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是谁？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看起来似近而远、似亲犹疏、似熟还生？何以一个年轻女孩当年的一念一息、一举一动，竟会决定了今时今日的我毕生的命运？
　　面对着一大堆微微泛黄的书信，按照信封的邮戳一封封打开细看，一个尘封遥远的世界在记忆深处慢慢浮现出来，似塘中泛起的涟漪、窗外飘来的飞絮，一串串、一片片展示眼前，接连的惊喜，不断的追寻——这个人是我吗？她见过的人、欠过的情、尝过的乐、受过的苦、做过的事、去过的地方，为什么有的记忆犹新、有的遗忘殆尽？原来记忆真是不知不觉经过筛选的，在追忆所及星光灿烂的亮点之后，竟然还有这么一大片朦胧暗淡、没入忘乡的夜空！
　　这批信，是我1963年至1965年负笈美国时写给爸妈的家书。记得老爸老妈九十出头那年，他们住所还经过一次大装修，二老忙着清理杂物，把多余衣物送的送、丢的丢，旧信账单撕的撕、毁的毁。还以为我的信早已不知去向，谁知道他们去世后，在遗物中竟然发现这批信还整整齐齐原封不动地珍藏着。当时未及细看，就一大包拿回家来束之高阁。多年过去了，平日里忙忙碌碌，哪会有闲情去翻阅这些陈年旧函呢？
　　疫情肆虐期间，幽居斗室，百无聊赖，一日在家中东翻翻西看看，打开柜子，瞥见这批函件和爸妈的回邮，当下如获至宝，忍不住细阅起来。一开始，便停不了，那厚厚一迭信一封封追看下去，时光倒流，旧梦重温。霎那间，仿佛又回到了早已失落的国度，再次经历了青春时代的喜与忧、乐与怒、憧憬与期盼、忐忑与烦愁。
　　那年头风气使然，大学毕业了都想出国，然而出国留学谈何容易，那一大笔旅费学费生活费可难以对付。当年在崇基学院英文系毕业，进入亚细亚石油公司工作，一年之后获得美国大学的助学金，就摒挡一切，执意上路了。
　　其实，那时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可靠的男友，原本可以留在香港，安享父母的庇佑、爱侣的守护，却不知是上进心强还是好胜心切，竟然宁愿抛开一切远涉重洋去只身闯天涯。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国可是件大事，事前父母努力打点张罗，筹备行装;临行亲朋戚友都赶到启德机场去送别。记得那天第一次坐飞机出远门，孤零零瘦削削一个，左手拿着打字机，右手挽着化妆箱（如今回想，这又要来何用？是为了女儿家出门以壮行色吗？），身上背着一个大手袋，腋下夹着一件呢大衣，浑身沉甸甸勉力往前行，还没走到机舱口，眼泪已经扑簌簌往下流。此去经年，那时候谁都不会隔三五个月就轻松回家度个假，也付不起昂贵费用打长途电话，倘若思家心切，唯有靠鸿雁往返万里传书了。
　　那批信，历时两年，一共有好几百封。原本自以为这辈子毫无理财观念，翻看旧函，才发现那时涉世未深的自己居然很会撙节用度，时常在信里提到省钱之道。也难怪，一开始，飘飘然来大学报到，老爸的说法在耳旁回荡：“你去金元王国（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念书，跟你的名字息息相关，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于是，一切似乎都染上了玫瑰金色的浪漫幻彩。没多久，却尝到了独立生活必须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的滋味了。带去的300美元，付了135元宿舍按金，加上每天的膳食费、日用品费、书籍文具及邮费，不出几天已经所剩无几。当时有个中国台湾来念化工系的女孩石，她出身富裕，性情开朗，兴冲冲指点我说：“在美国，身上是不必带钱的，钱都存在银行里，要用时开张支票就行了。”她竭力怂恿我像她一般去银行开个上千元存款的账户，我只好唯唯诺诺，不置可否，转头把用剩的几十美元悄悄塞在枕头下，静待一个月后助学金出粮的时候。
　　留美两载，第一年住宿舍，为了学好英文，跟两个美国女孩同房。第二年，宿舍需要整修，也为了省钱，于是就跟两位中国台湾来的女孩——念化工的石和念卫生工程的廖，一起搬到学校附近的公寓居住。三个女生，同住一层楼，每逢月初，各放90美元在一个铁罐里，每星期上超市买菜，就从罐头里掏钱。上超市，当然是日常生活中一件大事，在美国没有汽车是寸步难行的，所幸隔壁住了两位大姐黄与张，她们已经来美数年了，拥有一辆后座踩脚地方有个窟窿的老爷车，每次出行恰好带上我们这三个毛丫头，只要我们上车后小心翼翼不把脚伸到洞里去就行了。从超市回来，大包小包的，满载而归，当时我们住在三楼，要把战利品搬回公寓，重的牛奶、罐头之类由两位理工科高材生全力包办，轻的如纸张、胶布则由手无缚鸡之力的我拉扯上楼。
　　跟石、廖两位室友同住，一星期六天三人轮流做饭，每逢星期日，则因她们要去教堂礼拜，午饭甚至晚餐常由我独立操持。多年后，我们每逢長途电话聊天叙旧，她俩坚持不信我当年竟有此能耐，如今翻看旧信，才发现证据确凿，有书为凭。原本在家时，因老爸思想前卫，举措新潮，一向重女轻男;老妈则笃信女儿当自强，读书最要紧，从来不让我进厨房，不需我做家务。没想到来了美国，因生活所需，竟会不时凭记忆胡乱凑出四菜一汤，偶尔还够胆请老外来作客品尝。“拿手好菜是干烧明虾”，我在信里洋洋自得向父母吹嘘，并宣称日后回家要克尽孝道，为他们下厨分劳。话虽如此，学成返港之后又故态复萌，一头钻进教书工作，自此与厨房绝缘。多年后，自己儿女成长，绝不相信我能做菜，并时常调侃说，从小到大尝过老妈厨艺的次数，不用十根手指就数得完。
　　烹饪如是，缝纫又是另一个故事。中学时北一女的劳作，不论刺绣编织，都是妈妈代劳蒙混过关的。来了美国，发现饭堂里的牛奶一开笼头就哗啦啦溢出，任喝无妨，简直比香港的自来水还流得畅快，谁叫香港当时还在制水呢？于是，在那仍未崇尚唯瘦为美的时代，日饮鲜奶三杯，体重由初到美国的88磅暴升到102磅，带去衣裙都无法再穿，那11件旗袍更撑不下了。由于不舍得花钱，1964年暑假去科罗拉多打暑期工教中文时，除了把旧衣修改放大，居然还从圣路易斯公寓中带去旧窗帘一幅，请商教授夫人代为剪裁，自己亲力亲为缝了一件衣服！看到这封信的内容，除了马上想起《乱世佳人》中郝思嘉色诱白瑞德那经典一幕之外，不由得也大吃一惊！这个人难道是自己吗？不但如此，当年的我更曾大发宏愿，在课余到处向人讨教，千辛万苦完成了一件生平唯一手织的毛衣，献给妈妈当作生日礼物。多年后翻译《傅雷家书》和《海隅逐客》等名著时，译了又改，改了再译，十次八次，不厌其烦，那过程，每每使我想起当年在圣路易秘密练兵，悄悄为妈妈编织毛衣拆了又改、改了又拆的情景。
　　人的际遇，十分玄妙，当年若不是邂逅好友石与廖，我的留学生活不会如此单纯——每日里除了念书就是念书。我们同进同出，彼此扶持，不知道寂寞孤单为何物。当年的旅美学界，多的是各式各类的派对聚会，我们每次出席，都由张、黄两位大姐领队，她俩如母鸡守护小鸡般照看我们，晚饭一过，就五人同行，全身以退，连一次舞会都没有参加过。廖当年也已有固定男友在瑞士攻读，因此我们立意固守阵地、坚壁清野，不让任何诱惑近身。
　　两年过去，该是学成返港的时候了。亚洲学系的主任与教授竭力挽留，说是只要我点头，就可以让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独当一面当讲师，每年约有7000多美元薪水，这个优渥的待遇对别人来说可是求之不得，对我来说也是天文数字。但我当时去意已决，辜负了系方一番美意，让他们大失所望，觉得我不识好歹、不堪造就。那一批信里，充满了彷徨与忧虑、烦躁与不安，深恐因此得罪教授，拿不到硕士学位无功而返，白白让两年光阴化作东流水。
　　如今回想，当年的一个坚持、一个决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假如选择留下了，不知道是祸是福，多半会成为於梨华小说中另一个角色吧！（执笔至此，恰好传来这位早年旅美文学代言者在美染疫身亡的消息，令人唏嘘！）但是这个人绝不会是现在的我——一个和睦家庭里的受宠者、一个漫长译道上的拓荒人！
　　展信细阅，竟然看得累眼昏花了，那批信当年是写给爸妈的，为什么毫不体恤，为了省点邮费，写的都是蝇头小字？转念一想，以年龄来说，那时的爸妈，比起我现在的子女，也实在大不了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