我俩才到六渡乡政府。简单吃了些东西，刘老师决定立即赶往十渡火车站回北京。我说，那我就送你走近道吧！
近道是穿越火车隧道，这是我坐火车到房山进城常走的道儿（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危险，大家切勿模仿）。火车隧道共有4个，长的两千多米，短的几百米。因为是走火车的，没有人行道，而且隧道内伸手不见五指。由于劉老师眼近视，我只好拉着刘老师在铁轨上走，脚硌得生疼不说，还得提防随时飞驰而来的火车。每当火车来时，我们就紧贴在隧道的洞壁上，在巨大的轰响中，享受着火车呼啸着擦身而过的刺激。虽然是近道，我们俩也走了一个多小时。
当我们走出山洞，快到车站时，我看到刘老师穿的白衬衫已脏得没了模样，好像汽车修理工刚从车底下爬出来一样。我说，刘老师您穿我的上衣吧！刘老师说，没事儿的，到北京天就黑了，谁也瞧不见。
火车启动了，我目送刘老师驶向远方。
回到报社，刘老师连夜赶写稿件。根据采访的素材，共写了3篇，其中两篇是我俩合写的：消息《王老铺村出现20个运输专业户》，介绍了全村开展专业运输的情况;通讯《长途贩运记》，说的是村民穆志金搞驴车运输的事;短评《正确对待长途运输》，批驳了当时一些人认为搞长途运输不是正道的错误认识。这3篇稿件在1984年8月17日的头版头条、报眼下同时刊出，几乎占了半个版。这组稿件，有力地宣传了1984年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的“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出现的专业户……是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的精神，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认识，促进了山区专业户的发展，对深化农村改革、支持新生事物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和领导的表扬……
这次采访过去整整33年了，但刘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却始终清晰。是他给了我美好的回忆，也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在后来的工作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困难多么大，我都勇敢面对，战而胜之。
现在，刘老师已经从《京郊日报》总编室主任位置退休，远郊区县成长起来的通讯员们没有不认识他的。刘老师在城里，我在乡下，虽然不常见面，但他每次到房山都打听我的消息。当听到我逐渐进步，他就让人带话儿，让我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从那次采访起，我始终没有间断写作。20多年来，从原来的《郊区版》改为现在的《京郊日报》，共刊登我的稿件近万字，我曾多次参加《京郊日报》组织的交流学习。
每逢下雨天，我的眼前常常会浮现出雨中和刘老师在王老铺村采访的情景。
每当我回到王老铺村，站在高高的山顶上，我也会想起和刘老师在村里采访的一幕幕。我时常在问：刘老师，您好吗？
（编辑·韩旭）
如果说父母生我养我，那刘炳增老师则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让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
1983年9月，我在房山六渡乡当通讯报道员，当我投稿第10篇时，报纸上第一次有了我的名字。稿件的题目是《王老铺村赵国着发羊财》，当时刊登在《北京日报·郊区版》第一版。编这篇稿子的记者就是刘炳增老师，从此我和刘老师相识了。
我爱写家乡的事儿。1984年7月初，我发现王老铺村有20多户人家买了汽车、拖拉机，搞运输发家致富，还有的拉着小毛驴车贩运农副产品挣了钱的。我就感到这是好事，封闭了多年的山里人头脑开化了，就连续写了两篇稿子：《王老铺村运输专业户多》《穆志金有了毛驴车》。寄到《郊区版》后，编辑部感到稿件内容好，适合改革开放新形势。
1984年7月12日，我接到报社刘炳增老师打来电话，说一两天内要到六渡乡采访。7月13日下午4点多钟，我见到了刘老师，他是从永定门坐火车在十渡站下车的。
说实在的，当时我想，从城里来的记者一定是高大白胖，清高，难接近。我这个山里人能接待好人家吗？当我见到刘老师时心里踏实了——刘老师是农民相儿，跟山里人一样。
刘老师向乡党委刘书记说明了采访内容，并叫我和他一同到王老铺村采访。当时已是下午5点来钟了，乡领导执意留刘老师住下，第二天再到王老铺村。可他非常认真地说，时间紧，马上就去王老铺村，天黑之前赶到小师（作者本人）家。
乡政府离我家近20公里，而且全是山路。当时天阴得很，看天气，雨马上就要来了。为了刘老师的安全，我找出我穿过的胶鞋让刘老师换上，我俩又每人拿上一块塑料布便出发了。
六渡到王老铺没有长途车，上山下山的人们都是搭乘来往跑运输的汽车、手扶拖拉机等。刚走出乡政府大门就见一台拖拉机跑了过来，我招手让车停下后，发现人已挤得满满的坐不下了，我俩只好步行。多亏了没坐这台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刚走出十多里地便出了车祸，伤了好几个人。我们第二天听说这事儿，刘老师说我俩运气好。
我们刚刚走出两里多地，雨就下起来了，时小时大，一块塑料布难以抵挡，不大工夫衣服就湿透了。好在不一会儿我们又遇到了村里一台上山的手扶拖拉机。虽然身上仍被雨淋着，但坐在手扶拖拉机上，感觉轻松多了。手扶拖拉机在雨中的山路上颠簸着，突突地冒着黑烟，艰难地向上爬行。我们坐在手扶拖拉机的槽帮上，手紧紧地抓住栏杆，身子随着手扶拖拉机的颠簸一仰一合。脚下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边是几十米的深沟。尤其是在拐弯处，眼瞅着手扶拖拉机的轮子到了悬崖边上，手心立马惊得全是汗了。这阵势我经得多了，可刘老师却是第一次。他一手抓住槽帮，一手抓住我的衣服，嘴里叨念着。机手经验老到，在如此泥泞的山路上照样开得得心应手。
到了王老铺村，已是晚上7点钟了。由于下着雨，天灰蒙蒙的，好像已经黑了，各家的窗户亮出了灯光。
“你家在哪儿？”刘老师问。
“就在那儿！”刘老师顺着我的手往上一看，高高的山头上有一点亮光儿。
“离这里有多远？”不远，不远，也就爬一里来地吧。无奈，刘老师只好硬着头皮往上爬。雨还在下着，脚下很滑。在平道上雨天走路都很困难，甭说爬山了。在陡峭的山坡上，我一手拉着刘老师的手，刘老师一手抓住小树、山草，全身几乎伏在坡上，样子非常狼狈。我连拉带拽，他踉踉跄跄地往上爬，有好几次差点滑下去。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到家了。我的父母和两个妹妹一看来了客人就赶快动手做饭。刘老师坐在炕沿上，喝着烈性的“二锅头”，吃着小鸡炖蘑菇，才感到身子温暖过来了。我的父亲，一位十分淳朴的庄稼人，一个劲儿地往刘老师的碗里夹菜，反复念叨：你是第一个到我们这个小山沟采访的记者。看得出，我父亲很激动，刘老师也很激动。吃完晚饭，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到邻居家去借住，我们三个老爷们儿躺在炕上聊了半宿。
第二天早晨，雨仍下个不停。我们全家都劝刘老师住一天，等雨停了再去采访，但刘老师坚持并表示甭管下多大雨，今天一定要返回北京。见留不住，母亲又炒了几个菜，父亲又陪刘老师喝了几盅“二锅头”。
王老铺的人家分布在好大一面山坡上。从这家到那家，近的几百米，远的竟达十几里。刘老师采访的对象有两个：村党支部书记和一位个体运输户。个体运输户叫穆志金，是村里第一个用小驴车搞运输的人。他家离我家隔着一座小山包儿，穆志金成了第一个采访对象。之后，我俩又走了半个小时的山路，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家。采访完后已近中午，雨仍在下。村里的汽车、手扶拖拉机没有一个下山的。怎么办？刘老师说，走！我们谢绝了书记留吃午饭的邀请，一咬牙，冒着斩不断的雨丝，踩着泥泞的山路，向山外走去。
听刘老师讲，他从小在昌平的一个小镇长大，后来又在农村插了几年队，受的罪不少，吃的苦挺多，应该说是“久经考验”的了。但在雨中走20公里的山路，平生可是头一遭。当时他却没有发憷，没有打退堂鼓，心里想的就是尽快完成采访任务，早点赶回编辑部。当时刘老师给我的感觉是，这位老师太棒了！
整整走了3个多小时，下午两点我俩才到六渡乡政府。简单吃了些东西，刘老师决定立即赶往十渡火车站回北京。我说，那我就送你走近道吧！
近道是穿越火车隧道，这是我坐火车到房山进城常走的道儿（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危险，大家切勿模仿）。火车隧道共有4个，长的两千多米，短的几百米。因为是走火车的，没有人行道，而且隧道内伸手不见五指。由于劉老师眼近视，我只好拉着刘老师在铁轨上走，脚硌得生疼不说，还得提防随时飞驰而来的火车。每当火车来时，我们就紧贴在隧道的洞壁上，在巨大的轰响中，享受着火车呼啸着擦身而过的刺激。虽然是近道，我们俩也走了一个多小时。
当我们走出山洞，快到车站时，我看到刘老师穿的白衬衫已脏得没了模样，好像汽车修理工刚从车底下爬出来一样。我说，刘老师您穿我的上衣吧！刘老师说，没事儿的，到北京天就黑了，谁也瞧不见。
火车启动了，我目送刘老师驶向远方。
回到报社，刘老师连夜赶写稿件。根据采访的素材，共写了3篇，其中两篇是我俩合写的：消息《王老铺村出现20个运输专业户》，介绍了全村开展专业运输的情况;通讯《长途贩运记》，说的是村民穆志金搞驴车运输的事;短评《正确对待长途运输》，批驳了当时一些人认为搞长途运输不是正道的错误认识。这3篇稿件在1984年8月17日的头版头条、报眼下同时刊出，几乎占了半个版。这组稿件，有力地宣传了1984年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的“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出现的专业户……是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的精神，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认识，促进了山区专业户的发展，对深化农村改革、支持新生事物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和领导的表扬……
这次采访过去整整33年了，但刘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却始终清晰。是他给了我美好的回忆，也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在后来的工作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困难多么大，我都勇敢面对，战而胜之。
现在，刘老师已经从《京郊日报》总编室主任位置退休，远郊区县成长起来的通讯员们没有不认识他的。刘老师在城里，我在乡下，虽然不常见面，但他每次到房山都打听我的消息。当听到我逐渐进步，他就让人带话儿，让我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从那次采访起，我始终没有间断写作。20多年来，从原来的《郊区版》改为现在的《京郊日报》，共刊登我的稿件近万字，我曾多次参加《京郊日报》组织的交流学习。
每逢下雨天，我的眼前常常会浮现出雨中和刘老师在王老铺村采访的情景。
每当我回到王老铺村，站在高高的山顶上，我也会想起和刘老师在村里采访的一幕幕。我时常在问：刘老师，您好吗？
（编辑·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