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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需要建设和提升的今天，高扬学术研究之精神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要》所提倡的正确无私的学术目的、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科学求真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广大学者有着重要的指导和规诫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要》；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学术方法
《清代学术概要》[1]是评述清代学术的第一部专著，它系统论述了明末至梁启超以来200多年的学术发展概况。这部著作问世以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发展的入门必读书。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所揭示的学术思想，对后代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在今天——学术风气亟须提升的时期，《清代学术概要》所提倡的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就凸现出了更大的价值。
一、学术研究之目的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学术研究人员需要明确的最基本的问题。“科学不单是一种智力上的探索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过程”[2]，研究人员的研究动机、价值趋向对他个人的成长和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认清这个问题，是树立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形成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采取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基础。
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清代学术概要》有许多精辟论述，如：
震（戴震）之言曰：学者当……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161页）
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 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174页）
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175页）
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175页）
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219页）
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225页）
梁启超的观点非常鲜明，“为学问而学问”正是他对于学术研究目的的看法。这一观点早在200年前就已提出，但对今天的学术界和学者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现象：从事研究的人员和出版的学术论著的数量巨增，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表面看来，学术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在这种巨大数量的背后，却是学术质量的低落，学术风气的恶化。与政治、经济领域相似，近几年来，学术界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量的平庸和滥竽充数之作充斥，学术的神圣和尊严遭到毁坏。究其原因，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学术目的不端正却是最根本的一条。
为什么要“为学问而学问”？这是由“学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根据李伯重[3]的解释，“学术”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与学院有关”，即学术研究并非人人可为，只有那些在专门的环境（研究型大学）中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研究型人员）才有资格进行学术研究。二是“非实用性”，即研究学问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摆脱愚昧，而无任何实用目的，也就是梁启超所提出的“为学问而学问”。
事实上，讲究实用性也确实限制了学术的发展和学术成果的获得。千百年来，“致用”一直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治学”目的，在此目的之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把“学问”当作了一种手段，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或仅仅是为了博取功名、获得利益。于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学术成果与知识分子的数量是绝对不成比例的。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它需要排除各种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只有抱有“为学问而学问”的目的，才能从兴趣出发，专心致志，把追求真理和真知作为自己的使命，把毕生精力运用到对学术的探索中去。相反，如果过分注重知识的功利性，甚至只是把学术当作为个人牟利的手段，那么，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必然会转移到学问本身之外，学术成果就难以获得，学术就难以发展。更甚者，在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之下，学术腐败，学术造假会应运而生、大行其道。
当然，“为学问而学问”并非要否定科学研究要服务于社会这一原则。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科技研究成果归根结底要落脚在应用上才能体现出其价值。但是，并非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可以立竿见影地进行应用。若仅把“有用”“无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就会偏离科学研究的核心内涵——求真，就会影响学者“为真理而求知”的使命感。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一种功利主义——将学术研究作为获取名利、求取利禄的阶梯。与前者相比，这种学术目的更为可怕的，因为它无视学术的纯洁和尊严，让个人利益凌驾于学术之上，把学术研究只当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敲门砖，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歪曲学术的科学性，在这种目的驱使下的所谓研究只能阻碍学术的发展，成为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由此可见，出于对知识本身的浓厚的兴趣而自觉地探索才是学术研究最根本的动力。各领域的学者只有不求功利，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使命和志向，专心致志地探索、追求真理，才可能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得到真正的发展。
二、学术研究之精神
学术研究的发展，要求学术研究人员具有积极向上的学术精神。学术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勇于探索的求知勇气，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等。
《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代学界，尤其是清代正统派（乾嘉学派）的学风特点进行了论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观点对今天的学者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如：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127页）
其（正统派）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135页）
钱大昕谓其（戴震）“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余廷灿谓其（戴震）“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不通贯群经，即无稽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163页）
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得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174页）
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225页）
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之统一，……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228页）
“实事求是”是正统派进行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所谓“无征不信”、“忠实、求真”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梁启超还延伸出其他重要的学术精神，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前辈成果，不可强求观点统一，不怕学术争论，而应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梁启超举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和王引之的例子，说：
段之尊戴（戴震），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彼等不惟旧注旧书之舛误丝毫不假借而已，而且敢于改经文”（170页）。
当然，正统派学者的怀疑和创新不是凭主观臆断而来的，而是经过大量的艰苦的劳动，穷搜冥索、旁征博引而得出的结论。正如梁启超所言，是“出于客观的钩稽参验也”。
在学术风气不正，学术质量不佳的今天，这一学术精神对学术研究人员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学术研究不能因循守旧，人云亦云，否则学术就不能进步，所谓的学术成果也就只能是滥竽充数之作，甚至是一堆文字垃圾。其次，学术研究不能速成，不能凭灵机一动，主观猜测，就可以一蹴而就。在严肃的学者眼中，学术研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甘心吃苦头，坐冷板凳。
另一方面，学术争论中不能自以为是，蔑视对方，而应尊重别人的观点，虚心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梁启超认为学术分歧是学术研究中必然会存在的现象，对此，可以进行学术争论，也只有如此，学术才能进步。但是学术争论是“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决不能固执己见，藐视、不尊重持不同观点的人。
近些年来，学术界的学术争论有不少，但并非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在学术问题范围之内各抒己见。有些人不以客观实际为据，自以为是，明知有误，坚持不改；有些人甚至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大骂出口，搞人身攻击。因此，梁启超提出的学术争论的原则在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规诫作用。
关于学术研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第十三节对正统派的学风作了一个总结，共提出了十条治学原则。笔者认为，尽管这十条是清代某一学派的研究特色，并且主要是针对考据学研究所提出的，但它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研究人员。如：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173页—174页）
这十条是清代正统派的学风，也是任何一个有学术道德的学者都应当遵守的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
前五条讲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强调学术研究必须要客观有据、不可臆度；学者态度要诚实有信，讲究实证。其中，第四条涉及学术道德问题，指出了“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是有违学术道德的行为。
第六、七、八条是学术研究中的规范问题，涉及学术继承、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等方面；这些学术规范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延伸。其中，第六、第八条也涉及学术道德问题，尤其是第六条值得学术研究者特别注意：在清代正统学者看来，“剿说”是“大不德”，是“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第九条是对学术研究方向的要求。梁启超主张研究要“窄而深”，他说：
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不可如刘献廷所诮‘只教成半个学者’，力洗晚清笼统肤浅凌乱之病。（227页）
第十条是对学术文风的要求。清代正统学也叫“朴学”，其学风求真务实，其文风同样朴实无华。梁启超说：
其为文也朴实说理，言无枝叶，而旨壹归于雅正。（187页）
今天，学术界低落的学风助长了文风的浮华，某些学术论著充斥着虚华不实的文字，故弄玄虚；有的甚至为了追求字数而累赘烦琐，枝叶蔓生。因此，对文风的要求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针对今天学术界出现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等种种不良现象，许多有学术道德的学者呼吁提倡科学的学风，讲求“学术规范”。可以说，《清代学术概要》中所提出的这些学术研究原则不仅是正统派的考证风格，更是一种科学的学术规范，是一种比占有资料更可贵的学术精神。这些重要的学术精神对今天的学者和学术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规诫意义。
三、学术研究之方法
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具体的方法上会有所差别，例如物理学、化学研究要常用实验法；数学、逻辑学研究要常用推理演算法；语言历史研究要常用考证归纳法等。然而，有些方法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都会用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介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些方法是对清代正统派研究古代语言和文献的方法的总结，但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同样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例如：
然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也。（172）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代考证家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186页）
清代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224页）
这些叙述既有治学方法，也有治学步骤，对学术研究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如梁启超在引用了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后所说的那样：
此自言其治学次第及应用之法颇详明；虽仅叙一书著述始末，然他书可以类推，他家之书亦可以类推矣。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173页）
《清代学术概论》还介绍了清儒常用的有助于学术研究的一些做法，例如：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185页—186页）
再如：
清儒既不喜效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知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187页）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札记册子”和“函札”这种手段似乎有些落伍，但清儒求真务实、注重积累，重视学术交流的风气和方法却永不落伍。
要言之，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是学术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中，学术目的是基础，目的不正，动机不纯，就不会有向上的学术精神，更不用谈研究方法；相反，从“为学术而学术”出发，才可能树立求实创新、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进而找到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无论什么研究领域，要想有真正的学术发展，都应该加强这三个方面的修养和建设。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
然而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亦可以成就也。（224页）
注释：
[1] 梁启超著，夏晓红点校.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
[2] 吴海江.学术研究需要理想主义[N].光明日报，2004-9-7.
[3] 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J].社会科学论坛，2005.
参考文献：
[1] 王子今.清代考据家的学术道德[N].光明日报,2005-1-11.
[2] 张明非.一种切实而有效的研究方法—谈谈古典文学历史文化研究[C].百年学科沉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要》；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学术方法
《清代学术概要》[1]是评述清代学术的第一部专著，它系统论述了明末至梁启超以来200多年的学术发展概况。这部著作问世以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发展的入门必读书。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所揭示的学术思想，对后代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在今天——学术风气亟须提升的时期，《清代学术概要》所提倡的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就凸现出了更大的价值。
一、学术研究之目的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学术研究人员需要明确的最基本的问题。“科学不单是一种智力上的探索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过程”[2]，研究人员的研究动机、价值趋向对他个人的成长和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认清这个问题，是树立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形成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采取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基础。
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清代学术概要》有许多精辟论述，如：
震（戴震）之言曰：学者当……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161页）
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 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174页）
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175页）
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175页）
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219页）
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225页）
梁启超的观点非常鲜明，“为学问而学问”正是他对于学术研究目的的看法。这一观点早在200年前就已提出，但对今天的学术界和学者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现象：从事研究的人员和出版的学术论著的数量巨增，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表面看来，学术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在这种巨大数量的背后，却是学术质量的低落，学术风气的恶化。与政治、经济领域相似，近几年来，学术界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量的平庸和滥竽充数之作充斥，学术的神圣和尊严遭到毁坏。究其原因，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学术目的不端正却是最根本的一条。
为什么要“为学问而学问”？这是由“学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根据李伯重[3]的解释，“学术”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与学院有关”，即学术研究并非人人可为，只有那些在专门的环境（研究型大学）中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研究型人员）才有资格进行学术研究。二是“非实用性”，即研究学问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摆脱愚昧，而无任何实用目的，也就是梁启超所提出的“为学问而学问”。
事实上，讲究实用性也确实限制了学术的发展和学术成果的获得。千百年来，“致用”一直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治学”目的，在此目的之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把“学问”当作了一种手段，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或仅仅是为了博取功名、获得利益。于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学术成果与知识分子的数量是绝对不成比例的。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它需要排除各种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只有抱有“为学问而学问”的目的，才能从兴趣出发，专心致志，把追求真理和真知作为自己的使命，把毕生精力运用到对学术的探索中去。相反，如果过分注重知识的功利性，甚至只是把学术当作为个人牟利的手段，那么，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必然会转移到学问本身之外，学术成果就难以获得，学术就难以发展。更甚者，在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之下，学术腐败，学术造假会应运而生、大行其道。
当然，“为学问而学问”并非要否定科学研究要服务于社会这一原则。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科技研究成果归根结底要落脚在应用上才能体现出其价值。但是，并非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可以立竿见影地进行应用。若仅把“有用”“无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就会偏离科学研究的核心内涵——求真，就会影响学者“为真理而求知”的使命感。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一种功利主义——将学术研究作为获取名利、求取利禄的阶梯。与前者相比，这种学术目的更为可怕的，因为它无视学术的纯洁和尊严，让个人利益凌驾于学术之上，把学术研究只当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敲门砖，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歪曲学术的科学性，在这种目的驱使下的所谓研究只能阻碍学术的发展，成为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由此可见，出于对知识本身的浓厚的兴趣而自觉地探索才是学术研究最根本的动力。各领域的学者只有不求功利，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使命和志向，专心致志地探索、追求真理，才可能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得到真正的发展。
二、学术研究之精神
学术研究的发展，要求学术研究人员具有积极向上的学术精神。学术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勇于探索的求知勇气，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等。
《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代学界，尤其是清代正统派（乾嘉学派）的学风特点进行了论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观点对今天的学者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如：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127页）
其（正统派）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135页）
钱大昕谓其（戴震）“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余廷灿谓其（戴震）“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不通贯群经，即无稽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163页）
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得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174页）
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225页）
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之统一，……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228页）
“实事求是”是正统派进行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所谓“无征不信”、“忠实、求真”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梁启超还延伸出其他重要的学术精神，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前辈成果，不可强求观点统一，不怕学术争论，而应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梁启超举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和王引之的例子，说：
段之尊戴（戴震），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彼等不惟旧注旧书之舛误丝毫不假借而已，而且敢于改经文”（170页）。
当然，正统派学者的怀疑和创新不是凭主观臆断而来的，而是经过大量的艰苦的劳动，穷搜冥索、旁征博引而得出的结论。正如梁启超所言，是“出于客观的钩稽参验也”。
在学术风气不正，学术质量不佳的今天，这一学术精神对学术研究人员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学术研究不能因循守旧，人云亦云，否则学术就不能进步，所谓的学术成果也就只能是滥竽充数之作，甚至是一堆文字垃圾。其次，学术研究不能速成，不能凭灵机一动，主观猜测，就可以一蹴而就。在严肃的学者眼中，学术研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甘心吃苦头，坐冷板凳。
另一方面，学术争论中不能自以为是，蔑视对方，而应尊重别人的观点，虚心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梁启超认为学术分歧是学术研究中必然会存在的现象，对此，可以进行学术争论，也只有如此，学术才能进步。但是学术争论是“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决不能固执己见，藐视、不尊重持不同观点的人。
近些年来，学术界的学术争论有不少，但并非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在学术问题范围之内各抒己见。有些人不以客观实际为据，自以为是，明知有误，坚持不改；有些人甚至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大骂出口，搞人身攻击。因此，梁启超提出的学术争论的原则在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规诫作用。
关于学术研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第十三节对正统派的学风作了一个总结，共提出了十条治学原则。笔者认为，尽管这十条是清代某一学派的研究特色，并且主要是针对考据学研究所提出的，但它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研究人员。如：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173页—174页）
这十条是清代正统派的学风，也是任何一个有学术道德的学者都应当遵守的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
前五条讲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强调学术研究必须要客观有据、不可臆度；学者态度要诚实有信，讲究实证。其中，第四条涉及学术道德问题，指出了“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是有违学术道德的行为。
第六、七、八条是学术研究中的规范问题，涉及学术继承、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等方面；这些学术规范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延伸。其中，第六、第八条也涉及学术道德问题，尤其是第六条值得学术研究者特别注意：在清代正统学者看来，“剿说”是“大不德”，是“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第九条是对学术研究方向的要求。梁启超主张研究要“窄而深”，他说：
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不可如刘献廷所诮‘只教成半个学者’，力洗晚清笼统肤浅凌乱之病。（227页）
第十条是对学术文风的要求。清代正统学也叫“朴学”，其学风求真务实，其文风同样朴实无华。梁启超说：
其为文也朴实说理，言无枝叶，而旨壹归于雅正。（187页）
今天，学术界低落的学风助长了文风的浮华，某些学术论著充斥着虚华不实的文字，故弄玄虚；有的甚至为了追求字数而累赘烦琐，枝叶蔓生。因此，对文风的要求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针对今天学术界出现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等种种不良现象，许多有学术道德的学者呼吁提倡科学的学风，讲求“学术规范”。可以说，《清代学术概要》中所提出的这些学术研究原则不仅是正统派的考证风格，更是一种科学的学术规范，是一种比占有资料更可贵的学术精神。这些重要的学术精神对今天的学者和学术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规诫意义。
三、学术研究之方法
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具体的方法上会有所差别，例如物理学、化学研究要常用实验法；数学、逻辑学研究要常用推理演算法；语言历史研究要常用考证归纳法等。然而，有些方法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都会用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介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些方法是对清代正统派研究古代语言和文献的方法的总结，但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同样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例如：
然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也。（172）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代考证家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186页）
清代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224页）
这些叙述既有治学方法，也有治学步骤，对学术研究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如梁启超在引用了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后所说的那样：
此自言其治学次第及应用之法颇详明；虽仅叙一书著述始末，然他书可以类推，他家之书亦可以类推矣。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173页）
《清代学术概论》还介绍了清儒常用的有助于学术研究的一些做法，例如：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185页—186页）
再如：
清儒既不喜效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知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187页）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札记册子”和“函札”这种手段似乎有些落伍，但清儒求真务实、注重积累，重视学术交流的风气和方法却永不落伍。
要言之，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是学术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中，学术目的是基础，目的不正，动机不纯，就不会有向上的学术精神，更不用谈研究方法；相反，从“为学术而学术”出发，才可能树立求实创新、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进而找到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无论什么研究领域，要想有真正的学术发展，都应该加强这三个方面的修养和建设。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
然而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亦可以成就也。（224页）
注释：
[1] 梁启超著，夏晓红点校.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
[2] 吴海江.学术研究需要理想主义[N].光明日报，2004-9-7.
[3] 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J].社会科学论坛，2005.
参考文献：
[1] 王子今.清代考据家的学术道德[N].光明日报,2005-1-11.
[2] 张明非.一种切实而有效的研究方法—谈谈古典文学历史文化研究[C].百年学科沉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