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档案管理正在步入“互联网 ”时代。在网络等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大数据”，“以开放、平等、参与的方式重构商业模式和人的行为方式”[1]。这种技术带动下，社会变革深刻影响着档案管理工作，社会需求也促进着档案管理工作变革。档案管理工作处在体制改革和技術进步两大挑战的“夹缝”状态，充满着未知、选择、竞争和机会，因此，档案管理工作的思维和技术“不断发展变化，以便适应文件性质、文件形成结构、文件保管系统和文件利用等方面的剧烈变化，适应社会、文化、法律、技术、哲学等方面的发展趋势”[2]。
　　一、管理对象的变化
　　（一）档案载体的变化
　　一直以来，纸质档案就是我国各级档案馆（室）所藏档案的主体。早在2008年，“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案卷级档案达193167878卷，较上年增加17688882卷，增幅达10%”[3]，而到2011年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已达3.3亿卷，到2020年，将达到6亿多卷。[4]在纸质档案迅速增长的同时，电子档案则有了更明显的增长速度，占有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字工程等持续性政策推动之下，信息技术应用于各行各业，组织机构运转平台向电子环境迁移，许多领域的业务记录正逐步实现电子化、无纸化。据国家档案局2006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已有近 80%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采用办公自动化或电子政务系统，产生各类电子文件近 2 亿件”[5]。同时，信息技术应用背景下的电子档案的格式也日益丰富，字处理文件、图形文件、音频文件、视频文件、多媒体文件、超媒体文件、数据库文件等都成为档案的新形式。
　　（二）档案内容的变化
　　在网络化的信息时代，公众对档案的社会文化及保护个人利益的诉求越来越高，希望档案内容不仅要反映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利益，而且还需要更多地为公民提供集体记忆，让他们能够在集体记忆的架构下找回自己的地方感、根源感。在这种新的社会诉求下，档案工作要以“以人为本”，“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如广东省在建立幸福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主要实施了“整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档案资源，改善馆藏结构、主动记录普通人的幸福、社会建设历史影像、主动收集改善人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重大活动档案、广泛征集民间文书、口述档案”[6]。
　　二、管理手段的调整
　　当前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形态和长久以来传统档案管理手段的传承，让夹缝中的“档案管理工作”必然要面对“以纸质档案管理为基础的传统模式”和“基于电子档案的各种管理难题”的艰难选择。
　　（一）传统管理手段的深化
　　社会解构思潮和社会记忆建构让人们对档案概念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档案工作的重点也由保管记录活动的证据转变为确保这种证据的确实产生，档案工作者也成为了档案遗产的积极塑造者，也成为档案形成过程中的积极干预者。
　　当前网络交互技术让档案著录等传统的业务环节有了改变的可能，也引发了公众对档案新的社会诉求。美国的“Citizen Archivist”项目则是一个较好的例证，美国国家档案馆不遗余力地将馆藏档案尽量公开，并借助互联网开展多样行动，利用Tag （标签法）模块实现鼓励公众参与档案著录，通过Transcribe （转录）模块实现鼓励公众参与档案转录，通过Edit Articles（编辑）模块实现鼓励公众参与档案编纂，通过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