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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在广汉三星堆、广元昭化相继发现了古蜀国古城，这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都是没有记载的，说明它们所记载的古蜀历史很有限。成都县、成都城的出现是在秦灭古蜀后的公元前311年后“（张）仪与（张）若城成都”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既然在“成都”的50公里外已有三星堆大城，还有必要在这并不适合建都城的地方再劳神费力地去建大城吗？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自上世纪80年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轰动世界后，关于古蜀国历史和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就成为地方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按《华阳国志》记载为古蜀国国都的“成都”何时得名、何时有城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笔者曾发表过四篇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古蜀后的文章。近几年，在广汉三星堆又发现了古蜀国的大古城，甚至在古蜀国边缘区域的广元昭化也发现了较大的古城，这对推动成都何时有城的研究是有重要影响的。
一、三星堆、昭化发现三千年前古城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介绍，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和东南部3.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勘探，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共发现三星堆时期夯土台基群1处及各时期墓葬41座、窑址13座、灰坑149座、文化层堆积27处。具有突破意义的是，在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并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多条古水道。
“仓包包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东北部，现地表尚可见一条长400余米、宽20米至30米、高约1米的土埂（地下夯土部分厚约1米，“仓包包城墙”现存高度约2米）。“北城墙”位于遗址北部，紧临鸭子河，地上部分已不存，残长210米、残宽约15米（北侧被冲毁）、厚1米至1.5米，东端与月亮湾城墙北端呈直角相接。如将北城墙现存部分东西直线延伸，可与东城墙北端和西城墙北向延长线相接，故专家判断该段城墙有可能为三星堆时期城址的北墙。
两段城墙的初步确认，使得三星堆古城的城墙由原来的5段变成了7段，外廓城也由于“北城墙”而有可能变得完整，这对古城的营建过程、聚落布局研究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多条古水道与壕沟的发现，对三星堆古城的人工水系及其与自然水系关系的认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二级台地上，北濒鸭子河，南临马牧河。台地顶部高出周围地面3米以上，是三星堆遗址的最高处。根据2012年勘探结果，建筑基址群均系人工夯筑而成，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其中第二级台地现存面积约8000平方米。台地东西两侧均有水道环伺并与鸭子河、马牧河互通，可能为建筑基址群的环壕。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了第二级台地南部的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编号为F1。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包含物及建筑形制判断，F1的使用年代大约为商代，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仅次于安阳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北正殿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
勘探结果显示，在F1以北并与其同层位的青关山第二级台地上还分布着大面积的红烧土与夯土。据此，推测F1有可能仅为一个建筑基址群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F1所在的“大型建筑基址群”之下叠压着3至4层薄厚大致相同的红烧土堆积，各红烧土层又分别与夯土层间隔叠压，总厚度超过4米。这些现象显示，这里存在着三星堆各时期的高等级建筑，表明青关山台地很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三星堆古城的核心区域之一。
对发掘结果进行研究，可以确定：三星堆大古城呈梯形，核心区占地约3.5平方公里，为同时代南方最大城池，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
在201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剑门蜀道旅游总体规划进行考古调查时，在广元昭化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城址。整个古蜀时期，四川现在除三星堆外还没发掘到另一座城池，这是早期古蜀文化城址的第二个标本，也是四川在三星堆和金沙之后，四川先秦时期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从出土陶片判断，其年代应晚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同时期。据考古现场负责人陈卫东表示，这次考古调查，共发现各类遗迹现象43处，其中墓葬27处，建筑基址7处，古关口1处，城址1处，陶窑3处，灰坑4处，而最重要的发现便是古城遗址和古关口遗址，以及秦汉时期的墓葬。陈卫东说，位于摆宴坝的古城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从出土陶片判断，其年代应为西周时期，该城址的发现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城址，也是将以宝鸡为核心的周文化和以三星堆为核心的蜀文化的交汇点，对于全面认识周蜀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则表示，这个古城址的时间，恰好位于三星堆王国覆灭之后，“该城址会不会就是三星堆人中的一支北迁所建？”
此次考古发现中，还在上坪发现一处呈长方形的关口。勘探发现东、西两道夯土墙，其中西墙长66米，东墙长42米，两墙相距约30米左右。从出土的陶片判断其应为春秋战国时期。而史书记载，这一时期“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曰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根据两道墙的分布和面积，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极可能就是早期的“葭萌关”。而该关口的发现，对于了解早期蜀道的走向和蜀道的申遗提供重要的资料。
古蜀时期的三星堆、昭化古城被发现，对古蜀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意义重大。
二、史书记载古蜀历史很有限
众所周知，研究古蜀历史，现在能见到的最重要的资料有两部：一是已经佚失了又由后人辑录的由西汉末年扬雄所撰的《蜀王本纪》；二是由东晋人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
古蜀历史、古蜀文化的研究者早就知道，虽然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古蜀历史和文化是那样的辉煌，但是，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并没有三星堆、金沙的只言片语的记载，当然也就没有三星堆大古城的记载了，更不用说广元昭化的古城了。所以，史书记载的古蜀历史是很有限的。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秦对古蜀的征服和推行秦文化，灭掉了古蜀文化。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了古蜀，一并被征服的，還有巴国。《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蜀平。”即是说，在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秦军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古蜀国。 秦征服古蜀是为了将蜀地作为统一全国的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秦国统治者自然要将新征服的古蜀地加以改造，从各方面真正纳入秦国。为此，他们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还采取了若干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统治中心区和向蜀地大量移民。
《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周“赧王五年”是公元前310年。即是说，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古蜀国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驻扎军队，就兴建了成都、郫、临邛三座城市并设立了相应的县。
《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元年，秦惠王……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是秦向蜀地的第一次大移民，以后又多次移民。“秦民万家”若以一家五口计，仅这一次就是五万人，数量相当大。
大量资料表明，在秦统治蜀地的110年间（公元前316--公元前206），由于居民主体的改变和秦文化的强行推进，在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促进下，古蜀文化逐渐衰弱了；到秦统一六国，在全国统一文字时，巴蜀文字被废除，古蜀文化急剧衰亡；到西汉早、中期，古蜀文化的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都消逝了。
正是因为古蜀文化在消逝，而中原文化还暂时未能在蜀地取得独尊地位，所以，西汉大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才下了这样的断言：“蜀王之……时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之所以说古蜀人“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原因就是曾经发达的古蜀文化在当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啊！也正因为如此，在文献资料中，就有了西汉初期蜀郡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大倡教育，致使蜀地很快转化为“好文雅”之邦，“蜀学比于齐鲁”的记载。
尽管从西汉开始，诸如扬雄、谯周、常璩等学者就致力于对古蜀历史的抢救，撰写了《蜀王本纪》和《华陽国志》等著作，虽然他们距离古蜀历史、文化消逝的时间较近，但是，诚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华阳国志》写古蜀国“五王”，错误百出，而且记载“前三王”时史实仅有71字。这足证古蜀历史、文化在当时消逝得是很彻底的。因此，《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著作所记载的古蜀历史也是很有限的。
三、“成都”与古蜀国国都的关系
2001年，在成都城西苏坡乡金沙村发现一处商周时代的遗址，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这就是著名的金沙遗址。自金沙遗址发现以后，我相信，考古工作者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成都发现古蜀国的城址。遗憾的是，金沙遗址虽然有很多重要的、精美的文物发现，但是，确实没有关于城墙、宫殿、街道这类作为城市标志物的发现，因此，研究者根据金沙遗址有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推断：“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文明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代蜀国的都邑所在。”金沙遗址“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该文化所处年代约在前1250至前650，在前1000年时较为繁荣。金沙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文物有相似性，但是没有城墙，约等于三星堆文化的最后一期，代表了古蜀的一次政治中心转移”。
那么，成都究竟是不是古蜀国的都城？虽然金沙遗址发现后，许多古蜀历史、文化的研究者都非常希望能够证明成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但是，三星堆、昭化能够发现三千年前古蜀国之城而成都却不能发现，使“成都”与古蜀国国都之关系的问题确有深究的必要。
1、建立古蜀国国都的地势条件
三星堆发现的大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国都。但是，无论是地下发掘的文物还是地上的古籍资料记载，都不能对此提供证据。古蜀国作为国都的地方有哪些？按《蜀王本纪》的记载：“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国作为国都的地方，在杜宇时代“移治郫邑，或治瞿上”。
“郫邑”在哪里？任乃强先生是治《华阳国志》集大成者，他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所治郫邑，在今彭县（今彭州市——引者）西北二十余里，属九陇黄土丘陵部分。在唐为九陇县治，《元和志》‘九陇县，本汉繁县地，旧曰小郫’……汉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乃徙郫县治沱江之南（今郫县治），称旧邑为‘小郫’。又后调整县境，沱江以北入繁县。《隋书·地理志·蜀郡》云：‘旧曰晋寿，梁置东益州。后周州废，置九陇郡，并改曰九陇’。唐宋乃因九陇、濛阳立彭州（明为彭县），故九陇、小郫今属彭县也。”
“瞿上”在哪里？《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说：“‘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是也。湔水两侧，山爪本相抱合，构成一山间盆地，曾潴成湖海，后穿洩成陆，故俗云海窝子。洩水之缺口，成短峡，左右岸逼近，相对望，如阙，《元和志》谓之天彭门（一称天彭阙），自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窝子为‘瞿上’。”
“郫邑”和“瞿上”能够作为古蜀国的都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都身处黄土丘陵、山间盆地之地，而当时的成都之区域，甚至包括三星堆所在地，是本不适合建立都城的。
众所周知，在李冰治理都江堰以前，洪水一直是成都平原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洪水在这块冲积平原上纵横肆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采取疏导的方法治水，而是采用更为原始笨拙的堵的方法或拦截的方法。
考察三星堆遗址，从大的地理学角度讲，它是位于成都平原北部沱江冲积扇上的一块台地，在三星堆遗址中，至今尚能发现河流冲毁城墙，并且从城中肆意穿过的痕迹。马牧河（现已干涸）曾经从城址的西南角闯入，一直流到西北角，再折回东南方，最后从城址的东南角突出城外。这一次洪水肆虐，在三星堆古城内形成一个弯曲的“几”字形冲击沟。虽然居住在三星堆的古蜀人试图用城墙般的大堤来挡住洪水，但是，在大自然面前的人类，力量是有限的。洪水撕破了古蜀人的大堤防线，纵横肆虐一番之后，又从另一个方向逃离了。如今在洪水曾经流经的区域，尚存660米至1000米宽的低洼地带。洪水带走了该区域内的泥土和文化层，使得考古学家们很难在这些低洼地带有所收获。这大概就是昭化古城发掘者推测该城“是三星堆人的一支北迁所建”的缘由吧。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自上世纪80年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轰动世界后，关于古蜀国历史和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就成为地方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按《华阳国志》记载为古蜀国国都的“成都”何时得名、何时有城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笔者曾发表过四篇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古蜀后的文章。近几年，在广汉三星堆又发现了古蜀国的大古城，甚至在古蜀国边缘区域的广元昭化也发现了较大的古城，这对推动成都何时有城的研究是有重要影响的。
一、三星堆、昭化发现三千年前古城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介绍，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和东南部3.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勘探，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共发现三星堆时期夯土台基群1处及各时期墓葬41座、窑址13座、灰坑149座、文化层堆积27处。具有突破意义的是，在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并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多条古水道。
“仓包包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东北部，现地表尚可见一条长400余米、宽20米至30米、高约1米的土埂（地下夯土部分厚约1米，“仓包包城墙”现存高度约2米）。“北城墙”位于遗址北部，紧临鸭子河，地上部分已不存，残长210米、残宽约15米（北侧被冲毁）、厚1米至1.5米，东端与月亮湾城墙北端呈直角相接。如将北城墙现存部分东西直线延伸，可与东城墙北端和西城墙北向延长线相接，故专家判断该段城墙有可能为三星堆时期城址的北墙。
两段城墙的初步确认，使得三星堆古城的城墙由原来的5段变成了7段，外廓城也由于“北城墙”而有可能变得完整，这对古城的营建过程、聚落布局研究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多条古水道与壕沟的发现，对三星堆古城的人工水系及其与自然水系关系的认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二级台地上，北濒鸭子河，南临马牧河。台地顶部高出周围地面3米以上，是三星堆遗址的最高处。根据2012年勘探结果，建筑基址群均系人工夯筑而成，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其中第二级台地现存面积约8000平方米。台地东西两侧均有水道环伺并与鸭子河、马牧河互通，可能为建筑基址群的环壕。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了第二级台地南部的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编号为F1。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包含物及建筑形制判断，F1的使用年代大约为商代，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仅次于安阳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北正殿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
勘探结果显示，在F1以北并与其同层位的青关山第二级台地上还分布着大面积的红烧土与夯土。据此，推测F1有可能仅为一个建筑基址群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F1所在的“大型建筑基址群”之下叠压着3至4层薄厚大致相同的红烧土堆积，各红烧土层又分别与夯土层间隔叠压，总厚度超过4米。这些现象显示，这里存在着三星堆各时期的高等级建筑，表明青关山台地很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三星堆古城的核心区域之一。
对发掘结果进行研究，可以确定：三星堆大古城呈梯形，核心区占地约3.5平方公里，为同时代南方最大城池，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
在201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剑门蜀道旅游总体规划进行考古调查时，在广元昭化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城址。整个古蜀时期，四川现在除三星堆外还没发掘到另一座城池，这是早期古蜀文化城址的第二个标本，也是四川在三星堆和金沙之后，四川先秦时期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从出土陶片判断，其年代应晚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同时期。据考古现场负责人陈卫东表示，这次考古调查，共发现各类遗迹现象43处，其中墓葬27处，建筑基址7处，古关口1处，城址1处，陶窑3处，灰坑4处，而最重要的发现便是古城遗址和古关口遗址，以及秦汉时期的墓葬。陈卫东说，位于摆宴坝的古城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从出土陶片判断，其年代应为西周时期，该城址的发现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城址，也是将以宝鸡为核心的周文化和以三星堆为核心的蜀文化的交汇点，对于全面认识周蜀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则表示，这个古城址的时间，恰好位于三星堆王国覆灭之后，“该城址会不会就是三星堆人中的一支北迁所建？”
此次考古发现中，还在上坪发现一处呈长方形的关口。勘探发现东、西两道夯土墙，其中西墙长66米，东墙长42米，两墙相距约30米左右。从出土的陶片判断其应为春秋战国时期。而史书记载，这一时期“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曰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根据两道墙的分布和面积，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极可能就是早期的“葭萌关”。而该关口的发现，对于了解早期蜀道的走向和蜀道的申遗提供重要的资料。
古蜀时期的三星堆、昭化古城被发现，对古蜀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意义重大。
二、史书记载古蜀历史很有限
众所周知，研究古蜀历史，现在能见到的最重要的资料有两部：一是已经佚失了又由后人辑录的由西汉末年扬雄所撰的《蜀王本纪》；二是由东晋人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
古蜀历史、古蜀文化的研究者早就知道，虽然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古蜀历史和文化是那样的辉煌，但是，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并没有三星堆、金沙的只言片语的记载，当然也就没有三星堆大古城的记载了，更不用说广元昭化的古城了。所以，史书记载的古蜀历史是很有限的。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秦对古蜀的征服和推行秦文化，灭掉了古蜀文化。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了古蜀，一并被征服的，還有巴国。《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蜀平。”即是说，在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秦军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古蜀国。 秦征服古蜀是为了将蜀地作为统一全国的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秦国统治者自然要将新征服的古蜀地加以改造，从各方面真正纳入秦国。为此，他们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还采取了若干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统治中心区和向蜀地大量移民。
《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周“赧王五年”是公元前310年。即是说，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古蜀国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驻扎军队，就兴建了成都、郫、临邛三座城市并设立了相应的县。
《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元年，秦惠王……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是秦向蜀地的第一次大移民，以后又多次移民。“秦民万家”若以一家五口计，仅这一次就是五万人，数量相当大。
大量资料表明，在秦统治蜀地的110年间（公元前316--公元前206），由于居民主体的改变和秦文化的强行推进，在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促进下，古蜀文化逐渐衰弱了；到秦统一六国，在全国统一文字时，巴蜀文字被废除，古蜀文化急剧衰亡；到西汉早、中期，古蜀文化的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都消逝了。
正是因为古蜀文化在消逝，而中原文化还暂时未能在蜀地取得独尊地位，所以，西汉大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才下了这样的断言：“蜀王之……时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之所以说古蜀人“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原因就是曾经发达的古蜀文化在当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啊！也正因为如此，在文献资料中，就有了西汉初期蜀郡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大倡教育，致使蜀地很快转化为“好文雅”之邦，“蜀学比于齐鲁”的记载。
尽管从西汉开始，诸如扬雄、谯周、常璩等学者就致力于对古蜀历史的抢救，撰写了《蜀王本纪》和《华陽国志》等著作，虽然他们距离古蜀历史、文化消逝的时间较近，但是，诚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华阳国志》写古蜀国“五王”，错误百出，而且记载“前三王”时史实仅有71字。这足证古蜀历史、文化在当时消逝得是很彻底的。因此，《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著作所记载的古蜀历史也是很有限的。
三、“成都”与古蜀国国都的关系
2001年，在成都城西苏坡乡金沙村发现一处商周时代的遗址，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这就是著名的金沙遗址。自金沙遗址发现以后，我相信，考古工作者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成都发现古蜀国的城址。遗憾的是，金沙遗址虽然有很多重要的、精美的文物发现，但是，确实没有关于城墙、宫殿、街道这类作为城市标志物的发现，因此，研究者根据金沙遗址有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推断：“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文明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代蜀国的都邑所在。”金沙遗址“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该文化所处年代约在前1250至前650，在前1000年时较为繁荣。金沙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文物有相似性，但是没有城墙，约等于三星堆文化的最后一期，代表了古蜀的一次政治中心转移”。
那么，成都究竟是不是古蜀国的都城？虽然金沙遗址发现后，许多古蜀历史、文化的研究者都非常希望能够证明成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但是，三星堆、昭化能够发现三千年前古蜀国之城而成都却不能发现，使“成都”与古蜀国国都之关系的问题确有深究的必要。
1、建立古蜀国国都的地势条件
三星堆发现的大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国都。但是，无论是地下发掘的文物还是地上的古籍资料记载，都不能对此提供证据。古蜀国作为国都的地方有哪些？按《蜀王本纪》的记载：“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国作为国都的地方，在杜宇时代“移治郫邑，或治瞿上”。
“郫邑”在哪里？任乃强先生是治《华阳国志》集大成者，他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所治郫邑，在今彭县（今彭州市——引者）西北二十余里，属九陇黄土丘陵部分。在唐为九陇县治，《元和志》‘九陇县，本汉繁县地，旧曰小郫’……汉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乃徙郫县治沱江之南（今郫县治），称旧邑为‘小郫’。又后调整县境，沱江以北入繁县。《隋书·地理志·蜀郡》云：‘旧曰晋寿，梁置东益州。后周州废，置九陇郡，并改曰九陇’。唐宋乃因九陇、濛阳立彭州（明为彭县），故九陇、小郫今属彭县也。”
“瞿上”在哪里？《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说：“‘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是也。湔水两侧，山爪本相抱合，构成一山间盆地，曾潴成湖海，后穿洩成陆，故俗云海窝子。洩水之缺口，成短峡，左右岸逼近，相对望，如阙，《元和志》谓之天彭门（一称天彭阙），自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窝子为‘瞿上’。”
“郫邑”和“瞿上”能够作为古蜀国的都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都身处黄土丘陵、山间盆地之地，而当时的成都之区域，甚至包括三星堆所在地，是本不适合建立都城的。
众所周知，在李冰治理都江堰以前，洪水一直是成都平原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洪水在这块冲积平原上纵横肆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采取疏导的方法治水，而是采用更为原始笨拙的堵的方法或拦截的方法。
考察三星堆遗址，从大的地理学角度讲，它是位于成都平原北部沱江冲积扇上的一块台地，在三星堆遗址中，至今尚能发现河流冲毁城墙，并且从城中肆意穿过的痕迹。马牧河（现已干涸）曾经从城址的西南角闯入，一直流到西北角，再折回东南方，最后从城址的东南角突出城外。这一次洪水肆虐，在三星堆古城内形成一个弯曲的“几”字形冲击沟。虽然居住在三星堆的古蜀人试图用城墙般的大堤来挡住洪水，但是，在大自然面前的人类，力量是有限的。洪水撕破了古蜀人的大堤防线，纵横肆虐一番之后，又从另一个方向逃离了。如今在洪水曾经流经的区域，尚存660米至1000米宽的低洼地带。洪水带走了该区域内的泥土和文化层，使得考古学家们很难在这些低洼地带有所收获。这大概就是昭化古城发掘者推测该城“是三星堆人的一支北迁所建”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