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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8月，北京发生“假孙文案”事件，因被涉主角系日籍华人，甚至还导致日使馆出面作证，引起了很大轰动。该案其实是一起清廷巡警部探访局侦缉队长史伯龙蓄意炮制的假案，而使真相大白者则是当时北京的著名报人彭翼仲。
1906年8月，北京发生“假孙文案”事件，因被涉主角系日籍华人，甚至还导致日使馆出面作证，引起了很大轰动。该案其实是一起清廷巡警部探访局侦缉队长史伯龙蓄意炮制的假案，而使之真相大白者则是当时北京的著名报人彭翼仲。
彭翼仲，1864年出生于北京，青年时曾做过六品通判，后弃官经商。1902年卖房、贷款筹集资金办《启蒙画报》，1904年又与友人杭辛斋合办《中华报》、《京话日报》。彭是历史上北京民间办报第一人，由于上述三报的影响，使其成为社会名流。
史伯龙与彭翼仲搭上点远亲关系，在彭初办《启蒙画报》时来报馆帮过忙，不久去天津上巡警学堂，离开学堂后在天津做巡警。
1905年9月24日，北京前门车站发生了革命党人吴樾谋杀奉旨出洋考察的端方等五大臣的“第一炸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遂举荐其亲信赵秉钧由巡警道升任巡警部右侍郎，负责侦查该案。赵秉钧即组建专案班子，从北京、天津抽调了上百名侦探。王景福、史伯龙也在其内。史伯龙据说“机警过人”，可能运气也好些，竟然就让他查出了已死的刺客是吴樾，还抓了几个同案余党。于是，他就成了京师名探，升为巡警部探访局侦缉队长。史伯龙自此发迹，但这厮纯属小人，史籍对其评论是：“自此利禄亨通。而事势逼人，良心易昧，遂演出种种之怪状。北京社会，一时为之不宁矣。”
有用的“临时工”
史伯龙当侦缉队长后，请彭翼仲留意推荐适合从事便衣侦探的精干人才。其时正好有一名唤李钟豫的才子朋友请彭翼仲为他谋一份职业，于是彭翼仲在征询过李本人意愿之后就向史伯龙力荐。史伯龙遂约见李，经过一番洽谈后，当场就拍了板，并给李若干银两作为活动经费。李钟豫艺术上了得，但所谓“隔行如隔山”这句话是颇富哲理的，于侦探却是外行，而且也没接受过什么培训就仓促上岗了，所以被他认为需要作为可疑分子上报的对象，竟是他的介绍人彭翼仲主持的《中华报》、《京话日报》报馆中的一个临时工。
这个临时工是个日本人，名叫藤堂调梅。几个月前，藤堂携妻子梅子由日本来中国，想求见被视为“新政干员”的江苏抚台兼两江总督端方，请求在中国官场里谋一份工作。可是，端方却不肯接见。藤堂就想到了走后门，他打听到端方有个心腹护卫叫夏鸣皋的，原是戏剧界唱武生的，因其武功高超而被端方物色去当了护卫，传说此人在端方跟前很说得上话，于是就辗转托人联系上了夏。夏鸣皋的意思是端大人现在出国考察宪政去了，等其回国后一定进言引见，并建议藤堂为尽快见到端方，可去北京小住下来，并致函当时在北京的名演员、戏剧活动家“响九霄”田际云给予关照。这样，藤堂调梅就携妻梅子来到了北京。彭翼仲与田际云关系很熟，于是也就认识了藤堂夫妇。
彭翼仲与藤堂交往下来，得知对方并非日本人，而是台湾人，中国姓名叫任文毅。虽然加入了日本国籍，但对祖国一腔热情。彭翼仲觉得此人不错，又考虑到其经济状况，认为应该先找一份工作做着，挣点钱贴补夫妇俩在京开销。于是，就找了史伯龙，介绍了藤堂调梅的情况，称“闻其言论，信为眷爱祖国之男儿”，“对其力保，并浼其说项于赵侍郎（赵秉钧），留用此人”，史伯龙一口答应，并回复彭翼仲称：赵秉钧听了对藤堂调梅的介绍认为很不错，可以留用，但其不能作主拍板，须待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出差回京后禀报上去，方能最后定夺。
而这时藤堂夫妇所携带的川资已经即将告罄，彭翼仲于是想了个法子：邀请两人住到报馆来，帮忙翻译一些日文资料、书籍，挣一份临时薪水以敷日常开销。上述情况，新侦探李钟豫是不知道的。他在报馆跟藤堂见了两次面，没有交谈过什么，但觉得这人似乎可疑，想到自己拿了史伯龙的钱，是要提供服务的，于是就把藤堂作为可疑分子向史伯龙递交了一份情报。
邀功心切 炮制孙文
史伯龙接到这份情报后，起初也没当回事，他是知道藤堂的，尽管从未见过面，但那是彭翼仲极力向他推荐的，准备加入警队呢，怎么一转眼就变成可疑分子了呢？但是，史伯龙在次日路过报馆时，因要跟彭翼仲谈一桩私事而顺便弯进去一趟，正好看见藤堂后，忽地就改变了主意：这个人，有用啊！所谓有用，不是如之前所言的让其为巡警部探访局服务，而是可以作为将其邀功讨赏的道具。因为史伯龙发现藤堂长得跟一位名人很像。谁呢？孙文！于是，史伯龙邀功心切，遂以“孙文到京”捏报。设层层陷阱，必欲置致死地者，冀蒙不次赏耳。
孙中山名孙文，字逸仙，“中山”系其当时从事革命活动时所用的化名，后来就成了别名。而当时清朝政府对“中山”其名并不熟悉，所以悬赏通缉榜上都写的是孙文其名。史伯龙捏造情况报给探访局头脑后，自蒙重视，要求将“孙文”拘捕到案。
史伯龙作了一番布置后，晚上就请彭翼仲、杭辛斋和藤堂去饭馆吃饭，还邀请了藤堂的夫人梅子，但梅子这天正好身体不适，所以留在报馆没有去，彭翼仲为其请西医诊治。这样，藤堂这顿饭就吃得心不在焉，匆匆应酬一番后提前退席，哪知他一回报馆就被等候着的京师外城警察厅警探逮捕了。
彭翼仲闻讯自是大惊，同时又大为惊诧，不知藤堂犯了中国的什么法。当下暗忖：藤堂已经入了日本国籍，其所携妻子也是日本国民，在报馆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妻梅子不可能不去向日本驻华公使报告的，一报告那就可能会牵动国际交涉，造成的影响会如何大还不知道。考虑下来，认为这事要争取主动，遂与杭辛斋商量：这就前往警察厅去交涉。
彭翼仲、杭辛斋两人赶到天桥附近灵佑宫京师外城警察厅时已是下半夜，外城警察厅首脑姓朱，是个五品官，当时称为“厅丞”，闻报彭、杭二人拜访，因其所办《中华报》、《京话日报》影响甚大，连洋人都不时被两报抨击指责的，更不必说警察了，所以不敢怠慢，立刻出来见面。彭、杭询问朱厅丞：被贵厅所拘捕之藤堂因犯何事而为，朱不能答，说那是探访局侦探队要求办的案子。彭、杭于是据理力争曰：“警察逮捕人犯，必有确凿之理由。既无证据，则不应随意侵入报馆，妨碍居住之自由。外城警厅为侦探所舞弄，但奉长官命令，贸然执行，初不知被捕者究犯何罪也。”遂要求立刻先行放人。朱厅丞其实真的不知道藤堂是怎么回事，如果来人是其他角色，他倒还可以打打官腔，吓唬吓唬，实在不行就耍赖了事。但此刻面对着这二位，不敢造次，他又不敢拍板说放人，当下并无言语，只是摇头。 彭、杭大恼，愤而出言道：“如若贵厅不肯放人，那就请把我们两人一并拘捕入狱！”朱厅丞一脸难色，极为尴尬，在场的其他警厅官吏见状纷纷离开回避。临末，朱厅丞也离开了，临走时说此事容我再虑，请二位宽坐，被捕的那位我们并未难为他，我这就让他出来跟你们见面。片刻，果然把藤堂提出来跟彭、杭见面，那个提调的警察也离开了。三人就这样在警察厅一直默默地坐到拂晓，忽然来了一个警官，说巡警部堂官来电说准予彭翼仲、杭辛斋把藤堂带回报馆，但声称经与日本使馆联系，使馆称藤堂并非日本国籍。这样，三人在七八个警察的簇拥下，回到了报馆，警察随即离去。
彭翼仲顾不上一夜困顿之后的疲惫，请藤堂到他办公室里饮茶谈话，要求其“推心置腹，沥罄生平，以筹谋后”。藤堂于是对自己的情况作了以下介绍：
本姓任，名文毅，北京汉军旗人，少年时随义父山东济南府人陈某前往镇江经商。初时相安无事，渐渐义父的亲子长大了，双方就经常无端地生出一些矛盾来了。他觉得长此以往无法生存，于是就出走了。去了福州，无以谋生，正好这年（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台湾有战端，朝廷在福州招募兵勇，于是他就入伍投到副将孔某麾下随同渡海前往。刚到那里，就传来了海战失利朝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一片混乱中，他无力内渡返回大陆，只好留在台湾台南。次年，按照朝廷与日本政府签署的协议规定，台湾原居住的中国人必须全部集体加入日本国籍，这样，任文毅就成了日本国民。
在登记国籍时，日本经办官员发现任文毅是北京人，能够说一口地道流利的北京话，于是就向上报告了。而日本这时正因为全面侵占中国的野心所需，急于培养大批“善操京语”者。于是，不久任文毅就收到了一份聘书，请他去日本西京（即现在的京都）清河学校任中文教员。任文毅应聘前往，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经人介绍，认识了藤堂梅子，入赘藤堂家做了上门女婿。按照日本的习俗，男子入赘后，应当改用女方的姓氏，于是，任文毅就有了一个新名字：藤堂调梅。
任文毅虽然改了日本名字，但他一直牢记着自己是中国人，提醒自己不能忘记祖国。这样，和梅子以及其家人在遇到一些敏感问题时，就难免要发生争执。到了1905年5月，这种争执差点酿成命案。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传来了日俄战争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沉没的消息。顿时，日本举国若狂，“欢呼万岁，声如潮涌”。藤堂在睡梦中被窗外传来的狂欢声所惊醒，只见妻子梅子披衣出户，鼓掌欢歌。藤堂独坐床隅，伤心落泪，寻思日俄之战，“盖日俄为东三省而开衅，东三省为谁家之土地？祖国守中立，正所以弃之陪都也。无论日、俄孰胜，皆非中国之福。”正触景伤情悲不自胜时，梅子进来了，见状问丈夫：“你已经加入日本国籍，是日本人了，日本胜利了为何不欢反倒流泪？”藤堂告以真实想法，遭到了梅子的鄙视，言“中国人向无爱国心，汝尚知有祖国乎？”藤堂闻言大怒，于是夫妻反目，藤堂跃起，摘下墙上挂着的手枪欲向梅子开枪，被闻声赶来劝架的岳丈阻住。
经此刺激，藤堂决心返回中国，誓不再作日本人。稍后，梅子对自己的言行也产生了悔意，向丈夫道歉，并表示愿意随夫往中国定居。夫妇俩抵达上海后，藤堂担心妻子反悔，遂诱使其染上鸦片瘾，彻底断绝她的退路。（日本是严禁吸鸦片的，也无处可觅鸦片。）之后的情况，彭翼仲已经知晓，藤堂也就不往下说了。
彭翼仲听罢，提出了一个疑问：“你既然是日本国籍，那为什么刚才警察厅称日本使馆不承认你呢？”藤堂作了解释，他因已经决定不再做日本人，所以抵达上海、南京、天津后，均未去向当地领事馆登记，领事馆没有登记资料，北京的公使那里也就没有记录，所以使馆有这样的说法。藤堂说到这里，叹息道：“如若登记，日籍便算是坐实了，永世不能脱离矣！初不料祖国预备立宪，竟演此黑幕之恶剧。”
彭翼仲认为藤堂所述是真实可信的，于是就为其考虑善后，问他在北京是否有熟识的日本人。藤堂觉得奇怪，反问彭怎么有此一问。彭翼仲说了他的担心：警察厅捕人，手续不全，被我们质问得理屈词穷，这才被迫把你释放了。但中国官吏的性质是最不肯服从公理，所以这件事还没有完，警察厅肯定还要第二次逮捕你。藤堂听后，说既然如此，万不得已之下，只好去请现在北京的一个日本朋友叫花冈的替我的国籍身份作证了。花冈是我在日本学校教书时的学生，肯定是愿意为我作证的。于是，当场把梅子叫来，用日语向她作了一番交待。
无头无尾“孙文到京案”
彭翼仲的预感竟是那么准确，藤堂刚刚跟妻子交待完，警察就再次登门了。这回警方玩正规的了，派来的警察为首的是京师外城警察厅的一位佥事，名叫汪立元，竟然罕见地身穿警官礼服，问明藤堂正身后，出示传票一纸，称被传讯人藤堂形迹可疑，警察厅按照警章规定有盘诘之权，目前别无罪名，故决定传至警厅予以讯问。警方这回给出的理由使彭翼仲等无话可讲，于是藤堂就被警察带走了。
彭翼仲随即让梅子修札一封，他携札即往东城十条胡同花冈住处。花冈阅札毕，喟然叹息道：“藤堂先生久抱返国之志，将欲大有所为。我曾力劝之，说贵国政府尚未开化，志士不能达其目的，先生这样回去是白白送死。倒不如先生先图一己之事业，待站定脚跟后，再谈爱国。可是藤堂先生不听我的劝告，这不就有眼前之祸了！这虽属政体不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是自取其辱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本国公使馆，说明情况，向公使先生讨一纸函件，谅贵国政府不敢不惟命是从！”
彭翼仲是做过六品官的人，又是社会名流，办的报纸隔三差五动不动就抨击洋人的，既有一腔爱国热情，又持名士的清高，当下一听花冈这番话语，禁不住“闻之愧忸无地”，但救友心切，也就不得不忍耻听之。
花冈去找了日本驻华公使。公使听他陈说了事由，答应出面与中国方面交涉。次日，花冈赶到报馆向彭翼仲说藤堂先生没有事了，您可以放心。彭翼仲于是就决定去警察厅探视藤堂，要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打听下来，藤堂被拘押于外城警察厅南厅（外城警察厅下设东、南、西、北四个分厅），于是前往。南厅方面允许探视，由分厅首官陈秉璋陪同藤堂来到会客室与彭翼仲见面。彭翼仲向藤堂述说了情况，两人痛谈国事，号啕大哭。言语间对警方官吏多有侵涉，把那个陈厅官气得“切齿顿足，而无如知何”。
日本公使的交涉是管用的，当天午后，警察厅就派两名委员备了公函把藤堂送往御河桥日本使馆，两位公差到了使馆门口却不敢进去，匆匆向门岗作了交割就离去了。
藤堂于傍晚返回报馆，跟彭翼仲见面后相向咨叹，他告诉彭翼仲，去了日本公使馆后，公使立刻出来见面，详细询问被拘之情状，饮食坐卧，细微毕至，并命书记官一一予以记录备案。临末，又命使馆秘书出面联系了日本旅馆，再三叮嘱藤堂携妻子移往那里住宿。临走，藤堂叹道：“今而后，知中华人不易作矣！”正说着，公使馆派来的两个卫兵来报馆了，帮助藤堂夫妇收拾了行李，护送前往日本旅馆。
至此，一起无头无尾的“孙文到京案”就结束了。可是，当时彭翼仲和报馆方面对于藤堂被捕事件丝毫不知是怎么发生的。彭翼仲一定要弄个清楚，于是连夜安排记者对此进行调查，次日终于查明此系史伯龙一手操办炮制，而外城警察厅则是受了史伯龙的蒙蔽。查清该案的来龙去脉后，彭翼仲大怒，当即在1906年8月14日第729号《京话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大号字标题新闻：“巡警部拿获的孙文已经释放。中国人的事本可自了，而竟作了国际交涉。哭！哭！”
炮制假案的史伯龙，之后继续为清廷效力，成为革命党人的死敌。1909年春，革命党人抓住其与一刑案有牵连，通过民政部（由之前的巡警部改组）内部关系向民政部尚书善耆上书。善耆遂下令将史伯龙解职并驱回原籍。这个奸诈狡猾、贪婪成性的家伙从此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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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8月，北京发生“假孙文案”事件，因被涉主角系日籍华人，甚至还导致日使馆出面作证，引起了很大轰动。该案其实是一起清廷巡警部探访局侦缉队长史伯龙蓄意炮制的假案，而使之真相大白者则是当时北京的著名报人彭翼仲。
彭翼仲，1864年出生于北京，青年时曾做过六品通判，后弃官经商。1902年卖房、贷款筹集资金办《启蒙画报》，1904年又与友人杭辛斋合办《中华报》、《京话日报》。彭是历史上北京民间办报第一人，由于上述三报的影响，使其成为社会名流。
史伯龙与彭翼仲搭上点远亲关系，在彭初办《启蒙画报》时来报馆帮过忙，不久去天津上巡警学堂，离开学堂后在天津做巡警。
1905年9月24日，北京前门车站发生了革命党人吴樾谋杀奉旨出洋考察的端方等五大臣的“第一炸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遂举荐其亲信赵秉钧由巡警道升任巡警部右侍郎，负责侦查该案。赵秉钧即组建专案班子，从北京、天津抽调了上百名侦探。王景福、史伯龙也在其内。史伯龙据说“机警过人”，可能运气也好些，竟然就让他查出了已死的刺客是吴樾，还抓了几个同案余党。于是，他就成了京师名探，升为巡警部探访局侦缉队长。史伯龙自此发迹，但这厮纯属小人，史籍对其评论是：“自此利禄亨通。而事势逼人，良心易昧，遂演出种种之怪状。北京社会，一时为之不宁矣。”
有用的“临时工”
史伯龙当侦缉队长后，请彭翼仲留意推荐适合从事便衣侦探的精干人才。其时正好有一名唤李钟豫的才子朋友请彭翼仲为他谋一份职业，于是彭翼仲在征询过李本人意愿之后就向史伯龙力荐。史伯龙遂约见李，经过一番洽谈后，当场就拍了板，并给李若干银两作为活动经费。李钟豫艺术上了得，但所谓“隔行如隔山”这句话是颇富哲理的，于侦探却是外行，而且也没接受过什么培训就仓促上岗了，所以被他认为需要作为可疑分子上报的对象，竟是他的介绍人彭翼仲主持的《中华报》、《京话日报》报馆中的一个临时工。
这个临时工是个日本人，名叫藤堂调梅。几个月前，藤堂携妻子梅子由日本来中国，想求见被视为“新政干员”的江苏抚台兼两江总督端方，请求在中国官场里谋一份工作。可是，端方却不肯接见。藤堂就想到了走后门，他打听到端方有个心腹护卫叫夏鸣皋的，原是戏剧界唱武生的，因其武功高超而被端方物色去当了护卫，传说此人在端方跟前很说得上话，于是就辗转托人联系上了夏。夏鸣皋的意思是端大人现在出国考察宪政去了，等其回国后一定进言引见，并建议藤堂为尽快见到端方，可去北京小住下来，并致函当时在北京的名演员、戏剧活动家“响九霄”田际云给予关照。这样，藤堂调梅就携妻梅子来到了北京。彭翼仲与田际云关系很熟，于是也就认识了藤堂夫妇。
彭翼仲与藤堂交往下来，得知对方并非日本人，而是台湾人，中国姓名叫任文毅。虽然加入了日本国籍，但对祖国一腔热情。彭翼仲觉得此人不错，又考虑到其经济状况，认为应该先找一份工作做着，挣点钱贴补夫妇俩在京开销。于是，就找了史伯龙，介绍了藤堂调梅的情况，称“闻其言论，信为眷爱祖国之男儿”，“对其力保，并浼其说项于赵侍郎（赵秉钧），留用此人”，史伯龙一口答应，并回复彭翼仲称：赵秉钧听了对藤堂调梅的介绍认为很不错，可以留用，但其不能作主拍板，须待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出差回京后禀报上去，方能最后定夺。
而这时藤堂夫妇所携带的川资已经即将告罄，彭翼仲于是想了个法子：邀请两人住到报馆来，帮忙翻译一些日文资料、书籍，挣一份临时薪水以敷日常开销。上述情况，新侦探李钟豫是不知道的。他在报馆跟藤堂见了两次面，没有交谈过什么，但觉得这人似乎可疑，想到自己拿了史伯龙的钱，是要提供服务的，于是就把藤堂作为可疑分子向史伯龙递交了一份情报。
邀功心切 炮制孙文
史伯龙接到这份情报后，起初也没当回事，他是知道藤堂的，尽管从未见过面，但那是彭翼仲极力向他推荐的，准备加入警队呢，怎么一转眼就变成可疑分子了呢？但是，史伯龙在次日路过报馆时，因要跟彭翼仲谈一桩私事而顺便弯进去一趟，正好看见藤堂后，忽地就改变了主意：这个人，有用啊！所谓有用，不是如之前所言的让其为巡警部探访局服务，而是可以作为将其邀功讨赏的道具。因为史伯龙发现藤堂长得跟一位名人很像。谁呢？孙文！于是，史伯龙邀功心切，遂以“孙文到京”捏报。设层层陷阱，必欲置致死地者，冀蒙不次赏耳。
孙中山名孙文，字逸仙，“中山”系其当时从事革命活动时所用的化名，后来就成了别名。而当时清朝政府对“中山”其名并不熟悉，所以悬赏通缉榜上都写的是孙文其名。史伯龙捏造情况报给探访局头脑后，自蒙重视，要求将“孙文”拘捕到案。
史伯龙作了一番布置后，晚上就请彭翼仲、杭辛斋和藤堂去饭馆吃饭，还邀请了藤堂的夫人梅子，但梅子这天正好身体不适，所以留在报馆没有去，彭翼仲为其请西医诊治。这样，藤堂这顿饭就吃得心不在焉，匆匆应酬一番后提前退席，哪知他一回报馆就被等候着的京师外城警察厅警探逮捕了。
彭翼仲闻讯自是大惊，同时又大为惊诧，不知藤堂犯了中国的什么法。当下暗忖：藤堂已经入了日本国籍，其所携妻子也是日本国民，在报馆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妻梅子不可能不去向日本驻华公使报告的，一报告那就可能会牵动国际交涉，造成的影响会如何大还不知道。考虑下来，认为这事要争取主动，遂与杭辛斋商量：这就前往警察厅去交涉。
彭翼仲、杭辛斋两人赶到天桥附近灵佑宫京师外城警察厅时已是下半夜，外城警察厅首脑姓朱，是个五品官，当时称为“厅丞”，闻报彭、杭二人拜访，因其所办《中华报》、《京话日报》影响甚大，连洋人都不时被两报抨击指责的，更不必说警察了，所以不敢怠慢，立刻出来见面。彭、杭询问朱厅丞：被贵厅所拘捕之藤堂因犯何事而为，朱不能答，说那是探访局侦探队要求办的案子。彭、杭于是据理力争曰：“警察逮捕人犯，必有确凿之理由。既无证据，则不应随意侵入报馆，妨碍居住之自由。外城警厅为侦探所舞弄，但奉长官命令，贸然执行，初不知被捕者究犯何罪也。”遂要求立刻先行放人。朱厅丞其实真的不知道藤堂是怎么回事，如果来人是其他角色，他倒还可以打打官腔，吓唬吓唬，实在不行就耍赖了事。但此刻面对着这二位，不敢造次，他又不敢拍板说放人，当下并无言语，只是摇头。 彭、杭大恼，愤而出言道：“如若贵厅不肯放人，那就请把我们两人一并拘捕入狱！”朱厅丞一脸难色，极为尴尬，在场的其他警厅官吏见状纷纷离开回避。临末，朱厅丞也离开了，临走时说此事容我再虑，请二位宽坐，被捕的那位我们并未难为他，我这就让他出来跟你们见面。片刻，果然把藤堂提出来跟彭、杭见面，那个提调的警察也离开了。三人就这样在警察厅一直默默地坐到拂晓，忽然来了一个警官，说巡警部堂官来电说准予彭翼仲、杭辛斋把藤堂带回报馆，但声称经与日本使馆联系，使馆称藤堂并非日本国籍。这样，三人在七八个警察的簇拥下，回到了报馆，警察随即离去。
彭翼仲顾不上一夜困顿之后的疲惫，请藤堂到他办公室里饮茶谈话，要求其“推心置腹，沥罄生平，以筹谋后”。藤堂于是对自己的情况作了以下介绍：
本姓任，名文毅，北京汉军旗人，少年时随义父山东济南府人陈某前往镇江经商。初时相安无事，渐渐义父的亲子长大了，双方就经常无端地生出一些矛盾来了。他觉得长此以往无法生存，于是就出走了。去了福州，无以谋生，正好这年（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台湾有战端，朝廷在福州招募兵勇，于是他就入伍投到副将孔某麾下随同渡海前往。刚到那里，就传来了海战失利朝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一片混乱中，他无力内渡返回大陆，只好留在台湾台南。次年，按照朝廷与日本政府签署的协议规定，台湾原居住的中国人必须全部集体加入日本国籍，这样，任文毅就成了日本国民。
在登记国籍时，日本经办官员发现任文毅是北京人，能够说一口地道流利的北京话，于是就向上报告了。而日本这时正因为全面侵占中国的野心所需，急于培养大批“善操京语”者。于是，不久任文毅就收到了一份聘书，请他去日本西京（即现在的京都）清河学校任中文教员。任文毅应聘前往，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经人介绍，认识了藤堂梅子，入赘藤堂家做了上门女婿。按照日本的习俗，男子入赘后，应当改用女方的姓氏，于是，任文毅就有了一个新名字：藤堂调梅。
任文毅虽然改了日本名字，但他一直牢记着自己是中国人，提醒自己不能忘记祖国。这样，和梅子以及其家人在遇到一些敏感问题时，就难免要发生争执。到了1905年5月，这种争执差点酿成命案。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传来了日俄战争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沉没的消息。顿时，日本举国若狂，“欢呼万岁，声如潮涌”。藤堂在睡梦中被窗外传来的狂欢声所惊醒，只见妻子梅子披衣出户，鼓掌欢歌。藤堂独坐床隅，伤心落泪，寻思日俄之战，“盖日俄为东三省而开衅，东三省为谁家之土地？祖国守中立，正所以弃之陪都也。无论日、俄孰胜，皆非中国之福。”正触景伤情悲不自胜时，梅子进来了，见状问丈夫：“你已经加入日本国籍，是日本人了，日本胜利了为何不欢反倒流泪？”藤堂告以真实想法，遭到了梅子的鄙视，言“中国人向无爱国心，汝尚知有祖国乎？”藤堂闻言大怒，于是夫妻反目，藤堂跃起，摘下墙上挂着的手枪欲向梅子开枪，被闻声赶来劝架的岳丈阻住。
经此刺激，藤堂决心返回中国，誓不再作日本人。稍后，梅子对自己的言行也产生了悔意，向丈夫道歉，并表示愿意随夫往中国定居。夫妇俩抵达上海后，藤堂担心妻子反悔，遂诱使其染上鸦片瘾，彻底断绝她的退路。（日本是严禁吸鸦片的，也无处可觅鸦片。）之后的情况，彭翼仲已经知晓，藤堂也就不往下说了。
彭翼仲听罢，提出了一个疑问：“你既然是日本国籍，那为什么刚才警察厅称日本使馆不承认你呢？”藤堂作了解释，他因已经决定不再做日本人，所以抵达上海、南京、天津后，均未去向当地领事馆登记，领事馆没有登记资料，北京的公使那里也就没有记录，所以使馆有这样的说法。藤堂说到这里，叹息道：“如若登记，日籍便算是坐实了，永世不能脱离矣！初不料祖国预备立宪，竟演此黑幕之恶剧。”
彭翼仲认为藤堂所述是真实可信的，于是就为其考虑善后，问他在北京是否有熟识的日本人。藤堂觉得奇怪，反问彭怎么有此一问。彭翼仲说了他的担心：警察厅捕人，手续不全，被我们质问得理屈词穷，这才被迫把你释放了。但中国官吏的性质是最不肯服从公理，所以这件事还没有完，警察厅肯定还要第二次逮捕你。藤堂听后，说既然如此，万不得已之下，只好去请现在北京的一个日本朋友叫花冈的替我的国籍身份作证了。花冈是我在日本学校教书时的学生，肯定是愿意为我作证的。于是，当场把梅子叫来，用日语向她作了一番交待。
无头无尾“孙文到京案”
彭翼仲的预感竟是那么准确，藤堂刚刚跟妻子交待完，警察就再次登门了。这回警方玩正规的了，派来的警察为首的是京师外城警察厅的一位佥事，名叫汪立元，竟然罕见地身穿警官礼服，问明藤堂正身后，出示传票一纸，称被传讯人藤堂形迹可疑，警察厅按照警章规定有盘诘之权，目前别无罪名，故决定传至警厅予以讯问。警方这回给出的理由使彭翼仲等无话可讲，于是藤堂就被警察带走了。
彭翼仲随即让梅子修札一封，他携札即往东城十条胡同花冈住处。花冈阅札毕，喟然叹息道：“藤堂先生久抱返国之志，将欲大有所为。我曾力劝之，说贵国政府尚未开化，志士不能达其目的，先生这样回去是白白送死。倒不如先生先图一己之事业，待站定脚跟后，再谈爱国。可是藤堂先生不听我的劝告，这不就有眼前之祸了！这虽属政体不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是自取其辱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本国公使馆，说明情况，向公使先生讨一纸函件，谅贵国政府不敢不惟命是从！”
彭翼仲是做过六品官的人，又是社会名流，办的报纸隔三差五动不动就抨击洋人的，既有一腔爱国热情，又持名士的清高，当下一听花冈这番话语，禁不住“闻之愧忸无地”，但救友心切，也就不得不忍耻听之。
花冈去找了日本驻华公使。公使听他陈说了事由，答应出面与中国方面交涉。次日，花冈赶到报馆向彭翼仲说藤堂先生没有事了，您可以放心。彭翼仲于是就决定去警察厅探视藤堂，要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打听下来，藤堂被拘押于外城警察厅南厅（外城警察厅下设东、南、西、北四个分厅），于是前往。南厅方面允许探视，由分厅首官陈秉璋陪同藤堂来到会客室与彭翼仲见面。彭翼仲向藤堂述说了情况，两人痛谈国事，号啕大哭。言语间对警方官吏多有侵涉，把那个陈厅官气得“切齿顿足，而无如知何”。
日本公使的交涉是管用的，当天午后，警察厅就派两名委员备了公函把藤堂送往御河桥日本使馆，两位公差到了使馆门口却不敢进去，匆匆向门岗作了交割就离去了。
藤堂于傍晚返回报馆，跟彭翼仲见面后相向咨叹，他告诉彭翼仲，去了日本公使馆后，公使立刻出来见面，详细询问被拘之情状，饮食坐卧，细微毕至，并命书记官一一予以记录备案。临末，又命使馆秘书出面联系了日本旅馆，再三叮嘱藤堂携妻子移往那里住宿。临走，藤堂叹道：“今而后，知中华人不易作矣！”正说着，公使馆派来的两个卫兵来报馆了，帮助藤堂夫妇收拾了行李，护送前往日本旅馆。
至此，一起无头无尾的“孙文到京案”就结束了。可是，当时彭翼仲和报馆方面对于藤堂被捕事件丝毫不知是怎么发生的。彭翼仲一定要弄个清楚，于是连夜安排记者对此进行调查，次日终于查明此系史伯龙一手操办炮制，而外城警察厅则是受了史伯龙的蒙蔽。查清该案的来龙去脉后，彭翼仲大怒，当即在1906年8月14日第729号《京话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大号字标题新闻：“巡警部拿获的孙文已经释放。中国人的事本可自了，而竟作了国际交涉。哭！哭！”
炮制假案的史伯龙，之后继续为清廷效力，成为革命党人的死敌。1909年春，革命党人抓住其与一刑案有牵连，通过民政部（由之前的巡警部改组）内部关系向民政部尚书善耆上书。善耆遂下令将史伯龙解职并驱回原籍。这个奸诈狡猾、贪婪成性的家伙从此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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