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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认为,20世纪伊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近代经济赢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机遇,民族资本企业成长快速,实力雄厚的家族集团相继形成。然而,伴随着后来国民政府对经济领域控制的加强,企业家的人生轨迹出现了微妙变化,他们的沉浮荣辱,值得今人玩味。
刘鸿生:“大老板”变成了“小伙计”
刘鸿生(1888—1956),名克定,浙江定海人,生于上海。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当过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后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相继投资于火柴、水泥、毛织、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到1931年,刘家企业的资产总额达740余万元,刘鸿生被称为“火柴大王”和“煤炭大王”。但这样一位上海滩的大老板,却逐渐发现自己终究是个小伙计。
事情要从上世纪30年代初说起。由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蔓延,中国经济面临资金短缺等诸多困难,刘鸿生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1933年3月,他写信告诉儿子刘念仁:“我敢说,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经济方面没有一样能使我乐观。我们确实是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丝毫不知道这个黑暗路程何时能够走完。为了在危机下挣扎,我不得不更加尽力来经营我的各项事业。”1935年9月,他在给另一个儿子刘念孝的信中说:“居民购买力的低落,政府政策上的举棋不定,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动摇不定,是使工商业达到今日地步的主要因素。……我现在感到最恐慌的是缺乏现金。我无法使我们的营业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款项。企业的衰落,使到处都感到这种困难。”在刘鸿记账房职员的记忆里,1932年以后刘鸿生经常不断地向银行告贷,华商银行的路子走不通时,又多次转向外商银行,如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联系借款,但结果均未能如愿。①于是,社会上开始传闻刘鸿生企业即将倒闭,刘鸿生回忆说:“那一年,我们差不多天天过‘年三十’,总有人来逼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亲人也对我失去信心。”无奈之下,他登门拜访宋子文,希望这位刚刚上任的中国银行董事长伸出援手。
然而宋子文脸色一变,问道:“你用什么作抵押呢?”
“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刘鸿生回答。
宋子文嘲笑地说:“O.S.(即刘鸿生的名字)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蒙受了羞辱的刘鸿生绝望地回到家中,对儿子们说:“船沉之前,吃饱了米的老鼠总是先跑掉的。”“我只不过作了宋的伙计而已。”②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鸿生避难香港,蒋介石电邀他到重庆。1940年12月,蒋介石请刘鸿生吃饭,穆藕初作陪。蒋说:“鸿生先生,我们盼望你很久了,我已清楚了解你为抗日救国,牺牲上海价值一千多万元的企业,断然来后方办工厂,精神实在可嘉,令人钦佩之至。今晚我只请你同穆藕初两个人便饭,穆藕老可作证,我保证偿还你损失的一千万元,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和各种专业人才。你要钱就给钱,你要原料就给原料,这一点穆藕老可作证。”刘表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完成委员长给我的任务。”③
后来的事实是,刘鸿生再一次遭到了耍弄。为了筹集办厂款项,他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求助,后者附加了四条苛刻条件:1.工厂必须在一年内开工,否则全部财产由财政部处理;2.开工后产品若为市场需要,以国货银行为主的官僚资本有优先投资权;3.董事长由宋子良担任;4.刘鸿生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由官僚资本集团派人出任,此人掌管企业的财权。对此,刘鸿生无力抗拒。他后来写道:“我到了重庆之后,很快的就发现一条规律,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小伙计。我并没有得到蒋政府的支援,倒为当时的大老板赚了一笔国难财。” ④
穆藕初:被“撤职查办”的农本局总经理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上海浦东人。早年入棉花行学徒,后任上海江海关办事员、江苏铁路公司警务长。1909年夏赴美国,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学习农科、纺织和企业管理等,1914年获农学硕士。当年回国后与胞兄穆湘瑶共建德大纱厂,任经理。此后,相继创办上海厚生纱厂、郑州豫丰纱厂、中华劝工银行等,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和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委、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
由于引进和率先实践西方的科学管理制度,穆藕初的企业经营一度大获成功,享有“棉纱大王”之誉,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和推崇。后来退出实业界,热心文化教育事业,至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穆藕初有过表白,他说:“鄙人一商人耳。向来为工商界服务,未谙政治”,考虑到“今日政府已至建设时代,在建设时代之工商业,实与政府有互动之必要。而政府与工商间,必须有人为之沟通”,所以当孔祥熙请他出山时,才“贸然应命”。任期内,他倾注心血,全力以赴,以娴熟的专业学识、旺盛的工作热情,努力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
但他毕竟不适应官场游戏,最终在农本局总经理任上栽了跟头。农本局于1936年春在南京成立,原是国民政府对农业运销的统制机构,抗战后隶属经济部。1941年1月农本局改组,划出粮食方面的业务,主要任务是购销棉花、棉纱、棉布及其增产平价。穆藕初到任后,即对局务实施严格管理。例如,规定棉花﹑棉纱﹑棉布由政府统一购销,棉花部分交工厂加工成所谓洋纱,部分让民间纺户代纺成土纱,用洋纱做经线、土纱做纬线织成的布料,农本局办事处销售,称为“平价布”,以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1942年9月,发生了“福生蓉庄案”。此事惊动了当局,蒋介石、翁文灏严令穆藕初迅即查办,限期具报。
11月2日,穆藕初出席全国总动员会议。蒋介石主持,军需总长陈良抱怨:军用棉花,一斤还未收到。蒋问是怎么回事?经济部长翁文灏说:此事应由农本局回答。穆藕初反映:物资局的行政手续不妥,还有敲诈行为。蒋面露不悦,一边的翁文灏和物资局的官僚还在互相推诿,蒋很不耐烦,问:“究竟责任在谁?”翁文灏咬定:责任在农本局。于是蒋大发脾气,说穆藕初阳奉阴违,不顾军需民用,办得太不妥当,把穆藕初训了一通。开完会,穆藕初回到农本局,对人说:糟了,糟了!第二天,重庆各大报刊登中央社讯:“农本局总经理穆湘玥,对于业务阳奉阴违,相诿卸责,贻误要公情事,当局已有令将其撤职查办。”当日,穆藕初致信友人:两载以来,心力交瘁。日昨业已摆除一切,仍回怡园寓中从事静养……⑤ 穆藕初离职的真正原因,有这样几种分析。1.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有人认为:“自从穆藕初任总经理,花﹑纱﹑布的产﹑运﹑销﹑供的关系逐渐上轨道,农本局方面也大有钱赚,因此国民党政府的各派系都想夺取这个赚钱的机构,争夺最激烈的是政学系和孔祥熙财团。在名份上农本局隶属于经济部,归政学系的翁文灏所管,实际上穆藕初受孔祥熙的节制和利用,双方都想名实兼而有之。特别是政学系不甘利权外溢,便先从穆藕初开刀,致穆藕初突然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2.妨碍了官僚集团的攫取财富。有人说:“穆先生办事廉洁有能,为各方所嫉忌,当时重庆有‘穆先生自己不想发财,妨害他人发财’之传说。”在那次蒋介石亲自参加的会议上,有人对农本局的工作提出指责,穆藕初原可以坦然说明,“但穆先生在平时受了官僚许多气,一听见陈良的攻击,随即侃侃而道,把经过情形和盘托出,说了许多话。”这种刚正不阿的书生气引致了更大的嫉恨。3.可能在无意中得罪了蒋介石,因为“穆藕初和黄炎培很要好,黄炎培在抗战后期是反对蒋介石的,他的文字当时重庆各报都不登载,他的诗文便送到农本局来交《农本副刊》发表”。⑥
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病逝。次年2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称穆藕初“志行忠贞,学识明达,创办纱厂,成绩卓著”,在农本局等部任职期间,“奖进农业生产,提倡手工纺织,有裨战时衣食之筹给,良非浅鲜,近以积劳病逝,良深悼惜,应予褒扬,以彰勋勚”云云。⑦
陈光甫:“欲罢不能”的财政委员会主任
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历任江苏省银行监督、中国银行顾问。1915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北伐战争时期,陈光甫开始了与政府的密切联系,起先出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相继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被委派为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无非是看中自己的钱和在金融界的声望,对此,陈光甫心知肚明。1927年3月,在获悉蒋介石的任命之后,陈光甫致电唐寿民征询意见:“昨晤蒋,促就财委,因有北方营业关系,未决。革军北伐,须在沪筹一千万。蒋与武汉政府究竟决裂否?请探速复。”唐回复:“汉对蒋全是口诛笔伐,并无事实决裂表示。沪财政,蒋已派人不少。宋前日专轮来沪,据云:拟商互让和平办法。财委,鄙意待宋到,晤商再决。筹款事,相当帮助无妨。”于是,陈光甫呈函蒋介石,流露出犹豫退辞之意:“蒙委苏省财会一席,勉为承乏,实以北伐之功未竟,聊尽国民一分责任然未尝不时虞陨越,致负钧之期望耳。乃尊意复拟以财次一职见委,益使辉德彷徨莫知所措。自维忝居商界,未谙计政,倘贸然拜命,深恐徒误国事,无补时艰,诚非所以报知遇之道也。”蒋介石当然不允,明示如下:“财次万难辞退,务请勉为其难,共仗危局。财会既成立,请速执行职权,将各项征收机关分国家与地方,从新由财会及财部名义收回。……以后江北肃清,政府基础稳固,建设亟须开始,全仗诸公群策群力,奠定国基。万望毅然出任,勿稍退辞。”⑧
上任伊始,陈光甫果然身手不凡,一方面迅即推动华侨认捐,一方面托钱新之转呈10万元汇票,以示资助。同年9月,陈光甫遭丧亲之痛,蒋介石马上发电:“闻兄失怙,至深怅悯,望节哀思,为时珍重。”陈光甫则“远蒙垂唁,感泣至深”。⑨
尽管和政府走得很近,这位表面风光的银行家仍然有苦难言,满腹牢骚。1928年,陈光甫在给同行好友的信中写道:“汉口地方创业匪易,官场、商界均觉银行可欺,不还即不还,我方毫无能力。一般官场醉生梦死,总以为银行不要紧。彼时不解,亦觉与感情有伤,今借而不还,信用二字何在。本行在汉口已入于欲罢不能之势,存款愈多,风险愈大。外人总云我行赚钱而不知暗中有损。造物夺人,乘除不已。哲学家好笑吾人贪而无功,为不知进退之徒也。”⑩ 这番表白,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世相写真。
张公权:“栗栗危惧”的中央银行总裁
张公权(1889—1979),名嘉璈,上海宝山人。1901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方言馆习法文,后进宝山学堂。1905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半年后赴日留学,入庆应大学进修财政学。1909年毕业回国,任邮传部路政司司员,负责编辑《邮传公报》。1914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提任总行副总裁,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30年代起,张公权出任国民政府经济方面的多项重要职务,计有建设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铁道部部长、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
张公权厌恶官场习气,为此而弃官就商,投身金融界以后,曾以“敢于抗命”著称。他服务的中国银行具有半官方色彩,为了替北洋政府“破落户的财政”撑台面,中国银行垫款达1000多万元。1916年5月,北洋政府国务院下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兑钞票,止付存款。那年张公权30岁,血气方刚,感到“停兑”事关重大,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银行等于自取灭亡。他和当时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研究之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国银行之桎梏”,于是决定“拒受北京命令,照常兑现付存”。 5月12日那天,交通银行奉命停兑,中国银行却照样兑现。那天,汉口路三号中行门前人山人海,等候兑现的队伍延绵几条马路,有数千人之多。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到19日,一场风暴渐渐平息,张公权意识到:“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吸收的存款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媒体则把张公权和宋汉章赞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不过,牛人也有牛不起来的时候。随着越来越深地介入国民政府的经济决策体制,张公权在强权政治面前逐渐没有了脾气。1933年8月,蒋介石致电中国银行张公权等人,已有颐指气使之象:“西北为国家边防所寄,甘肃尤为西北重心”,“查甘省收支虽不甚悬殊,而金融停滞,必先筹得一宗周转基金,乃可着手进行。现该省府派财政厅长朱铎民到沪接洽,极知兄等关怀大局,务望鼎力援助,予以便利,俾有成就。一切详情由朱君面达,恕不缕缕。”
1947年1月2日,时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公权正过元旦,不料蒋经国不期而至,带来了蒋介石的密函,内称政府即将改组,要张部署完东北经济方面的人事与组织,以免临时仓皇。张公权在《自述》中写道:“接读此信,心中栗栗危惧。似已定调余至政府担任工作。无论财政、或中央银行,均无法补救。……再四思维,虽觉东北工作,已感日暮途穷,然究属范围狭小。若到中央,势必出丑。当即拟一函,托经国兄带回面呈。大意如下‘……全盘经济,病况已深,非局部治疗所能救治。更非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补救。深虑竭蹶,不能胜任,请予谅察。’”2月27日,张公权奉命到达南京,28日,面见蒋介石,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具体过程,张的《日记》有如下记载:蒋“对于金融事,极不放心,故决定先发表我为中央银行总裁”,“当答以照今日经济、财政、金融情形,非中央银行单独力量所能挽救;且以本人能力薄弱,恐难有所贡献。设政府改组,有通盘计划,当勉尽棉薄”,“余再告以金融情形到此地步,余虽勉强担任,而能否有所成就,实无把握。且以向与党部毫无关系,深恐不能取得党方合作,办事难免捉襟见肘,至为忧虑。主席答云:‘党方上级干部无问题。’”“今日此一决定,可称为余一生过程中一重大转变,心中栗栗危惧。”
在栗栗危惧中,张公权当了中央银行总裁。仅过半年,他黯然离职。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出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9、33页。
②④出自刘鸿生:《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新闻日报》1956年10月4日。
③⑤⑥⑦分别出自穆家修等编:《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第680-682页、第681-682页、第702页。
⑧⑨⑩分别出自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6页、第48页、第68页、第102页。
分别出自姚嵩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传纪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第29页、第784页、第801-802页。
刘鸿生:“大老板”变成了“小伙计”
刘鸿生(1888—1956),名克定,浙江定海人,生于上海。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当过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后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相继投资于火柴、水泥、毛织、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到1931年,刘家企业的资产总额达740余万元,刘鸿生被称为“火柴大王”和“煤炭大王”。但这样一位上海滩的大老板,却逐渐发现自己终究是个小伙计。
事情要从上世纪30年代初说起。由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蔓延,中国经济面临资金短缺等诸多困难,刘鸿生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1933年3月,他写信告诉儿子刘念仁:“我敢说,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经济方面没有一样能使我乐观。我们确实是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丝毫不知道这个黑暗路程何时能够走完。为了在危机下挣扎,我不得不更加尽力来经营我的各项事业。”1935年9月,他在给另一个儿子刘念孝的信中说:“居民购买力的低落,政府政策上的举棋不定,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动摇不定,是使工商业达到今日地步的主要因素。……我现在感到最恐慌的是缺乏现金。我无法使我们的营业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款项。企业的衰落,使到处都感到这种困难。”在刘鸿记账房职员的记忆里,1932年以后刘鸿生经常不断地向银行告贷,华商银行的路子走不通时,又多次转向外商银行,如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联系借款,但结果均未能如愿。①于是,社会上开始传闻刘鸿生企业即将倒闭,刘鸿生回忆说:“那一年,我们差不多天天过‘年三十’,总有人来逼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亲人也对我失去信心。”无奈之下,他登门拜访宋子文,希望这位刚刚上任的中国银行董事长伸出援手。
然而宋子文脸色一变,问道:“你用什么作抵押呢?”
“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刘鸿生回答。
宋子文嘲笑地说:“O.S.(即刘鸿生的名字)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蒙受了羞辱的刘鸿生绝望地回到家中,对儿子们说:“船沉之前,吃饱了米的老鼠总是先跑掉的。”“我只不过作了宋的伙计而已。”②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鸿生避难香港,蒋介石电邀他到重庆。1940年12月,蒋介石请刘鸿生吃饭,穆藕初作陪。蒋说:“鸿生先生,我们盼望你很久了,我已清楚了解你为抗日救国,牺牲上海价值一千多万元的企业,断然来后方办工厂,精神实在可嘉,令人钦佩之至。今晚我只请你同穆藕初两个人便饭,穆藕老可作证,我保证偿还你损失的一千万元,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和各种专业人才。你要钱就给钱,你要原料就给原料,这一点穆藕老可作证。”刘表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完成委员长给我的任务。”③
后来的事实是,刘鸿生再一次遭到了耍弄。为了筹集办厂款项,他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求助,后者附加了四条苛刻条件:1.工厂必须在一年内开工,否则全部财产由财政部处理;2.开工后产品若为市场需要,以国货银行为主的官僚资本有优先投资权;3.董事长由宋子良担任;4.刘鸿生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由官僚资本集团派人出任,此人掌管企业的财权。对此,刘鸿生无力抗拒。他后来写道:“我到了重庆之后,很快的就发现一条规律,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小伙计。我并没有得到蒋政府的支援,倒为当时的大老板赚了一笔国难财。” ④
穆藕初:被“撤职查办”的农本局总经理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上海浦东人。早年入棉花行学徒,后任上海江海关办事员、江苏铁路公司警务长。1909年夏赴美国,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学习农科、纺织和企业管理等,1914年获农学硕士。当年回国后与胞兄穆湘瑶共建德大纱厂,任经理。此后,相继创办上海厚生纱厂、郑州豫丰纱厂、中华劝工银行等,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和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委、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
由于引进和率先实践西方的科学管理制度,穆藕初的企业经营一度大获成功,享有“棉纱大王”之誉,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和推崇。后来退出实业界,热心文化教育事业,至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穆藕初有过表白,他说:“鄙人一商人耳。向来为工商界服务,未谙政治”,考虑到“今日政府已至建设时代,在建设时代之工商业,实与政府有互动之必要。而政府与工商间,必须有人为之沟通”,所以当孔祥熙请他出山时,才“贸然应命”。任期内,他倾注心血,全力以赴,以娴熟的专业学识、旺盛的工作热情,努力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
但他毕竟不适应官场游戏,最终在农本局总经理任上栽了跟头。农本局于1936年春在南京成立,原是国民政府对农业运销的统制机构,抗战后隶属经济部。1941年1月农本局改组,划出粮食方面的业务,主要任务是购销棉花、棉纱、棉布及其增产平价。穆藕初到任后,即对局务实施严格管理。例如,规定棉花﹑棉纱﹑棉布由政府统一购销,棉花部分交工厂加工成所谓洋纱,部分让民间纺户代纺成土纱,用洋纱做经线、土纱做纬线织成的布料,农本局办事处销售,称为“平价布”,以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1942年9月,发生了“福生蓉庄案”。此事惊动了当局,蒋介石、翁文灏严令穆藕初迅即查办,限期具报。
11月2日,穆藕初出席全国总动员会议。蒋介石主持,军需总长陈良抱怨:军用棉花,一斤还未收到。蒋问是怎么回事?经济部长翁文灏说:此事应由农本局回答。穆藕初反映:物资局的行政手续不妥,还有敲诈行为。蒋面露不悦,一边的翁文灏和物资局的官僚还在互相推诿,蒋很不耐烦,问:“究竟责任在谁?”翁文灏咬定:责任在农本局。于是蒋大发脾气,说穆藕初阳奉阴违,不顾军需民用,办得太不妥当,把穆藕初训了一通。开完会,穆藕初回到农本局,对人说:糟了,糟了!第二天,重庆各大报刊登中央社讯:“农本局总经理穆湘玥,对于业务阳奉阴违,相诿卸责,贻误要公情事,当局已有令将其撤职查办。”当日,穆藕初致信友人:两载以来,心力交瘁。日昨业已摆除一切,仍回怡园寓中从事静养……⑤ 穆藕初离职的真正原因,有这样几种分析。1.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有人认为:“自从穆藕初任总经理,花﹑纱﹑布的产﹑运﹑销﹑供的关系逐渐上轨道,农本局方面也大有钱赚,因此国民党政府的各派系都想夺取这个赚钱的机构,争夺最激烈的是政学系和孔祥熙财团。在名份上农本局隶属于经济部,归政学系的翁文灏所管,实际上穆藕初受孔祥熙的节制和利用,双方都想名实兼而有之。特别是政学系不甘利权外溢,便先从穆藕初开刀,致穆藕初突然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2.妨碍了官僚集团的攫取财富。有人说:“穆先生办事廉洁有能,为各方所嫉忌,当时重庆有‘穆先生自己不想发财,妨害他人发财’之传说。”在那次蒋介石亲自参加的会议上,有人对农本局的工作提出指责,穆藕初原可以坦然说明,“但穆先生在平时受了官僚许多气,一听见陈良的攻击,随即侃侃而道,把经过情形和盘托出,说了许多话。”这种刚正不阿的书生气引致了更大的嫉恨。3.可能在无意中得罪了蒋介石,因为“穆藕初和黄炎培很要好,黄炎培在抗战后期是反对蒋介石的,他的文字当时重庆各报都不登载,他的诗文便送到农本局来交《农本副刊》发表”。⑥
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病逝。次年2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称穆藕初“志行忠贞,学识明达,创办纱厂,成绩卓著”,在农本局等部任职期间,“奖进农业生产,提倡手工纺织,有裨战时衣食之筹给,良非浅鲜,近以积劳病逝,良深悼惜,应予褒扬,以彰勋勚”云云。⑦
陈光甫:“欲罢不能”的财政委员会主任
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历任江苏省银行监督、中国银行顾问。1915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北伐战争时期,陈光甫开始了与政府的密切联系,起先出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相继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被委派为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无非是看中自己的钱和在金融界的声望,对此,陈光甫心知肚明。1927年3月,在获悉蒋介石的任命之后,陈光甫致电唐寿民征询意见:“昨晤蒋,促就财委,因有北方营业关系,未决。革军北伐,须在沪筹一千万。蒋与武汉政府究竟决裂否?请探速复。”唐回复:“汉对蒋全是口诛笔伐,并无事实决裂表示。沪财政,蒋已派人不少。宋前日专轮来沪,据云:拟商互让和平办法。财委,鄙意待宋到,晤商再决。筹款事,相当帮助无妨。”于是,陈光甫呈函蒋介石,流露出犹豫退辞之意:“蒙委苏省财会一席,勉为承乏,实以北伐之功未竟,聊尽国民一分责任然未尝不时虞陨越,致负钧之期望耳。乃尊意复拟以财次一职见委,益使辉德彷徨莫知所措。自维忝居商界,未谙计政,倘贸然拜命,深恐徒误国事,无补时艰,诚非所以报知遇之道也。”蒋介石当然不允,明示如下:“财次万难辞退,务请勉为其难,共仗危局。财会既成立,请速执行职权,将各项征收机关分国家与地方,从新由财会及财部名义收回。……以后江北肃清,政府基础稳固,建设亟须开始,全仗诸公群策群力,奠定国基。万望毅然出任,勿稍退辞。”⑧
上任伊始,陈光甫果然身手不凡,一方面迅即推动华侨认捐,一方面托钱新之转呈10万元汇票,以示资助。同年9月,陈光甫遭丧亲之痛,蒋介石马上发电:“闻兄失怙,至深怅悯,望节哀思,为时珍重。”陈光甫则“远蒙垂唁,感泣至深”。⑨
尽管和政府走得很近,这位表面风光的银行家仍然有苦难言,满腹牢骚。1928年,陈光甫在给同行好友的信中写道:“汉口地方创业匪易,官场、商界均觉银行可欺,不还即不还,我方毫无能力。一般官场醉生梦死,总以为银行不要紧。彼时不解,亦觉与感情有伤,今借而不还,信用二字何在。本行在汉口已入于欲罢不能之势,存款愈多,风险愈大。外人总云我行赚钱而不知暗中有损。造物夺人,乘除不已。哲学家好笑吾人贪而无功,为不知进退之徒也。”⑩ 这番表白,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世相写真。
张公权:“栗栗危惧”的中央银行总裁
张公权(1889—1979),名嘉璈,上海宝山人。1901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方言馆习法文,后进宝山学堂。1905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半年后赴日留学,入庆应大学进修财政学。1909年毕业回国,任邮传部路政司司员,负责编辑《邮传公报》。1914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提任总行副总裁,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30年代起,张公权出任国民政府经济方面的多项重要职务,计有建设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铁道部部长、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
张公权厌恶官场习气,为此而弃官就商,投身金融界以后,曾以“敢于抗命”著称。他服务的中国银行具有半官方色彩,为了替北洋政府“破落户的财政”撑台面,中国银行垫款达1000多万元。1916年5月,北洋政府国务院下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兑钞票,止付存款。那年张公权30岁,血气方刚,感到“停兑”事关重大,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银行等于自取灭亡。他和当时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研究之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国银行之桎梏”,于是决定“拒受北京命令,照常兑现付存”。 5月12日那天,交通银行奉命停兑,中国银行却照样兑现。那天,汉口路三号中行门前人山人海,等候兑现的队伍延绵几条马路,有数千人之多。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到19日,一场风暴渐渐平息,张公权意识到:“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吸收的存款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媒体则把张公权和宋汉章赞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不过,牛人也有牛不起来的时候。随着越来越深地介入国民政府的经济决策体制,张公权在强权政治面前逐渐没有了脾气。1933年8月,蒋介石致电中国银行张公权等人,已有颐指气使之象:“西北为国家边防所寄,甘肃尤为西北重心”,“查甘省收支虽不甚悬殊,而金融停滞,必先筹得一宗周转基金,乃可着手进行。现该省府派财政厅长朱铎民到沪接洽,极知兄等关怀大局,务望鼎力援助,予以便利,俾有成就。一切详情由朱君面达,恕不缕缕。”
1947年1月2日,时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公权正过元旦,不料蒋经国不期而至,带来了蒋介石的密函,内称政府即将改组,要张部署完东北经济方面的人事与组织,以免临时仓皇。张公权在《自述》中写道:“接读此信,心中栗栗危惧。似已定调余至政府担任工作。无论财政、或中央银行,均无法补救。……再四思维,虽觉东北工作,已感日暮途穷,然究属范围狭小。若到中央,势必出丑。当即拟一函,托经国兄带回面呈。大意如下‘……全盘经济,病况已深,非局部治疗所能救治。更非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补救。深虑竭蹶,不能胜任,请予谅察。’”2月27日,张公权奉命到达南京,28日,面见蒋介石,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具体过程,张的《日记》有如下记载:蒋“对于金融事,极不放心,故决定先发表我为中央银行总裁”,“当答以照今日经济、财政、金融情形,非中央银行单独力量所能挽救;且以本人能力薄弱,恐难有所贡献。设政府改组,有通盘计划,当勉尽棉薄”,“余再告以金融情形到此地步,余虽勉强担任,而能否有所成就,实无把握。且以向与党部毫无关系,深恐不能取得党方合作,办事难免捉襟见肘,至为忧虑。主席答云:‘党方上级干部无问题。’”“今日此一决定,可称为余一生过程中一重大转变,心中栗栗危惧。”
在栗栗危惧中,张公权当了中央银行总裁。仅过半年,他黯然离职。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出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9、33页。
②④出自刘鸿生:《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新闻日报》1956年10月4日。
③⑤⑥⑦分别出自穆家修等编:《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第680-682页、第681-682页、第702页。
⑧⑨⑩分别出自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6页、第48页、第68页、第102页。
分别出自姚嵩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传纪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第29页、第784页、第801-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