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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钱钟书提出的“化境”翻译理论,通过“诱”、“媒”、“讹”、“化”四个概念,论述了翻译对于文学作品的正面及负面传播作用,阐释了理想的翻译境界和效果,为后世提出了宝贵的翻译标准和衡量尺度。
关键词:文学翻译 钱钟书 化境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如果说浩如星云的世界文学原作是意义发生的原初事件,则理想的译作可使时间和历史真正绽开,可使一切因语言障碍而被遮蔽者作为存在重新显现。翻译本身即是应和的,又是超越的。
关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国内译界一直呈现多元格局,20世纪初各种传统译论和研究争长较短,如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易解与丰姿”、郭沫若的“风韵译”、傅雷的“传神论”、许渊冲的“三美、三化、三之”等等。其中钱钟书在研读了曾被中国近代译界誉为“译界之王”的林纾的作品之后,通过总结两次读林译而产生的不同体会,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化境”学说,为后人照亮了又一条翻译美学的敞开之径。
一
“诱”,“引也”(《广韵》)。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对翻译的作用有如下生动的叙述:“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在钱钟书的眼中“诱”是美好与邪恶的双生子,一种是有着良性促动作用的,“好的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具体地说明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对原作品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从而勾起想读原著的冲动;另一种是负面的,“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二
“媒”,“谋合异类使和成者(《周礼·媒氏注》)”。翻译的重要功能在于做媒,“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同“诱”一样,“媒”也是翻译的原动力,藉以实现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林译就曾在中国文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枢纽和媒介的功能,在当时剧变中的中国社会掀起了新文学运动,成了介绍西方文化和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宣传工具,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文化和艺术视野。
三
“讹”,“伪言”也(《说字》);也有变化之意,“岁月迁讹,斯风渐笃。(《通志》)”。钱指翻译中存在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造成的忠实度的缺失,“译文中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就是‘讹’。”钱列举了林纾的种种伪译的例子,指出一类是纯粹的误读误译,归咎于译者有限的主体经验;另一类是创造性的误译,是林纾对原文的“加工改造”,是林纾觉得原文的“描写还不够淋漓尽致,所以浓浓的渲染一下。”钱说:“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免不像林纾那样手痒;他根据个人的写作标准和企图…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钱钟书在评论林纾的翻译时,尤其是对其前期作品充分肯定,赞扬其能将意义视为能动而非僵化,创造性地把握文本意向。钱甚至认为正是由于林纾本人明知故犯的“讹”,反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抗腐作用,因而免于全被淘汰”。但对于林后期的译作中出现的凌驾和僭越倾向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讹”字之说贵在指出:一方面,在翻译实践中或明或暗的意义幽深处与译者本人的心理认知必定存在或大或小的时空差,这是翻译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另一方面,鼓励译者充分发挥主体的应变功能,赋予译者充分的酌情权,但要把握“度”,避免过犹不及的主体阐释自由泛滥的问题。
四
“化”,“教行也。从匕,从人。(《说文解字》)”“境”,“疆”也(《说文新附》),指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化境”原指佛的境界,即脱离凡尘而修道成真的冥想境界,又可指艺术修养达到登峰造极、超越凡庸的最高境界,如清学者王士曾言:“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香祖笔记》)。钱将此概念移入其翻译理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在这里,钱氏的这个“化”字,翻译的辩证本质蕴于其中。一方面,翻译融汇着解体与重构的经验,当信息从原作向译作转换时,信息的形态结构要发生质的变化和知识形态的转移,是贯穿、流变的体系;另一方面,原作的意味、精神、风格、韵味却没有变,原文的“精神姿致”会被予以最大程度的留存,文本的意指功能不会损失走样。在此状态下,信息在主客体各层次间的传递是一个“同质”和“异构”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信息流变在主体心理结构层次上实现转化与共生,以打通中西,达到“不隔”的状态。
五
钱氏的“化境”中“诱”、“媒”、“讹”、“化”四个义项循循相继、互证互用,有着坚实的中国传统文艺美学观和哲学观的基础,是对文学翻译现象的清醒的学术观察,是介乎于鉴赏型和批评型之间的学理阐释,以理论的冷静置身批评阵地发挥着翻译批评的评价、监督、检查与预测功能,对翻译批评和实践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如果说文学作品是思维的存在之家,则译作就是向家园的切近,而“化境”就是在感性的此岸世界之中“怀想天空”并展开通向彼岸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毛荣贵:《翻译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翻译理论研究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79年、1984年。
作者简介:徐健,女,1977—,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文学翻译 钱钟书 化境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如果说浩如星云的世界文学原作是意义发生的原初事件,则理想的译作可使时间和历史真正绽开,可使一切因语言障碍而被遮蔽者作为存在重新显现。翻译本身即是应和的,又是超越的。
关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国内译界一直呈现多元格局,20世纪初各种传统译论和研究争长较短,如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易解与丰姿”、郭沫若的“风韵译”、傅雷的“传神论”、许渊冲的“三美、三化、三之”等等。其中钱钟书在研读了曾被中国近代译界誉为“译界之王”的林纾的作品之后,通过总结两次读林译而产生的不同体会,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化境”学说,为后人照亮了又一条翻译美学的敞开之径。
一
“诱”,“引也”(《广韵》)。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对翻译的作用有如下生动的叙述:“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在钱钟书的眼中“诱”是美好与邪恶的双生子,一种是有着良性促动作用的,“好的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具体地说明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对原作品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从而勾起想读原著的冲动;另一种是负面的,“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二
“媒”,“谋合异类使和成者(《周礼·媒氏注》)”。翻译的重要功能在于做媒,“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同“诱”一样,“媒”也是翻译的原动力,藉以实现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林译就曾在中国文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枢纽和媒介的功能,在当时剧变中的中国社会掀起了新文学运动,成了介绍西方文化和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宣传工具,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文化和艺术视野。
三
“讹”,“伪言”也(《说字》);也有变化之意,“岁月迁讹,斯风渐笃。(《通志》)”。钱指翻译中存在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造成的忠实度的缺失,“译文中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就是‘讹’。”钱列举了林纾的种种伪译的例子,指出一类是纯粹的误读误译,归咎于译者有限的主体经验;另一类是创造性的误译,是林纾对原文的“加工改造”,是林纾觉得原文的“描写还不够淋漓尽致,所以浓浓的渲染一下。”钱说:“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免不像林纾那样手痒;他根据个人的写作标准和企图…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钱钟书在评论林纾的翻译时,尤其是对其前期作品充分肯定,赞扬其能将意义视为能动而非僵化,创造性地把握文本意向。钱甚至认为正是由于林纾本人明知故犯的“讹”,反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抗腐作用,因而免于全被淘汰”。但对于林后期的译作中出现的凌驾和僭越倾向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讹”字之说贵在指出:一方面,在翻译实践中或明或暗的意义幽深处与译者本人的心理认知必定存在或大或小的时空差,这是翻译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另一方面,鼓励译者充分发挥主体的应变功能,赋予译者充分的酌情权,但要把握“度”,避免过犹不及的主体阐释自由泛滥的问题。
四
“化”,“教行也。从匕,从人。(《说文解字》)”“境”,“疆”也(《说文新附》),指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化境”原指佛的境界,即脱离凡尘而修道成真的冥想境界,又可指艺术修养达到登峰造极、超越凡庸的最高境界,如清学者王士曾言:“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香祖笔记》)。钱将此概念移入其翻译理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在这里,钱氏的这个“化”字,翻译的辩证本质蕴于其中。一方面,翻译融汇着解体与重构的经验,当信息从原作向译作转换时,信息的形态结构要发生质的变化和知识形态的转移,是贯穿、流变的体系;另一方面,原作的意味、精神、风格、韵味却没有变,原文的“精神姿致”会被予以最大程度的留存,文本的意指功能不会损失走样。在此状态下,信息在主客体各层次间的传递是一个“同质”和“异构”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信息流变在主体心理结构层次上实现转化与共生,以打通中西,达到“不隔”的状态。
五
钱氏的“化境”中“诱”、“媒”、“讹”、“化”四个义项循循相继、互证互用,有着坚实的中国传统文艺美学观和哲学观的基础,是对文学翻译现象的清醒的学术观察,是介乎于鉴赏型和批评型之间的学理阐释,以理论的冷静置身批评阵地发挥着翻译批评的评价、监督、检查与预测功能,对翻译批评和实践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如果说文学作品是思维的存在之家,则译作就是向家园的切近,而“化境”就是在感性的此岸世界之中“怀想天空”并展开通向彼岸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毛荣贵:《翻译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翻译理论研究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79年、1984年。
作者简介:徐健,女,1977—,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