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首先必须打破现有拨款机制，建立公众参与教育拨款决策的新机制。这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拨款机制，成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定教育拨款的预算，监督政府部门严格按照预算拨款。
　　建“新优质学校”，是当前一些省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办基础教育特色学校的新措施。
　　回顾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历史，先后出现过各种名目不同的“学校”，有国家级、省(市)级重点高中、区重点高中；国家级、省(市)级、区示范高中；还有省市把学校评为四星级、三星级，类似于星级宾馆的不同星级的学校。近年来，出现较多的则是“创新实验”之类的学校。
　　出现这么多名目的学校，是主管部门和学校、社会各取所需的结果。通过给学校命名，展示办学成果，如果某校被列为重点高中，对学校来说无疑是荣誉，对老百姓来说，这是“办学质量”的保障。这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的锦标主义办学思维，同时，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加剧了基础教育的竞技化、功利化。
　　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校、重点班判了死刑，要求各地必须取消，这是义务教育向均衡性、公益性的回归。可是，直到现在，被判死刑的重点校、重点班依然存在。
　　客观而言，“新优质学校”一定程度打破了传统的锦标主义思维，确实有“新”的地方。比如，关注的是办学基础比较薄弱、一般的学校；评价的标准，不以简单的分数、升学率，来反映学校的优劣，而是结合学校的基础，考察学校办出了怎样的个性。这种评价与国外中小学的评价颇为类似——比如，评选优秀教师，国外往往倾向于薄弱学校的老师，因为他们付出的劳动、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比那些实力雄厚、生源质量高的学校更多、更大，而中国评选优秀教师，一直以来，主要集中于示范校、名校。换句话说，“新优质”测评的是学校的“进步”，而传统的测评是看速度，这就好比，以前一个学生满分，被认为是优秀学生，现在，一个学生从上次的50分，进步到这次的80分，被认为是进步最大的优秀学生。
　　然而，这样的“新优质学校”，能多大程度引导学校转变办学思维，并对义务教育均衡起到作用，还有待观察。
　　中国基础教育整体的升学模式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锦标主义办学思想，其实很难消除。整个社会还会把目光盯着升学率高的“传统优质”学校，如此一来，“新优质学校”就只能在夹缝中生存，甚至可能成为“薄弱学校”的代名词。
　　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过程中，公众普遍担心均衡会导致“削峰填谷”，政府部门推出“新优质学校”，显然想回应这种质疑，希望在薄弱学校中诞生一批“新优质学校”。按照这种思路，如果被政府部门认定的“新优质学校”越多，不是表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成效明显吗?而从义务教育均衡本意来看，公办学校做到办学标准一致，才是均衡的基础，不应该用两套标准来评价。两套标准的结果是，“新优质”再有好听的名字，也还是会被认为低其他学校一等。
　　当然，政府部门以“新优质学校”为名，增加对薄弱学校的投入，这在现行教育拨款体系中，是有其必要性的，拨款总得“师出有名”。但是，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现行的教育拨款机制。而这一机制正是导致中国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的根源，即政府主导教育拨款，拨多少、怎么拔，完全由政府部门说了算。
　　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首先必须打破这种拨款机制，建立公众参与教育拨款决策的新机制。这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拨款机制，成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定教育拨款的预算，监督政府部门严格按照预算拨款。如果有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这种负责制定教育预算的机构，我国教育资源的配置模式将完全改变，不可能再受教育政绩观念影响，薄弱学校才能获得更多的资金，达到与其他学校一样的办学标准。
　　其次，如何办好学校，不是政府部门的职责范畴，从重点校、到示范性校、星级校、再到“新优质学校”，一路下来，政府部门都将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评价者的角色集为一身，这种“管评办”一体化的政府管理学校模式，造成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千校一面，没有特色和个性。虽然“新优质学校”强调学校办学个性，可是。这种做法本身，却是进一步强化造成学校个性缺乏的行政办学、行政评价，这与打破管评办一体化格局，让政府退出学校办学、评价，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是相背离的。
　　对于义务教育均衡以及学校的个性化办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确定明确的思路，就是落实地方政府对均衡的责任，强化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统筹，同时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的关系。如果政府切实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均衡并不是那么难以完成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没有切实履行投入责任，转变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也没有放权给学校自主办学，还是按照原有的拨款体系拨款，原有的行政办学思路办学，各种均衡“办法”层出不穷，但真正的均衡还是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