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0年前，他还是刚从戏校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公演时演了个老成持重的党委书记：50年后，他重新登上舞台诠释年轻角色，试图找寻曾经的自己。
一米来高的窗台，他一个箭步跨了上去，看得人心头猛地一紧。再看时，他已经安然无恙地跳了下来，口中继续念着台词，“你们知道，我可是个不顾死活的人。”
这是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俄罗斯经典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幕。主演焦晃今年74岁，在剧中饰演假钦差赫列斯塔柯夫，在果戈理原著中，这是一个年龄在23岁左右的人物。
同剧女演员杨昆说，那么高的窗台，开始排练时大家担心焦晃的年纪，曾几次劝他，“没必要真的上去”，但结果却是，“他不但每次都跳了，而且还有身轻如燕的感觉。”
难以磨灭的“苏式”教育
与舞台上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不同，台下的焦晃要安详得多。外出办事的时候，他常穿一件米色的风衣，原本就有些颀长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再加上一头精心漂染的黄发，越发流露出艺术家卓尔不群的气质。在室内，他穿休闲款的西装和衬衣，搭配牛仔裤，身材保持得很好，完全看不出真实年纪。
“平常并不怎么做剧烈运动，只是看看书，打打太极拳。是一直演戏，让我变得年轻。”焦晃说。
如今的焦晃，无论是演舞台剧还是拍电影电视，都已拥有大批大批的忠实观众，但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当年他确定自己要走演艺这条路时，父亲却一直都不赞同。
焦晃1936年出生于北京，父亲焦树藩毕业于燕京大学，师从司徒雷登，抗日战争时期出任中央银行总行国库局襄理，解放后在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教外语。少年时期的焦晃，因为战乱随父母在北京、重庆和上海之间多次迁转。8岁时在重庆偶然看到陈白尘的《禁止小便》和宋之的《国家至上》，令他对戏剧有了最初的接触。后来转到上海读初中，老师见他京腔京韵的普通话说得比其他学生标准，就推荐他进学校的戏剧组，表演的兴趣由此养成。
高中时的焦晃已经笃定自己要走演艺之路，他一边广泛阅读文学名著，一边用打垒球的方法锻炼自己的形体，立志要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父亲一直希望我考理工科，他觉得文艺界一天到晚就是斗，来不来就拿文艺界开刀，有一回他跟我说，人家看到思想斗争逃避都来不及呢，你竟去找了一个搞思想斗争的职业。但我很清楚自己的思维模式，偏感性，数理化学得也不怎么好，所以后来就干脆不顾他的反对，坚持去考上戏。”焦晃说。
1955年，他如愿以偿，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令日后焦晃感觉“非常幸运”的是，在那样的时间和那样的地点，他和他的同学们系统接受了来自苏联专家的表演教育。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正值中苏关系如胶似漆的阶段，差不多各行各业都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来自列宁格勒戏剧表演学院的苏联老太太列普科夫斯卡娅来到上海戏剧学院。一开始，校方只打算让她带一个师资进修班，列普科夫斯卡娅表示可以同时带一个本科班，焦晃所在的班级恰好入选。这位苏联老太太在中国一共待了两年，焦晃成为她的学生。
焦晃曾不止一次地描述过“苏式”教育带来的生机和活力：20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被划分成几个表演小组，每个小组分别负责构思一个小品片段。无论是茶余饭后还是课堂内外，同组或者不同组的同学碰了面，谁都可以随意将对方带进自己设定的表演情景，除非特殊原因，对方需要尽快投入角色予以配合。“比如说你蹲在地上洗衣服，突然背后有个人披着一张老虎皮一样的东西扑过来，你就得知道他这是在演《祥林嫂》，然后赶快用祥林嫂的台词来配合他。再比如你走在路上，迎面有个人走过来朝你敬军礼，大声喊‘公民，请出示身份证!’你就得知道这是在演《列宁在十月》，需要掏出自己的学生证给他看。”
这种表演训练的背后，就是所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下称“斯坦尼体系”)表演理论。焦晃说，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准则就是，“不是去演戏，而是去建立生活”。“50多年来，无论演话剧还是拍电影电视剧，我一直用的就是这东西，从来没有违背过。”
不止是知识，苏联专家教给那一批学生的，还有美。
焦晃的同班同学张先衡回忆，有一次上表演课，列普科夫斯卡娅要求他们班做情景模拟练习，当时焦晃演的是“掏麻雀”，“他对着一个虚拟的麻雀窝，一会儿拿树枝捅，一会儿用手赶，加上有同学在边上吹口哨模仿惊慌失措的小麻雀，我们都觉得精彩极了。可专家却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她说，这种生活本身就是残酷的、不美的，希望以后永远不会再看到类似的动作。”
没有残演的日子
来自苏联的“斯坦尼体系”在给焦晃带来毕生艺术能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
1959年，焦晃毕业，那时列普科夫斯卡娅回国已有一年，中苏两国关系突然破裂，原先被奉若神明的“苏联经验”，一夜之间，就成了众人眼中的“修正主义毒草”。一批拨打上“名”“洋”“古”标签的优秀戏剧遭到批判，焦晃和他的同学们排练了两年、准备拿来做毕业公演剧目的《钦差大臣》，因此失去了演出可能性。
焦晃和他的同学们将毕业剧目改为《敢想敢做的人》，在这出戏里，他演了一个老成持重的党委书记。当时焦晃23岁，“记得当天晚上就要彩排了，下午我在校园中碰到了两个同学，他们问我晚上会演什么角色，我不敢讲，当时也是翩翩一少年，演这样一个老成角色，我怕他们笑话我。”
50年以后，焦晃和几个同学不顾年老体衰，毅然将《钦差大臣》搬上舞台，开宗明义打出的，就是“圆梦”旗号。这时，焦晃已然74岁。
“我演了大半辈子小生，最近十年从《雍正王朝》开始演老生了。这次回到《钦差大臣》，应该是最后一次演小生了。”焦晃说。
有些遗憾是注定是无法弥补的。“文革”十年，焦晃被“造反派”打倒，挨批斗、关牛棚、下放劳动，其中九年无戏可演。期间，先后有两任妻子离他而去，“家也没了，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
最绝望的时候，焦晃曾一度动过轻生念头，“那时候极其痛苦。觉得死了算了，而且这么想不止一次。”幸好，他的母亲从北京赶来，天天陪着他，才给了他硬撑下去的力量。“我母亲是个非常要强、修养极好的女性，她目睹了我被审查、受批斗，都一声不吭，总是和颜悦色。可有一天夜里，我被一个声音惊醒了，起身悄悄一看，母亲独自躲在卫生间偷偷哭泣!”
被问及“文革”期间被整的具体原因时，焦晃感慨：“我们文艺团体里面，个人的作用比较突出。而一个剧团里面，总有几个人经常做主角，有的经常跑龙套。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想千方百计地把你打倒，然后他顶上去。”
原本就不太赞同焦晃走演艺道路的父母，这一期间更加忧虑他的未来。有一天，焦晃母亲故意装得很轻松的样子， 对焦晃说：“孩子，你以后别干演戏这行了，其实当个对门商店里的营业员也挺好。”
“我不在娱乐圈”
直到“文革”结束，焦晃也没当成商店营业员。甚至到了“文革”最后一年，他还接演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
那是197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受命拍摄革命教育片《难忘的战斗》，里面有一个特务内奸的角色找到了焦晃。“即便是反面人物，当时能给我来演，也已经是很不错了。”焦晃说，“而且当时好像也没办法不演。”
就像样板戏中的许多惯例一样，分给他演的这个角色非常脸谱化。“当时的文艺指导理论是‘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我演反面角色，要求就是‘三不突出’，灯光、镜头、化妆都尽量丑化。”焦晃说，这种艺术处理方式与他之前在大学学到的“斯坦尼体系”要求完全不同，“管不了那么多，我只能按照‘斯坦尼体系’控制自己的表演，虽然当时很多人摒弃它，但我始终认为是正确的好东西。”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各种艺术活动逐渐走向正轨。焦晃得以重新回归舞台，从1977年到1992年退休，他陆续参演了《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悲悼三部曲》等11部话剧，其中大部分是他所钟爱的国外经典名剧，喜爱到剧场看他表演的上海观众送他一个雅号，“莎剧王子”。
历经坎坷的焦晃，终于重新打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舞台。
与此同时，他还涉足影视，先后参与拍摄了《拓荒者的足迹》、《庭院深深》、《沙漠驼铃》等10余部影视作品。
真正让更多人记住焦晃名字的。是他退休后参与拍摄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他在这部戏里扮演康熙一角，把一个满腹忧患、不怒自威的老皇帝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不但一举拿下了当年电视领域的“飞天”和“金鹰”两座大奖，而且在电视观众中间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再到后来，他又陆续接演《乾隆王朝》、《汉武大帝》、《忠诚》、《荣归》等几部电视剧，越来越成为众人眼中的“实力派”演员。
虽然如此，焦晃并不认为自己是影视界的人物，更反对别人将他归到娱乐圈。“我是戏剧界的，是话剧人，演电视剧就是客串客串。影视界很热闹，我不爱凑热闹。”
与此同时，话剧艺术的作用则被他一再强调，“它与电影、电视是不一样，因为演员和观众是直接交流的，这种力量非常重要，它建立了群体的下意识氛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了它的剧场艺术，这个城市将是非常寂寞的。”
退休后，焦晃并没有远离舞台，先后又演过5部话剧，分别是1993年的《美国来的妻子》、1995年的品特名剧《背叛》、2000年的《正红旗下》、2006年的《SORRY》和今年的《钦差大臣》。焦晃也并不愿意跟别人争舞台，这几年他自己成立了个“焦晃艺术工作室”，主要是想把那些跟自己情况差不多、退了休而又有表演余力的老演员们聚集起来，排上一两个戏。这次来京公演的《钦差大臣》，便是“焦晃艺术工作室”推出的剧作之一。
显然，演舞台剧远不如拍电影电视剧挣钱。“前几年我们刚从团里退下来时，手上没有一分钱存款，这几年拍点电视剧，才总算有了一点闲钱。”焦晃的同班同学张先衡说，“但我们都不贪，有机会上台表演的话，还是更愿意演话剧。”“一棵树”
焦晃不太愿意接受采访，他总是尽可能委婉地拒绝。有时即便勉强答应受访，回答提问也多半是只陈述事实，很少剖白内心。尽管他的现任妻子是上海一家媒体的资深文艺记者，但两人婚前就约法三章，不把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带到工作中来，所以人们也看不到她写焦晃。
即便是面对善做访谈的杨澜，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是点到为止，“要说我的演艺生涯还是非常坎坷的，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曾失去过演出的机会，曾被迫演反派，也曾跑过龙套。但我自己也学会了忍受寂寞，享受宁静。我庆幸自己是个很健康的人，我没因为任何打击而变得老到、世故。”
他差不多把全部心事都倾注到了戏里。1993年，出演话剧《美国来的妻子》之前，焦晃曾写下一篇题为《一棵树》的小文，用作剧中男主角“人物构思”。与他相识20多年，同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供职的编剧赵耀民读后被深深打动，他说，“我觉得他写的其实就是他自己。”
街边上孤零零长着一棵树。它很不起眼。但它是一棵树。春夏秋冬，以各种长相站在那里，活了下来。
有时候，它的枝和叶乱七八糟地生着，扭在一起，还攒下不少污垢，很狼狈。但一逢好几天的雨，冲冲刷刷，再见了阳光，便又欢快起来。
后来，在它身边出现了好些时装店、海鲜馆，灯红酒绿。那棵树便愈加显得黯然失色了。它从来不敢去争什么风光，可有人偏觉得它不顺眼，盘算着找个什么机会好把它给清理掉。
它不会自己倒下来。可如果一定要它倒下来，当然也无可奈何。它只是感到很悲凉。可活在天底下，勿需紊乱，紊乱无益。要尊严而优雅。它朦胧地感觉到。荣与辱、强与弱、进与退、有与无的真实意义，是天底下不大容易说得清的问题。眼前，来来往往的人都很忙碌，对这未必就明白。
有一天。一只过去在树上栖息过的小鸟飞回来了。小鸟来自一片新天地，很精神、很美丽。这次是来告别的。
小鸟在树上扑腾了几天又飞走了。那棵树，虽然不习惯过分伤感，可自己心里却渗出一阵颤抖。
他依然本分地待在了那里。
一米来高的窗台，他一个箭步跨了上去，看得人心头猛地一紧。再看时，他已经安然无恙地跳了下来，口中继续念着台词，“你们知道，我可是个不顾死活的人。”
这是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俄罗斯经典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幕。主演焦晃今年74岁，在剧中饰演假钦差赫列斯塔柯夫，在果戈理原著中，这是一个年龄在23岁左右的人物。
同剧女演员杨昆说，那么高的窗台，开始排练时大家担心焦晃的年纪，曾几次劝他，“没必要真的上去”，但结果却是，“他不但每次都跳了，而且还有身轻如燕的感觉。”
难以磨灭的“苏式”教育
与舞台上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不同，台下的焦晃要安详得多。外出办事的时候，他常穿一件米色的风衣，原本就有些颀长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再加上一头精心漂染的黄发，越发流露出艺术家卓尔不群的气质。在室内，他穿休闲款的西装和衬衣，搭配牛仔裤，身材保持得很好，完全看不出真实年纪。
“平常并不怎么做剧烈运动，只是看看书，打打太极拳。是一直演戏，让我变得年轻。”焦晃说。
如今的焦晃，无论是演舞台剧还是拍电影电视，都已拥有大批大批的忠实观众，但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当年他确定自己要走演艺这条路时，父亲却一直都不赞同。
焦晃1936年出生于北京，父亲焦树藩毕业于燕京大学，师从司徒雷登，抗日战争时期出任中央银行总行国库局襄理，解放后在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教外语。少年时期的焦晃，因为战乱随父母在北京、重庆和上海之间多次迁转。8岁时在重庆偶然看到陈白尘的《禁止小便》和宋之的《国家至上》，令他对戏剧有了最初的接触。后来转到上海读初中，老师见他京腔京韵的普通话说得比其他学生标准，就推荐他进学校的戏剧组，表演的兴趣由此养成。
高中时的焦晃已经笃定自己要走演艺之路，他一边广泛阅读文学名著，一边用打垒球的方法锻炼自己的形体，立志要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父亲一直希望我考理工科，他觉得文艺界一天到晚就是斗，来不来就拿文艺界开刀，有一回他跟我说，人家看到思想斗争逃避都来不及呢，你竟去找了一个搞思想斗争的职业。但我很清楚自己的思维模式，偏感性，数理化学得也不怎么好，所以后来就干脆不顾他的反对，坚持去考上戏。”焦晃说。
1955年，他如愿以偿，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令日后焦晃感觉“非常幸运”的是，在那样的时间和那样的地点，他和他的同学们系统接受了来自苏联专家的表演教育。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正值中苏关系如胶似漆的阶段，差不多各行各业都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来自列宁格勒戏剧表演学院的苏联老太太列普科夫斯卡娅来到上海戏剧学院。一开始，校方只打算让她带一个师资进修班，列普科夫斯卡娅表示可以同时带一个本科班，焦晃所在的班级恰好入选。这位苏联老太太在中国一共待了两年，焦晃成为她的学生。
焦晃曾不止一次地描述过“苏式”教育带来的生机和活力：20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被划分成几个表演小组，每个小组分别负责构思一个小品片段。无论是茶余饭后还是课堂内外，同组或者不同组的同学碰了面，谁都可以随意将对方带进自己设定的表演情景，除非特殊原因，对方需要尽快投入角色予以配合。“比如说你蹲在地上洗衣服，突然背后有个人披着一张老虎皮一样的东西扑过来，你就得知道他这是在演《祥林嫂》，然后赶快用祥林嫂的台词来配合他。再比如你走在路上，迎面有个人走过来朝你敬军礼，大声喊‘公民，请出示身份证!’你就得知道这是在演《列宁在十月》，需要掏出自己的学生证给他看。”
这种表演训练的背后，就是所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下称“斯坦尼体系”)表演理论。焦晃说，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准则就是，“不是去演戏，而是去建立生活”。“50多年来，无论演话剧还是拍电影电视剧，我一直用的就是这东西，从来没有违背过。”
不止是知识，苏联专家教给那一批学生的，还有美。
焦晃的同班同学张先衡回忆，有一次上表演课，列普科夫斯卡娅要求他们班做情景模拟练习，当时焦晃演的是“掏麻雀”，“他对着一个虚拟的麻雀窝，一会儿拿树枝捅，一会儿用手赶，加上有同学在边上吹口哨模仿惊慌失措的小麻雀，我们都觉得精彩极了。可专家却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她说，这种生活本身就是残酷的、不美的，希望以后永远不会再看到类似的动作。”
没有残演的日子
来自苏联的“斯坦尼体系”在给焦晃带来毕生艺术能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
1959年，焦晃毕业，那时列普科夫斯卡娅回国已有一年，中苏两国关系突然破裂，原先被奉若神明的“苏联经验”，一夜之间，就成了众人眼中的“修正主义毒草”。一批拨打上“名”“洋”“古”标签的优秀戏剧遭到批判，焦晃和他的同学们排练了两年、准备拿来做毕业公演剧目的《钦差大臣》，因此失去了演出可能性。
焦晃和他的同学们将毕业剧目改为《敢想敢做的人》，在这出戏里，他演了一个老成持重的党委书记。当时焦晃23岁，“记得当天晚上就要彩排了，下午我在校园中碰到了两个同学，他们问我晚上会演什么角色，我不敢讲，当时也是翩翩一少年，演这样一个老成角色，我怕他们笑话我。”
50年以后，焦晃和几个同学不顾年老体衰，毅然将《钦差大臣》搬上舞台，开宗明义打出的，就是“圆梦”旗号。这时，焦晃已然74岁。
“我演了大半辈子小生，最近十年从《雍正王朝》开始演老生了。这次回到《钦差大臣》，应该是最后一次演小生了。”焦晃说。
有些遗憾是注定是无法弥补的。“文革”十年，焦晃被“造反派”打倒，挨批斗、关牛棚、下放劳动，其中九年无戏可演。期间，先后有两任妻子离他而去，“家也没了，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
最绝望的时候，焦晃曾一度动过轻生念头，“那时候极其痛苦。觉得死了算了，而且这么想不止一次。”幸好，他的母亲从北京赶来，天天陪着他，才给了他硬撑下去的力量。“我母亲是个非常要强、修养极好的女性，她目睹了我被审查、受批斗，都一声不吭，总是和颜悦色。可有一天夜里，我被一个声音惊醒了，起身悄悄一看，母亲独自躲在卫生间偷偷哭泣!”
被问及“文革”期间被整的具体原因时，焦晃感慨：“我们文艺团体里面，个人的作用比较突出。而一个剧团里面，总有几个人经常做主角，有的经常跑龙套。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想千方百计地把你打倒，然后他顶上去。”
原本就不太赞同焦晃走演艺道路的父母，这一期间更加忧虑他的未来。有一天，焦晃母亲故意装得很轻松的样子， 对焦晃说：“孩子，你以后别干演戏这行了，其实当个对门商店里的营业员也挺好。”
“我不在娱乐圈”
直到“文革”结束，焦晃也没当成商店营业员。甚至到了“文革”最后一年，他还接演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
那是197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受命拍摄革命教育片《难忘的战斗》，里面有一个特务内奸的角色找到了焦晃。“即便是反面人物，当时能给我来演，也已经是很不错了。”焦晃说，“而且当时好像也没办法不演。”
就像样板戏中的许多惯例一样，分给他演的这个角色非常脸谱化。“当时的文艺指导理论是‘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我演反面角色，要求就是‘三不突出’，灯光、镜头、化妆都尽量丑化。”焦晃说，这种艺术处理方式与他之前在大学学到的“斯坦尼体系”要求完全不同，“管不了那么多，我只能按照‘斯坦尼体系’控制自己的表演，虽然当时很多人摒弃它，但我始终认为是正确的好东西。”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各种艺术活动逐渐走向正轨。焦晃得以重新回归舞台，从1977年到1992年退休，他陆续参演了《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悲悼三部曲》等11部话剧，其中大部分是他所钟爱的国外经典名剧，喜爱到剧场看他表演的上海观众送他一个雅号，“莎剧王子”。
历经坎坷的焦晃，终于重新打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舞台。
与此同时，他还涉足影视，先后参与拍摄了《拓荒者的足迹》、《庭院深深》、《沙漠驼铃》等10余部影视作品。
真正让更多人记住焦晃名字的。是他退休后参与拍摄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他在这部戏里扮演康熙一角，把一个满腹忧患、不怒自威的老皇帝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不但一举拿下了当年电视领域的“飞天”和“金鹰”两座大奖，而且在电视观众中间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再到后来，他又陆续接演《乾隆王朝》、《汉武大帝》、《忠诚》、《荣归》等几部电视剧，越来越成为众人眼中的“实力派”演员。
虽然如此，焦晃并不认为自己是影视界的人物，更反对别人将他归到娱乐圈。“我是戏剧界的，是话剧人，演电视剧就是客串客串。影视界很热闹，我不爱凑热闹。”
与此同时，话剧艺术的作用则被他一再强调，“它与电影、电视是不一样，因为演员和观众是直接交流的，这种力量非常重要，它建立了群体的下意识氛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了它的剧场艺术，这个城市将是非常寂寞的。”
退休后，焦晃并没有远离舞台，先后又演过5部话剧，分别是1993年的《美国来的妻子》、1995年的品特名剧《背叛》、2000年的《正红旗下》、2006年的《SORRY》和今年的《钦差大臣》。焦晃也并不愿意跟别人争舞台，这几年他自己成立了个“焦晃艺术工作室”，主要是想把那些跟自己情况差不多、退了休而又有表演余力的老演员们聚集起来，排上一两个戏。这次来京公演的《钦差大臣》，便是“焦晃艺术工作室”推出的剧作之一。
显然，演舞台剧远不如拍电影电视剧挣钱。“前几年我们刚从团里退下来时，手上没有一分钱存款，这几年拍点电视剧，才总算有了一点闲钱。”焦晃的同班同学张先衡说，“但我们都不贪，有机会上台表演的话，还是更愿意演话剧。”“一棵树”
焦晃不太愿意接受采访，他总是尽可能委婉地拒绝。有时即便勉强答应受访，回答提问也多半是只陈述事实，很少剖白内心。尽管他的现任妻子是上海一家媒体的资深文艺记者，但两人婚前就约法三章，不把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带到工作中来，所以人们也看不到她写焦晃。
即便是面对善做访谈的杨澜，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是点到为止，“要说我的演艺生涯还是非常坎坷的，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曾失去过演出的机会，曾被迫演反派，也曾跑过龙套。但我自己也学会了忍受寂寞，享受宁静。我庆幸自己是个很健康的人，我没因为任何打击而变得老到、世故。”
他差不多把全部心事都倾注到了戏里。1993年，出演话剧《美国来的妻子》之前，焦晃曾写下一篇题为《一棵树》的小文，用作剧中男主角“人物构思”。与他相识20多年，同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供职的编剧赵耀民读后被深深打动，他说，“我觉得他写的其实就是他自己。”
街边上孤零零长着一棵树。它很不起眼。但它是一棵树。春夏秋冬，以各种长相站在那里，活了下来。
有时候，它的枝和叶乱七八糟地生着，扭在一起，还攒下不少污垢，很狼狈。但一逢好几天的雨，冲冲刷刷，再见了阳光，便又欢快起来。
后来，在它身边出现了好些时装店、海鲜馆，灯红酒绿。那棵树便愈加显得黯然失色了。它从来不敢去争什么风光，可有人偏觉得它不顺眼，盘算着找个什么机会好把它给清理掉。
它不会自己倒下来。可如果一定要它倒下来，当然也无可奈何。它只是感到很悲凉。可活在天底下，勿需紊乱，紊乱无益。要尊严而优雅。它朦胧地感觉到。荣与辱、强与弱、进与退、有与无的真实意义，是天底下不大容易说得清的问题。眼前，来来往往的人都很忙碌，对这未必就明白。
有一天。一只过去在树上栖息过的小鸟飞回来了。小鸟来自一片新天地，很精神、很美丽。这次是来告别的。
小鸟在树上扑腾了几天又飞走了。那棵树，虽然不习惯过分伤感，可自己心里却渗出一阵颤抖。
他依然本分地待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