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将人生劈成了两段

　　67岁的周大新总梦到自己年轻时的日子。这样说不准确，毕竟往前什么岁数都是“年轻时”。“梦到我最年轻、我生命里最好的十年。”他更正，那是他18岁到28岁，从河南老家到山东军区部队当兵的单身十年。
　　梦里的青年时光，总是日光红润。黄灿灿的麦子在豫南田野被一岁岁割去。1970年，周大新从豫南小镇到山东部队当兵。每天几十公里拉练，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壮。世界的边界在生活和书里被不断拓宽。从普通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周大新一路晋升。“我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大，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每天吸收着外界给我的新鲜信息和知识。”
　　步入青年后半段，再到中年，周大新遇到爱情，结婚，有了孩子。除了晋升，他写的小说得了鲁迅文学奖，还有几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其中《香魂女》由陈宝国、斯琴高娃主演，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整个生活始终向上朝前，始终在收获着。”
　　直到退休。
　　退休如分水岭一般将周大新的人生劈成了两段，后一段是他现在所处的老年。
　　“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周大新试图向我解释，又觉得有些徒劳。眼下的生活，与之前经历的状态截然不同：中年延续着青年、青年延续着少年、少年延续着童年，老年似乎不再是前段人生的延续。
　　“怎么没人告诉过我老年是这样的？”周大新的同龄朋友们有种上当受骗的愤怒。人生几十载，大家身边不是没有老人。家里有些长辈，鹤发却怡然，备受敬重，正如社会对老年生活的描绘——“最美不过夕阳红”，勤恳一生，得到了应有回报。
　　但没人告诉他们，接下来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残酷、不那么体面的时刻：因为身体疼痛，总会突然陷入愤怒;反感被让座;路上被人叫爷爷假装没听到，叫叔叔才回头;热衷于保健品而不被子女理解;难以启齿的性功能障碍;腿出了毛病，走路一拐一拐，再过些年，就得拄拐杖了……
　　“给你说话的能力，给你行走的能力，给你语言表达的能力，给你健壮的身体，给你青春、爱情、儿女、房产、汽车，什么都有，人生前半段是不断给你。到了老年，原来那些给你的东西就要一样一样收走。”时间对周大新袒露生命的真相：“最终都是通往那个黑暗世界。”
　　有位七十多岁的朋友嗜烟，烟不离手，一天得吸几包，后来得了喉癌。癌症晚期，他无法吃饭，无法说话，与别人交流只能靠写字。一日，这位朋友推开窗户，从五楼跳下去了。
　　周大新恐惧，也想搞明白生命后半段的这些事。几年前，他开始提笔写一本讲老年人的小说，把自己和身边人遇到的残酷都写进去。《天黑得很慢》的主角是位73岁的退休法官，被礼让时气得和小伙子打了起来，因性功能障碍与黄昏恋情失之交臂，中风后偏瘫……有老年读者反馈：事倒是真，但你把这些写出来，不是丑化我们吗？
　　人老去，周大新最害怕的是抵达终点前不断失能，而他已踏上这段路。首先是空间上，活动范围缩小，最后是时间上，在他人的记忆里渐渐模糊。

抓紧身边的每一根稻草

　　一开始是眼睛，老花眼从中年后期开始酝酿。接着是耳朵，耳鸣、听力下降。再到身体关节疼、四肢疼，活动能力减弱。“这副身体用了几十年，零件就开始出毛病了。”周大新讲河南话，性格从小和气，他归因于“脾性胆小”。
　　年輕时，周大新有许多想不明白的事：一位80岁的老人提两颗洋葱，气喘吁吁说太沉了，他帮忙接过袋子时感觉轻得让人诧异;母亲生前来他在四楼的家时，爬楼走几步歇一阵，问他怎么住这么高;还有那些老领导，看文件时，为什么总要把手里的资料拿得那么远？
　　“噢，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呀！”周大新有种揭开答案的欣喜，但反应过来觉得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毕竟，谜底是在自己身体里揭晓的。前阵子，周大新每天步行十几公里来锻炼身体。健走是年轻时当兵拉练形成的习惯，但身体早已不比二十多岁的状态，走多了腿开始痛，他便减了运动量。他身边有些朋友因为腿疼，走路一拐一拐。
　　采访这天，周大新的妻子去医院，她这阵子耳鸣有些严重。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的丝毫状况都马虎不得。即使周大新现在很健康，他也不敢掉以轻心，“这个年纪说不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毛病了。”
　　退休到了第五年，周大新还是习惯把“写作”说成“工作”，作息规律：每天早上7点醒来，出去转转，回家吃早饭，工作到10点半，再出去转转;午饭、午休，工作两小时后出去转转;晚饭，出去转转。年轻时为了看书、写作，周大新常熬夜，现在他把入睡时间固定在“9点半到10点”，哪怕电影没看完，也关掉睡觉。
　　按照中国“60岁及以上属于老龄人口”的标准划分，53岁的韩松属于中年人，他是科幻作家，也是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关于老龄化的报道越来越多：“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17.3%。”“《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面临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较大等严峻挑战。”
　　工作中，韩松接触到的有关老年人的新闻往往是宏观的。真正意识到“老”，是从头上冒出的一根白头发开始的。
　　“老了”的焦虑在往更低的年龄层移动。社交网络上对年龄的自嘲越来越多，“老咯，老咯”，20出头的女性自称老阿姨，“00后取笑90后老了”的视频合集频频登上热搜榜单。
　　而对一些真正上了年纪的人而言，这些自嘲犹如屠宰。在周大新看来，肆无忌惮说自己老了是年轻人的特权。“我们就不说自己老。”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看起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多，韩松和周大新都有同感：铺天盖地的电视和网络综艺节目，全方位展现着年轻人的喜悦、悲伤、愤怒、焦虑、困扰。年轻人的情绪填充着社交网络的舆论场。总之，想不了解年轻人都难。 　　“没有人和我们讲过那些年老的困难。所以很多人到了老年，首先不觉得自己老，身体年龄和心理自我认知的年龄是脱节的，生活节奏还是很快。”周大新说。有位七十多岁的朋友直到去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工作和生活节奏依然非常快，最后身体消耗，过劳而死。
　　“一开始不服老，等到年纪再大一些，慌了，突然开始买保健品。”有次去安徽，一位记者告诉周大新，其父母退休前都是厅级干部、知识分子，但退休后开始拼命买保健品，自己吃不完就分给孩子，要孩子们吃。年纪越大，周大新越能体会这种不安。“无论人有什么样的知识面，到特别害怕时，都会抓紧身边的每一根稻草。”

　　“人老了是非常可怜的。”几年前，韩松和我说到他“医院三部曲”科幻小说的创作时感慨。
　　这几年，韩松身体不太好，去医院的时间比较多，打吊针时，他就坐在弥漫着消毒药水气味的走廊上。老年人特别多，许多都长期住院。“我觉得老年人是另外一种动物。他们会痴呆，会不近人情，可能会发狂，会更贪婪，会难以控制自己，然后变成了不能行动的动物，老在医院里呆着，通过仪器才能活下去。”他说，“疾病令人那样痛苦，人们因为病痛而绝望、狂躁。”
　　2019年6月2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指出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导致的疾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的70%以上。”
　　“医院三部曲”里，韩松书写着这样的未来：医疗技术成为拯救人类命运的终极奥义，作为医疗技术象征的人工智能成为新神，掌控一艘载满老年病人的航行着的医院船。医生、护士掌控生死，病人虔诚地吃药、打针，祈望获得救赎。医疗放缓时间进度，消除病痛。
　　但衰老不只与身体有关。

身体之外的自己也在老去

　　一位出生于1950年代的朋友和韩松说过，过了50岁，生活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大家都是在硬撑，装作自己好像“还怎么着似的”，其实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他们了。 “我觉得他说得挺对的。”韩松在电话里对我说。
　　韩松在贵州出差，这属于供职单位“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的采访活动行程。路途奔波，韩松有些咳嗽。这两天，工作暂告一段落，韩松以科幻作家的身份去亚洲书店论坛领了2018年度科幻作家奖。时间总不够。不出差时，韩松的平均工作时长是每天12个小时。他想写恐怖小说，他有很多想写的科幻小说。
　　“如果能一直保持健康，生活确实会好很多，退休后还有很多时间做想做的事。”韩松說，即使医学在进步、技术能让人保持健康和青春容颜，但经历了几十年人间世事，心已经苍老了，无法再对世界怀抱和少年一样的巨大希望与热忱。
　　“以为自己可以躲过，写作也不能抵抗时间，没有任何东西能挽回时间的流逝。”韩松觉得自己最好的年纪在30岁左右，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在新华社工作，在科幻上笔耕不辍，《逃出忧山》《冷战与信使》这些中国科幻界至今的经典都是当时写下的。在《宇宙墓碑》里，23岁的韩松热烈而又忧伤，他写下，“为了寻找宇宙中爱和死永恒交织与对立的主题和情调。我少年之心突然地悠动起来。”“我极可能去写科幻小说。我就这么不停地写下去，直到我不能够或不愿意再写了。”

　　即使是中国顶尖的新闻记者和科幻作家，韩松也很难精确描述出在他身上逐渐浓烈的“已经老掉的情绪”。青年时那种生机勃勃的气氛消失了。“这种情绪它本身就很不好，不像年轻人是一种向上的情绪。”韩松觉得，身边那些同龄人、更年长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但谁也不愿挑破，以语言将这种感觉承认为事实。
　　退休则是从社会层面判定一个人老去。周大新的老年从退休正式开始，当时他已62岁。退休前几年，周大新不用坐班，但每周一次的会议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这让他感觉到自己仍是承接单位上传下达的一环。如果不开会，会有组织来叫他“必须开会”，身体抱恙时，单位会派人来关心探望。
　　2014年，单位决定让他退休。大半辈子都在集体生活中的周大新有种强烈的被抛弃感，所有东西得收拾好，打包拿回家，办公室也得交出去。“以后全都是我自己的事了。社会不需要我了，我的贡献到此结束了，这让我一下觉得自己进入老年阶段了。”他说。
　　前半生里，周大新活在紧张忙碌里。1970年，18岁的周大新去山东部队当兵，能看到的书比在家时多了很多，他欣喜得不得了。每天几十公里拉练完，室友们回宿舍累得倒头就睡，周大新就偷偷开小灯读书。如果一天没有在书里读到新知识，他就感到非常痛苦，觉得虚度光阴，并憎恶自己。
　　“年轻时给自己的压力非常大，现在如果偷懒，我会原谅自己。”周大新说。到了后半段，人生松弛下来。年初，周大新和妻子一起去美国旅游，前年去的是欧洲。平时，他有大把时间可以自由调配，比如写自己的稿子。除了身体时不时冒出的不健康苗头，周大新觉得现在的生活悠闲自在。
　　与清闲相伴的还有孤独，退休的老同事们也有同样的感受。上班时最烦电话铃，座机和手机“叮叮叮”响个没完，总是有人找。现在退休，权力消失了，功利的朋友消失了，吃喝玩乐的朋友也消失了，大家盼着来电话。有些退休后受不了孤独的朋友，又去其他单位兼职，找点事情做。
　　在社会文化的许多层面，周大新感到自己所在的年龄层渐渐失焦。老去的不仅是容颜和身体，也是自己理解这个世界的符号系统。它们过时、被淘汰。周大新年轻时听的那些歌，现在只在电视台晚会上出现。商业世界也未显示出讨好他们的意愿，铆足劲迎合年轻人。专注老年人市场的，似乎是盯准了他们的积蓄和养老金的保健品骗子们。地铁广告招贴画上的陌生脸庞几年一替换，但永远年轻。路上的同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步速都比自己快，不少人踩着电轮子就那样平步“飞”了过去。 　　去年获金球奖“喜剧类最佳剧集”的美剧《柯明斯基理论》里，两位八十多岁的老友喋喋不休地抱怨，“年轻人不懂得欣赏美好的艺术和文化”、“惹人厌烦的新兴科技”、“更新迭代过快的电子产品”、“不断冒出来的种族和性别讨论等身份政治问题”，这些言语背后隐藏的却是不安和挫败，“我们已经无力招架这些新的东西了。”
　　像剧中主角一样，周大新也在和新科技磨合着。对微信抵触过一阵子，现在每天也通过它看新闻推送。家里报纸订了六七份，真正看的只有《参考消息》。微博用了一阵子，“搞不太明白”，没用了。用手机支付的地方越来越多，周大新也绑定了银行卡。之前订车票机票只能去附近的宾馆，现在周大新也能自己在家订了。
　　前几天，周大新去隔壁超市买东西，支付时，发现网上银行的钱不够，便拿出现金。店员拒绝，“我们不收现金。”周大新解释，又恳请，却无果。最后，周大新把小筐里选好的日用品，一件件放回对应的柜台。
　　今年春天，周大新作为对谈嘉宾参加了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的新书分享会。这位作家的小说男女主人公都在40岁左右。会场上，主持人对这点大为赞赏。“中国的恋爱小说中很少写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爱情。”台上的周大新也感到欣赏，但他一琢磨，写中年人爱情的自然是少，但老年人呢，直接消失了吗？
　　“我们国家说是敬老、尊老，其实是青春崇拜。影视作品、社会新闻也能体现出来，其实对老人是歧视的。”周大新说。
　　有时，周大新也能感受到社会期待对自己的裹挟。人们总对老年人有一种稳重睿智、无欲无求的误解，一旦出现老年人情感或性需求的新闻时，如“外公在家看A片”，则引起热议、诧异，甚至引发“为老不尊”的沸腾。一到年老，连人的情感和生理需求都被异化，这让周大新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小说《天黑得很慢》中，周大新特意写了关于老年人性生活的章节，详细描写了73岁的萧成杉与相亲的女士的几次做爱尝试。尝试都失败了，萧成杉欲望仍在，但性功能已丧失，而女士不准备在性生活上妥协，于是分手。为了挽回尊严，萧成杉甚至花钱请按摩房小姐撒谎，来证明自己性能力尚存。
　　这些章节，出版社的编辑心存顾虑，但周大新坚持要留下。毕竟，老年人的发声场实在太少。
　　小说里的退休法官萧成杉属于“非典型老人”，他敏感、多疑，总是气势汹汹，任何关于年龄的小事都会引发他的暴怒，如让座。“因为害怕。”周大新说。很多和萧成杉一样的退休干部，强硬了一辈子，到了老年，身体突然开始失去控制力，社会地位也逐渐消失，他们害怕，却不愿示弱，郁结在心，于是暴躁。
　　周大新在小说里写萧成杉的老年生活：萧成杉要写犯罪心理的书，还要写成“上中下”三本，但他中风偏瘫，没写出来。生活中，周大新也在写属于自己的书，他想写一本厚厚的散文集，记下所有遇见和感受到的，写下自己一生。
　　“他害怕被忘记，我也是啊。”

余生的三个阶段

　　在《天黑得很慢》中，周大新引用了一位英国医生的时间划分方式：退休之后，人的余生分为三个阶段，最后寻欢阶段、死亡准备阶段、死亡开始阶段。
　　以此划分，周大新处于“最后寻欢阶段”，这个阶段的年龄往往是60到75岁。虽然身体状态不如年轻时，但整体而言还不错，行动还自由，清闲自在，且有精力做些事。“我们说退休后的孤独，是相对于退休前的热闹而言，但到75岁之后，生命就会变得更冷清了。”周大新说。
　　到第二个阶段， “跟社会的联系就非常微弱了。”周大新说，从年龄的横向来看，同龄人自顾不暇，纵向来说，单位更新迭代，原来认识他的人会退休，没人再记得他。人和世界的联系坍缩，回到家庭内部。这个阶段大约在75到85岁。最好不要出远门旅游，活动限制在小区内、家里。要为死亡做准备，如写好遗嘱等。
　　周大新住在退休所，院子里不少同龄人的父亲是八九十岁，偏瘫，走不出屋子。60岁的人照顾八九十岁的人，尽管有保姆和护工的帮助，但非常累。父母与社会已无联系，完全依靠儿女。儿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就每天播电视。好多人到了一定年纪，就得了帕金森，手不停晃，慢慢地，头也开始不停地摇。

　　初老時不愿意承认自己变老，到最后阶段也不得不妥协。“因为终究会被衰老打倒。年轻时人们因为自尊心而讨厌同情，到了这个时候，真的一颗洋葱就是提不动了，不得不认命。”周大新说，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人们希望其他人能给他们同情和帮助，并愿意感激。

　　周大新和朋友们最期待的离世方式就是心脏病发作。一问，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周大新和朋友们都答脑中风偏瘫。“那个是最痛苦的，从完全卧病在床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一段是最痛苦的过程。人们害怕老就是这个东西，你就躺着越来越接近那个黑暗的世界，你无能为力。”周大新说。
　　前阵子，105岁的徐中玉教授去世。周大新看到新闻，一点进去才知道，这位是语文教学里的灵魂人物。“他去世，我才知道他是多么厉害的人。他的社会影响、他和所有人的来往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完全没有了。”周大新感触很大，这几乎是每一个人的结局。
　　“变老的人明白了，无论年龄分布金字塔统计图如何构成，社会都接受了年轻人和新生代对他们的‘毁灭判决’，人们向变老的人表现出的尊敬，无论私人的还是官方的，都改变不了什么。”哲学家、奥斯维辛幸存者让·埃默里在《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中写道：“他称之为‘生活’的东西，抱负与放弃的总和，确定了他昨天也一样视为自己生命的东西，就是生命留给他的年数……死亡才确定终点，生命的结束才给予开始和一切阶段以真理。”
　　写完这本《天黑得很慢》，周大新觉得心里的恐惧消失了很多。对生命的理解也不断递进，从一个阶段递进到另一个阶段让他感受到自然的规律。他希望能给同代人、同龄人作个提醒，早点直面所有人都将遭遇的困境，不至于苍老降临时那么慌乱。
　　“任何人都有那一天，不过是谁快谁慢的问题。”他说。
　　在豫南老家，老人们总是早早打好棺材，叫“老家”。棺材里垫好了褥子，隔几天，就把褥子拿出来晾晾。因为担心孩子们害怕，周大新的父亲只订好了棺材木，在院子里放着，棺材木已经切割好，也刷好了漆，如果上午人没了，下午就能拼好钉好。
　　从小见人打架，周大新就躲远，他胆子小。他小时候做过最出格的事，是有次被父亲在人前揍骂后，气得抓了个绳子要马上上吊，母亲气笑了，夺下绳子割断。豫南的麦田一岁一岁割去，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去世了，周大新自己唯一的孩子，也因为癌症去世了。
　　老父九十多岁，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每天搬着板凳，和隔壁屋的老友在屋外看风景。老友也听不见，两人就静静坐着看田野，偶尔有小鸡走过，或者来了一只鸟。吃完午饭，两人就接着回来坐，不说话，偶尔彼此递根烟。
　　67年里许多回忆，周大新都是从梦中拾起来的。大半生经历的恶与善都在梦里闪现：童年的饥荒、孩子去世、母亲离世前最苍老的样子，还有父亲的现在和未来。过去的时光和未来的想象在梦境中重叠，唯独避开了现在。
　　“可能还是不愿意面对老去，我还在接受这件事情。”周大新说，梦里的自己越来越年轻，现在回到了中学时。他期待着，与更早的自己重逢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