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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同时，蜚声国际学界的斯蒂格利茨就创立了经济学的一门新学科——信息经济学，并因此摘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中国经济界，斯蒂格利茨甚至成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楷模。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能够游走在学界和政界之间，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转化为政府政策。
在学界，他在宏观和微观各个领域建树颇多。他编写的《经济学》，被称为继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之后，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在中国，这本书还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畅销书，销量超过10万册。
在政界，他于1992年便进入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后更是升为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斯蒂格利茨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而那时，现任的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才刚刚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亚当•斯密是错的。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经济。在此基础上，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遵照新自由主义条款，完全开放本国市场，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斯蒂格利茨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是站在发达国家立场上制订的，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是不合理的秩序，发展中国家不必随发达国家起舞。
敢于直接挑战以亚当•斯密理论为基础的思想，是基于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研究。据称，在某次国际会议召开的时候，与会经济学家都要在某一栏中填写“擅长领域”，有人竟自信地填写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此君便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自1962年转系成为经济系学生开始，斯蒂格利茨之后的经济学生涯，研究范围涵盖了宏微观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分支：新古典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正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亚当•斯密是错的。
“我的研究表明，完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应该让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全球化在东亚取得了成功，但在拉美及其他地方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东亚国家没有实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条款，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斯蒂格利茨在白宫的工作经历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实证检验的机会。其实，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采取经济政策的时候，实行的对内对外两套标准是不同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IMF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公共社会保障时，对养老系统进行私有化。美国的情况，则是公有和私有并存，而且公有部分占大多数，由此有效避免国内股市的波动，同时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
以实际行动反对华盛顿共识及其所代表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也成为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同意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主要原因。
危机也由此埋下。
公开批评世行及IMF政策
在2000年任期尚未满，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世行施压的情况下，斯蒂格利茨辞职回到了校园。
因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很快转化为政府政策，斯蒂格利茨在白宫的5年岁月里如鱼得水。他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银行任期内。
但是，世行岁月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进入世行的斯蒂格利茨，想要做的是改变既有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但控制世界银行的发达国家显然有意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当斯蒂格利茨公开批评世行及IMF政策的时候，结果可想而知。不仅IMF不悦，世行行长也承受了巨大压力颇不高兴。终于，在2000年任期尚未满，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世行施压的情况下，斯蒂格利茨辞职回到了校园。
就在斯蒂格利茨辞去世行副行长的次年，他与信息经济学的倡导者阿克尔洛夫、史宾塞一起，分享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学会称，斯蒂格利茨的贡献，在于他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通俗地讲，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如何调整合同形式，从而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典型的例子，是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通过划分不同等级的费率，来区分不同类别的投保人。这个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到保险市场、期权市场等领域。
回到校园的斯蒂格利茨，继续他对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他更多地运用信息经济学的工具，分析如何能够更好地推进政治进程。
显然，七年的华盛顿岁月对斯蒂格利茨影响甚深。他在自己的自传中称，正是华盛顿生涯，让他后来在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等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政策对话平台。
这个平台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通过对话对相应的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和意见。其中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斯蒂格利茨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赞赏，认为正是因为市场与政府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
斯蒂格利茨发现，现实情况总不是那么完美。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却似乎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他相继出了几本书，批判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其中包括《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等。斯蒂格利茨为什么会这么做？
追溯斯蒂格利茨的成长背景，答案也许就在其中——从小生活在印第安纳州的钢铁小城里，人们会周期性地失业；种族混居的小城里，少数民族明显受到歧视；老师和父母反复强调：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体现在钱上，而是来自公共服务和思想带来的社会改变。
而早年的大学教育，让斯蒂格利茨从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中获益匪浅。“回答问题很容易，提出问题才是关键。”老师经常让学生问问题，而不是强调学习某些具体的知识。
这种思想到了斯蒂格利茨去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的时候，充分显现了它的威力。传统经济学总是有一个完美的模型，比如充分就业。斯蒂格利茨发现，现实情况总不是那么完美，就像小时候经历的经济周期一样，周围一半的人都在失业，这怎么解释呢？
斯蒂格利茨决定花时间来创建模型，创立信息经济学的诺奖大师斯蒂格利茨出现了。
斯蒂格利茨小传
1943年生于美国，1970年担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79年获得克拉克奖；1992年进入白宫，先后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主席；1997年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0年至今，任职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学者眼中的斯蒂格利茨
张五常：斯蒂格利茨与蒙代尔一样，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钱颖一：斯蒂格利茨的中国情结很深，他盛赞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并为改革开放献计献策。
辜胜阻：我最佩服的经济学家就是斯蒂格利茨这样的政府经济学家。
在中国经济界，斯蒂格利茨甚至成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楷模。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能够游走在学界和政界之间，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转化为政府政策。
在学界，他在宏观和微观各个领域建树颇多。他编写的《经济学》，被称为继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之后，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在中国，这本书还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畅销书，销量超过10万册。
在政界，他于1992年便进入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后更是升为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斯蒂格利茨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而那时，现任的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才刚刚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亚当•斯密是错的。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经济。在此基础上，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遵照新自由主义条款，完全开放本国市场，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斯蒂格利茨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是站在发达国家立场上制订的，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是不合理的秩序，发展中国家不必随发达国家起舞。
敢于直接挑战以亚当•斯密理论为基础的思想，是基于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研究。据称，在某次国际会议召开的时候，与会经济学家都要在某一栏中填写“擅长领域”，有人竟自信地填写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此君便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自1962年转系成为经济系学生开始，斯蒂格利茨之后的经济学生涯，研究范围涵盖了宏微观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分支：新古典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正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亚当•斯密是错的。
“我的研究表明，完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应该让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全球化在东亚取得了成功，但在拉美及其他地方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东亚国家没有实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条款，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斯蒂格利茨在白宫的工作经历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实证检验的机会。其实，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采取经济政策的时候，实行的对内对外两套标准是不同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IMF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公共社会保障时，对养老系统进行私有化。美国的情况，则是公有和私有并存，而且公有部分占大多数，由此有效避免国内股市的波动，同时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
以实际行动反对华盛顿共识及其所代表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也成为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同意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主要原因。
危机也由此埋下。
公开批评世行及IMF政策
在2000年任期尚未满，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世行施压的情况下，斯蒂格利茨辞职回到了校园。
因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很快转化为政府政策，斯蒂格利茨在白宫的5年岁月里如鱼得水。他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银行任期内。
但是，世行岁月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进入世行的斯蒂格利茨，想要做的是改变既有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但控制世界银行的发达国家显然有意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当斯蒂格利茨公开批评世行及IMF政策的时候，结果可想而知。不仅IMF不悦，世行行长也承受了巨大压力颇不高兴。终于，在2000年任期尚未满，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世行施压的情况下，斯蒂格利茨辞职回到了校园。
就在斯蒂格利茨辞去世行副行长的次年，他与信息经济学的倡导者阿克尔洛夫、史宾塞一起，分享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学会称，斯蒂格利茨的贡献，在于他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通俗地讲，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如何调整合同形式，从而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典型的例子，是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通过划分不同等级的费率，来区分不同类别的投保人。这个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到保险市场、期权市场等领域。
回到校园的斯蒂格利茨，继续他对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他更多地运用信息经济学的工具，分析如何能够更好地推进政治进程。
显然，七年的华盛顿岁月对斯蒂格利茨影响甚深。他在自己的自传中称，正是华盛顿生涯，让他后来在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等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政策对话平台。
这个平台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通过对话对相应的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和意见。其中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斯蒂格利茨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赞赏，认为正是因为市场与政府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
斯蒂格利茨发现，现实情况总不是那么完美。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却似乎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他相继出了几本书，批判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其中包括《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等。斯蒂格利茨为什么会这么做？
追溯斯蒂格利茨的成长背景，答案也许就在其中——从小生活在印第安纳州的钢铁小城里，人们会周期性地失业；种族混居的小城里，少数民族明显受到歧视；老师和父母反复强调：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体现在钱上，而是来自公共服务和思想带来的社会改变。
而早年的大学教育，让斯蒂格利茨从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中获益匪浅。“回答问题很容易，提出问题才是关键。”老师经常让学生问问题，而不是强调学习某些具体的知识。
这种思想到了斯蒂格利茨去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的时候，充分显现了它的威力。传统经济学总是有一个完美的模型，比如充分就业。斯蒂格利茨发现，现实情况总不是那么完美，就像小时候经历的经济周期一样，周围一半的人都在失业，这怎么解释呢？
斯蒂格利茨决定花时间来创建模型，创立信息经济学的诺奖大师斯蒂格利茨出现了。
斯蒂格利茨小传
1943年生于美国，1970年担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79年获得克拉克奖；1992年进入白宫，先后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主席；1997年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0年至今，任职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学者眼中的斯蒂格利茨
张五常：斯蒂格利茨与蒙代尔一样，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钱颖一：斯蒂格利茨的中国情结很深，他盛赞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并为改革开放献计献策。
辜胜阻：我最佩服的经济学家就是斯蒂格利茨这样的政府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