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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作家高阳（1926 —1992）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生于浙江杭州。高阳出身于钱塘望族，家族清代时出了不少朝廷重臣，如入值南书房的许寿彭、军机大臣许庚身、江苏巡抚许乃钊等。到了高阳一代，家族昔日辉煌早已不在。父亲是秀才，英年早逝，高阳由母亲养育成人。他大学学业未完便入空军军官学校服役，后来跟随国民党军队去台湾，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
一生中，高阳创作了小说、散文、诗歌等总计三千万字，尤以历史小说著称于世，海外华人社会甚至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高阳从1962年的处女作《李娃》到1989年的最后一部作品《苏州格格》，三十年间完成了《荆轲》《风尘三侠》《少年游》《慈禧全传》《胡雪岩全传》《大将曹彬》《乾隆韵事》等近九十部共百余册历史小说。他的历史小说时间跨度自先秦至近代，有宫廷生活、官场争斗、商场风云、民间万象、侠客仗义到名士风流等多种题材，人物从帝王将相、豪商巨贾、枭雄权奸、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市井平民，无所不包。
高阳对清史尤为熟悉。他的多卷本清代长篇系列《胡雪岩全传》《慈禧全传》《红楼梦断》等都属精品。其中，《胡雪岩全传》堪称影响范围最广、评价最高的一种，集中体现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艺术个性、创作水平，奠定了他在文学界中的地位。
一
历史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形式。历史是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及对这些事件行为的记录、研究和诠释。小说家凭借自己的艺术想象，在创作中还原历史的情境氛围，复活特定时代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通过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趋势。历史小说依据历史事实，但又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它可以作适当的想象、概括和虚构。按虚构程度，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种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高阳的历史小说无疑属于前者。
在《胡雪岩全传》这部长达一百八十万字的鸿篇巨制中，高阳以胡雪岩这位风光一时无二的“红顶商人”的发迹、创业、走红到败落的传奇人生为主线，层层铺排，绘制出一幅幅反映晚清政商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其篇幅和容量之大，典型人物形象之多，令人叹服。
《胡雪岩全传》五卷七册，含《胡雪岩》（又名《平步青云》，写于1973年）、《红顶商人》 （写于1977年）和《灯火楼台》（写作时间不详）三部曲。其中《灯火楼台》又分为 《灯火楼台》《萧瑟洋场》《烟消云散》三个部分。
历史学在古代享有崇高地位。无论中国小说还是西方小说，从它们诞生伊始便与史传文学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关系。许多小说家常把自己的小说称为历史或将历史作为评判作品价值的标杆。中国古代作家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往往用史著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杜甫的诗被誉为“诗史”，王实甫的《西厢记》的表现手法也被金圣叹赞许为与《史记》《左传》同源。在西方，学者把小说看成是介于诗与历史之间的艺术。巴尔扎克声明自己“是一个历史家”，塞万提斯把自己的《堂·吉诃德》称为“直笔的信史”。（张秋蘋：《高阳〈胡雪岩全传〉的创作手法分析》，《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也许是受此影响，小说家高阳不乏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和素质，他声称自己是以治史的态度在写小说：“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站在没有事实的阶石前面，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高阳：《李娃·自序》。）他大量涉足经史典籍、方志笔记、佚文野史，积累起丰富的写作素材。他的长篇历史小说贴近史实，被赞为“庶几乎史”。在《胡雪岩全传》创作中，他对史实的论证引用严谨扎实。重要人物胡雪岩、左宗棠、王有龄、李鸿章、曾国藩、宝鏊等人以及他们的个性、人生遭际都符合史料记载。里面的重要事件，如胡雪岩献粮、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等也是与历史事实基本相符。社会环境、氛围和历史细节栩栩如生，民俗、文化、政治、经济、地理、军事等及官、商、洋人、百姓等等娓娓道来，展示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但小说到底不是史料的收集或安排，要有艺术的虚构，只有在史料引导下发挥想象力，才能让人物在历史的背景里鲜活起来，把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丰富内涵表现出来。“小说需要编造‘事实’，即所谓‘故事的构想’，为小说作者最起码的一项本领”。但“虚构历史上的人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历史小说应合乎历史与小说的双重要求，小说中的人物，要求其生动、突出;历史小说中的人物，还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时代的特色”。高阳采取的是“调适法”：“小说凭想象，历史讲真实，真实与虚构之间形成两极端。须想办法给予调和、贯通，而在这调和过程中，历史本质不能给予改变。”他提出：“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中，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之间的两全之道。”（高阳：《李娃·自序》。）
胡雪岩的一生富传奇色彩，但生平资料留存不多，尤其是早期经历，缺乏直接的史料记载。各种“杂说”纷纭，歧义较大。高阳既重视正史资料，也大量使用民间编撰的野史。有私家记载说胡雪岩囤积生丝与洋人交恶因而引起洋人反弹进而导致破产。陈代卿著《慎节斋文存》中有《胡光墉》专条，记载胡光墉當钱庄跑街时，在茶楼碰到穷困潦倒的王有龄。胡光墉慧眼识珠，私自用钱庄收取的五百两银子资助王有龄进京谋官。王有龄发达后，对胡光墉不忘旧恩，资助其开办钱庄。胡光墉至此青云直上。（《清代诗文集汇编70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页。）为了丰富人物性格，使作品更吸引人，高阳杂取种种，加以文学的想象。如小说开头并没有平铺直叙地介绍胡雪岩的职业、生平，而是虚构了他慷慨解囊义助王有龄进京捐官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突出了侠义、勇气和眼光，他的形象一下子就立体许多。
艺术真实是经过作家筛选后写进作品的、符合生活内在逻辑、能显示社会生活本质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真实。高阳尽可能驰骋艺术的想象，别具匠心地创造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历史人物、事件被嵌入叙事之中，造成一种想象的真实。那些虚构的人物，如古应春、汪惟贤、朱宝如、宓本常等，也被人们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在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基础上，他“以文学的形象思维补史学资料之不足，使遥远、模糊和缺乏联贯性的历史，变成可感、可读、可品味的文学性的历史”。他笔下的历史事件、人物，体现了特定时代的历史图景、精神面貌，又具有文学的丰富性、生动性。“足以令人相信它是真实的、曾经存在过的”。（马敏：《另一种历史——高阳〈胡雪岩全传〉读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这些文学化的异彩纷呈的历史图景和众多个性化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现了高阳精彩的艺术创造力。《胡雪岩全传》真正做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有机融合。 二
《胡雪岩全传》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人物形象。那些以历史上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形象如王有龄、左宗棠、李鸿章等身份表现恰到好处，虚构人物如尤五、刘不才、阿巧姐等人，也刻画得生动传神，很接地气。当然《胡雪岩全传》中创造的最有特色、最成功的还是胡雪岩这一具有复杂性格的商人形象。小说围绕该人物形象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方面构建了整部小说的框架，使作品显得充实、丰厚。《胡雪岩全传》在中国文学中占有特殊的一席地位，与胡雪岩形象的成功塑造密不可分。“倘若要论及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我以为它的意义就在于第一次以商界生活和官商关系为题材内容，成功地塑造了胡雪岩这样一个商人的典型形象，第一次明确地表现了金融生活这样的题旨。这些在过去的中国文学史上、在过去的中国的长篇小说史上是没有的”。（刘安海：《试论〈胡雪岩全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在《胡雪岩全传》诞生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中国的文学家与史学家对商人都少有正面评价，如《史记》中的吕不韦、《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前者以财富作为其政治运作的资本，后者则使用坑蒙拐骗等不道德手段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胡雪岩则是高阳倾尽心血塑造的正面商人形象。（张秋蘋：《论高阳胡雪岩形象的历史价值》，《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如果说，个人的发展与成功存在机缘的话，其中也必然有决定性的因素。他为人“四海”， 熟透官场和社会人情世故。《胡雪岩全传》描写了胡雪岩的个性、品质与才华。他的第一等的眼光、第一等的头脑、第一等的计谋、第一等的韬略、第一等的手段、第一等的经商技巧以及身上具备的侠义、仁厚等优良品质。作者刻画了胡雪岩的“狠”且“忠厚”的独特性格。小说借俞三婆婆、俞武成的对话评价他：“几十年工夫当中，看过的也不少，狠的有，忠厚的也有，像胡这样又狠又忠厚的人，还是第一趟见。”“忠厚是说他的本性，狠是说他办事的手段。”对逐其出门的信和钱庄“大伙”张胖子，胡雪岩不计前嫌，王有龄也佩服不已，赞之“居心仁厚，至少手段漂亮……好宽的度量”！
在胡雪岩身上表现出积极的人生观。他白手起家，从社会底层崛起，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奋斗，终至人生巅峰。胡雪岩在历史和人生的一个个重要时刻，他努力把握自身命运。他的生活轨迹反映了普通人对自身命运境遇的承受与抗争。他不怕输，也输得起，失败后光明磊落：“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起来。”当他破产后，乌先生一再劝他疏散些财物寄顿他处，他不愿意这么做;罗四太太主张将各房姨太太房里的现款、金条、珠宝等约合二三十万银子趁天不亮交给乌先生带出去，他认为此举有欠光明磊落，于心不安，因此也没有同意;他还对罗四太太说“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劝罗四太太要忘记以前种种，重新开始。
小说通过胡雪岩形象以及与各种人的关系，展现出人性中善的一面，赞美了人情温暖。胡雪岩为了维护中国广大小农的利益，不惜冒风险高价买进蚕茧囤积。胡雪岩替他人着想，即使到衰败的时候，也不怨天尤人。他仍然心存善念，回赠帮助过他的人，尽力还他们的人情，想法给穷人施粥、送棉衣。许多朋友愿意仗义出手帮助。除了一直值得信任的古应春给予胡雪岩帮助，周少棠、乌先生等人在胡雪岩落魄的时候，不仅不落井下石，还尽力帮胡雪岩保住财产，只为感谢他曾经的帮助。
小说描写了胡雪岩身上的缺点，使得整个人物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如，他堂而皇之大发国难财，借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来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他对张胖子说：“犯法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隐匿罪犯的财产，固然犯法，但要论法，我们也有一句话说：人家来存款的时候，额头上并没有写着字‘我是长毛’。化名来存，哪个晓得他的身份？”“要讲到良心，生意人的良心，就只有对雇主来讲。公平交易，老少无欺，就是我们的良心。至于对朝廷，要做官的讲良心。”
再如，胡雪岩的失败具有被时代淘汰的意味。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世界工业革命背景下关照，胡雪岩虽善于顺势借势，但其眼界受限于时代，有落伍于世界潮流的一面。正如高阳所说：“当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后，手工业之将没落是时间的问题。胡雪岩非见不及此，但为了维持广大江南农村养蚕人家的生计，不愿改弦易辙;亦不甘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之下，因而在反垄断的孤军奋斗之下，导致了周转不灵的困境。”
又如，他秉持“正统”意识，认为太平军是叛逆，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而实际上，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衰败的大趋势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皇权的残酷才是主因。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两者间有紧密的联系。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封建王朝迅速溃败。因为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中国财政吃紧，清政府压迫农民，引起广大农民不满，最终引发太平天国运动。
胡雪岩也有固执、好色、好胜等普通人常有的性格弱点。他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不能律己，生活奢靡、放纵;用人不当，也造成了生意的负累;行事独断，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最后导致资金周转不灵，生意失败。
因此胡雪岩的失败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更是时代层面的。
三
胡雪岩凭借个人奋斗发迹并迅速走向人生巅峰，但盛极而衰。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从心理情感层面对胡雪岩的敬佩与同情，也不乏理性审视的目光。
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胡雪岩几乎做到了极致。他世故老到，八面玲珑，谋略娴熟于心，具备胆识与应变能力，但仍旧帝国崩塌，一切烟消云散。他也只不过命运大手拨弄下一颗弱小的棋子。
胡雪岩的沉浮遭际寄予着高阳对民族盛衰兴亡的慨叹。胡雪岩是一位体现了家国情怀的商人。他协助左宗棠加强海防，协办福州船政局;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助左宗棠开发大西北;购运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左军，及时收复新疆（徐明德：《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敢于同外商展开激烈竞争。但大厦将倾，一切顯得无法挽回。传统农耕文明的衰落不可避免，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病入膏肓。在胡雪岩事业最后，他孤军奋斗，洋商乘机压价，导致了周转不灵的困境，却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支持。而且正是政府的黑暗最终葬送了他。小说中胡雪岩一再感慨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孤立无援，羡慕西方商人有国家作为他们的坚强后盾。
在胡雪岩身上，寄予了高阳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小说再现了晚清社会官场黑暗、贪官污吏遍天下。政府财政枯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官员们将权力变成商品，控制政治资源的官场与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商场不断进行私下的交易。浙江巡抚黄宗汉索贿不成，用计逼死二品大员，朝廷多次调查他都能化险为夷，便是一例。内阁大臣变相地卖官鬻爵、收取贿赂，衙门书办“吃人不吐骨头”，连抚台守门的刘二都狐假虎威、大捞好处。可以说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底线。而胡雪岩某种程度上说是一股“清流”。他虽然依附于官场，但向往独立人格，强调经商、做官如同做人，要有底线。他将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了“尔虞我诈”的商业，使仁与利融会贯通。他以诚取信的商业原则、助人济世的公义精神，加以卓越的眼光、胆识和魄力和周旋的机敏与圆通，把握了历史机遇。
中国古代一直有“天良”之说。这是一种对于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的认知。出于人的天良与责任，胡雪岩对朋友讲义气，乐于助人。“仁”的本义就是对人亲善、仁爱。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胡雪岩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背后隐藏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诚信知报、见利思义、笃实宽厚、仁爱孝悌等观念的认同。胡雪岩经商之道所蕴含的这些思想，不乏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积累和传承下来的知识、信仰、道德等价值体系的闪光点，与荒凉末世的溃败景象形成结构性对照，使作品充满了张力，也体现了高阳的文化抱负。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杨斌
一生中，高阳创作了小说、散文、诗歌等总计三千万字，尤以历史小说著称于世，海外华人社会甚至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高阳从1962年的处女作《李娃》到1989年的最后一部作品《苏州格格》，三十年间完成了《荆轲》《风尘三侠》《少年游》《慈禧全传》《胡雪岩全传》《大将曹彬》《乾隆韵事》等近九十部共百余册历史小说。他的历史小说时间跨度自先秦至近代，有宫廷生活、官场争斗、商场风云、民间万象、侠客仗义到名士风流等多种题材，人物从帝王将相、豪商巨贾、枭雄权奸、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市井平民，无所不包。
高阳对清史尤为熟悉。他的多卷本清代长篇系列《胡雪岩全传》《慈禧全传》《红楼梦断》等都属精品。其中，《胡雪岩全传》堪称影响范围最广、评价最高的一种，集中体现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艺术个性、创作水平，奠定了他在文学界中的地位。
一
历史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形式。历史是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及对这些事件行为的记录、研究和诠释。小说家凭借自己的艺术想象，在创作中还原历史的情境氛围，复活特定时代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通过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趋势。历史小说依据历史事实，但又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它可以作适当的想象、概括和虚构。按虚构程度，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种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高阳的历史小说无疑属于前者。
在《胡雪岩全传》这部长达一百八十万字的鸿篇巨制中，高阳以胡雪岩这位风光一时无二的“红顶商人”的发迹、创业、走红到败落的传奇人生为主线，层层铺排，绘制出一幅幅反映晚清政商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其篇幅和容量之大，典型人物形象之多，令人叹服。
《胡雪岩全传》五卷七册，含《胡雪岩》（又名《平步青云》，写于1973年）、《红顶商人》 （写于1977年）和《灯火楼台》（写作时间不详）三部曲。其中《灯火楼台》又分为 《灯火楼台》《萧瑟洋场》《烟消云散》三个部分。
历史学在古代享有崇高地位。无论中国小说还是西方小说，从它们诞生伊始便与史传文学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关系。许多小说家常把自己的小说称为历史或将历史作为评判作品价值的标杆。中国古代作家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往往用史著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杜甫的诗被誉为“诗史”，王实甫的《西厢记》的表现手法也被金圣叹赞许为与《史记》《左传》同源。在西方，学者把小说看成是介于诗与历史之间的艺术。巴尔扎克声明自己“是一个历史家”，塞万提斯把自己的《堂·吉诃德》称为“直笔的信史”。（张秋蘋：《高阳〈胡雪岩全传〉的创作手法分析》，《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也许是受此影响，小说家高阳不乏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和素质，他声称自己是以治史的态度在写小说：“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站在没有事实的阶石前面，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高阳：《李娃·自序》。）他大量涉足经史典籍、方志笔记、佚文野史，积累起丰富的写作素材。他的长篇历史小说贴近史实，被赞为“庶几乎史”。在《胡雪岩全传》创作中，他对史实的论证引用严谨扎实。重要人物胡雪岩、左宗棠、王有龄、李鸿章、曾国藩、宝鏊等人以及他们的个性、人生遭际都符合史料记载。里面的重要事件，如胡雪岩献粮、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等也是与历史事实基本相符。社会环境、氛围和历史细节栩栩如生，民俗、文化、政治、经济、地理、军事等及官、商、洋人、百姓等等娓娓道来，展示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但小说到底不是史料的收集或安排，要有艺术的虚构，只有在史料引导下发挥想象力，才能让人物在历史的背景里鲜活起来，把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丰富内涵表现出来。“小说需要编造‘事实’，即所谓‘故事的构想’，为小说作者最起码的一项本领”。但“虚构历史上的人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历史小说应合乎历史与小说的双重要求，小说中的人物，要求其生动、突出;历史小说中的人物，还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时代的特色”。高阳采取的是“调适法”：“小说凭想象，历史讲真实，真实与虚构之间形成两极端。须想办法给予调和、贯通，而在这调和过程中，历史本质不能给予改变。”他提出：“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中，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之间的两全之道。”（高阳：《李娃·自序》。）
胡雪岩的一生富传奇色彩，但生平资料留存不多，尤其是早期经历，缺乏直接的史料记载。各种“杂说”纷纭，歧义较大。高阳既重视正史资料，也大量使用民间编撰的野史。有私家记载说胡雪岩囤积生丝与洋人交恶因而引起洋人反弹进而导致破产。陈代卿著《慎节斋文存》中有《胡光墉》专条，记载胡光墉當钱庄跑街时，在茶楼碰到穷困潦倒的王有龄。胡光墉慧眼识珠，私自用钱庄收取的五百两银子资助王有龄进京谋官。王有龄发达后，对胡光墉不忘旧恩，资助其开办钱庄。胡光墉至此青云直上。（《清代诗文集汇编70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页。）为了丰富人物性格，使作品更吸引人，高阳杂取种种，加以文学的想象。如小说开头并没有平铺直叙地介绍胡雪岩的职业、生平，而是虚构了他慷慨解囊义助王有龄进京捐官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突出了侠义、勇气和眼光，他的形象一下子就立体许多。
艺术真实是经过作家筛选后写进作品的、符合生活内在逻辑、能显示社会生活本质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真实。高阳尽可能驰骋艺术的想象，别具匠心地创造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历史人物、事件被嵌入叙事之中，造成一种想象的真实。那些虚构的人物，如古应春、汪惟贤、朱宝如、宓本常等，也被人们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在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基础上，他“以文学的形象思维补史学资料之不足，使遥远、模糊和缺乏联贯性的历史，变成可感、可读、可品味的文学性的历史”。他笔下的历史事件、人物，体现了特定时代的历史图景、精神面貌，又具有文学的丰富性、生动性。“足以令人相信它是真实的、曾经存在过的”。（马敏：《另一种历史——高阳〈胡雪岩全传〉读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这些文学化的异彩纷呈的历史图景和众多个性化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现了高阳精彩的艺术创造力。《胡雪岩全传》真正做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有机融合。 二
《胡雪岩全传》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人物形象。那些以历史上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形象如王有龄、左宗棠、李鸿章等身份表现恰到好处，虚构人物如尤五、刘不才、阿巧姐等人，也刻画得生动传神，很接地气。当然《胡雪岩全传》中创造的最有特色、最成功的还是胡雪岩这一具有复杂性格的商人形象。小说围绕该人物形象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方面构建了整部小说的框架，使作品显得充实、丰厚。《胡雪岩全传》在中国文学中占有特殊的一席地位，与胡雪岩形象的成功塑造密不可分。“倘若要论及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我以为它的意义就在于第一次以商界生活和官商关系为题材内容，成功地塑造了胡雪岩这样一个商人的典型形象，第一次明确地表现了金融生活这样的题旨。这些在过去的中国文学史上、在过去的中国的长篇小说史上是没有的”。（刘安海：《试论〈胡雪岩全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在《胡雪岩全传》诞生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中国的文学家与史学家对商人都少有正面评价，如《史记》中的吕不韦、《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前者以财富作为其政治运作的资本，后者则使用坑蒙拐骗等不道德手段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胡雪岩则是高阳倾尽心血塑造的正面商人形象。（张秋蘋：《论高阳胡雪岩形象的历史价值》，《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如果说，个人的发展与成功存在机缘的话，其中也必然有决定性的因素。他为人“四海”， 熟透官场和社会人情世故。《胡雪岩全传》描写了胡雪岩的个性、品质与才华。他的第一等的眼光、第一等的头脑、第一等的计谋、第一等的韬略、第一等的手段、第一等的经商技巧以及身上具备的侠义、仁厚等优良品质。作者刻画了胡雪岩的“狠”且“忠厚”的独特性格。小说借俞三婆婆、俞武成的对话评价他：“几十年工夫当中，看过的也不少，狠的有，忠厚的也有，像胡这样又狠又忠厚的人，还是第一趟见。”“忠厚是说他的本性，狠是说他办事的手段。”对逐其出门的信和钱庄“大伙”张胖子，胡雪岩不计前嫌，王有龄也佩服不已，赞之“居心仁厚，至少手段漂亮……好宽的度量”！
在胡雪岩身上表现出积极的人生观。他白手起家，从社会底层崛起，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奋斗，终至人生巅峰。胡雪岩在历史和人生的一个个重要时刻，他努力把握自身命运。他的生活轨迹反映了普通人对自身命运境遇的承受与抗争。他不怕输，也输得起，失败后光明磊落：“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起来。”当他破产后，乌先生一再劝他疏散些财物寄顿他处，他不愿意这么做;罗四太太主张将各房姨太太房里的现款、金条、珠宝等约合二三十万银子趁天不亮交给乌先生带出去，他认为此举有欠光明磊落，于心不安，因此也没有同意;他还对罗四太太说“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劝罗四太太要忘记以前种种，重新开始。
小说通过胡雪岩形象以及与各种人的关系，展现出人性中善的一面，赞美了人情温暖。胡雪岩为了维护中国广大小农的利益，不惜冒风险高价买进蚕茧囤积。胡雪岩替他人着想，即使到衰败的时候，也不怨天尤人。他仍然心存善念，回赠帮助过他的人，尽力还他们的人情，想法给穷人施粥、送棉衣。许多朋友愿意仗义出手帮助。除了一直值得信任的古应春给予胡雪岩帮助，周少棠、乌先生等人在胡雪岩落魄的时候，不仅不落井下石，还尽力帮胡雪岩保住财产，只为感谢他曾经的帮助。
小说描写了胡雪岩身上的缺点，使得整个人物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如，他堂而皇之大发国难财，借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来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他对张胖子说：“犯法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隐匿罪犯的财产，固然犯法，但要论法，我们也有一句话说：人家来存款的时候，额头上并没有写着字‘我是长毛’。化名来存，哪个晓得他的身份？”“要讲到良心，生意人的良心，就只有对雇主来讲。公平交易，老少无欺，就是我们的良心。至于对朝廷，要做官的讲良心。”
再如，胡雪岩的失败具有被时代淘汰的意味。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世界工业革命背景下关照，胡雪岩虽善于顺势借势，但其眼界受限于时代，有落伍于世界潮流的一面。正如高阳所说：“当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后，手工业之将没落是时间的问题。胡雪岩非见不及此，但为了维持广大江南农村养蚕人家的生计，不愿改弦易辙;亦不甘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之下，因而在反垄断的孤军奋斗之下，导致了周转不灵的困境。”
又如，他秉持“正统”意识，认为太平军是叛逆，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而实际上，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衰败的大趋势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皇权的残酷才是主因。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两者间有紧密的联系。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封建王朝迅速溃败。因为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中国财政吃紧，清政府压迫农民，引起广大农民不满，最终引发太平天国运动。
胡雪岩也有固执、好色、好胜等普通人常有的性格弱点。他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不能律己，生活奢靡、放纵;用人不当，也造成了生意的负累;行事独断，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最后导致资金周转不灵，生意失败。
因此胡雪岩的失败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更是时代层面的。
三
胡雪岩凭借个人奋斗发迹并迅速走向人生巅峰，但盛极而衰。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从心理情感层面对胡雪岩的敬佩与同情，也不乏理性审视的目光。
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胡雪岩几乎做到了极致。他世故老到，八面玲珑，谋略娴熟于心，具备胆识与应变能力，但仍旧帝国崩塌，一切烟消云散。他也只不过命运大手拨弄下一颗弱小的棋子。
胡雪岩的沉浮遭际寄予着高阳对民族盛衰兴亡的慨叹。胡雪岩是一位体现了家国情怀的商人。他协助左宗棠加强海防，协办福州船政局;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助左宗棠开发大西北;购运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左军，及时收复新疆（徐明德：《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敢于同外商展开激烈竞争。但大厦将倾，一切顯得无法挽回。传统农耕文明的衰落不可避免，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病入膏肓。在胡雪岩事业最后，他孤军奋斗，洋商乘机压价，导致了周转不灵的困境，却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支持。而且正是政府的黑暗最终葬送了他。小说中胡雪岩一再感慨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孤立无援，羡慕西方商人有国家作为他们的坚强后盾。
在胡雪岩身上，寄予了高阳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小说再现了晚清社会官场黑暗、贪官污吏遍天下。政府财政枯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官员们将权力变成商品，控制政治资源的官场与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商场不断进行私下的交易。浙江巡抚黄宗汉索贿不成，用计逼死二品大员，朝廷多次调查他都能化险为夷，便是一例。内阁大臣变相地卖官鬻爵、收取贿赂，衙门书办“吃人不吐骨头”，连抚台守门的刘二都狐假虎威、大捞好处。可以说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底线。而胡雪岩某种程度上说是一股“清流”。他虽然依附于官场，但向往独立人格，强调经商、做官如同做人，要有底线。他将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了“尔虞我诈”的商业，使仁与利融会贯通。他以诚取信的商业原则、助人济世的公义精神，加以卓越的眼光、胆识和魄力和周旋的机敏与圆通，把握了历史机遇。
中国古代一直有“天良”之说。这是一种对于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的认知。出于人的天良与责任，胡雪岩对朋友讲义气，乐于助人。“仁”的本义就是对人亲善、仁爱。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胡雪岩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背后隐藏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诚信知报、见利思义、笃实宽厚、仁爱孝悌等观念的认同。胡雪岩经商之道所蕴含的这些思想，不乏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积累和传承下来的知识、信仰、道德等价值体系的闪光点，与荒凉末世的溃败景象形成结构性对照，使作品充满了张力，也体现了高阳的文化抱负。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