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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经用文、名、书、字、文字、汉字、华文等名称称呼汉字，不同的名称体现了不同的命名理据。由于在某个时代汉字的名称不是唯一的，汉字的某个名称也不专属于某个时代，所以我们不以时代为脉络展开讨论，而以汉字的命名理据为经，以论述各名称的来源演变为纬，以各部文献典籍为例，展开对汉字命名理据的讨论。
关键词：文字学 汉字命名 理据
一、导言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经用文、名、书、字、文字、汉字、华文等名称称呼汉字。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根据？这样的名称为什么能够表达文字的意思？它们是如何从本义引申而来的？由于在某个时代汉字的名称不是唯一的，汉字的某个名称也不专属于某个时代，所以我们不以时代为脉络展开讨论。本文以汉字的命名理据为经，以论述各名称的来源演变为纬，以各部文献典籍用例为例子，从文字的形体、读音、书写动作、孳乳繁衍和使用群体等方面对汉字命名的理据展开论述。
我们所讨论的汉字是记录汉民族共同语的汉民族文字。有文字才有文字的名称。讨论文字的名称，首先要确定一个时间段。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成体系汉字，殷商时期理应作为探索汉字名称的时间起点，在文化全球化方兴未艾的今天，为了与外国文字相区别，对汉字的称呼也有一定的变化，时至当下理应成为探索汉字名称的时间终点。汉语包括汉民族共同语和汉语方言。
二、汉字的命名理据
（一）据汉字形体称“文”
“文”字的甲骨文形体写作，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垂着两个手臂，胸前绘有纹饰。在甲骨卜辞中，“文”多用于人名、地名、方国名。如《甲骨文合集》946正：“文叶王事”（叫文的人协助商王处理政事）；《甲骨文合集》4611反：“文入十”（文这个方国进贡十对龟板）；《甲骨文合集》27695：“贞于文室”（文室为贞卜所在地）。[1]金文的“文”字形体写作，在甲骨文的基础上稍有变化，但基本相似。在金文中，“文”作为一种美称较为常用，如“文考”“文前人”等。小篆的“文”字形体写作，小篆则把胸前或后背的花纹省略了。隶变后楷书写作“文”。《说文·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错画者，交错之画也。”“象交文，像两纹交互也。”[6]（P425）根据小篆之形体，许慎与段玉裁将“文”解释为文身，即交错刻画的花纹。据考证，先民早在原始社会就有文身的习俗，作为身体装饰的一种手段，他们一般将自己部落的图腾作为花纹图案刺在自己的身上。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就反映了原始先民这种习俗。这一点不仅出土文献有反映，在传世文献中也有反映，如《庄子·逍遥游》：“越人断发文身。”[7]（P31）《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8]（P41）那么，“文”又是怎样从纹饰之义引申为文字之义的呢？最初的象形文字都是依据事物之形貌描绘的，是线条交错组合的图形。交错纵横的线条像花纹，故“文”从“纹饰”之义引申到“文字”之义。先秦时期称汉字为“文”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8]（P750）《左传·十五年》：“古文，反正为乏。”[8]（P770）《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8]（P1344）根据段玉裁对《说文·序》的注释：“文者，自其有形言之。”[6]（P754）我们可以知道，称文字为“文”是就文字形体而言的。
（二）据汉字读音称“名”
“名”字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形体虽然各异，但都由口和夕组成，小篆形体写作，《说文·口部》：“名，自命也。从口从夕，从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6]（P56）古人夜间看不见彼此，要靠声音来辨别自己的名字。“名”解释为“文字”义的说法并不广泛使用，始于郑玄对《仪礼》的注解，但此注一直以来都有争议，应视语境而定。《仪礼·士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足百名书于方。”郑玄注：“名，书文也，今曰字。”[9]（P521）在这里，郑玄将“名”解释为“字”或许可以讲得通，但下面的例子就有些牵强了。《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皇侃义疏引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10]（P890）由《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10]（P892）和《尹文子·大道上》：“名分不可相乱也”[11]（P111）可知孔子所说之“名”应为名分。后世很多例子都是沿袭郑玄注解之说，如唐陆德明《聘礼释文》：“名谓文字。”[9]（P521）宋元明清学者注《周礼》《仪礼》多训“名”为“字”；孙诒让的著作叫《名原》，书中的数目字叫“数名”，古文字叫“故名”，新字叫“新名”；《词源》解释“名”时，单立“文字”一义项。但如果在先秦“名”字有“文字”之义，许慎不可能在《说文》中不提，而且在春秋时期就有名实之辩。下面，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名”的本质。
《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可见，“名”与“言”是有关系的。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序》：“在心为志，出口为言。”[12]（P8）《墨子·经说上》：“言由名致。”[13]（P472）可见“言”是说出来的话，是语言单位，“名”是小于“言”的语言单位。古人以一句为一言，“名”作为“言”的构成材料，就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词”。
虽然我们分析“名”的实质并非文字，但“名”的文字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确实存在的。根据段玉裁对名注释：“按名者，自其有音言之。”[6]（P754）我们可以知道，称文字为“名”是就文字的读音而言的。
（三）据书写动作称“书”
甲骨文中虽未出现“书”字，但有表示书写义的“聿”字，像是用手执笔之形。金文同小篆，从聿者声。《说文》中对“书”的解释有两处：一是《说文·聿部》：“书，箸也，从聿者声。”[6]（P117）二是《说文·序》：“书者，如也。”段玉裁注：“谓如其事物之状也。聿部‘书者箸也’谓昭明其事。此云‘如也’，谓每一字皆如其状。”[6]（P754）正如书法家启功先生所说，举箸吃饭与执笔作画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才会有“书者箸也”的论述。另外，中国的书法与绘画本就同源，依据事物的外形描绘其特征的象形字与绘画有着同样的原理，所以有“书者，如也”的论述。根据段玉裁的注释，第一个“书”指的是著作。第二个“书”指的是书写，即描摹事物外形。古人称文字为“书”，是取第二个意义，是就文字符号的书写动作而言的。后来逐渐从书写的动作引申出书写的结果之义，这在战国时期的使用是很普遍的，如《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14]（P356）《尚书·序》：“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15]（P2）《庄子·天道》“世之所贵者，书者也。”成玄英对其注释作“书者，文字”。[7]（P489）后世也一直保留着这一意义。不管对文字称“文”“名”或“书”，三者都抓住了文字的本质，只是侧重点和选取的角度不一样，但都说明了文字是形、音、义的结合物。 （四）据文字孳乳称“字”和“文字”
甲骨文中未见“字”字，金文中“字”字用作“子”，如梁其簋“百字千孙”即“百子千孙”，除了作“子”外，“字”的本义是“生育”。金文中常见“既生霸”，表示新月初见到满月这段时间。《说文·子部》：“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6]（P743）由于亦声字的声符兼表义，“字”字以子为声符，所以其义必然与子密切相关。段玉裁注：“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引申之为抚字，亦引申之为文字，《序》云‘言孳乳而浸多也。’”[6]（P743）可见，字的本义是在家里生育子女。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可以证明，“字”的本义是生孩子，那它是什么时候有了文字的含义的呢？江永《群经补义》：“其称书、名为字者，盖始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悬之咸阳市曰：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千金。”他认为，“字”引申出文字义始于秦吕不韦，但是，既然吕不韦可以以布告形式张贴出来，说明至秦时期，“字”的文字义已经被一般民众所普遍接受了。[5]（P224）
“字”的“生子”义引申出“文字”义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正是汉字数量大增长的时期，通过会意和形声结合方式构成的合体字大大增加，书写符号的大量涌现就像人类繁殖后代一样，都是通过孳乳的办法增多的。“字”从“生子”义引申到“文字”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顺理成章的。许慎在《说文·序》中指出：“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6]（P754）从文献记载情况看，文和字复合称一个词，最早见于秦始皇的琅琊刻石“书同文字”。许慎《说文·序》：“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6]（P754）依类象形，即独体字，叫文；形声相益，即合体字，叫字。虽然许慎认为文和字是有区别的，但文和字在实际应用中，并没有完全依照这一规律，如《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8]（P1344）蛊虽为合体会意字，但称文不称字。随着汉语词汇的发展，词汇复音化的趋势越来越强，“文”朝着“文章、文辞、文采”的方向发展，文与字复合成一个词，使用越来越频繁，被人普遍接受后自然就取代了单音词文和字。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16]（P58）陈澧《东塾读书记·小学》：“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於异地，留於异时，於是乎书之为文字。”[17]（P218）之前的“文、名、书、字”除了在特殊的场合单用外，其作为“文字”义已经很少见到了。
（五）据使用群体称“汉字”和“华文”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当中，中国先后经历了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许多朝代。人们习惯以朝代名称称呼那个时代的人，称商朝的人为“商人”，称秦朝的人为“秦人”，称汉朝的人为“汉人”，称唐朝的人为“唐人”。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只有“汉人”这个名称保留下来呢？由于汉王朝国力强盛，对边境少数民族影响较大，而且自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建西汉，到公元220年曹丕建立魏国，前后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虽然此后唐王朝也盛极一时，但由于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的稳定性在汉王朝时已形成，所以“汉人”之称经得起历史的千锤百炼。相应的，“汉人”所使用的语言“汉语”也得以流传下来。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也就成了记录汉民族语言文化的载体。
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侨民称自己为“华侨”，称汉语为“华语”，称汉字为“华文”。“华”最初用来指中原地区的人，与少数民族相区别。《左传·定公十年》：“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华。华夏一也。”[8]（P1827）华夷对比，突出其民族优越感。华夏合称，始于春秋。“夏”原为部名、地名，进而为朝代名。至西周，夏、商、周三支主要来源融合形成同一族体。之所以称“华”，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认为是因华山而得名，后世“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18]
由此可见，“汉字”和“华文”都是对汉民族使用的文字的称呼，在今天这个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中，使用“汉字”或“华文”不是为了区别于少数民族，而是为了与国外其他民族的文字相区别。
三、结语
从上述对汉字名称的分析可以看出，先人对汉字的命名依据包括文字的形体、读音、书写动作、孳乳繁衍和使用群体。从内部因素来说，汉字名称发展基本上符合从象形字到会意字再到形声字的文字发展规律。从外部因素来说，随着汉字使用地域的拓展，使用的人群也开始有了区分，汉字也有了针对不同群体的名称。每个名称从本义引申到“文字”义都有其内在必然性和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但不管汉字名称如何变化发展，都脱离不了它记录汉民族共同语言和方言的书写符号的本质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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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许慎传，[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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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M].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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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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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高流水，林桓森.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全译[M].贵阳：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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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3]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4][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0.
[15][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0.
[16][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
[17][清]陈澧.东塾读书记[M].上海：三联书店，1998.
[18]1907年7月5日《民报》第十五号。
（程 超 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730070）
关键词：文字学 汉字命名 理据
一、导言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经用文、名、书、字、文字、汉字、华文等名称称呼汉字。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根据？这样的名称为什么能够表达文字的意思？它们是如何从本义引申而来的？由于在某个时代汉字的名称不是唯一的，汉字的某个名称也不专属于某个时代，所以我们不以时代为脉络展开讨论。本文以汉字的命名理据为经，以论述各名称的来源演变为纬，以各部文献典籍用例为例子，从文字的形体、读音、书写动作、孳乳繁衍和使用群体等方面对汉字命名的理据展开论述。
我们所讨论的汉字是记录汉民族共同语的汉民族文字。有文字才有文字的名称。讨论文字的名称，首先要确定一个时间段。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成体系汉字，殷商时期理应作为探索汉字名称的时间起点，在文化全球化方兴未艾的今天，为了与外国文字相区别，对汉字的称呼也有一定的变化，时至当下理应成为探索汉字名称的时间终点。汉语包括汉民族共同语和汉语方言。
二、汉字的命名理据
（一）据汉字形体称“文”
“文”字的甲骨文形体写作，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垂着两个手臂，胸前绘有纹饰。在甲骨卜辞中，“文”多用于人名、地名、方国名。如《甲骨文合集》946正：“文叶王事”（叫文的人协助商王处理政事）；《甲骨文合集》4611反：“文入十”（文这个方国进贡十对龟板）；《甲骨文合集》27695：“贞于文室”（文室为贞卜所在地）。[1]金文的“文”字形体写作，在甲骨文的基础上稍有变化，但基本相似。在金文中，“文”作为一种美称较为常用，如“文考”“文前人”等。小篆的“文”字形体写作，小篆则把胸前或后背的花纹省略了。隶变后楷书写作“文”。《说文·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错画者，交错之画也。”“象交文，像两纹交互也。”[6]（P425）根据小篆之形体，许慎与段玉裁将“文”解释为文身，即交错刻画的花纹。据考证，先民早在原始社会就有文身的习俗，作为身体装饰的一种手段，他们一般将自己部落的图腾作为花纹图案刺在自己的身上。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就反映了原始先民这种习俗。这一点不仅出土文献有反映，在传世文献中也有反映，如《庄子·逍遥游》：“越人断发文身。”[7]（P31）《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8]（P41）那么，“文”又是怎样从纹饰之义引申为文字之义的呢？最初的象形文字都是依据事物之形貌描绘的，是线条交错组合的图形。交错纵横的线条像花纹，故“文”从“纹饰”之义引申到“文字”之义。先秦时期称汉字为“文”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8]（P750）《左传·十五年》：“古文，反正为乏。”[8]（P770）《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8]（P1344）根据段玉裁对《说文·序》的注释：“文者，自其有形言之。”[6]（P754）我们可以知道，称文字为“文”是就文字形体而言的。
（二）据汉字读音称“名”
“名”字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形体虽然各异，但都由口和夕组成，小篆形体写作，《说文·口部》：“名，自命也。从口从夕，从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6]（P56）古人夜间看不见彼此，要靠声音来辨别自己的名字。“名”解释为“文字”义的说法并不广泛使用，始于郑玄对《仪礼》的注解，但此注一直以来都有争议，应视语境而定。《仪礼·士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足百名书于方。”郑玄注：“名，书文也，今曰字。”[9]（P521）在这里，郑玄将“名”解释为“字”或许可以讲得通，但下面的例子就有些牵强了。《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皇侃义疏引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10]（P890）由《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10]（P892）和《尹文子·大道上》：“名分不可相乱也”[11]（P111）可知孔子所说之“名”应为名分。后世很多例子都是沿袭郑玄注解之说，如唐陆德明《聘礼释文》：“名谓文字。”[9]（P521）宋元明清学者注《周礼》《仪礼》多训“名”为“字”；孙诒让的著作叫《名原》，书中的数目字叫“数名”，古文字叫“故名”，新字叫“新名”；《词源》解释“名”时，单立“文字”一义项。但如果在先秦“名”字有“文字”之义，许慎不可能在《说文》中不提，而且在春秋时期就有名实之辩。下面，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名”的本质。
《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可见，“名”与“言”是有关系的。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序》：“在心为志，出口为言。”[12]（P8）《墨子·经说上》：“言由名致。”[13]（P472）可见“言”是说出来的话，是语言单位，“名”是小于“言”的语言单位。古人以一句为一言，“名”作为“言”的构成材料，就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词”。
虽然我们分析“名”的实质并非文字，但“名”的文字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确实存在的。根据段玉裁对名注释：“按名者，自其有音言之。”[6]（P754）我们可以知道，称文字为“名”是就文字的读音而言的。
（三）据书写动作称“书”
甲骨文中虽未出现“书”字，但有表示书写义的“聿”字，像是用手执笔之形。金文同小篆，从聿者声。《说文》中对“书”的解释有两处：一是《说文·聿部》：“书，箸也，从聿者声。”[6]（P117）二是《说文·序》：“书者，如也。”段玉裁注：“谓如其事物之状也。聿部‘书者箸也’谓昭明其事。此云‘如也’，谓每一字皆如其状。”[6]（P754）正如书法家启功先生所说，举箸吃饭与执笔作画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才会有“书者箸也”的论述。另外，中国的书法与绘画本就同源，依据事物的外形描绘其特征的象形字与绘画有着同样的原理，所以有“书者，如也”的论述。根据段玉裁的注释，第一个“书”指的是著作。第二个“书”指的是书写，即描摹事物外形。古人称文字为“书”，是取第二个意义，是就文字符号的书写动作而言的。后来逐渐从书写的动作引申出书写的结果之义，这在战国时期的使用是很普遍的，如《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14]（P356）《尚书·序》：“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15]（P2）《庄子·天道》“世之所贵者，书者也。”成玄英对其注释作“书者，文字”。[7]（P489）后世也一直保留着这一意义。不管对文字称“文”“名”或“书”，三者都抓住了文字的本质，只是侧重点和选取的角度不一样，但都说明了文字是形、音、义的结合物。 （四）据文字孳乳称“字”和“文字”
甲骨文中未见“字”字，金文中“字”字用作“子”，如梁其簋“百字千孙”即“百子千孙”，除了作“子”外，“字”的本义是“生育”。金文中常见“既生霸”，表示新月初见到满月这段时间。《说文·子部》：“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6]（P743）由于亦声字的声符兼表义，“字”字以子为声符，所以其义必然与子密切相关。段玉裁注：“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引申之为抚字，亦引申之为文字，《序》云‘言孳乳而浸多也。’”[6]（P743）可见，字的本义是在家里生育子女。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可以证明，“字”的本义是生孩子，那它是什么时候有了文字的含义的呢？江永《群经补义》：“其称书、名为字者，盖始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悬之咸阳市曰：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千金。”他认为，“字”引申出文字义始于秦吕不韦，但是，既然吕不韦可以以布告形式张贴出来，说明至秦时期，“字”的文字义已经被一般民众所普遍接受了。[5]（P224）
“字”的“生子”义引申出“文字”义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正是汉字数量大增长的时期，通过会意和形声结合方式构成的合体字大大增加，书写符号的大量涌现就像人类繁殖后代一样，都是通过孳乳的办法增多的。“字”从“生子”义引申到“文字”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顺理成章的。许慎在《说文·序》中指出：“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6]（P754）从文献记载情况看，文和字复合称一个词，最早见于秦始皇的琅琊刻石“书同文字”。许慎《说文·序》：“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6]（P754）依类象形，即独体字，叫文；形声相益，即合体字，叫字。虽然许慎认为文和字是有区别的，但文和字在实际应用中，并没有完全依照这一规律，如《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8]（P1344）蛊虽为合体会意字，但称文不称字。随着汉语词汇的发展，词汇复音化的趋势越来越强，“文”朝着“文章、文辞、文采”的方向发展，文与字复合成一个词，使用越来越频繁，被人普遍接受后自然就取代了单音词文和字。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16]（P58）陈澧《东塾读书记·小学》：“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於异地，留於异时，於是乎书之为文字。”[17]（P218）之前的“文、名、书、字”除了在特殊的场合单用外，其作为“文字”义已经很少见到了。
（五）据使用群体称“汉字”和“华文”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当中，中国先后经历了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许多朝代。人们习惯以朝代名称称呼那个时代的人，称商朝的人为“商人”，称秦朝的人为“秦人”，称汉朝的人为“汉人”，称唐朝的人为“唐人”。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只有“汉人”这个名称保留下来呢？由于汉王朝国力强盛，对边境少数民族影响较大，而且自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建西汉，到公元220年曹丕建立魏国，前后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虽然此后唐王朝也盛极一时，但由于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的稳定性在汉王朝时已形成，所以“汉人”之称经得起历史的千锤百炼。相应的，“汉人”所使用的语言“汉语”也得以流传下来。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也就成了记录汉民族语言文化的载体。
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侨民称自己为“华侨”，称汉语为“华语”，称汉字为“华文”。“华”最初用来指中原地区的人，与少数民族相区别。《左传·定公十年》：“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华。华夏一也。”[8]（P1827）华夷对比，突出其民族优越感。华夏合称，始于春秋。“夏”原为部名、地名，进而为朝代名。至西周，夏、商、周三支主要来源融合形成同一族体。之所以称“华”，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认为是因华山而得名，后世“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18]
由此可见，“汉字”和“华文”都是对汉民族使用的文字的称呼，在今天这个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中，使用“汉字”或“华文”不是为了区别于少数民族，而是为了与国外其他民族的文字相区别。
三、结语
从上述对汉字名称的分析可以看出，先人对汉字的命名依据包括文字的形体、读音、书写动作、孳乳繁衍和使用群体。从内部因素来说，汉字名称发展基本上符合从象形字到会意字再到形声字的文字发展规律。从外部因素来说，随着汉字使用地域的拓展，使用的人群也开始有了区分，汉字也有了针对不同群体的名称。每个名称从本义引申到“文字”义都有其内在必然性和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但不管汉字名称如何变化发展，都脱离不了它记录汉民族共同语言和方言的书写符号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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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07年7月5日《民报》第十五号。
（程 超 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