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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东盟国家认为中美竞争加剧破坏东盟赖以存续的地区与国际环境，给其带来巨大挑战。东盟坚持“不选边站”，实施大国平衡战略，通过提升凝聚力和韧性、维护东盟中心地位、拓展伙伴关系网络、促进地区包容性和务实合作的方式消解中美竞争带来的风险。面对新型的大国竞争态势，东盟试图在中美间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然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及中美对东盟政策走向与东盟内部挑战叠加将为东盟应对增添诸多变数。对此，中国应坚定维护东盟中心地位，拓宽与东盟的共识，加大务实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关 键 词〕东盟、中美竞争、中国-东盟关系、美国-东盟关系
〔作者简介〕杨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4期0042-19
东盟作为最具活力和成功的地区组织在中美竞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尽管东盟主导的系列机制和“东盟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近年来中美竞争持续加剧，以及在管理与中美关系上的政治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况下，东盟主动作为，积极谨慎应对，其政策选择不仅会直接影响它与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也会向中美关系传导。对于中国而言，了解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应对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动态变化的东盟，提升中国与其合作的水平，对管控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及稳定周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美竞争凸显东南亚重要性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布的《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延续了对中国“战略竞争者”的定位，明确了中美竞争的性质及与华竞争的方式。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认知是“体系性大国”，因此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体系性竞争”。《指南》中提到民主国家日益受到“威权势力”的挑战，“威权势力”在侵蚀现有的国际规则，并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威权治理模式。拜登在执政后的首次国会演讲中也将中美竞争框定为威权与民主对21世纪国际秩序领导权的争夺。《指南》中还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综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潜在竞争者。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复合型对手”，不同于美苏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对抗以及美日的经济竞争。基于对华的认知，拜登政府制定了一项长期的竞争战略。《指南》提出与华战略竞争的目标是“胜出”（outcompete）中国，实现目标的核心战略是美国必须恢复持久优势，以实力应对挑战，重建经济基础，重获美国在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在美国国内及全球捍卫美国价值观，实现军事能力现代化的同时以外交手段优先，重振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内容和特点既有延续也有变化。首先，打造应对中国联盟，维护美国霸权。与特朗普政府单打独斗不同，拜登政府希望与盟友和伙伴形成长期的统一战线，共同应对中国。两者政策手段不同，但本质都是护持美国霸权。2021年4月发布的美日峰会联合声明与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公报中的涉华内容都是拜登政府拉拢盟友为其政策背书的体现。其次，与华战略竞争的同时保持战略稳定。拜登政府以一种相对理性和长远的态度应对中国，认为“胜出”中国的最有效方式是做强自己，同时不排除与中国在服务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开展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军控与核不扩散的合作。拜登政府公开表态不寻求与中国对抗，而是与中国展开最严峻的竞争。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也称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目前中美关系的主导范式是竞争，而拜登政府的目标则是要确保竞争是平稳与和平的。再次，以“四边机制”为核心的“印太战略”以及在经贸、科技、人权、南海等议题上对华强硬得到了延续与深化，但也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在“印太”地区建立以“四边机制”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技术联盟”，推动“四边机制”与湄公河国家的对接。对华经济政策在维持对华产品关税水平的同时从关注贸易向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对华科技政策由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全面封锁调整为更有针对性的“小院高墙”政策。在南海问题上，延续了军事介入的多边和常态化趋势，实战部署特点更加突出。最后，美国国会推动对中美竞争立法，影响中美竞争的长期格局。拜登利用中美竞争议题推动其国内政策议程的做法也将进一步强化国会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该法案是此前国会推动的一揽子遏华法案的集合体。法案包含25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预算，用于提升和推动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研发水平和本土制造，同时对中国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进行攻击，敦促拜登政府扩大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提升美国在国际机制中的领导力，通过外交、经济、科技等手段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当天立即得到拜登的积极回应。如果中美竞争的内容和性质得到美国法律的最终确认，那么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空间将被大幅压缩，竞争态势将更加严峻。
东南亚是美国“印太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核心地区。东盟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是中国自然资源进口来源地和海上航线的重要门户，还在中国外交工作布局中处于首要位置，是政治、经济、区域合作的重要战略伙伴。2020年，中国与东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却在加速推进，中老铁路、雅万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文莱恒逸石化等重大项目都在稳步推进。东盟国家也将是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首选地。对美国而言，自大国竞争回归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以来，防止中国主导东南亚成为其在该地区的核心关切。美国明显加强了与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安全博弈、数字地缘政治较量、制度和治理理念的争夺。南海航行自由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重要抓手。为了应对“一带一路”，美国已与日本、澳大利亚建立了“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在湄公河下游地区建立了日美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尽管在这些多边合作框架下還鲜有具体的项目支撑，美国已经与其盟友在东南亚搭建了经济合作的平台。同时，美国重点加强了在数字经济、水安全和国家治理方面对东盟国家的理念渗透。此外，拥有近7亿人口、位居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东盟自身的战略经济价值也使其成为中美必争之地。 二、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
作为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东盟一贯对大国竞争非常敏感，这不但是国家实力对比悬殊的结果，还因地区国家对大国竞争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引发地区局部战争令东盟国家深受其害。中美竞争加剧再次将东盟推向大国竞争的前沿。鉴于此，东盟一直在密切关注中美关系走向，积极评估与研判。鉴于地缘位置、国内政治、联盟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东盟国家对中美竞争认知会出现个体差异，如南海声索国和非声索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差异，不同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迥异的国家对中美贸易战、中美治理理念之争的看法不尽相同，美国的盟友与其他国家对中美竞争也会持有不同的态度。然而，从整体来看，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存在以下重要共识。
中美竞争是影响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关键变量，双方若从竞争走向对抗，将严重破坏东盟赖以存续的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美竞争加剧导致东盟对地区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愈发担忧。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以下简称ISEAS）2019至2021年的民调结果，担忧东盟成为大国竞争场所或代理人的受访者比例从62%增至69.1%，该数据在2020年一度达到73.2%。尽管中美都重申了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政治承诺，但东盟认为中美竞争加剧事实上使东盟陷入“选边站”的困境。美国与东盟国家合作时附带政治条件的做法加剧了东盟国家被迫“选边站”的认知。中国与东盟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东盟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忧虑也在增加。
从安全层面看，东盟国家担心南海成为中美冲突的引爆点。2021年ISEAS民调结果显示，45.2%的东盟国家民众担心中美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该数字在2020年曾达到49.6%;84.6%的受访者认为东盟应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符合国际法的原则立场，认为“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必须符合国际法的达到80.8%。东盟南海声索国都希望以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想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些声索国认为不应让南海问题影响东盟的内部团结，希望凭借东盟的集体力量，让东盟发挥更大的协同作用，与大国抗衡。 拜登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东盟国家对美国的信心迅速回升。然而，宣称外交手段优先的拜登政府在南海保持高频的军事活动，并没有给东盟国家带来其所期望的稳定向好的局面。
从经济层面看，东盟国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其带来的挑战大于机遇。2021年ISEAS民调结果显示，56.3%的受访者担心“中美脱钩”将迫使东盟国家面临以中美各自为首的两个排他性集团;担忧地区经济衰退的受访者比例从2019年的51.1%增加至2021年的63%。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谈到中美贸易摩擦时称，“中美贸易战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而东盟则依赖于对外贸易和投资。我们不想看到不可预测性。贸易战使一些国家受益，但从长远看，它不会使我们受益，因为它将抑制世界经济增长”。可见，从东盟整体看，中美贸易摩擦将破坏使其长期受益的自由开放贸易体系。东盟认为，美、日等国企业已经开始重新设计生产网络，在地区内开始转移生产基地，这不但会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三链秩序，还将引起新一轮投资争夺战，地区经济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随着中美实力和影响力差距的缩小，东盟国家普遍认为中美竞争将会持续加剧，特别是围绕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印太”、“一带一路”、“5G/6G基础设施”等议题的竞争会异常激烈。
中美竞争对东盟的向心力、中心地位与机制效能带来巨大挑战。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认为，东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功的关键原因是中美之间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战略承诺，共同努力加强东盟的作用。鉴于此，东盟中心性不仅受到东盟国家团结与实力的制约，也受到域外国家对其认可度的约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东盟机制平台变成与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竞技场，拉拢某些关键国家，推出旨在遏制中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严重破坏了东盟的内部团结和中心地位。在2019年夏季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和东盟地区论坛上，东盟国家领导人纷纷表达了对中美竞争加剧的担心，认为中美竞争严重挤压了其平衡中美关系的政治空间，东盟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東盟内部有观点认为，如果中美走向对抗，个别国家将被迫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本国利益。这意味着，如果中美对抗，东盟也会因此走向分裂。
东盟集体行动能力缺乏和解决问题效率低下的局限性也被中美竞争加剧所放大。东盟在主导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实现了冷战后的长期和平，创造了“东盟奇迹”，但其运作方式及行动效率却备受诟病。中美竞争加剧也因此引发了东盟内部对其凝聚力和应对地缘政治变化能力的普遍担忧。2021年ISEAS民调结果显示，71.5%的受访者对东盟应对中美竞争的能力信心不足，认为东盟行动迟缓，效率低下，因此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差异曾使东盟难以形成共识，2012年东盟外长会未能发布联合公报就是一例。然而，从近几年的东盟峰会主席声明来看，东盟已经在敦促各相关方克制、和平解决争端、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尽早缔结《准则》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东盟意识到，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东盟唯有以创新的方式应对大国竞争，才能保持东盟中心性。
三、东盟对中美竞争的应对
基于上述认知，为了消解中美竞争加剧带来的风险，东盟明确“不选边站”的立场，谨慎平衡中美关系，通过建设“东盟身份叙事”和推进经济一体化，提升凝聚力和韧性，同时极力维护东盟中心性，促进包容性合作，积极拓展伙伴关系网络，借此减少对中美依赖，拓宽对外战略空间。从东盟近些年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及其重点关注的议题来看，其主要有以下应对举措。
（一）明确“不选边站”的立场，谨慎平衡中美关系
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表态与民调结果看，96%的东盟国家民众希望提升地区韧性和拓展战略空间来应对中美竞争，而不是“选边站”。东盟肯定美国对实现地区和平繁荣起到的积极作用，认为在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的同时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是对东盟最有利的，希望中美保持克制，呼吁美国接受中国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发生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内，无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也没有挑战的意图，同时呼吁中国不要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大国。东盟希望美国继续为地区提供安全保护，并利用东盟多边机制共同约束中国，使中国成为地区和平繁荣的建设性力量。东盟还竭力呼吁中美应以适当方式解决分歧，并能够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公共卫生等领域找到展开合作的方式。2021年5月，柬埔寨总理洪森在公开回应近年来不断被炒作的“柬埔寨倒向中国”论调时也表示，柬埔寨并未在中美间“选边站”，对外援及经贸合作一贯秉持开放态度。他认为中国能够兑现其对柬援助承诺，而美国对柬援助则是口惠而实不至。 2020年8月，东盟各国外长共同发表《关于维护东南亚和平稳定重要性的声明》，重提《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重申东盟坚持“中立”的承诺，表明不希望“外部势力干预地区事务”与“不选边站”的立场。
〔关 键 词〕东盟、中美竞争、中国-东盟关系、美国-东盟关系
〔作者简介〕杨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4期0042-19
东盟作为最具活力和成功的地区组织在中美竞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尽管东盟主导的系列机制和“东盟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近年来中美竞争持续加剧，以及在管理与中美关系上的政治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况下，东盟主动作为，积极谨慎应对，其政策选择不仅会直接影响它与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也会向中美关系传导。对于中国而言，了解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应对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动态变化的东盟，提升中国与其合作的水平，对管控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及稳定周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美竞争凸显东南亚重要性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布的《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延续了对中国“战略竞争者”的定位，明确了中美竞争的性质及与华竞争的方式。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认知是“体系性大国”，因此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体系性竞争”。《指南》中提到民主国家日益受到“威权势力”的挑战，“威权势力”在侵蚀现有的国际规则，并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威权治理模式。拜登在执政后的首次国会演讲中也将中美竞争框定为威权与民主对21世纪国际秩序领导权的争夺。《指南》中还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综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潜在竞争者。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复合型对手”，不同于美苏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对抗以及美日的经济竞争。基于对华的认知，拜登政府制定了一项长期的竞争战略。《指南》提出与华战略竞争的目标是“胜出”（outcompete）中国，实现目标的核心战略是美国必须恢复持久优势，以实力应对挑战，重建经济基础，重获美国在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在美国国内及全球捍卫美国价值观，实现军事能力现代化的同时以外交手段优先，重振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内容和特点既有延续也有变化。首先，打造应对中国联盟，维护美国霸权。与特朗普政府单打独斗不同，拜登政府希望与盟友和伙伴形成长期的统一战线，共同应对中国。两者政策手段不同，但本质都是护持美国霸权。2021年4月发布的美日峰会联合声明与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公报中的涉华内容都是拜登政府拉拢盟友为其政策背书的体现。其次，与华战略竞争的同时保持战略稳定。拜登政府以一种相对理性和长远的态度应对中国，认为“胜出”中国的最有效方式是做强自己，同时不排除与中国在服务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开展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军控与核不扩散的合作。拜登政府公开表态不寻求与中国对抗，而是与中国展开最严峻的竞争。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也称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目前中美关系的主导范式是竞争，而拜登政府的目标则是要确保竞争是平稳与和平的。再次，以“四边机制”为核心的“印太战略”以及在经贸、科技、人权、南海等议题上对华强硬得到了延续与深化，但也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在“印太”地区建立以“四边机制”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技术联盟”，推动“四边机制”与湄公河国家的对接。对华经济政策在维持对华产品关税水平的同时从关注贸易向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对华科技政策由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全面封锁调整为更有针对性的“小院高墙”政策。在南海问题上，延续了军事介入的多边和常态化趋势，实战部署特点更加突出。最后，美国国会推动对中美竞争立法，影响中美竞争的长期格局。拜登利用中美竞争议题推动其国内政策议程的做法也将进一步强化国会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该法案是此前国会推动的一揽子遏华法案的集合体。法案包含25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预算，用于提升和推动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研发水平和本土制造，同时对中国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进行攻击，敦促拜登政府扩大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提升美国在国际机制中的领导力，通过外交、经济、科技等手段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当天立即得到拜登的积极回应。如果中美竞争的内容和性质得到美国法律的最终确认，那么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空间将被大幅压缩，竞争态势将更加严峻。
东南亚是美国“印太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核心地区。东盟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是中国自然资源进口来源地和海上航线的重要门户，还在中国外交工作布局中处于首要位置，是政治、经济、区域合作的重要战略伙伴。2020年，中国与东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却在加速推进，中老铁路、雅万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文莱恒逸石化等重大项目都在稳步推进。东盟国家也将是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首选地。对美国而言，自大国竞争回归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以来，防止中国主导东南亚成为其在该地区的核心关切。美国明显加强了与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安全博弈、数字地缘政治较量、制度和治理理念的争夺。南海航行自由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重要抓手。为了应对“一带一路”，美国已与日本、澳大利亚建立了“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在湄公河下游地区建立了日美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尽管在这些多边合作框架下還鲜有具体的项目支撑，美国已经与其盟友在东南亚搭建了经济合作的平台。同时，美国重点加强了在数字经济、水安全和国家治理方面对东盟国家的理念渗透。此外，拥有近7亿人口、位居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东盟自身的战略经济价值也使其成为中美必争之地。 二、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
作为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东盟一贯对大国竞争非常敏感，这不但是国家实力对比悬殊的结果，还因地区国家对大国竞争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引发地区局部战争令东盟国家深受其害。中美竞争加剧再次将东盟推向大国竞争的前沿。鉴于此，东盟一直在密切关注中美关系走向，积极评估与研判。鉴于地缘位置、国内政治、联盟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东盟国家对中美竞争认知会出现个体差异，如南海声索国和非声索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差异，不同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迥异的国家对中美贸易战、中美治理理念之争的看法不尽相同，美国的盟友与其他国家对中美竞争也会持有不同的态度。然而，从整体来看，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存在以下重要共识。
中美竞争是影响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关键变量，双方若从竞争走向对抗，将严重破坏东盟赖以存续的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美竞争加剧导致东盟对地区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愈发担忧。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以下简称ISEAS）2019至2021年的民调结果，担忧东盟成为大国竞争场所或代理人的受访者比例从62%增至69.1%，该数据在2020年一度达到73.2%。尽管中美都重申了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政治承诺，但东盟认为中美竞争加剧事实上使东盟陷入“选边站”的困境。美国与东盟国家合作时附带政治条件的做法加剧了东盟国家被迫“选边站”的认知。中国与东盟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东盟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忧虑也在增加。
从安全层面看，东盟国家担心南海成为中美冲突的引爆点。2021年ISEAS民调结果显示，45.2%的东盟国家民众担心中美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该数字在2020年曾达到49.6%;84.6%的受访者认为东盟应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符合国际法的原则立场，认为“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必须符合国际法的达到80.8%。东盟南海声索国都希望以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想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些声索国认为不应让南海问题影响东盟的内部团结，希望凭借东盟的集体力量，让东盟发挥更大的协同作用，与大国抗衡。 拜登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东盟国家对美国的信心迅速回升。然而，宣称外交手段优先的拜登政府在南海保持高频的军事活动，并没有给东盟国家带来其所期望的稳定向好的局面。
从经济层面看，东盟国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其带来的挑战大于机遇。2021年ISEAS民调结果显示，56.3%的受访者担心“中美脱钩”将迫使东盟国家面临以中美各自为首的两个排他性集团;担忧地区经济衰退的受访者比例从2019年的51.1%增加至2021年的63%。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谈到中美贸易摩擦时称，“中美贸易战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而东盟则依赖于对外贸易和投资。我们不想看到不可预测性。贸易战使一些国家受益，但从长远看，它不会使我们受益，因为它将抑制世界经济增长”。可见，从东盟整体看，中美贸易摩擦将破坏使其长期受益的自由开放贸易体系。东盟认为，美、日等国企业已经开始重新设计生产网络，在地区内开始转移生产基地，这不但会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三链秩序，还将引起新一轮投资争夺战，地区经济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随着中美实力和影响力差距的缩小，东盟国家普遍认为中美竞争将会持续加剧，特别是围绕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印太”、“一带一路”、“5G/6G基础设施”等议题的竞争会异常激烈。
中美竞争对东盟的向心力、中心地位与机制效能带来巨大挑战。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认为，东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功的关键原因是中美之间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战略承诺，共同努力加强东盟的作用。鉴于此，东盟中心性不仅受到东盟国家团结与实力的制约，也受到域外国家对其认可度的约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东盟机制平台变成与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竞技场，拉拢某些关键国家，推出旨在遏制中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严重破坏了东盟的内部团结和中心地位。在2019年夏季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和东盟地区论坛上，东盟国家领导人纷纷表达了对中美竞争加剧的担心，认为中美竞争严重挤压了其平衡中美关系的政治空间，东盟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東盟内部有观点认为，如果中美走向对抗，个别国家将被迫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本国利益。这意味着，如果中美对抗，东盟也会因此走向分裂。
东盟集体行动能力缺乏和解决问题效率低下的局限性也被中美竞争加剧所放大。东盟在主导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实现了冷战后的长期和平，创造了“东盟奇迹”，但其运作方式及行动效率却备受诟病。中美竞争加剧也因此引发了东盟内部对其凝聚力和应对地缘政治变化能力的普遍担忧。2021年ISEAS民调结果显示，71.5%的受访者对东盟应对中美竞争的能力信心不足，认为东盟行动迟缓，效率低下，因此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差异曾使东盟难以形成共识，2012年东盟外长会未能发布联合公报就是一例。然而，从近几年的东盟峰会主席声明来看，东盟已经在敦促各相关方克制、和平解决争端、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尽早缔结《准则》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东盟意识到，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东盟唯有以创新的方式应对大国竞争，才能保持东盟中心性。
三、东盟对中美竞争的应对
基于上述认知，为了消解中美竞争加剧带来的风险，东盟明确“不选边站”的立场，谨慎平衡中美关系，通过建设“东盟身份叙事”和推进经济一体化，提升凝聚力和韧性，同时极力维护东盟中心性，促进包容性合作，积极拓展伙伴关系网络，借此减少对中美依赖，拓宽对外战略空间。从东盟近些年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及其重点关注的议题来看，其主要有以下应对举措。
（一）明确“不选边站”的立场，谨慎平衡中美关系
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表态与民调结果看，96%的东盟国家民众希望提升地区韧性和拓展战略空间来应对中美竞争，而不是“选边站”。东盟肯定美国对实现地区和平繁荣起到的积极作用，认为在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的同时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是对东盟最有利的，希望中美保持克制，呼吁美国接受中国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发生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内，无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也没有挑战的意图，同时呼吁中国不要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大国。东盟希望美国继续为地区提供安全保护，并利用东盟多边机制共同约束中国，使中国成为地区和平繁荣的建设性力量。东盟还竭力呼吁中美应以适当方式解决分歧，并能够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公共卫生等领域找到展开合作的方式。2021年5月，柬埔寨总理洪森在公开回应近年来不断被炒作的“柬埔寨倒向中国”论调时也表示，柬埔寨并未在中美间“选边站”，对外援及经贸合作一贯秉持开放态度。他认为中国能够兑现其对柬援助承诺，而美国对柬援助则是口惠而实不至。 2020年8月，东盟各国外长共同发表《关于维护东南亚和平稳定重要性的声明》，重提《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重申东盟坚持“中立”的承诺，表明不希望“外部势力干预地区事务”与“不选边站”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