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国语运动是指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制定和推行汉语标准语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国语运动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由政府民间互动，共同推进。除书面教材、课堂讲授等传统教育方法之外，广播这一新媒介的出现使声音突破了时空限制，成为推广民众教育和国语宣传的利器，为当时人所注意。1927年国民党建政后，力图实现全国政治统一、“党国声音”一元化，进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国语运动旨在统一全国语言，国民政府也极为重视，用广播推行和普及国语使这一运动达到高潮，这一推行方式也是这一时期国语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国民党喉舌的中央广播电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整体来看，由于当时播音水准及收音率较低，以广播推行国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关键词 国语运动，广播，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2-0041-09
近代意义的国语是一国国民通用语言的标准语，是民族共同体的象征，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其概念既与国内各种方言相对，又与外国语相对，其推行有助于统一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是为走向现代国家所必须，就其声音层面而言可称之为“国家声音”。中国的国语运动自清末开始，是一场统一汉语标准的社会文化运动，包括汉字书写与读音两个方面。相对于书写的同一和改化，文字读音通常较难统一，必须通过书面注音来实现，普通大众理解有一定困难。统一“国音”需要声音的传播，在通常情况下声音传播范围有限，而广播产生后使声音传播摆脱了特定的时空限制，得以“无远弗届”。民国肇始，中央政府謀求推进国语运动，适时出现的广播电台为当时人所看重，逐渐成为推行和普及国语的利器。
1927年， 国民党建政南京，中央政府的建立要求全国政令、思想统一，而这首先即要语言统一，之前成效不佳的国语运动因能收统一全国语言之效而渐为国民政府所注意。次年，中央广播电台①（以下简称中央电台）建立。作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广播电台，中央电台成为国民党中央谋求国语推行的重要推手，其实际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日常性节目，通过播音员发音来示范国语，形成中央标准化的“国音”，营造“整齐划一”的语言氛围;二是举办专门性的国语教育节目，聘请专家学者大力宣传和普及，提升其影响力。中央电台一开始就以党国喉舌和官方传媒姿态出现，其所发声音自然也代表了国家对于语言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又隐喻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合法性认同，背后则代表着象征国家统一体的声音形式，是民国建立以来追求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实现国家认同的自然延伸。
关于民国广播的研究，学界已有诸多论述，②但从广播角度来论述国语运动的研究尚比较缺乏。①本文力图通过民国时期的广播，尤其是中央电台来考察广播在国语推行与普及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此对国语运动的影响，进而揭示其在现代国族建构中所起的作用。
（一）“言文一致”：清末切音字运动
中国自秦始皇“书同文”后实现了书写语言的统一，但是各地方言不同，交流不畅，言文分离，语不统一。近代以来，国家民族危机严重，在“智民救国”思潮下，统一全国语言成为中央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共识。国语运动萌芽于甲午战争前后，第一时期为“切音字运动”，旨在统一字体读音实现“言文一致”。卢戆章可以算作开展“切音字运动”第一人，他选定五十个记号，制成一套罗马式的字母，定名为“中国第一块切音新字”。②这一时期，民间切音字运动大为开展，“查创新法切音者，除卢戆章之外，更有力捷三、沈学、王炳耀、蔡锡勇等人，各有简明字学刊行于世。其法均遵钦定《康熙字典》切音，参以西法，而善其变通。或以字形胜，或以音义胜，或以拼法胜，大旨以音求字，字即成文”。③同时，时人也关注到“语言统一”。吴汝纶在1902年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提议统一国语：“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④清末政府也注意到这一问题，1906 年，提学使黄绍箕、吴庆坻、叶会佑等到日本考察教育，向其教育会咨询语言统一的问题，教育会回文，语言统一包含字形、字义、字音，建议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达到 “语言统一”。⑤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是中国近代汉语语音统一的第一次尝试，以字形为本，由形生音，被视为近代国语运动的发轫。
切音字运动沿袭音韵旧学，还局限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探索层面。而随着民族国家建构、政治统一、社会现代化诉求的不断加深，旨在实现语言统一的国语运动逐渐走向前台。
（二）“语言统一”：国语推行与普及
民国建立，国语运动由民间走向官方。1913年2月，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延请吴稚晖为主任，各省代表先后到会者80余人，制定《国音母韵暨介音表》，由于代表们意见纷呈，未达成统一意见，方案没有公布。⑥1918年，教育部令北平、武昌、奉天、南京、广东、成都六个国立师范学校附设国语讲习科，传习注音字母和国音以培养各省的国语教员，同年11月，公布注音字母令全国人民传习推行。⑦1920年1月，教育部以正式公文通令全体国民学校一律改国文为国语，首先教授注音字母，并于12月公布《国音字典》。由于当时全国政治不统一，加之各地语言习惯纷杂，推行并不如意，“教育部颁行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自民国九年秋季一律实行之令，迄今已两年有半，实际未能办到，即试行者亦无成效之可言”。⑧即便文教向来发达的江苏省也屡遭困境，该省教育会总结：
学生对于国语之少兴味，学生之家族反对国语……且学生之在校即未能时时通用国语;一至家庭，则无所用其国语……
坊间所出国语教科书互有优劣，究因采用何种为合宜请赐教……
学生易记方言将国音忘却或误会，但能读课文不能应用。①
国语注音的字符、教材、字典等书面媒介之外，伴有声音体验的国语教学是民国时期推行国语的主要方式。国语教学的普及推行作用颇大，但受众面有限，需要大量师资作为支撑。许多学校教学方法传统落后，“国语本来就是口语，字母或汉字不过记载语音的一种符号……教国音用从前教汉字的方法，一个一个字和土语去翻译，这是不懂国语原理的缘故”，②大多数课堂“教的固然枯燥无味，学的更提不起兴趣来”。③而且师资普遍缺乏，“从前各地要找个国语教员，常常要从几千里外请去，并且一个人在那儿教，同是只能有很少数的人听他”。④语言学习需要语境，这是课堂教学难以解决的，时人也认为“推行国语第一步唯一的方法，在造成国语环境”。⑤统一各地语言需要制定一种“标准音”，由形到音，一种人们可以亲身感知的声音往往是教育民众最好的素材。当时就有人提出，比起不能说标准语的国语教师，还是让国语留声机或无线电收音机教好。⑥
（三）广播：声音的新载体
广播是一种现代化的传播工具。1923年，美国人E.G.奥斯邦在中国境内开设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此后中国出现一系列商业广播电台，尤其集中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上海。广播传播的特点是“点对面”，“ 一个人讲的时候，不限一处可听，不限一人可听，什么地方都可以听，什么人都可以听，并且不论远近，只消有相当的收音机都可以听到”。⑦声音成为一种文化传递的独特载体，是书面符号所无法比拟的。当时人列出播音员所要具备的一系列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国语要纯正”，进而指出“在中国的播音方面，一定要用国语，因为国语比较清晰、易懂，读音、吐字都是比较任何语言较强”。⑧时人充分明白广播对于推行国语的作用和影响，它具备传统语言学习所没有的优势，提供了新的语言学习环境：
中国推行国语教育，已有十余年之历史，然而至今未见有若何之成绩，其原因无非是为了少听少说之故。国语注音符号的作用，只能使人发准确的音，而不能使人说纯熟的，所以每一个小学教师虽能懂得每个字的发音，而结果仍不能说一口纯熟的国语，我觉得无线电话（广播）是推行国语教育的利器，每一个播音台该负起这个普及国语的责任来。除了学术讲演等节目外，其余如时事报告，广告，及各个节目的介绍词等，统统须用国语播音，若能特别多设国语节目，那就更好了。⑨
语言学家刘学浚也认为无线电广播作用巨大。⑩1928年，华商自办的第一家广播电台——上海新新公司广播电台，“播音教授国语，故该会于日前已装置一完备之无线电话收音机，借以举办无线电国语传习会，每逢星期三六晚八时开放，以供会员学习国语之用”。1930年代初，上海市教育局利用无线电播音开展国语教育，“本局为推行社会教育、普及识字，特举办无线电播音补习班，教授公民，国语”。
依上可见，广播的出现对于国语传播带来了积极影响，1920年代开始出现的广播电台，为国语的示范和传播开辟了新篇章。虽然在当时多少有些无心插柳的意味，但正如时人所言，每日播音“周而复始，俾听文耳熟而习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开始训政，加强思想意识的宣传和控制，实现全国政治统一和党国声音“一元化”。国民党不但力图构建新的政治话语，还希望以改革语言文字来重塑国家，借此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国语统一方言，对内象征中央权威消除地方势力，对外则象征国家统一。首都国语注音符号讲习所所长彭林仙向蒋介石上书时即指出，国语统一“其于民族团结精神上亦有极大之裨益，国家统一前途由是可以促进”。①国民党中央也认识到“现在中央执行委员第八十八次常务会议议决推行国语注音符号，全国党部职员和党员，应該一律研习，以便使用，增加党义宣传的效率”。②为此，中央党部还专门成立了注音符号指导员训练所，各省市党部也依次设置。政府的强力介入使之前颇为困顿的国语运动迎来一个高潮。1930年，国民党中央通令全国推广注音符号，采用国语教学，③力图依仗国家政权力量推行，并决定三项办法：“一、令行各级党部使党部人员一体采用（国语注音符号，下同），以增宣传党义上之便利。二、知照国民政府令行各机关人员应一律熟记，籍以周察失学民众疾痛之助。三、敕教育部令行各级教育机关师生皆应传习，协力以助民众补习教育容易进行。”④并将公私所有印刷品都附上注音符号读法、拼法表，以便知识界和一般民众都随时随地有看见与习读的机会。⑤其后，各地纷纷开展国语教育运动，制定推行方案。1935年，教育部成立国语推动委员会（后改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专为推行国语之机构。
国民政府建立，强力中央政权重现，国语运动也由“蛰伏”期进入生机勃勃的“龙飞”期，借以广播开展宣传教育成为这一时期国语运动的一大特色，“国家声音”真正具有了实质意义。
（一）“国家声音”象征化的国语
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无线电广播的管理。1928年7月，《中华民国无线电台管理条例》公布，广播电台设立需到交通部登记并规定其功率、频率等，1936年又规定“各广播电台除娱乐节目外，对于教育演讲及新闻节目应以国语播送为原则，暂时兼用当地方言者，应另加授国语节目”。⑥1936年，国民党中央成立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开始统制国内广播事业，“（广播）节目应加统制，并规定转播中央电台节目之时间、广播节目及其内容”，⑦除规定各地电台定时转播中央电台节目外，还要审查所播节目内容。
1928年8月，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成立并开始播音，成为国民党创办的全国性广播电台。其设立之意即为国民党宣传之用，到1932年，扩建成为75万千瓦功率的大电台，一度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三”，⑧这在民国广播界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强力广播电台成为国民党政治宣传的利器，建台伊始宣传部即致函各部门“贵部如有通告、训令、通令等请随时送至该台发音室以便公布”。⑨除政治功用外，国民党也注意到其民众宣传和教育作用，“广播电台于一国文化之改进，收效之速，较任何其他方法为宏远”。⑩1936年，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播音教育，“推广播音教育，教部自本年度起，举办播音教育尚见成效，兹应尽先设法使全国中等学校及民众教育馆之未能购装收音机者，尽下年内装竣，其经费缺乏及边远省份之校馆，由中央补助机价，俾一律限期完成”。其后教育部相继颁布一系列法令，令各地装设收音机，推行教育播音，实现广播社会效益最大化。中央电台成为国民政府开展播音教育最重要的推手。1936年7月，教育部联合中央电台成立播音教育委员会，谋求将播音教育形成定制，中央电台的播音教育节目实际在前一年就已经开始（笔者按：1935年10月10日开始，每日下午5点至5点30分播出），国民政府规定“各省市已设广播电台者，应按时转播中央电台教育节目并自设教育节目”。①
随着中央电台广播教育的开展，国民政府对用其推行国语也极为重视。作为国民政府意志的中央电台，其声音对于语言统一具有特殊含义：既有对政治同一化的促进，也适应播音客观规律的要求。中央电台国语广播的声音具有国家象征性和权威性，国语的声音示范也更具有影响力和深入人心。这种声音媒介与之前的政府文书、民间教化等形式的国家政令层级传达不同，它使民众与中央直接联系在一起，国语的“声音”直接由中央传达给民众，代替之前教学式的口耳相传。鉴于此，听众要求中央电台多多进行国语播音。一位小学老师来信道：“标准国语留声片，亦请日间多多播出，俾儿童得亲聆准确之国音。”②另一位听众则认为：“国语为统一语言，普及教育之工具，仍希继续播音，以资提倡。”③
1920年代，上海产生第一批商业广播电台，相比于民营广播电台在“技术方面，则多因陋就简，调幅既非良好，波长又不稳定，互相干扰之结果，其放散于空间之语言，每失其原音，伊唔之声，不堪入耳”，④中央电台无论从播音语言到广播节目都规范了很多，实力也较为雄厚，成为当时广播界的标杆。当时中央电台“（播音员）说报告或讲述一种稿件，都得要用标准国音，再不然至少也要相当标准化”。⑤同时，中央电台对播音员的招考也较为严格，以此保证节目质量，选拔首要条件即需要是国民党员，具有大学文凭，要求“国语或英语擅有特长……口齿伶俐，发音纯正，报告之语调又能抑扬疾徐，使得其当”。⑥考试不但有笔试，还有国语演说。公开招聘的男女播音员，无论国语、英语的播讲，都堪称上乘水平。尤其值得提及的是，1933年，在北平两三千名考生中选取的刘俊英、张洁莲、吴祥祜三位女学生，是该台第一批女播音员，以特有的播音韵味使听众耳目一新。⑦播音员之外，“担任本处各种演讲节目之演讲人，有由本处自向外间邀请者，有由各院部会指派者，大都操普通话”，⑧即便中央电台所播广告也要“辞句以国语为主”，⑨听众反馈：“贵台（中央电台）诸先生广播时，国语流畅，尤其演话剧的时候，国语纯熟，对白流利，真是难能可贵。”⑩
中央电台较为标准的国语播音为听众学习国语提供了天然的语境，赵元任在该台演讲时说道：
在各种促进统一国语的工具当中以无线电广播的影响为最广，再加上了现在各地转播中央电台的帮助，这个影响当然一定是很大的。今天我讲这个意思，一方面就是希望各位把这种转播的节目当做一种学习国语的好机会……现在这些转播节目里所有的国语材料，比正式练习的国语节目还更有价值，因为正式国语练习因基本训练的必要，不能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少数的音频跟少数的字上，而现在这些节目是不限于任何种题目，任何种词类的。所以听这些广播，就可以听到很丰富的国语辞类跟辞的用法，如果随时注意，就可以把自己的国语辞类增加起来。
中央电台为大众学习国语提供了良好的声音教材和语言环境，加之其所具有的官方身份，成为全国国语播音的一个样板。“国语不就是一门功课，上完了可以丢开的，也不单是为语言不通地方的人偶然碰见了谈一两句话用的，单是学校课堂里的国语不过是花瓶里的花，它是没有根的，不能够繁殖的。常常有学生离开了课堂说国语，他就被同学好笑……现在这些广播跟转播的节目就要给全国的人一个国语化的大庭广众，在全国造成一个国语化的环境……這样子，国语就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个生活的一部分”。①国语播音也成为听众们的共识，甚至上海“摩登士女几有非国语播音不听之慨”。②一位中央电台的听众写道：“（广播剧）饰灾民老妇一角，聆其声如出谷黄莺，且操流利国语，似非海洲灾民老妇之口吻，若能将此点改善，则全剧至于尽美地步了。”③可见广播中国语的声音形象已经深入其内心。
（二）广播中的国语宣传和教育
除了以自身播音示范国语外，中央电台也成为全国国语宣传和讲授的喉舌。1930年5月，“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与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合办之国语注音符号无线电化传习会” 演讲注音符号，宣传国语。④1936年，国语推行委员会提议教育部“请于中央电台规定每日播音，先朗读注音符号一遍，并唱注音符号歌”。⑤为推行国语，1935年，中央电台聘请专家开设讲座，赵元任做了十期国语知识的讲座，⑥且频度较高，“隔一天广播一次，星期日不算，时间是半点钟，总在下午六点三十分至七点。内容大概是注音符号声母韵母，和结合韵母以及拼音四声等等”。⑦黎锦熙在中央电台播讲《注音符号与简体字》，讲解注音符号的来源、制定、公布以及它对国语推行的作用，“总而言之，注音符号，是扫除文盲的利器，它的最大的优点就在能够和汉字合作，一个汉字的左旁右旁，上头底下，都可以把注音符号来注音”。⑧中央电台的国语讲授和宣传也颇受听众们关注，扬州听众史必六写信给中央电台即说：“贵台近来请赵元任先生讲授国音，真是听众们的福音，现在略有管见数点贡献如下：请将赵元任先生播讲之‘国语训练广播大纲’分刊贵周报中，以便听众按期对报收听……”⑨另一位听众则提议，“请将十二点四十分至十三点之西乐或欧美歌舞改为国语留声片，以供学习国语者加以练习”。⑩
1935年2月，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联合各地广播电台（笔者按：主要是国民政府官办广播电台）举行国语宣传，由教育长官、国语专家、国语推行人员在全国各地无线电台演讲。兹将日期，时间，演讲人员及地点，列于表1（见下页）。
以上可见，中央电台之外各省的国语广播宣传也开始推进。其范围不仅局限于国民政府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华南及西南地区也有开展，中央及各省的教育长官、文化名人参与其中，体现了以广播宣传国语在当时社会中的广泛认可度。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联合河北广播电台进行国语播音教育，“本会为推广国语教育，辅助识字运动起见，跟河北广播电台商定：每星期二四六上午九时零五分至九时二十五分，广播国语。先由本会常委汪怡报告广播国语的宗旨，以后按日派员播送，教材用《注音符号无师自通》（和平门外文化学社出版），并补充会话及故事教材，每次讲授纲目先期在各报公布”。甘肃省教育厅“自本年度（1936年）七月十五日起，至同年三十一日止对民众方面之播音项目为国语训练，特检发该部国语训练广播大纲及国音注音符号表，作为播音时之教本，令教育厅遵照立即转饬所属民众教育馆及其他社教机关，一律知照……请省政府令各县转饬准照云”。连偏居华南，方言繁多复杂，粤语流行的广东也开始用广播来普及国语，“查本市市立国语讲习所毕业同学会，自去岁在本市市府播音台办国语教授后，本市装有播音机之店户，多依时收播，练习咸称便利，成绩颇佳”。①
此种宣传演讲自然也会夹杂有政治性的话语，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齐真如在河南广播电台演讲《如何推进国语教育》时，讲道：“更盼望在总理遗教心理建设第三章中国文字主张下，和蔡孑民先生，领导同志们做语言统一和言文一致的建设。”②1934年元旦，温锡田在北平广播电台播音时，阐明国音罗马字母对于国語学习的重要性：“国音罗马字”就是用罗马字母依照政府所颁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写成的国语。反过来说，虽是用罗马字母，而不是遵守政府颁布的拼音法式写成的，那也算不得“国语罗马字”。③言外之意，即国民政府是国语标准制定的唯一官方合法机关，“标准国音”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暗含着国家政治统一的意蕴。战后国民政府也在东北收复区开展国语广播宣传，以求文化上的光复，“东北各省电台，伪满时播讲日语，光复后讲授俄语，苏军走后又讲英语，而向来未讲国语。今后应特定节目，专注注符（笔者按：注音符号），或利用已发行之国语留声机片，按时播送，或由中央电台定时向全国联播”。④
除了中央及各地电台利用广播宣传国语外，中央电台还承办了由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召开的全国国语运动十周纪念活动，“（1935年）元旦该会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举行全国国语运动建设年开幕式（一）由马式武致开会辞……（二）与中门小学学生唱全国国语运动歌（三）徐朗秋读全国国语运动建设年宣言”。⑤即使在战时，国民政府也非常注重利用中央电台广播开展国语宣传和教育。1940年下半年，举办国语教学，暂用国语训练大纲为教材，一月举办一期，本年度分四期。①1942年，教育广播节目为适应各级学校与社教机关及文化团体之需要，复加改订，分为国语教育、音乐教育、儿童教育、青年教育、战区教育、边疆教育、社会教等20类，由教育部各单位供稿，托请中央广播电台代为广播，但国语、音乐等项则仍由教育部主管单位派人亲自广播。②
民国广播电台的兴起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其通过“声音”传达信息的特质，为语言类节目提供了新的生机。自清末出现的国语运动由书面走向立体，由形入音，以此看来广播播音与国语运动似乎相得益彰。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处于困顿中的无线电广播和蹩脚的国语运动合而为一，并在互相支持中愈行愈远，可称之为“困顿中的耦合”。③总体来看，广播在发挥巨大威力的同时，其国语推行与普及并未如预期一般，除了国语运动本身的问题外，和当时的播音水准与收音普及率均有关系。即便如中央电台，也存在诸多不完满之处，仅就与国语推行密切相连的广播声音来说，当时人就谈到：
最近教育部在中央广播电台所主办的“教育播音”虽系向全国民众讲演，而讲演者应操用国语，但实际差不多都还用地方语言来演讲，这种情形当然不能使我们满意。……演讲者的意思因为发音的不正确反使听众不易接受，当然教育播音的意义在无形之中却都给消失了。④
一位在中央电台工作十年的播音员自述道：“传音科长规定其他非播音工作人员也参加礼拜天的值班工作，这样一来，播音员可以少了许多在礼拜天值班的机会，所以经常的听众在这天会听到各种江浙口音，广东口音，南京口音等杂乱国语的播音，其原因便再此。”⑤至于一般商业广播电台则更加纷乱，虽然各广播电台竞相标榜本台使用国语广播，实际播音质量良莠不齐，难免误导听众，“（上海）十八家核准电台，每天有申报消息报告，确实使听众们欢迎。但这十八家里哪一家的报告员能将国语讲的准确呢？真是寥若晨星”。⑥一些电台“纯粹用土白，别地方人听不懂。夹土话的国语，尤使人难懂”。⑦更有甚者用方言误作国音来广播，“不知哪一家电台，每天早晨有一位先生教授国文，本来教授国文所用的言语，各种方言都可以，但这位教授却要大卖其野人头，播讲的时候，他一定要讲国语，表面上是一件佳事，哪知恰巧与事实相反，原来他所讲的国语乃是‘绍兴国语’……试想国文的生字很多，同时听众注意的也是生字，可是被这位教授将生字的读音‘国语’一下，结果成绩优美得叫人不信”。⑧比起用不标准的国语播音，对文字的误读错读则对听众影响更大：
“非国语”还不算十分了不得的，下面还有更严重的事情，那就是本国文认识问题了。在本市（上海）广播声中，如果留心听的话，除了更多的“非国语”之外，还加上些意外的错误，说出来真叫人不相信这种错误能在报告员口中说出，下面是我常听到的错误。殒命的“陨”’读作“损”;谒见的“谒”读作“遏”;增援的“援”读作“缓”;卫戍的“戍”读作“戎”;斩获的“获”读作“护”;浸信的“浸”读“漫”;赠品的“赠”读作“增”。上面所举的错误恐怕不是“眼误”，连常识也一起误了，这样的错误岂但见笑外人，并且误了国人。以讹传讹，对于文化前途异常危险啊，广播可以由利器而变为凶器，不但无补于国语，反倒害了国语！⑨
况且，收音机在当时尚属稀有品，并非寻常人家所能负担得起，“大概普通的人家，能够买一架无线电收音机，多少是有闲阶级，不愁吃穿的人。因此可以晓得无线电播音，虽然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听，然而能够装收音机的人，绝不是下层阶级，下层阶级的人虽然立在路旁店前，也可以听得到无线电播音，但这只好说是偶然的罢了”。①这导致广播的影响力局限于少数城市。国民政府规定，全国各地设收音站收听中央电台广播。而地方情况也多不容乐观，甘肃省“到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全省各中等学校、民教馆有收音机58台，因机件损坏，又缺电池，除兰州和天水外，播音教育工作大多停顿”。②贵州修文“民国35年（1946）于民众教育馆设立收音机室，有直流收音机1台，每夜组织县城部分教员和公务人员收听。收音机常出故障，收听时断时续，不到半年，机坏停收”。③国语播音只在局部产生影响力，这样的“国家声音”有名无实。
清末及北京政府时期，国语推行中象征国家权威统一化“声音”的缺位，是前一阶段国语推行窒碍的一个原因。国民党建政后，依靠国家政权力图通过广播来推行国语，再通过国语来进行政治宣传的这一设想，既可实现语言统一，又可以统一全国意志，形塑中央政权形象，实现现代国族建构和取得民众政治认同。国家权力与广播的结合，使国语广播大为推行，对普通民众来说，中央电台的国语声音构筑了一个立体化的国家形象，代表中央政权的唯一与权威性，成为国族共同体建构中的一种认同因素。如果说清末及民国初年追求国语统一中包含着富国强民、改变民智的政治理想与诉求，那么国民政府则将这一诉求通过声音的形式内化为全国政治一元化的追求，而两者都构成了近代以来进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和统一国家的努力。但囿于播音技术的限制，以及国民党政权对社会控制力的薄弱，这种尝试最终未能如愿。
【作者簡介】马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The Mandarin Movement refers to a social and cultural movement that develops and promotes the Chinese Standard Language from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proposes two major slogans：“words are consistent” and “national language is unified.” The Mandarin movement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ethods such as written textbooks and classroom lectures， as a new medium， the emergence of broadcasting has made the sound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nd has become a weapon for popularizing public education and national language propaganda. After the Kuomintang established the government in 1927， it tried to achieve national political unification and the “party voice” unified，and then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state. As the Mandarin language movement aimed to unify the national language，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t. The use of broadcasting to promote and popularize Mandarin going to prosperity， which was also a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andarin movemen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entral Radio Station， which serves 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Kuomintang par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verall， due to the low level of broadcasting and radio transmission at the time， Promoting Mandarin through broadcasting did not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Key Words： Mandarin Movement， Republic of China Broadcasting， The Kuomintang， National Government， Central Radio S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