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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中的郑庄公,历代史论者多有评述,而其中另一个重要角色姜氏在该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却很少被论及。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姜氏在“郑伯克段于鄢”中的表现,揭示这一偏执、另类的女性在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偏执 另类 兄弟阋墙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开篇详细记载的重要事件,它叙述了鲁隐公元年,郑庄公如何挫败自己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共叔段相互勾结,谋逆篡位的过程,史家常借“兄弟阋墙”称之。但“兄弟阋墙”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郑庄公与共叔段兄弟二人的母亲姜氏及其作用,却被史评家们忽略了。
姜氏是个很特别的女性,很特别的母亲,特别在她对两个同样是自己亲生儿子态度的天壤之别,一个是恨,恨得要死;一个是爱,爱得要命。《左传·隐公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姜氏对庄公之“恶”的缘由,仅仅因为“庄公寤生,惊姜氏”。这实在叫人匪夷所思:难道“寤生”这种事情,是还处在娘胎中的那么一个婴儿能够蓄意而为的?如果说,姜氏这次分娩吃了不少苦头,体会不到初为人母的幸福,一腔怨恨往庄公身上撒撒,让他落个“寤生”这样古里古怪的名字来解解气,也不算过分。可是,对“寤生”这件事总是耿耿于怀、记恨终身,就有悖于人伦常理了。对于老儿子共叔段,姜氏则倾注了全部的爱,这种爱只是一味地宠,是畸形的爱。“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爱子之情,乃为母之天性,但如果爱到一定要将其推上王位、改变立嗣法统的地步,就未免偏狭过激。按传统宗法制度“立嫡以长不以贤”,嫡长子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废长立幼,国家就可能政局不稳,甚至于战事频仍。好在郑武公不糊涂,没有被姜氏的枕边风吹的晕晕乎乎,断然拒绝了姜氏的无理要求。但实际上,“兄弟阋墙”的序幕此时已经拉开,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姜氏。
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可在姜氏那里,手心之肉和手背之肉却有着天壤之别。对于段这个手心之肉,她可以爱得没有原则,爱得没有节制;而对庄公这个手背之肉,她可以“恶”得不近情理,“恶”得不顾国家法度。“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请制不成,又为之“请京”。制与京,一为险关要塞之邑,一为物富人丰之都,姜氏之所以为共叔段求取这样的封地,绝不是随意而为,而是另有他图。由此可见,姜氏并非等闲女流,她为共叔段的谋划,所选之地,颇具战略眼光。换成共叔段,恐怕不会有这样的大手笔。有母亲姜氏做靠山,共叔段的野心便迅速膨胀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国家法度,先是“都城过百雉”,接着又“命西鄙、北鄙贰于己”,继之“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最后是“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共叔段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都忽隐忽现出姜氏的身影,关键时刻,更少不了姜氏的相助——“夫人将启之”。至此“兄弟阋墙”达到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姜氏或推波助澜,或直接干预,或干脆披挂上阵、直接参与。姜氏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共叔段篡权夺位创造条件,对老儿子共叔段的溺爱,可谓偏激到了极点。可见,姜氏的特别,就特别在她不愿意像其他母亲、其他女性那样安常处顺。这是一个偏执、另类的母亲。
其实,称郑伯克段为“兄弟阋墙”,还是有些牵强的。从郑伯克段的整个过程来看,除了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之外,庄公与共叔段兄弟二人之间并没有实质的、真正意义上的角逐争斗。庄公真正的对手乃是段的后台、庄公与段兄弟二人共同的母亲姜氏。从“郑伯克段”事件过程中段与姜氏所起的作用来看,段只是台前的玩偶,姜氏则是操纵者,如果没有姜氏的怂恿、纵容合唆使,段岂至于利令智昏、胡作非为?兄弟二人又岂至于手足相残呢?因此,与其说郑伯克段是兄弟阋墙,倒不如说是母子交锋,是庄公与母亲姜氏之间的博弈。
可是,史家们在评判这段历史的时候,对姜氏和共叔段的所作所为,或未加责难,或轻描淡写地批评一两句,把主要矛头指向郑庄公,说他阴险伪善、奸诈狠毒,处心积虑地要将弟弟段置于死地。像庄公这样一个有亲娘,却是在没娘疼、没娘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君王,免不了性格的诸多怪癖和缺陷,阴暗的心理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假设姜氏能像爱老儿子共叔段那样地爱庄公,至少像一个正常的母亲爱儿子那样爱庄公,而不是“恶之”,那个被姜氏叫做“寤生”的孩子,肯定就不是后来历史上的郑庄公了,“兄弟阋墙”这出戏也就不会上演。归根到底,姜氏的偏执另类,葬送了自己的爱子共叔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自己的长子——春秋小霸郑庄公。
关键词偏执 另类 兄弟阋墙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开篇详细记载的重要事件,它叙述了鲁隐公元年,郑庄公如何挫败自己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共叔段相互勾结,谋逆篡位的过程,史家常借“兄弟阋墙”称之。但“兄弟阋墙”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郑庄公与共叔段兄弟二人的母亲姜氏及其作用,却被史评家们忽略了。
姜氏是个很特别的女性,很特别的母亲,特别在她对两个同样是自己亲生儿子态度的天壤之别,一个是恨,恨得要死;一个是爱,爱得要命。《左传·隐公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姜氏对庄公之“恶”的缘由,仅仅因为“庄公寤生,惊姜氏”。这实在叫人匪夷所思:难道“寤生”这种事情,是还处在娘胎中的那么一个婴儿能够蓄意而为的?如果说,姜氏这次分娩吃了不少苦头,体会不到初为人母的幸福,一腔怨恨往庄公身上撒撒,让他落个“寤生”这样古里古怪的名字来解解气,也不算过分。可是,对“寤生”这件事总是耿耿于怀、记恨终身,就有悖于人伦常理了。对于老儿子共叔段,姜氏则倾注了全部的爱,这种爱只是一味地宠,是畸形的爱。“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爱子之情,乃为母之天性,但如果爱到一定要将其推上王位、改变立嗣法统的地步,就未免偏狭过激。按传统宗法制度“立嫡以长不以贤”,嫡长子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废长立幼,国家就可能政局不稳,甚至于战事频仍。好在郑武公不糊涂,没有被姜氏的枕边风吹的晕晕乎乎,断然拒绝了姜氏的无理要求。但实际上,“兄弟阋墙”的序幕此时已经拉开,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姜氏。
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可在姜氏那里,手心之肉和手背之肉却有着天壤之别。对于段这个手心之肉,她可以爱得没有原则,爱得没有节制;而对庄公这个手背之肉,她可以“恶”得不近情理,“恶”得不顾国家法度。“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请制不成,又为之“请京”。制与京,一为险关要塞之邑,一为物富人丰之都,姜氏之所以为共叔段求取这样的封地,绝不是随意而为,而是另有他图。由此可见,姜氏并非等闲女流,她为共叔段的谋划,所选之地,颇具战略眼光。换成共叔段,恐怕不会有这样的大手笔。有母亲姜氏做靠山,共叔段的野心便迅速膨胀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国家法度,先是“都城过百雉”,接着又“命西鄙、北鄙贰于己”,继之“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最后是“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共叔段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都忽隐忽现出姜氏的身影,关键时刻,更少不了姜氏的相助——“夫人将启之”。至此“兄弟阋墙”达到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姜氏或推波助澜,或直接干预,或干脆披挂上阵、直接参与。姜氏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共叔段篡权夺位创造条件,对老儿子共叔段的溺爱,可谓偏激到了极点。可见,姜氏的特别,就特别在她不愿意像其他母亲、其他女性那样安常处顺。这是一个偏执、另类的母亲。
其实,称郑伯克段为“兄弟阋墙”,还是有些牵强的。从郑伯克段的整个过程来看,除了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之外,庄公与共叔段兄弟二人之间并没有实质的、真正意义上的角逐争斗。庄公真正的对手乃是段的后台、庄公与段兄弟二人共同的母亲姜氏。从“郑伯克段”事件过程中段与姜氏所起的作用来看,段只是台前的玩偶,姜氏则是操纵者,如果没有姜氏的怂恿、纵容合唆使,段岂至于利令智昏、胡作非为?兄弟二人又岂至于手足相残呢?因此,与其说郑伯克段是兄弟阋墙,倒不如说是母子交锋,是庄公与母亲姜氏之间的博弈。
可是,史家们在评判这段历史的时候,对姜氏和共叔段的所作所为,或未加责难,或轻描淡写地批评一两句,把主要矛头指向郑庄公,说他阴险伪善、奸诈狠毒,处心积虑地要将弟弟段置于死地。像庄公这样一个有亲娘,却是在没娘疼、没娘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君王,免不了性格的诸多怪癖和缺陷,阴暗的心理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假设姜氏能像爱老儿子共叔段那样地爱庄公,至少像一个正常的母亲爱儿子那样爱庄公,而不是“恶之”,那个被姜氏叫做“寤生”的孩子,肯定就不是后来历史上的郑庄公了,“兄弟阋墙”这出戏也就不会上演。归根到底,姜氏的偏执另类,葬送了自己的爱子共叔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自己的长子——春秋小霸郑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