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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乔利译本《红楼梦》成书于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晚清时期，乔利自述其翻译目的是为中文学习者提供语言教材，因此我们推测乔利译文的文学性、学术性不高。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乔利56回译本的整体翻译风格偏口语化，字字对译的翻译方式使译文平实得以至有些粗糙，体现出他的翻译功力比较薄弱。但乔利译本是首个具有真正全译性质的英译本，极大地超越了之前零散的《红楼梦》摘译片段，同时对后来的译者也有所启示。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红楼梦》英译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关键词：《红楼梦》；乔利译本；翻译；词汇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225-04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是清朝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生于南京，出身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曹雪芹在南京江宁织造府度过了锦衣玉食的少年生活，而后家道中落，潦倒贫困，但仍坚韧不拔，历经多年艰辛，创作出《红楼梦》这一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分为80回“脂本”和120回“程本”两种版本系统。现今通行的版本均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其中前80回由脂本汇校，后40回由程本汇校。《红楼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大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3人的爱情婚姻发展为故事主线，展现了各类人物具有悲剧色彩的人性美，揭示出封建末世危机。
据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书中附录《〈红楼梦〉外文译本一览表》的介绍，《红楼夢》摘译本有7种文字，17种版本，节译本12种文字，26种版本，全译本9种文字，19种版本。《红楼梦》译本总共17种文字，62种版本。
乔利译本是《红楼梦》英译本中较为特殊的一个。这个56回译本由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乔利（H Bencraft Joly）译成，书名为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以下简称乔译本）。这个译本成书、出版的时间都较早，完成于1891年。在《红楼梦》英译史上，乔利译本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最早以整书的形式出版，是首个具有全译性质的英译本。根据红学界和翻译界专家们对多个原文版本和译本进行的考证，已经证明乔利《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是以程甲本为祖本的王希廉评本。乔利完整地翻译了这一版本《红楼梦》的第一到五十六回，由香港别发洋行分两册出版。上册问世于1892年，下册于1893年发行。但很可惜的是，由于乔利早逝，他翻译全书120回的目标最终没能完成。乔利译本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前56回论，它属于全译本，以120回论，则是节译本。乔利《红楼梦》英译本就像一个枢纽，不仅极大地超越了之前零散的摘译片段，还很好地启示了后来的全译本译者霍克斯闵福德翁婿、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为他们指明了细化翻译的努力方向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红楼梦》乔利56回译本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
自两次鸦片战争起，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乔利译本成书于19世纪末，正值中国闭关锁国状态被慢慢打破的清朝末年。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十分特殊，本土文化渐渐为外国人所了解，同时以传教士、商人为主的西方人不断涌入中国，东西方文明在中国封建末世的统治危机中开始碰撞、交融。
乔利作为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长期浸淫于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中，自然比其他西方人拥有更多接触中国文学作品的机会。乔利在译本前言中说：“…I shall feel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if I succeed，even in the least degree，in affording a helping hand to present and futur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如果我的翻译对现在或将来学习中文的学生能稍有帮助，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从这里可以推测出，乔利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汉语学习者提供语言材料、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他的翻译结果甚至很可能只是作为汉语培训教材使用。故乔利选取的翻译策略是取其大略，忽视细微，译者在处理译本时，几乎采用了字字对译的手段。所以原文中一些文化深层的精微之处，时常就被译者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19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香港开埠的初期，因香港优越而便利的地理条件，很多葡萄牙人由澳门赴港工作。在此后的20年间，有超过800名葡萄牙人在港定居。至1860年，香港政府聘用了将近40位葡萄牙人，被外国洋行聘用为职员的有150多人。在洋行工作的人基本扮演了翻译人员的角色，香港别发洋行就是如此。别发洋行，又称别发印书馆，是近代西方人在香港注册、并且在上海、横滨等地经营的一个印刷出版机构，在近代印刷史上地位突出。别发洋行的经营者认识到，近代西方迫切需要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环境，因而直接面向西方读者，联系到一大批汉学家和长期侨居中国从事贸易、外交、传教和教学活动的人员，着重翻译和出版与中国相关的书籍。这就搅动起了一股“东学西渐”的潮流，在当时以“西学东渐”为主流的中西文化交流沟通中，显得独树一帜，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引起了极大反响。在别发洋行出版的中国书籍中，除了字典辞典、口语手册、汉语教材等极其实用的书籍外，还有诸多关于中国民俗、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介绍或研究性著作，绝对称得上蔚为大观。别发印书馆的经营理念与众不同，出版特色独树一帜，可谓硕果累累。别发洋行在其近80年的经营时间里，充当着近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媒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基于计算机统计的乔译本词汇数据统计
（一）词汇丰富度
为比较乔利译本和霍克斯译本在词汇丰富度上的差异，我们使用AntWordProfiler软件统计了两个译本的形符总数、类符总数和形符/类符比（TTR），如表1所示。由于乔利译本为56回，为使统计和分析更加公平，我们也截取了霍克斯译本的前56回用以对照。我们将以乔利译本为基准，以霍克斯译本为参照，对二者词汇风格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比较。 由表1可知，在两个译本均为56回的情况下，乔译本的形符总数比霍译本多43836个字符，但霍译本的类符总数却比乔译本多3108类。同时，乔译本的形符/类符比（TTR）比霍译本多9.1，可见霍译本的语言更加简练，而且词汇丰富度远远高于乔译本。
（二）词汇级别
为比较乔译本和霍译本的词汇级别，我们同样利用AntWordProfile软件，统计出两个译本分别在一、二、三及0级词汇中的形符、类符总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乔译本和霍译本的二级词汇形符总数类似，全文翻译的绝大部分词汇都是基础、常用的单词。但在乔译本一级词汇和三级词汇的形符总数比霍译本多的情况下，前者的类符总数却比后者分别少231类和136类。不难推导出，霍译本的词汇重复使用率大大低于乔译本，词汇丰富度、文学价值和学术程度也更高。
霍译本的0级词汇形符总数比乔译本多4365，类符多2457。在0级词汇中，绝大部分是红楼人物的人名、称谓等等，所以我们推测，霍克斯在翻译人名和称谓时的变换更加丰富。比如，袭人晴雯等丫鬟经常称呼贾宝玉为“宝二爷”，霍克斯灵活地将其处理为“Master Bao”，不仅揭示出宝玉与她们是主仆关系，还使译文灵动、有趣。同时，霍克斯还将袭人、鸳鸯、平儿的名字分别翻译为“Aroma”“Faithful”“Patience”，前者照应了贾宝玉为袭人取名的出处，“花气袭人知骤暖”，暗表花香，后两者则体现出人物最鲜明的性格特征：鸳鸯忠诚，平儿忍耐。而在乔利译本中，主角贾宝玉、林黛玉大都以汉语拼音的形式翻出；地位较高的贾赦、邢夫人、王熙凤等译作“Sir She”“Lady Xing”“Lady Feng”；地位稍低的仆人如周瑞家的，译作“Zhou’s wife”；地位更低的丫鬟，如袭人、鸳鸯、平儿就以拼音译作“Xi Ren”“Yuan Yang”“Ping Er”。这些例子都印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测，可见在翻译人名、人物称谓时，乔利的译法比较直白、单一，霍克斯却能时常根据原文的人称变换，进而对译文中的人物称谓进行巧妙的处理。
（三）文体风格
为进一步研究两个译本的文体风格，我们利用AntWordProfiler软件，比较了乔译本和霍译本各自在全文翻译和诗词翻译上的用词差异，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数据，乔译本全文形符类符比为35.3，诗词形符类符比为4.4；霍译本全文形符类符比为26.2，诗词形符类符比为3.4。可见乔译本的全文词汇丰富度远低于霍译本，我们判断他的翻译风格比较平实。虽然从诗词翻译的词汇容量上来看，乔译本涵盖较广，甚至词汇总数高于霍译本，但乔利对同一个单词的使用频率依然较高，诗词的词汇丰富度亦低于霍克斯。这就反映出乔译本的诗词文体风格与主体译文的差别并不大，我们推测由于乔利并无具体的翻译目的，所以在做诗词翻译时也就并未尽心，导致其翻译风格不如霍克斯的优美严谨。从译者自身的文化身份上来验证，霍克斯是享誉世界的汉学家，文化素养深厚。他甚至在1971年辞去牛津大学的教职，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红楼梦》翻译研究，所以霍译本的精细程度和学术性自然远高于乔译本。
（四）译文词频和高频词对比
为验证以上猜测，我们统计出乔译本和霍译本中出现次数最多的5个功能词和6个代词，如表4所示。
根据上表可知，属于一级词汇的功能词的数量在两种译本中最多，前5位均为the、be、and、to、of。在两个译本的代词中，she的使用频次最多，可见女性人物占了主导。众所周知，《红楼梦》的一大特点就是女性人物数量多，且主要以贾宝玉和其周围的女性为写作视角。据统计，《红楼梦》全书有975个人，包括金陵十二钗正册、金陵十二钗副册、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人物等在内的常出场女性有108位。而两个译本中使用最多的人称代词正是she，完全符合原著的情况。
为比较乔译本和霍译本在翻译诗词时的用词异同，我们统计了两个译本的诗词部分中出现次数最多的15个名词，通过进一步分析词频和词汇的具体语境，比较两个译本的区别。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分析乔译本和霍译本在诗词翻译中使用的名词，我们发现使用次数最多的均是flower，不难联想起《红楼梦》为后世留下的《葬花吟》和《芙蓉女儿诔》这巨制双壁中都含有“花”这个意象。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花”是桃花，后者的“花”是芙蓉，乔利在翻译时都简化处理为了“flower”。我们猜测这可能源于乔利不够深厚的翻译功底，也可能与他的翻译动机有关，即为汉语学习者提供语言材料，仅需要简要传达原著含义，而对诗词内核不做深入探究。另外，在两个译本的诗词翻译中，day，night，spring，wind，heart，snow，dream，moon等均为高频词，对应《红楼梦》中的联诗、对联、灯谜频繁涉及到的“日”“夜”“春”“风”“心”“雪”“梦”“月”等意象，如《葬花吟》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林黛玉和史湘云合作的那句很有名气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等等。
结合具体语境来看，《葬花吟》中最为人所知的当属最后一段。首先“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一句，乔利译为“Yea to the very end of heaven， Where I could find a fragrant grave！”，“yea”（yes的古式）、“ye”（the的古式）的使用体现了乔利译本的成书时间早，还没有完全脱去古英语的影响。其中“天尽头”的“天”虽是“天涯”“世界”之意，却被乔利当做“天堂”而以“heaven”翻出，在語义理解上存在较大偏差。我们猜测，乔利并没有认真地研读和体会《红楼梦》，对其中文化意象了解不深，在较为粗浅的理解之后就开始匆忙地翻译。乔利将“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一句译作“For better， is it not， that an embroidered bag should hold my well-shaped bones， And that a heap of stainless earth should in its folds my winsome charms enshroud.”通过“香丘”被译作“a fragrant grave”、“锦囊”译为“an embroidered bag”、“净土”处理为“stainless earth”等例子可知，乔利在进行诗词翻译时，并没有着重考虑诸多诗歌意象的引申和指代意义，而是用最浅显直白的词汇和语句，几乎逐字逐句字字对应地翻译出来。另外，从全文来看，乔利经常使用加括号的方式为译文做补充说明，几乎想要将译文对应到原著的每个细节，这就使译文时显生涩。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判断：无论是全文翻译还是诗词翻译，乔利的翻译方法都更偏向字字对译，整体风格比较平实直白。
乔译本《红楼梦》成书于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晚清时期，乔利自述的翻译目的是为中文学习者提供语言教材，而非精心翻译以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在进行数据整理、语料分析和词汇研究后，也的确验证了乔利这一说法。乔利译文的文学性、学术性不高，整体的翻译风格偏口语化，字字对译的翻译方式使译文平实得以至有些粗糙，体现出他的翻译功力比较薄弱。但乔利译本是首个具有真正全译性质的英译本，极大地超越了之前零散的《红楼梦》摘译片段，同时对后来的译者也有所启示。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红楼梦》英译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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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泽权，朱虹.《红楼梦》中的习语及其翻译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8，（6）：460-466.
〔2〕师杰.《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文化翻译比较[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5）：76-79.
〔3〕刘泽权，田璐，刘超朋.《红楼梦》中英文平行语料库的创建[J].当代语言学，2008，（4）：329-339.
〔4〕孙轶旻.别发印书馆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J].学术月刊，2008，（7）：103-109.
〔5〕黄海涛.清末民初上海的西书店别发洋行[J].文史知识，2011，（12）：33-41.
〔6〕葛锐，李晶.道阻且长：《红楼梦》英译史的几点思考[J].红楼梦学刊，2012，（2）：242-279.
〔7〕王金波.乔利《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考证[J].明清小说研究，2007，（1）：277-287.
〔8〕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D].复旦大学，2007.
〔9〕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175.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红楼梦》；乔利译本；翻译；词汇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225-04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是清朝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生于南京，出身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曹雪芹在南京江宁织造府度过了锦衣玉食的少年生活，而后家道中落，潦倒贫困，但仍坚韧不拔，历经多年艰辛，创作出《红楼梦》这一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分为80回“脂本”和120回“程本”两种版本系统。现今通行的版本均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其中前80回由脂本汇校，后40回由程本汇校。《红楼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大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3人的爱情婚姻发展为故事主线，展现了各类人物具有悲剧色彩的人性美，揭示出封建末世危机。
据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书中附录《〈红楼梦〉外文译本一览表》的介绍，《红楼夢》摘译本有7种文字，17种版本，节译本12种文字，26种版本，全译本9种文字，19种版本。《红楼梦》译本总共17种文字，62种版本。
乔利译本是《红楼梦》英译本中较为特殊的一个。这个56回译本由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乔利（H Bencraft Joly）译成，书名为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以下简称乔译本）。这个译本成书、出版的时间都较早，完成于1891年。在《红楼梦》英译史上，乔利译本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最早以整书的形式出版，是首个具有全译性质的英译本。根据红学界和翻译界专家们对多个原文版本和译本进行的考证，已经证明乔利《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是以程甲本为祖本的王希廉评本。乔利完整地翻译了这一版本《红楼梦》的第一到五十六回，由香港别发洋行分两册出版。上册问世于1892年，下册于1893年发行。但很可惜的是，由于乔利早逝，他翻译全书120回的目标最终没能完成。乔利译本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前56回论，它属于全译本，以120回论，则是节译本。乔利《红楼梦》英译本就像一个枢纽，不仅极大地超越了之前零散的摘译片段，还很好地启示了后来的全译本译者霍克斯闵福德翁婿、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为他们指明了细化翻译的努力方向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红楼梦》乔利56回译本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
自两次鸦片战争起，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乔利译本成书于19世纪末，正值中国闭关锁国状态被慢慢打破的清朝末年。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十分特殊，本土文化渐渐为外国人所了解，同时以传教士、商人为主的西方人不断涌入中国，东西方文明在中国封建末世的统治危机中开始碰撞、交融。
乔利作为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长期浸淫于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中，自然比其他西方人拥有更多接触中国文学作品的机会。乔利在译本前言中说：“…I shall feel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if I succeed，even in the least degree，in affording a helping hand to present and futur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如果我的翻译对现在或将来学习中文的学生能稍有帮助，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从这里可以推测出，乔利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汉语学习者提供语言材料、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他的翻译结果甚至很可能只是作为汉语培训教材使用。故乔利选取的翻译策略是取其大略，忽视细微，译者在处理译本时，几乎采用了字字对译的手段。所以原文中一些文化深层的精微之处，时常就被译者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19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香港开埠的初期，因香港优越而便利的地理条件，很多葡萄牙人由澳门赴港工作。在此后的20年间，有超过800名葡萄牙人在港定居。至1860年，香港政府聘用了将近40位葡萄牙人，被外国洋行聘用为职员的有150多人。在洋行工作的人基本扮演了翻译人员的角色，香港别发洋行就是如此。别发洋行，又称别发印书馆，是近代西方人在香港注册、并且在上海、横滨等地经营的一个印刷出版机构，在近代印刷史上地位突出。别发洋行的经营者认识到，近代西方迫切需要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环境，因而直接面向西方读者，联系到一大批汉学家和长期侨居中国从事贸易、外交、传教和教学活动的人员，着重翻译和出版与中国相关的书籍。这就搅动起了一股“东学西渐”的潮流，在当时以“西学东渐”为主流的中西文化交流沟通中，显得独树一帜，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引起了极大反响。在别发洋行出版的中国书籍中，除了字典辞典、口语手册、汉语教材等极其实用的书籍外，还有诸多关于中国民俗、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介绍或研究性著作，绝对称得上蔚为大观。别发印书馆的经营理念与众不同，出版特色独树一帜，可谓硕果累累。别发洋行在其近80年的经营时间里，充当着近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媒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基于计算机统计的乔译本词汇数据统计
（一）词汇丰富度
为比较乔利译本和霍克斯译本在词汇丰富度上的差异，我们使用AntWordProfiler软件统计了两个译本的形符总数、类符总数和形符/类符比（TTR），如表1所示。由于乔利译本为56回，为使统计和分析更加公平，我们也截取了霍克斯译本的前56回用以对照。我们将以乔利译本为基准，以霍克斯译本为参照，对二者词汇风格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比较。 由表1可知，在两个译本均为56回的情况下，乔译本的形符总数比霍译本多43836个字符，但霍译本的类符总数却比乔译本多3108类。同时，乔译本的形符/类符比（TTR）比霍译本多9.1，可见霍译本的语言更加简练，而且词汇丰富度远远高于乔译本。
（二）词汇级别
为比较乔译本和霍译本的词汇级别，我们同样利用AntWordProfile软件，统计出两个译本分别在一、二、三及0级词汇中的形符、类符总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乔译本和霍译本的二级词汇形符总数类似，全文翻译的绝大部分词汇都是基础、常用的单词。但在乔译本一级词汇和三级词汇的形符总数比霍译本多的情况下，前者的类符总数却比后者分别少231类和136类。不难推导出，霍译本的词汇重复使用率大大低于乔译本，词汇丰富度、文学价值和学术程度也更高。
霍译本的0级词汇形符总数比乔译本多4365，类符多2457。在0级词汇中，绝大部分是红楼人物的人名、称谓等等，所以我们推测，霍克斯在翻译人名和称谓时的变换更加丰富。比如，袭人晴雯等丫鬟经常称呼贾宝玉为“宝二爷”，霍克斯灵活地将其处理为“Master Bao”，不仅揭示出宝玉与她们是主仆关系，还使译文灵动、有趣。同时，霍克斯还将袭人、鸳鸯、平儿的名字分别翻译为“Aroma”“Faithful”“Patience”，前者照应了贾宝玉为袭人取名的出处，“花气袭人知骤暖”，暗表花香，后两者则体现出人物最鲜明的性格特征：鸳鸯忠诚，平儿忍耐。而在乔利译本中，主角贾宝玉、林黛玉大都以汉语拼音的形式翻出；地位较高的贾赦、邢夫人、王熙凤等译作“Sir She”“Lady Xing”“Lady Feng”；地位稍低的仆人如周瑞家的，译作“Zhou’s wife”；地位更低的丫鬟，如袭人、鸳鸯、平儿就以拼音译作“Xi Ren”“Yuan Yang”“Ping Er”。这些例子都印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测，可见在翻译人名、人物称谓时，乔利的译法比较直白、单一，霍克斯却能时常根据原文的人称变换，进而对译文中的人物称谓进行巧妙的处理。
（三）文体风格
为进一步研究两个译本的文体风格，我们利用AntWordProfiler软件，比较了乔译本和霍译本各自在全文翻译和诗词翻译上的用词差异，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数据，乔译本全文形符类符比为35.3，诗词形符类符比为4.4；霍译本全文形符类符比为26.2，诗词形符类符比为3.4。可见乔译本的全文词汇丰富度远低于霍译本，我们判断他的翻译风格比较平实。虽然从诗词翻译的词汇容量上来看，乔译本涵盖较广，甚至词汇总数高于霍译本，但乔利对同一个单词的使用频率依然较高，诗词的词汇丰富度亦低于霍克斯。这就反映出乔译本的诗词文体风格与主体译文的差别并不大，我们推测由于乔利并无具体的翻译目的，所以在做诗词翻译时也就并未尽心，导致其翻译风格不如霍克斯的优美严谨。从译者自身的文化身份上来验证，霍克斯是享誉世界的汉学家，文化素养深厚。他甚至在1971年辞去牛津大学的教职，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红楼梦》翻译研究，所以霍译本的精细程度和学术性自然远高于乔译本。
（四）译文词频和高频词对比
为验证以上猜测，我们统计出乔译本和霍译本中出现次数最多的5个功能词和6个代词，如表4所示。
根据上表可知，属于一级词汇的功能词的数量在两种译本中最多，前5位均为the、be、and、to、of。在两个译本的代词中，she的使用频次最多，可见女性人物占了主导。众所周知，《红楼梦》的一大特点就是女性人物数量多，且主要以贾宝玉和其周围的女性为写作视角。据统计，《红楼梦》全书有975个人，包括金陵十二钗正册、金陵十二钗副册、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人物等在内的常出场女性有108位。而两个译本中使用最多的人称代词正是she，完全符合原著的情况。
为比较乔译本和霍译本在翻译诗词时的用词异同，我们统计了两个译本的诗词部分中出现次数最多的15个名词，通过进一步分析词频和词汇的具体语境，比较两个译本的区别。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分析乔译本和霍译本在诗词翻译中使用的名词，我们发现使用次数最多的均是flower，不难联想起《红楼梦》为后世留下的《葬花吟》和《芙蓉女儿诔》这巨制双壁中都含有“花”这个意象。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花”是桃花，后者的“花”是芙蓉，乔利在翻译时都简化处理为了“flower”。我们猜测这可能源于乔利不够深厚的翻译功底，也可能与他的翻译动机有关，即为汉语学习者提供语言材料，仅需要简要传达原著含义，而对诗词内核不做深入探究。另外，在两个译本的诗词翻译中，day，night，spring，wind，heart，snow，dream，moon等均为高频词，对应《红楼梦》中的联诗、对联、灯谜频繁涉及到的“日”“夜”“春”“风”“心”“雪”“梦”“月”等意象，如《葬花吟》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林黛玉和史湘云合作的那句很有名气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等等。
结合具体语境来看，《葬花吟》中最为人所知的当属最后一段。首先“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一句，乔利译为“Yea to the very end of heaven， Where I could find a fragrant grave！”，“yea”（yes的古式）、“ye”（the的古式）的使用体现了乔利译本的成书时间早，还没有完全脱去古英语的影响。其中“天尽头”的“天”虽是“天涯”“世界”之意，却被乔利当做“天堂”而以“heaven”翻出，在語义理解上存在较大偏差。我们猜测，乔利并没有认真地研读和体会《红楼梦》，对其中文化意象了解不深，在较为粗浅的理解之后就开始匆忙地翻译。乔利将“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一句译作“For better， is it not， that an embroidered bag should hold my well-shaped bones， And that a heap of stainless earth should in its folds my winsome charms enshroud.”通过“香丘”被译作“a fragrant grave”、“锦囊”译为“an embroidered bag”、“净土”处理为“stainless earth”等例子可知，乔利在进行诗词翻译时，并没有着重考虑诸多诗歌意象的引申和指代意义，而是用最浅显直白的词汇和语句，几乎逐字逐句字字对应地翻译出来。另外，从全文来看，乔利经常使用加括号的方式为译文做补充说明，几乎想要将译文对应到原著的每个细节，这就使译文时显生涩。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判断：无论是全文翻译还是诗词翻译，乔利的翻译方法都更偏向字字对译，整体风格比较平实直白。
乔译本《红楼梦》成书于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晚清时期，乔利自述的翻译目的是为中文学习者提供语言教材，而非精心翻译以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在进行数据整理、语料分析和词汇研究后，也的确验证了乔利这一说法。乔利译文的文学性、学术性不高，整体的翻译风格偏口语化，字字对译的翻译方式使译文平实得以至有些粗糙，体现出他的翻译功力比较薄弱。但乔利译本是首个具有真正全译性质的英译本，极大地超越了之前零散的《红楼梦》摘译片段，同时对后来的译者也有所启示。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红楼梦》英译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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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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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