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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知名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出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他凭着出众的选种专业能力，选育的优良品种让土质情况并不良好的华北地区的小麦收成有了保障。但农业大学党委一直把蔡旭视为“和党有距离”的思想落后教授，使用时暗地里控制，并借着几次思想运动对他进行打压。
1958年大跃进运动深入之后，蔡旭就吃力地跟不上，从开始的迷糊到最后的怀疑，行动消极，再次被校党委树为“思想落后”的典型。
此时发生了闻名全国的“小麦王会师”事件：在一次跃进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被称作“农民小麦王”的河南省固城县一位劳模要他去那儿种5亩试验田来比个高低。1958年7月15日，市髙校党委办公室杨朝俶发自现场的报告称，蔡旭不愿去打“擂台赛”，他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不管种试验田。”杨朝俶在报告中说，这与哲学教授冯友兰所谓自己是足球教练，不管踢只管教，以维持自己的臭架子是一样的思想。
“小麦王会师”事件影响颇大，康生与陈伯达也怂恿、鼓动蔡旭去应战，连毛泽东都来打听此事的由来和结果。中共高层领导经常拿此做话题发议论，有的甚至编排小故事小场景，多有浓烈地嘲笑教授之意。
蔡旭对报上登载小麦亩产3530斤的记录是不相信的，当别人征求他意见时，他明确地表态：“对这点我尚有怀疑。”6月17日他接到一个毕业生徐宗贤的来信，说自己在河南看到所谓“双千斤”的丰产纪录是假的，只有800多斤。他看后更认为丰产纪录是不可靠的。作为有经验的“学堂小麦王”，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湖北省谷城参观回来后悄悄地对助教说：“在外面看了半天，千斤还是在我们这儿。”这让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后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吕恒甲颇为恼火，在1958年7月市委教育会议发言中指名批判蔡旭的“狂妄无人”，高调指出：“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己则很骄傲的。”
吕恒甲在发言中指责蔡旭保守思想严重，不是力争上游，而是甘居下游。在搞丰产田制定指标和措施时，催促报小麦丰产田指标，蔡旭起初只提每亩750斤，后来参观了外面大跃进火热场面，回来后提髙到1000斤。再让报第二年指标，蔡旭只肯提每亩1600斤，再不肯往上提了。后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公开向他挑战亩产8000斤；他吓了一跳，无奈之下被迫应战，只好跟着说搞8100斤，仅仅比别人多100斤，这让校方大为不快，在党总支的再三逼迫下又涨到8500斤。紧接着青年教师出马高喊要搞万斤，目标直指名教授。蔡旭万般棘手，也只能极为勉强、配合式地表态说也要搞万斤。蔡旭等一些教授知道这种“放卫星”的方法不讲理，背地里忧心忡忡地议论道：“现在农民及青年教师提出的许多指标不过是说大话，没有根据。”
农大党委最为炫耀的是，“部分青年教师职员搞了一块白薯丰产田，连夜突击深耕3尺，施肥7层，每亩施底肥7万斤，做1尺5的髙垅，密植，每垅种6到8行（一般垅只种一行），每亩插白薯秧1万5000株，预计亩产5万斤。”1亩能插白薯秧1万7000株，简直让人下脚都很困难了。这种忽视种植规律、近乎胡闹的浮夸行为，居然被作为先进经验速报到中央高层。而有田地经历的蔡旭自然能感受到其中的症结所在，他的担心、怀疑只能私下嘀咕。
在看上去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时代，蔡旭勉强度日，应付了事，行事这样不适宜、不合拍，自然招致学校党委的强烈不满，把蔡旭怀疑高产卫星田与俞大绂怀疑水稻髙粱杂交品种成功、李竞雄认为丰产田没有研究价值，同列为农业大学大跃进运动中“思想落后反动”教授最为典型的三大宗罪。
中央文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康生1958年7月1日、3日晚两次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几次针对农业大学发表意见。他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3000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5000斤的一级，4000斤的二级，1000斤的五级。他特别点了蔡旭的名字：“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有人将军，有对立面就好。”康生在这里暗示，蔡旭如再不跟上火热的形势，可以以落伍者相待或自然淘汰，可以作为对立面的典型人物。
蔡旭他们很快就成了运动的反面角色，收集材料多半带着“看笑话”的成分。已升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吕恒甲在市委教育会议上非常完整地描述了蔡旭灌浆的故事，抓住一点失误，刻意突出了资产阶级教授“愚蠢”、“可笑”的特征，赢得与会者的一阵阵哄笑。
吕恒甲还说，以蔡旭为代表的农学系教师实际没有生产经验，只会讲理论，不会农业栽培耕作上的一些基本操作，如平整土地、开沟、播种等，要农场工人来教。同学请教先生如何追肥，教师自己也不懂。有些教师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是缺乏的。如因为讲义印错了，栽培教研组讲师廉平湖告诉同学棉花应该10月打顶，实际上每个农民都知道是8月打顶。
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这种挖苦、嘲讽还只是轻微程度的言行，更惨烈的是大动炮火、伤筋动骨的批判阵势。大跃进之后的4年里，农业大学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在全校55名教授中共批判了33人，蔡旭是首当其冲、被人攻击最凶的批判对象。校方还毫无根据地追査所谓“盘踞在农经系的反动集团”，开大会进行了斗争。党组织给他们随意戴上“帝国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等政治帽子，动辄就开全校师生大会进行专题揭发，还以画漫画、演活报剧等形式极尽丑化之能事。同时把师生大部分下放到农村，逼迫教授们在自然条件不好的乡村接受劳动锻炼，彻底改造思想和教学体系。学校党委借此审査过去全部的教科书和讲义，发动师生重新编写教材，聘请有经验的农民出任顾问。此举有意割绝教授们与过去的学术联系，了断他们旧的学术思想，逼使他们在险恶的农村环境中“自我革命”。
农业大学全校师生集体下放点除了稍近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省外，还有青海、宁夏、内蒙古艰苦的边远地区，整个教学环境变得杂乱和恶劣。下放3个月后，农业大学党委给中央领导写信汇报说：
尊重劳动的思想已经普遍在生长，业务上也感到有可学习的地方。耕作学教授孙渠、土壤学教授叶和才虚心踏实地向农民学习，记在小本上的东西比学生还多。植物病教授裘维蕃在自我检查时说：“过去对生活享受贪得无厌，养尊处优而不以为耻，是十足的剥削阶级思想。”棉花栽培副教授马藩之在徐水参加大寺各庄的棉花丰产排，他说：“从卫星田更体会到一切是劳动创造的。”又说：“我们思想上若不能向农民看齐，就很难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玉米教授李竞雄下放前在学校里搞的一亩玉米丰产田只收到800斤，在寿张参加了卫星田劳动后说：“我们在学校放不出卫星，主要是被书本上的旧东西束缚住了。”
因为学校党委规定，改造不好还要留下继续劳动改造，教授们生怕搞不好会延长锻炼时间，多有恐惧般的担忧。在下放教师中又散出“中国科学院不要老专家”的传言，大家对自己的前途刹那间感到摸不着底，又不好在人多场合议论，所以教授们多半比较沉默，说话谨慎。蔡旭所在的农学专业教师处境最为糟糕，频繁地被树为反面典型，被农民、学生屡屡“将军”，在农村折腾许久心境溃乱。有一位教师统计说，他们已听农民讲课49次，像学生一样边听边做笔记。他们的专业学识已经在乡村被数落，仅剩下的学术尊严也荡然无存，几近废人，更担心—年后回校仍然教不了学生的功课。
教授们陷入思想挣扎的泥淖，而学校则愈发落入低劣、粗糙的教学环境。由于参加政治劳动运动过多，学生学习时间过少，考试制度松弛，教学质量一泻千里，不堪收拾。学校最后只在意毕业生对生产知识、田间操作熟练与否？校方甚至提出一个简单的毕业标准：“一般毕业生掌握两三种主要作物丰产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初步学会了根据天、地、苗的情况决定栽培措施的本领，出去搞生产不胆怯。”校党委负责人喜欢说：“书本知识少了一些，但活的生产知识大大增加了。”并几次引用学生的话加以强调：“读书不如去种地，种地是又红又专、多快好省的道路。”只是让学生在简单的耕作栽培方面不胆怯，这让一生重视基础学问的蔡旭万分悲凉，只能长久默然不语。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
1958年大跃进运动深入之后，蔡旭就吃力地跟不上，从开始的迷糊到最后的怀疑，行动消极，再次被校党委树为“思想落后”的典型。
此时发生了闻名全国的“小麦王会师”事件：在一次跃进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被称作“农民小麦王”的河南省固城县一位劳模要他去那儿种5亩试验田来比个高低。1958年7月15日，市髙校党委办公室杨朝俶发自现场的报告称，蔡旭不愿去打“擂台赛”，他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不管种试验田。”杨朝俶在报告中说，这与哲学教授冯友兰所谓自己是足球教练，不管踢只管教，以维持自己的臭架子是一样的思想。
“小麦王会师”事件影响颇大，康生与陈伯达也怂恿、鼓动蔡旭去应战，连毛泽东都来打听此事的由来和结果。中共高层领导经常拿此做话题发议论，有的甚至编排小故事小场景，多有浓烈地嘲笑教授之意。
蔡旭对报上登载小麦亩产3530斤的记录是不相信的，当别人征求他意见时，他明确地表态：“对这点我尚有怀疑。”6月17日他接到一个毕业生徐宗贤的来信，说自己在河南看到所谓“双千斤”的丰产纪录是假的，只有800多斤。他看后更认为丰产纪录是不可靠的。作为有经验的“学堂小麦王”，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湖北省谷城参观回来后悄悄地对助教说：“在外面看了半天，千斤还是在我们这儿。”这让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后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吕恒甲颇为恼火，在1958年7月市委教育会议发言中指名批判蔡旭的“狂妄无人”，高调指出：“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己则很骄傲的。”
吕恒甲在发言中指责蔡旭保守思想严重，不是力争上游，而是甘居下游。在搞丰产田制定指标和措施时，催促报小麦丰产田指标，蔡旭起初只提每亩750斤，后来参观了外面大跃进火热场面，回来后提髙到1000斤。再让报第二年指标，蔡旭只肯提每亩1600斤，再不肯往上提了。后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公开向他挑战亩产8000斤；他吓了一跳，无奈之下被迫应战，只好跟着说搞8100斤，仅仅比别人多100斤，这让校方大为不快，在党总支的再三逼迫下又涨到8500斤。紧接着青年教师出马高喊要搞万斤，目标直指名教授。蔡旭万般棘手，也只能极为勉强、配合式地表态说也要搞万斤。蔡旭等一些教授知道这种“放卫星”的方法不讲理，背地里忧心忡忡地议论道：“现在农民及青年教师提出的许多指标不过是说大话，没有根据。”
农大党委最为炫耀的是，“部分青年教师职员搞了一块白薯丰产田，连夜突击深耕3尺，施肥7层，每亩施底肥7万斤，做1尺5的髙垅，密植，每垅种6到8行（一般垅只种一行），每亩插白薯秧1万5000株，预计亩产5万斤。”1亩能插白薯秧1万7000株，简直让人下脚都很困难了。这种忽视种植规律、近乎胡闹的浮夸行为，居然被作为先进经验速报到中央高层。而有田地经历的蔡旭自然能感受到其中的症结所在，他的担心、怀疑只能私下嘀咕。
在看上去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时代，蔡旭勉强度日，应付了事，行事这样不适宜、不合拍，自然招致学校党委的强烈不满，把蔡旭怀疑高产卫星田与俞大绂怀疑水稻髙粱杂交品种成功、李竞雄认为丰产田没有研究价值，同列为农业大学大跃进运动中“思想落后反动”教授最为典型的三大宗罪。
中央文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康生1958年7月1日、3日晚两次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几次针对农业大学发表意见。他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3000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5000斤的一级，4000斤的二级，1000斤的五级。他特别点了蔡旭的名字：“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有人将军，有对立面就好。”康生在这里暗示，蔡旭如再不跟上火热的形势，可以以落伍者相待或自然淘汰，可以作为对立面的典型人物。
蔡旭他们很快就成了运动的反面角色，收集材料多半带着“看笑话”的成分。已升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吕恒甲在市委教育会议上非常完整地描述了蔡旭灌浆的故事，抓住一点失误，刻意突出了资产阶级教授“愚蠢”、“可笑”的特征，赢得与会者的一阵阵哄笑。
吕恒甲还说，以蔡旭为代表的农学系教师实际没有生产经验，只会讲理论，不会农业栽培耕作上的一些基本操作，如平整土地、开沟、播种等，要农场工人来教。同学请教先生如何追肥，教师自己也不懂。有些教师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是缺乏的。如因为讲义印错了，栽培教研组讲师廉平湖告诉同学棉花应该10月打顶，实际上每个农民都知道是8月打顶。
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这种挖苦、嘲讽还只是轻微程度的言行，更惨烈的是大动炮火、伤筋动骨的批判阵势。大跃进之后的4年里，农业大学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在全校55名教授中共批判了33人，蔡旭是首当其冲、被人攻击最凶的批判对象。校方还毫无根据地追査所谓“盘踞在农经系的反动集团”，开大会进行了斗争。党组织给他们随意戴上“帝国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等政治帽子，动辄就开全校师生大会进行专题揭发，还以画漫画、演活报剧等形式极尽丑化之能事。同时把师生大部分下放到农村，逼迫教授们在自然条件不好的乡村接受劳动锻炼，彻底改造思想和教学体系。学校党委借此审査过去全部的教科书和讲义，发动师生重新编写教材，聘请有经验的农民出任顾问。此举有意割绝教授们与过去的学术联系，了断他们旧的学术思想，逼使他们在险恶的农村环境中“自我革命”。
农业大学全校师生集体下放点除了稍近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省外，还有青海、宁夏、内蒙古艰苦的边远地区，整个教学环境变得杂乱和恶劣。下放3个月后，农业大学党委给中央领导写信汇报说：
尊重劳动的思想已经普遍在生长，业务上也感到有可学习的地方。耕作学教授孙渠、土壤学教授叶和才虚心踏实地向农民学习，记在小本上的东西比学生还多。植物病教授裘维蕃在自我检查时说：“过去对生活享受贪得无厌，养尊处优而不以为耻，是十足的剥削阶级思想。”棉花栽培副教授马藩之在徐水参加大寺各庄的棉花丰产排，他说：“从卫星田更体会到一切是劳动创造的。”又说：“我们思想上若不能向农民看齐，就很难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玉米教授李竞雄下放前在学校里搞的一亩玉米丰产田只收到800斤，在寿张参加了卫星田劳动后说：“我们在学校放不出卫星，主要是被书本上的旧东西束缚住了。”
因为学校党委规定，改造不好还要留下继续劳动改造，教授们生怕搞不好会延长锻炼时间，多有恐惧般的担忧。在下放教师中又散出“中国科学院不要老专家”的传言，大家对自己的前途刹那间感到摸不着底，又不好在人多场合议论，所以教授们多半比较沉默，说话谨慎。蔡旭所在的农学专业教师处境最为糟糕，频繁地被树为反面典型，被农民、学生屡屡“将军”，在农村折腾许久心境溃乱。有一位教师统计说，他们已听农民讲课49次，像学生一样边听边做笔记。他们的专业学识已经在乡村被数落，仅剩下的学术尊严也荡然无存，几近废人，更担心—年后回校仍然教不了学生的功课。
教授们陷入思想挣扎的泥淖，而学校则愈发落入低劣、粗糙的教学环境。由于参加政治劳动运动过多，学生学习时间过少，考试制度松弛，教学质量一泻千里，不堪收拾。学校最后只在意毕业生对生产知识、田间操作熟练与否？校方甚至提出一个简单的毕业标准：“一般毕业生掌握两三种主要作物丰产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初步学会了根据天、地、苗的情况决定栽培措施的本领，出去搞生产不胆怯。”校党委负责人喜欢说：“书本知识少了一些，但活的生产知识大大增加了。”并几次引用学生的话加以强调：“读书不如去种地，种地是又红又专、多快好省的道路。”只是让学生在简单的耕作栽培方面不胆怯，这让一生重视基础学问的蔡旭万分悲凉，只能长久默然不语。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