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在微博上搞了个官话、套话征集活动，“高度重视”居于最反感官话之首，以下依次是“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确保”等。
　　毛泽东在70年前就发出了“反对党八股”的呼吁，可是以“假大空”为特征的官话、套话似乎从来没有退出官场，扎根在部分领导干部的正式或半正式讲话中。在每年的地方“两会”上，尤其有集中的爆发。《人民日报》就曾引述一位人大代表的“学习体会”，让我们见证什么是中国式的官话、套话，兹录如下：
　　“今天***市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高屋建瓴、简洁务实、深入人心。通过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对我的触动很大，倍感振奋、深感自豪、深受鼓舞、深受启发。报告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言简意赅、数据详实，是一份集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报告……可以感到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全市改革开放成果显著，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了大开发、大发展、大建设，全市变化日新月异……”
　　我们看到，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不讲空话，尽管报纸和电视登载的官员文章或讲话已有一定进步，可官话和套话还是免不了。
　　官话、套话为何禁不绝？原因不外乎三种：一是如上所述，形成了路径依赖，随口说出来；二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愿或不敢说真话、普通人的话；三是缺乏实地调查和独立思想，说不出来。无论哪一种，背后往往是官僚思维，是僵化作风与权力惰性。
　　不过，细细深究下去，事情似乎又不这么简单。很多官员其实不是不清楚“官话”的危害，但在“官话”成为“官场基本运行规则”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按照这一“官话”的话语体系来说话。所以，对我们来讲，问题的症结可归结于，“官话”何以成为“官场基本运行规则”，我们要解开的是这个问题。
　　我认为，根子出在选拔干部的方式，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
　　长期以来，我们培养提拔党政干部主要看政治品德、看政绩、看处理问题的能力，指挥群众主要靠公文层层传达。党政官员善于在机关内部处理上下级关系：对上级领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该如何说从而使领导明白、接受自己的意图；对下级，怎样说明自己的意图、布置任务、情感管理，等等，都很娴熟。但如何与机关以外的群众以及媒体打交道，则既没有传统，也没有训练，不习惯于向群众解释。民主社会，政府是不能像指挥下级那样指挥群众的，而必须像说服上级那样说服群众。要说服群众，就必须用群众的语言和方式，这里既有训练问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更有官员对群众切身利益的了解和理解问题，否则，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思想上和感情上不亲近群众，只听汇报，只看材料，官员说的话群众肯定是不爱听的。
　　因此，要克服官员们习惯性的“官话”流俗，一方面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就像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被舆论认为有个性的官员王旭明所言，“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但另一方面，关键在于改变“官话”背后那套“对上不对下”的官员选拔和任用制度。王旭明也曾承认，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实践起来非常难，因为在讲究纪律和服从的官场里，重要的是跟大家一致。这样看来，只有官场的生态环境摆正了，官员们普遍对群众负责，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这套过时的话语系统和规则，自然就没了市场。
　　就此而言，中国式“官话”的泛滥，反映了老百姓选拔和监督政府与官员的权力还十分有限，这不是喊几句改变，或者出现几个个性十足的官员就能改正过来的，也不是对官员们加以培训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有个过程。但作为第一步，应该允许官员说错话，或者说真话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假如连这点都做不到，大家就只能讲大话、套话、空话、永远正确的废话。
　　总之，中国式官话表现为一套“重复的老话、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通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它背后的根源，是干部选拔方式。不把干部选拔的权力交还百姓，官话、套话就不可能消除。
　　（摘自新华出版社《中国改革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