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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关书法，明确的创作意识的出现，对后世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主要从其产生、发展及影响三个方面尝试论述。
关键词：即兴 创作意识 书法发展
一、明确的创作意识的产生
（一）“即兴”与“创作意识”的区别
“即兴”是指运用精湛的笔墨技巧，自然、自由地表现出个人的气质和当下的情感，不仅依靠汉字的意义，还包括视觉上的形式构成，它无法预计，不可复得。而创作意识是指书者在书写过程中不带有情感，而更专注地去体会字形、章法等文字形式。阿恩海姆在谈到意识与无意识时的关系时说：“有意识推理往往把自己固于某些图式，而这些图式却恰恰又不包括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那些联系和区别……只有当意识最大限度地完成自身的任务和前提下，无意识才能起到令人满意的作用。”
他认为“无意识”即“即兴”的原始性是人的推理行为中思维和形象的那种高度的统一性，下意识即“创作”和非逻辑性思维的产生，是艺术家长年艰苦的艺术实践和理性思维后获得的。它的无序性、庞杂性、偶然性及意识的自发性、冲动性是混乱的，只有经历了相当长的理性工作后，艺术家才会调动起潜意识中他所需要的成分，从而产生“无法阻挡的自由情感的扩张”。
（二）“尚意”的出现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后，文化遗产破坏极大，书家们很难在艺术实践中直接获得书法一脉相承的精髓，于是，尚意书风开始形成，明确的书法创作意识出现。黄庭坚是杰出代表，细观其《松风阁》，书写过程故意拉长长线条，加强点画提按起伏力度和粗细、长短对比，这种故意须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才能完成，整个空间给人向上倾斜的势感。此作中似看不出情感，但光是看他那颤掣涩劲的用笔及拗折恣肆的线质，就足以撼人心魄。
二、晚明尚奇美学的出现对创作意识的再定义与发展
（一）尚“奇”的晚明美学
16世纪，王阳明的心学统领思想界，其提出“心即是理”，即本心就是通向真理和贤哲的根本之道。明后期涌现出一大批书家，标新立异，笔下多元化表现手法，愤世嫉俗、颓废狂狠的情绪，正是那个标榜个性解放思潮和正处于即将崩溃王朝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们复杂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
（二）晚明书家的推动
董其昌以“生”作为书学关键，“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书家在学习古代大师作品后获得技法，但成法终究可能会压抑书法家的创作能力。因此他认为，书法之路必须再往前延伸，即由熟再到生，才能摆脱古人成法的束缚。他在临摹与创作过程中带着极为强烈的创作意识，这样的“臆造性临书”使得书法在董其昌手中被赋予新的定义。
王铎可说是晚明最成功的创新书家，在《临二王帖》中，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最早将私人信札转换为巨幅挂轴的书家之一。在他临的帖中，本身就有不同的风格，而王铎很明显是用带有自己明确的创作意识汲取其精华构思而成，其草书《唐诗卷》中，他把许多字的结构以险绝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动态不对称的风格在有意间与黄庭坚不谋而合。
赵孟頫认为“用笔千古不易”，而王铎则认为排列安置每个字是书法之美的根本。视觉心理学告诉我们，当一件书法作品被主体接受时，最先被摄取的是作品的外在形象，于是明确的创作意识在这个时期引申为一种书家对于结字安置、章法布局、用笔浓淡以及整体一种别致而又不同的把握上。
三、明确的创作意识对书法发展的意义
一种事物，随着对它关注的深入，认识必然会趋于细微观察、思考的积累，必然会聚集起越来越丰富的文献，并形成众多理论或前理论，它们必然渗透着作者意识并影响书写，因此创作意识是不可避免的。 刘熙载《书概》中说：“书非使人爱之为难，而不求人爱之为难，盖有欲无欲，书之所以别人天也。”
他认为“无欲”之书胜“有欲”之书。“有欲”之书在动机上是为了“使人爱之”，在技巧上表现为人工之巧，而“无欲”之书则“不求人爱”，洋溢出一派天趣。
当代作品意识逐渐应用于展厅，展厅需要的不再是实用的文字书写，而是艺术创作与艺术表现。明确的创作意识赋予书法以艺术含义，并推动其多元化发展，它使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脱离文字内容，并与实用书写自然即兴，表达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具有独立性和观赏性。因此，在王铎的临书中，不仅有古代法贴经典和临书人之间的对话，还有临书人通过恣意改笔、肢解、拼凑、假托经典所造成的文字游戏，操纵着与观书人游戏的主动权。正因“作品意识”产生，才使得书法注重视觉形式并得以与绘画、摄影、雕塑、设计在展厅中生存下来。
“书法发展到20世纪，历史为它提供了复兴机遇，当代书家没有辜负时代的恩惠，他们向世人展示了书法界深刻的思维能力和巨大的创造性才华”，21世纪的我们定将不负此任，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将书法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邱振中.书法艺术鉴赏语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阿恩海姆.论艺术心理学[M].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
（作者简介：张涛，男，浙江海洋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书法）
关键词：即兴 创作意识 书法发展
一、明确的创作意识的产生
（一）“即兴”与“创作意识”的区别
“即兴”是指运用精湛的笔墨技巧，自然、自由地表现出个人的气质和当下的情感，不仅依靠汉字的意义，还包括视觉上的形式构成，它无法预计，不可复得。而创作意识是指书者在书写过程中不带有情感，而更专注地去体会字形、章法等文字形式。阿恩海姆在谈到意识与无意识时的关系时说：“有意识推理往往把自己固于某些图式，而这些图式却恰恰又不包括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那些联系和区别……只有当意识最大限度地完成自身的任务和前提下，无意识才能起到令人满意的作用。”
他认为“无意识”即“即兴”的原始性是人的推理行为中思维和形象的那种高度的统一性，下意识即“创作”和非逻辑性思维的产生，是艺术家长年艰苦的艺术实践和理性思维后获得的。它的无序性、庞杂性、偶然性及意识的自发性、冲动性是混乱的，只有经历了相当长的理性工作后，艺术家才会调动起潜意识中他所需要的成分，从而产生“无法阻挡的自由情感的扩张”。
（二）“尚意”的出现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后，文化遗产破坏极大，书家们很难在艺术实践中直接获得书法一脉相承的精髓，于是，尚意书风开始形成，明确的书法创作意识出现。黄庭坚是杰出代表，细观其《松风阁》，书写过程故意拉长长线条，加强点画提按起伏力度和粗细、长短对比，这种故意须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才能完成，整个空间给人向上倾斜的势感。此作中似看不出情感，但光是看他那颤掣涩劲的用笔及拗折恣肆的线质，就足以撼人心魄。
二、晚明尚奇美学的出现对创作意识的再定义与发展
（一）尚“奇”的晚明美学
16世纪，王阳明的心学统领思想界，其提出“心即是理”，即本心就是通向真理和贤哲的根本之道。明后期涌现出一大批书家，标新立异，笔下多元化表现手法，愤世嫉俗、颓废狂狠的情绪，正是那个标榜个性解放思潮和正处于即将崩溃王朝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们复杂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
（二）晚明书家的推动
董其昌以“生”作为书学关键，“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书家在学习古代大师作品后获得技法，但成法终究可能会压抑书法家的创作能力。因此他认为，书法之路必须再往前延伸，即由熟再到生，才能摆脱古人成法的束缚。他在临摹与创作过程中带着极为强烈的创作意识，这样的“臆造性临书”使得书法在董其昌手中被赋予新的定义。
王铎可说是晚明最成功的创新书家，在《临二王帖》中，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最早将私人信札转换为巨幅挂轴的书家之一。在他临的帖中，本身就有不同的风格，而王铎很明显是用带有自己明确的创作意识汲取其精华构思而成，其草书《唐诗卷》中，他把许多字的结构以险绝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动态不对称的风格在有意间与黄庭坚不谋而合。
赵孟頫认为“用笔千古不易”，而王铎则认为排列安置每个字是书法之美的根本。视觉心理学告诉我们，当一件书法作品被主体接受时，最先被摄取的是作品的外在形象，于是明确的创作意识在这个时期引申为一种书家对于结字安置、章法布局、用笔浓淡以及整体一种别致而又不同的把握上。
三、明确的创作意识对书法发展的意义
一种事物，随着对它关注的深入，认识必然会趋于细微观察、思考的积累，必然会聚集起越来越丰富的文献，并形成众多理论或前理论，它们必然渗透着作者意识并影响书写，因此创作意识是不可避免的。 刘熙载《书概》中说：“书非使人爱之为难，而不求人爱之为难，盖有欲无欲，书之所以别人天也。”
他认为“无欲”之书胜“有欲”之书。“有欲”之书在动机上是为了“使人爱之”，在技巧上表现为人工之巧，而“无欲”之书则“不求人爱”，洋溢出一派天趣。
当代作品意识逐渐应用于展厅，展厅需要的不再是实用的文字书写，而是艺术创作与艺术表现。明确的创作意识赋予书法以艺术含义，并推动其多元化发展，它使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脱离文字内容，并与实用书写自然即兴，表达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具有独立性和观赏性。因此，在王铎的临书中，不仅有古代法贴经典和临书人之间的对话，还有临书人通过恣意改笔、肢解、拼凑、假托经典所造成的文字游戏，操纵着与观书人游戏的主动权。正因“作品意识”产生，才使得书法注重视觉形式并得以与绘画、摄影、雕塑、设计在展厅中生存下来。
“书法发展到20世纪，历史为它提供了复兴机遇，当代书家没有辜负时代的恩惠，他们向世人展示了书法界深刻的思维能力和巨大的创造性才华”，21世纪的我们定将不负此任，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将书法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邱振中.书法艺术鉴赏语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阿恩海姆.论艺术心理学[M].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
（作者简介：张涛，男，浙江海洋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