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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军长征一直到西柏坡，我是九死一生，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在中央军委空军机关西区那座宁静的营院里，记者曾专访过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少将，感受到一名曾浴血沙场的老兵风趣、幽默而豁达的一面。
持续80多年的草鞋缘
采访时，只见王定烈脚穿草鞋，胸前佩戴着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毛泽东像章。一问才知他“从小就穿草鞋，穿了80多年了。每年夏天爱穿草鞋，透气、舒服”。“草鞋，要么是家乡人送我的，要么是我自己买的，半年换一双，北京还没有卖的哩。”
王定烈说：“小时候，我在家乡都是穿草鞋的，因为我们那里是山区，家里穷也买不起什么皮鞋。战争年代，干粮和草鞋是征途上不可缺的两件宝物，只要肚子不饿、脚板皮不破，要打能打，要走能走，就什么也不担心了。当时战斗中间有休息时间，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打草鞋，不打草鞋，在山区里怎么走路啊。所以草鞋当时成了必需品。长征路上都是高山乱七八糟的地方，你说穿布鞋，哪有人给你做那么多布鞋？要穿皮鞋，那更没有，要穿高跟鞋，我们也没有见过。草鞋磨烂了，上山割梭草做绳，剥树皮做材料自己编织。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夏天我喜欢穿草鞋，冬天我就穿布鞋，皮鞋很少穿，从来不穿高跟鞋。”他笑着说，皮鞋只是在一些公众场合没有办法才穿。
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开始穿越草地。一年前，兄弟部队就从这里经过，路上仍时时可见累累白骨。王定烈和战友一边行军，一边组织“收容队”掩埋遗骨。这是18岁的王定烈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
“穿草鞋过草地，就像走在充满水的海绵上，脚下不时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稍一失足，就有陷入泥潭的危险。”王定烈说，大家每人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每走一步，都要先用棍子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下，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隔上一段距离，就插上一根小木棒作路标。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面黄肌瘦的王定烈突然发起“羊毛疔”（急性胃炎），痛得他浑身大汗。他一面捂着肚子，一面前进。他知道，绝对不能掉队，否则就再也不能起来了。
草原上缺医少药，被痛苦煎熬着的王定烈，突然想起在老家时母亲给哥哥治“羊毛疔”的土法子。于是，他坐在草地上，从软帽上取下别着的针，学着母亲当时的办法，把胸口处的皮挑破，咬牙使劲挤出紫黑色的血。虽然他痛得差一点晕了过去，但很神奇的是他居然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
谁知祸不单行，王定烈不久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两夜，一直发着高烧，人事不省。两天后，朝夕相处的师长兼团长郭锡山（后来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可耻的叛徒）见他的病情没什么好转，就把他丢在了荒野之上。当时，幸好团政委万汉江赶来，才把王定烈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那个狗日的叛徒好狠心啊！要不是团政委赶来，我王定烈早就尸陈荒野了。”
接下来的两天下起大雨，部队不得不在原地滞留下来，这给了王定烈宝贵的休养时间——战友们给他喂水，并把不多的“糌粑”让给他吃。病情稍微好转，王定烈便拽着马尾巴，又走上茫茫征途。
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不得不再次沿着头年走过的路线再过一次草地。“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是什么意思？有一部分过去了又回来，然后再走过去。但我只走了一次，为什么？他们过的时候，我们正在掩护他们，他们回来，我们也正在掩护他们，如果我们不掩护他们，敌人过来了，就把他们消灭在草地上了。”
放牛娃成了红小鬼
1918年农历十月二十日，王定烈出生在川东宣汉县得胜场下王家屋，取名“大培”。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是个典型的农民，母亲曾正秀是家里的顶梁柱，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他当上了放牛娃。10岁那年，上王家屋办了一个私塾，母亲送王定烈上了学。
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越过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1933年10月，红军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得胜场解放了。接着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家家户户都发了土地证。王定烈的母亲捧着土地证激动得放声大哭。
“到了15岁那一年，我就上高小了，才过一个多月，红四方面军进了川陕苏区，发动了宣达战役，和我们家乡的川东游击军会合了。当时，因为战争，小学停办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出路，恰好红军‘扩红’，干脆参加红军。于是，身着单衣单裤、脚穿破草鞋的我从得胜场爬山越岭走了4天，来到南坝场红三十三军军部，再到上八庙九十九师二九五团报到。”从此，15岁的王定烈成为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漫漫之旅。
直到1951年，时任航空兵二十三师师长的王定烈才在南昌见到阔别18年、辗转找来的母亲。“当时，母亲知道我还活着，思儿心切，于是日夜兼程，先后在巴东、宜昌找我，一直追踪到南昌。漫长18年啊！母亲已经苍老，头发全白了，脸上都是一条条数不清的皱纹。不过，我从她的微笑里依然感觉到她的坚强、她的无畏！”
参加红军的第一天，王定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定烈”，意在坚定信念、轰轰烈烈闹革命。王定烈还记得：“我的第一个武器是大刀，再有就是长矛。长矛是把四川的竹子削尖以后，再用火烘干，其实是梭镖。我们当兵哪里有武器装备呀！红军当时武器装备是靠消灭敌人，从敌人那儿缴获过来装备自己。开始我到连队，以后当了一阵传令兵，就是现在的通讯员。传令兵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靠口头传达信息的，当时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营长要给连长下命令，靠什么？靠嘴传。”
王定烈说，当传令兵你要记得很清楚，传得不准确不行。“比如说要前进、要守、要打，都得传。有一次我去前线传达命令，对面就是敌人，传达完命令后，我一看打仗挺有意思——那时候我已经有步枪了。敌人在那儿打枪，我在那儿也打了几枪。回去以后，他们说：‘你是通讯员，怎么能随便打枪？’说子弹很珍贵，要处分我。处分我就是让我把枪举起来，对着墙，罚站一个小时。但是我心里很高兴，一点儿都不觉得痛苦，打了敌人，你罚就罚吧，总算是打过仗了，了了我的心愿。” 一颗子弹留存在腰间16年
1936年10月底11月初，国共两党的一场激战在黄河两岸展开。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渡过黄河，准备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由于敌情突变，红军被分隔成河东、河西两部分。中央决定将已渡过黄河的部队编为西路军，单独西进。此时王定烈的身体已经恢复，他被编入红三十军二六八团五连二排，随西路军出征。此后，西路军开始了与西北军阀马步芳武装浴血拼杀的悲壮历程。
1937年3月14日，是王定烈记忆中最为难忘的一天。此时，2万西路大军只剩下不足3000人。部队突破马家军重围，退守到甘肃一个名叫石窝山的雪岭上。
14日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二六八团右翼高地，向五连猛烈侧射。王定烈所在的第二排本来只剩12个战士了，在敌人的猛烈侧射下又牺牲了3名战士。王定烈和其他8名战士还在顽强抵抗。恰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王定烈猛然觉得右胸像挨了一拳，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迸金星，昏倒在地。
到半夜，王定烈苏醒过来，剧烈的疼痛使他全身像通电一样颤抖，睁开眼看到的只是战友的尸体——西路军余部已经分兵突围。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想走下山去，但双腿却像两根铁棍，沉重麻木得迈不开步。他后来才知道，那颗子弹从胸膛钻进了腰里，横搁在脊梁上，压迫着脊椎神经，使他的下肢麻木。他只好用上肢带动下肢，一步一步地爬着离开了染满鲜血的战场。
王定烈回忆说：“我当时做好了向马克思报到的思想准备。这次受伤一时使我完全丧失了战斗和行走的能力，只得忍着疼痛爬行。”一路上，衣服被撕成了条条，全身也被山石、荆棘划出一道道血口子。
走走停停，巧遇一些负伤的战士，他们不谋而合：“寻路下山，讨乞要饭，爬也要爬回陕北！”
第二天，王定烈和二三十个伤员隐藏在一间小屋内，不幸被敌军发现。敌军对我伤员一阵机枪扫射，又挥刀乱砍，王定烈头、臂、手4处中刀，一群伤员中，仅他一人幸免于难。采访时，记者还能清晰地看到王定烈身上当年所留下的刀印。
王定烈大难不死，继续找部队，由于伤势严重，两三个钟头才走了近200步。天黑后，王定烈睡着了，几只狼围了上来，被惊醒的王定烈用棍子敲打身边的石头，把狼吓走了。
在找部队的路上，王定烈再次被敌人发现，遭到逮捕。5月上旬，敌人将包括王定烈在内的300多名红军战俘押解到武威。已经投敌的师长郭锡山前来劝降，王定烈当时因子弹横在脊梁处，腰直不起来。为了在叛徒面前直起腰来，他拼命挺腰，竟疼得昏厥于地。可是这样一来，竟奇迹般地将横在脊梁上的6毫米粗、30毫米长的“七九”步枪子弹顺了过来。他的腰从此能够挺直，能够使劲了，好似动了一次手术。
这颗子弹后来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间呆了整整16年，伴随他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
王定烈被监禁了7天后，又被押往永登县城编入“补充团”。6月下旬，他们被押去修筑新（疆）兰（州）公路，变成了“劳役团”。一天，汽车过六盘山时出了车祸，一车人被甩出车外，王定烈虽被摔得不省人事，居然还是活了过来。他因此得了个“死不了”的绰号。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王定烈从西安回到延安，被派到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警卫连当班长，不久给萧华当警卫员，随萧华挺进冀鲁边。
峥嵘岁月难忘“夺牛战”
1944年，26岁的王定烈担任了八路军梁山支队队长。当时，日本侵略军垂死挣扎之时，不仅到处杀人放火，强征粮食、棉花，抓青壮年去日本当劳工，还想出一个新招数，就是抢走老百姓的耕牛。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王定烈打了一场令他至今难忘的“夺牛战”。
这年春天，敌人在山东省东平县计划抢500头牛，并勒令限期在东平城内集中，再经汶上到济宁，装上火车运走。“还说，谁敢反抗，皇军就要叫他‘死啦死啦’。那些汉奸、走狗忙着下乡，见了谁家牛长得肥壮，牵上就走。谁要说个不字，当场就得挨鞭打，还要罚你亲自送进城才算了事。”
原来，日军在东三省有个牛肉加工厂，他们将抢去的牛宰杀加工做成罐头，专供军队食用。牛被赶进城里后，敌人就在牛的右后大腿上，打一个大圆圈火印，里面有个“军”字，以示为军用物资。“这是敌人最恶毒的经济掠夺。我们决定以牙还牙。”
3月6日晚，王定烈率支队第三中队在梁山东北的西柳村宿营。半夜里，情报员跑来报告说，日军在城里集中了100多头牛，第二天就要押到汶上去。因接到情报太晚，当王定烈率部赶到汶上县沙河镇北面的公路上时，敌人已经无踪无影。“经查明：原来是东平县伪军两个小队60多号人，赶了120头牛，他们怕我军伏击，半夜三更就出城，向南去了。这次让敌人占了便宜，我们很不甘心。我断定，敌人既然南去，就一定会北回！7号晚，我们东去15公里，一面让敌发现我们向安驾庄方向走，一面留人就地监视敌人动向。8号晚，我们又隐蔽地折回沙河附近设伏。”
果然不出所料，9日上午近10点，那两个小队的伪军摇摇晃晃地从汶上方向回来了，钻进了伏击圈内。王定烈率部突然开火，敌人猝不及防，死的死，伤的伤，“没死没伤的，举起双手乖乖地投降了，一个也没跑掉。打了这个小胜仗，总算解了心头之恨。可是，那批牛毕竟被敌人弄走了，而且抢牛的敌人，还在到处横行。我们耐心地等待新的时机”。
20多天过去了。4月1日，王定烈又得悉：敌人第二天要押送160多头牛去汶上。经第一次打击之后，敌人谨慎多了，派出日军一个小队加伪军两个中队护送。“这次，我们得到的消息早。我一、三两个中队一起，兵力也多一倍。当天黄昏出发，一夜走了35公里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敌据点东面两里远的乔村。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早已严阵以待，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还有八路军。2号9点半左右，我站在乔村西北角砦墙上，用望远镜一看，敌人浩浩荡荡地从三官庙方向来了。队伍拖得很长，尘土飞扬。原来，敌人把牛3头一组编在一块，160多头就是50多组，加上200多日伪军，稀稀拉拉地拖了足有两三里长的一字‘长蛇阵’。” 敌人快接近时，王定烈一声令下，战士们快速进入战斗。“在我们突如其来的前后夹击下，敌人只顾抵抗，哪里还顾得牛呢？说起来蛮有意思，那些披枷戴锁的牲畜，被枪声惊作一团。我们那些穿便衣的侦察员们冲入牛群，砍断绳索。它们好像明白自己被解放了一样，翘起尾巴，跟上那些穿便衣的八路军，狂奔起来。那群押送的日伪军，被我们活捉了30多人。有的只顾逃命，有的钻进‘乌龟壳’（碉楼）里打枪……我看看怀表，指针已过10点钟了，就令司号员吹起‘收操号’（即撤出战斗）。那些不会说话的‘劳动者’，边跑边哞哞地叫个不停，也不晓得它们是因没遭受宰割之苦而高兴呢，还是肚子里没有东西饿了。回来后，我们动员群众，把牛腿上的‘军’字刮去，分散到各村各户，再回到农民家中耕地去了。而敌人呢？第一次虽然占了便宜得了牛，却丢了人和枪；第二次既丢了牛，又丢人丢枪，只好躲在‘乌龟壳’里，再也不敢出来抢牛了。”
1945年，王定烈率八团南下豫东，建立了豫中根据地，10月率八团突破平汉路，长驱350公里，8天打了13仗，加入中原军区序列，被编为一纵四团，王定烈任团长。中原突围时，王定烈率四团5次当前卫、5次当后卫，为掩护大部队突围做出重大贡献。中原突围后，王定烈所在的四团，转战湘鄂西，回到豫皖苏，驰骋于江汉地区。
同朱毛短暂的会见成为终生难忘的红色回忆
“王定烈同志，为加速空军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总干部部决定你调离现职，组建航空兵第二十三师。”1951年8月的一天，时任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的王定烈接到湖北省军区拍来的电报。
1951年10月下旬，空军召开新组建的第五批航空兵师师长、政委会议。23日，时任新组建的航空兵第二十三师师长的王定烈和政委魏国运到达北京。王定烈回忆说：“我们都是初次到北京。任何名胜古迹都可以不看，但必须争取拜访敬仰久别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我们同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通了电话，约定星期六下午到中南海。”两人先到叶子龙家，由叶子龙带他们来到了朱德家。朱德在他那简朴的寓所热情接待了他们。
一见面，王定烈说：“老总您好，我俩这次来京开会，特意来看看老人家。”朱德说：“谢谢你们，我很好，就是进城之后，拉拉杂杂的事多些，又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打一年了。内忧未全平，外患又起。这叫‘祸不单行’啊！”他们无拘无束地谈笑着，真有回家之感。交谈中，王定烈说到了当年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搞分裂，朱德当时在大金川，曾去过红二九五团团部座谈的往事。朱德说：“当年要是没有张国焘的错误，一、四方面军一块北上，没有西路军的失败，我们的力量就大得多，打日本鬼子时，也就发展得更快更大嘛！可惜，我们党内总是不平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组织路线正确了，没有人有人，没有枪有枪。路线歪了，有人有枪也会丢掉啊！你们红三十三军、五军团的王维舟、杨克明、罗南辉、董振堂等同志，我很熟悉，都是干才，可惜，都为国捐躯了。我们这些幸存者，要走的路还很长呐！”正说话间，秘书来告知：今晚中直机关组织舞会，请朱德去放松放松，休息脑子。朱德说：“你们两位来一次不易，也去参加参加好吗？”王定烈和魏国运都说：“好！”稍停，王定烈又说：“好倒是好，可是不会跳呀！咋办？”朱德笑笑说：“不要紧，一看就会，胆子大一点，只要不踩人家的脚就没事，走吧！”
当晚，他俩和朱德一同走进一间百十平方米的小舞厅。舞厅里没有乐队，只有一台留声机放着音乐算是伴奏。舞会开始之后，他俩坐在那里听听音乐，嗑嗑瓜子，一边看着跳舞的人们，一边焦急而又激动地等待毛泽东的到来。王定烈回忆说：“第一轮舞刚罢，毛主席过来了，大家不约而同都站起来让座。他身着浅灰色衣裤，身材魁伟，比在长征路上和延安时期都显得高大魁伟。”
毛泽东环视左右，向大家招手示意，最后把目光落在他们两个陌生人身上，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问：“这两位同志是……？”叶子龙立即介绍说：“他们是初建的空军航空兵二十三师师长王定烈、政委魏国运。来京开会，特来看望主席和总司令的。”
“噢，都请坐下。不错，今天还有糖果、瓜子招待，你们先吃后跳。”毛泽东说着，随手抓了一把递过来，“不要拘束，回来一趟，吃块糖也不过分嘛！”然后就查起“家谱”来了——多大年龄啦，哪里人啦，何时参加革命，上了几年学啦……王定烈他们一一做了回答。毛泽东又询问王定烈：“你学过飞行没有？”王定烈说：“没有，如果领导安排，我可以学的。”毛泽东说：“那好，当师长能带头飞当然好，不过组织指挥那一套，你们总是有经验的嘛！慢慢就会熟悉的。我们新搞这么一个军种，给战士们插上翅膀飞上蓝天，保卫祖国领空安全，实属于必要……你们看，美帝飞机在朝鲜战场上十分猖狂，又是炸部队，又是炸交通运输线，他们称之为‘绞杀战’咧！还不时窜到我东北上空。台湾蒋介石在他的帮助下，有几架飞机，也不断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王定烈感觉到，毛泽东似乎不是在晚会舞厅，而像是又在办公室办起公来了。不知不觉就谈了20多分钟。
毛泽东下场转了几圈，他舞姿比较轻松活泼，潇洒自然。一场完毕，毛泽东回来问：“你们为什么不下场？”“我们不会。”“噢，你们是怯场吧。其实，这同游泳一样，光有理论，不下水不行，这叫老兵碰上新问题。你们将去朝鲜战场打空战，也是一个新课题，它比跳舞难度大得多咧。”王定烈说：“这个我们有信心。”毛泽东点点头，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做个有心人吧！”因为怕耽误了毛泽东的休息时间，王定烈就拉拉魏国运的衣角，说：“主席、总司令，我们要走了，祝你们健康。”毛泽东说：“你俩光看别人跳，怪难受的吧！那就自便喽。”朱德说：“你们以后再来耍啊。”告别了两位伟人，他们依依难舍地走出门外。
凄风苦雨过后是晚霞映满天
奉中央军委命令，1951年8月，以湖北军区为主，抽调湖南和江西3个军区及四十一军、四十五军的一批干部组建空军航空兵第二十三师，任命王定烈为师长、魏国运任政治委员。王定烈等当即启程赶赴南昌，接受3区人员，投入紧锣密鼓的组建工作之中。 汇聚南昌的这2000多人，全部是来自陆军部队的人员。“尽管他们一个个都曾是冲锋陷阵的英雄好汉，都是勇往直前的勇士，现在当了空军，可连飞机究竟是啥样子都根本说不清——想当年，敌人的飞机轰炸扫射，我们领教过。”王定烈说，那战场上血泪斑斑的一幕幕场景，始终深深地铭刻在自己的脑际，他多么渴望着有朝一日我军也有一支强大的空军。
11月，中南军区空军在汉口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安排下一批航空兵师参加志愿军赴朝实战锻炼。会后，王定烈被调任十八师师长。1952年2月，空军电示，赋予十八师执行第三批轮战任务。王定烈介绍说：“从6月21日至11月30日，我师编队共出动74批614架次，飞行424小时。空战中，击落敌机6架。在空战中，我们摸清了敌人的特点，掌握了规模不同的组织指挥手段，以及各种保障方法，为后来提高战斗力和国土防空作战奠定了基础。”在朝鲜战场的那些日日夜夜，王定烈铭记心间，难以忘怀。
1967年6月6日，在广空党委五次扩大会议上，一个负责人突然宣布时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王定烈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勒令停职反省，关押劳改。
接着，广空召开有300多人参加的五次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连续批斗王定烈3天，动员与会人员每人必须揭发他5条“罪状”。王定烈说，所幸的是，没有挨打、没有下跪坐喷气式。当时，规定他学习毛著，触及灵魂，交代“罪行”；每天半日劳动，改造思想，不准自由行动，不得与别人接触，写交代材料。这种颠倒是非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检讨书”上，王定烈用毛笔写下了：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广大群众……然后，挥笔一连写了100个“毛主席万岁”。
专案组负责人看后，对他说：“你为什么写97个‘毛主席万岁’？这是别有用心！”王定烈说：“你当众数一遍好吗？那是100个，你正好掉了一行。”“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万万岁嘛！”“你很不老实！”王定烈气愤至极，拍案叫道：“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陷害同志，就是革命吗？就是老实吗？”
从此，专案组对王定烈看管得更严了。这期间王定烈先后向军区领导写过3次申诉信，均石沉大海。王定烈只好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和空军党委上诉，要求澄清事实，请求恢复工作。
1968年2月，刘少奇、邓小平、萧华等11人被打成叛徒集团。所谓萧华是叛徒，是因为有人揭发，萧华某年某月某日在山东只身逃跑，下落不明。后来调查到萧华当时的警卫员王定烈，来人声色俱厉地说：“你是关键人物，要老实交代。”一时间，王定烈如坠雾里。他翻开当年的日记，发现那天萧华正在给党政机关上政治课，专案人员启发王定烈，要他好好考虑考虑。第二天专案人员又来了，王定烈原话回之，并以党籍担保。专案人员威胁说：你不要顽固到底，不然死路一条。王定烈也火了：共产党员讲的是实事求是，我说的话我敢负责。说完，王定烈写了个声明：“……我没有亲身经历或亲眼看见过萧华被人缴枪、被扣押的事……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是我包庇了萧华的错误和隐瞒了自己的错误的话，我愿受党纪军纪制裁，并愿与萧华同罪……”王定烈说，当时心想，自己之所以敢写那样的证明文字，“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被打成萧华死党，我也心甘受诛，再回地狱去算了”。
王定烈痛心地说：“我这个贫苦娃子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跟着共产党、毛主席，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东征西战，拼杀于战场，经历了多少曲折坎坷，经历了几多生生死死。没有想到30多年后，突然在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分子’，这让我痛苦、困惑。”
两年莫须有的“罪名”，让王定烈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饱受了精神和肉体的煎熬。这期间，王定烈曾多次致信空军党委，要求澄清事实、分配工作，为部队建设和党的事业多做些贡献。
1968年12月，王定烈调济南军区空军任副司令员。1975年8月，王定烈由济空奉调军委空军任参谋长。1982年11月，王定烈任空军副司令员，分管空军科研装备兼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工作。1985年7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空军领导班子，司令员张廷发、政治委员高厚良，副司令员何廷一、王定烈等全部退居二线。1988年，王定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出生贫苦的王定烈始终难以忘怀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离休后，他多次故地重游，访问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耳闻目睹老区人民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状况。他说：“老区人民仍然是那样淳朴，那样热情。改革开放，使我国广大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老区的经济发展依然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低谷。”
在晚年，王定烈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心中却始终装着老区人民，只要是有益于老区发展的各种活动，他都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参与。他总是说：“我是老区农民的儿子，是喝着老区的水长大的，为老区人民做些工作是我最欣慰的。”王定烈的肺腑之言充满了对老区的深情。几年时间，他先后在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地农村调研考察，为革命老区的发展不断地奔走办实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离休后，他偶尔提笔学书法。“从头学习书法便成为我晚年生活的一件乐事。我参加过老年书法学习班，重新当起了小学生，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不敢懈怠，认真去完成。游山玩水，我没有多少雅兴。每得知哪里有书法展、美术展，无论多忙，也总要去瞧上几眼，有些乐此不疲。”尽管他已有“将军书法家”之称，但他还是笑称自己的书法是“小学水平”。
王定烈自嘲地说：“我的生活，8个字——读书看报，吃饭睡觉。有一个战友又送了我另外8个字——不吵不闹，不给不要（不想当官、不想挣钱、不想‘闹’事，不要什么待遇）。”
王定烈与妻子刘醒亚是在战友的撮合下走在一起的。在王定烈眼里，妻子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勤劳简朴的一生和不断奋斗的一生”，特别是“在随部队行军作战期间，在敌人集中营里，她都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意志挺了过来，很不容易”。2005年，老伴离开了他。
2014年11月18日，96岁高龄的王定烈也离开了所眷恋的世界，去另一个世界向自己的老伴报到，天堂里多了一对恩爱的老夫老妻。（题图为晚年的王定烈）
（责任编辑：张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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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烈，四川宜汉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二九五团七连战士，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部班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五支队指导员、骑兵连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郓北支队队长，八团副团长、团长，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四团团长等职。解放后曾任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师长，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空军航空兵二十三师、十八师师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空军十五航校（即导弹学院）校长，广州空军指挥所副司令员，广州、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系党的十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持续80多年的草鞋缘
采访时，只见王定烈脚穿草鞋，胸前佩戴着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毛泽东像章。一问才知他“从小就穿草鞋，穿了80多年了。每年夏天爱穿草鞋，透气、舒服”。“草鞋，要么是家乡人送我的，要么是我自己买的，半年换一双，北京还没有卖的哩。”
王定烈说：“小时候，我在家乡都是穿草鞋的，因为我们那里是山区，家里穷也买不起什么皮鞋。战争年代，干粮和草鞋是征途上不可缺的两件宝物，只要肚子不饿、脚板皮不破，要打能打，要走能走，就什么也不担心了。当时战斗中间有休息时间，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打草鞋，不打草鞋，在山区里怎么走路啊。所以草鞋当时成了必需品。长征路上都是高山乱七八糟的地方，你说穿布鞋，哪有人给你做那么多布鞋？要穿皮鞋，那更没有，要穿高跟鞋，我们也没有见过。草鞋磨烂了，上山割梭草做绳，剥树皮做材料自己编织。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夏天我喜欢穿草鞋，冬天我就穿布鞋，皮鞋很少穿，从来不穿高跟鞋。”他笑着说，皮鞋只是在一些公众场合没有办法才穿。
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开始穿越草地。一年前，兄弟部队就从这里经过，路上仍时时可见累累白骨。王定烈和战友一边行军，一边组织“收容队”掩埋遗骨。这是18岁的王定烈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
“穿草鞋过草地，就像走在充满水的海绵上，脚下不时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稍一失足，就有陷入泥潭的危险。”王定烈说，大家每人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每走一步，都要先用棍子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下，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隔上一段距离，就插上一根小木棒作路标。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面黄肌瘦的王定烈突然发起“羊毛疔”（急性胃炎），痛得他浑身大汗。他一面捂着肚子，一面前进。他知道，绝对不能掉队，否则就再也不能起来了。
草原上缺医少药，被痛苦煎熬着的王定烈，突然想起在老家时母亲给哥哥治“羊毛疔”的土法子。于是，他坐在草地上，从软帽上取下别着的针，学着母亲当时的办法，把胸口处的皮挑破，咬牙使劲挤出紫黑色的血。虽然他痛得差一点晕了过去，但很神奇的是他居然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
谁知祸不单行，王定烈不久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两夜，一直发着高烧，人事不省。两天后，朝夕相处的师长兼团长郭锡山（后来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可耻的叛徒）见他的病情没什么好转，就把他丢在了荒野之上。当时，幸好团政委万汉江赶来，才把王定烈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那个狗日的叛徒好狠心啊！要不是团政委赶来，我王定烈早就尸陈荒野了。”
接下来的两天下起大雨，部队不得不在原地滞留下来，这给了王定烈宝贵的休养时间——战友们给他喂水，并把不多的“糌粑”让给他吃。病情稍微好转，王定烈便拽着马尾巴，又走上茫茫征途。
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不得不再次沿着头年走过的路线再过一次草地。“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是什么意思？有一部分过去了又回来，然后再走过去。但我只走了一次，为什么？他们过的时候，我们正在掩护他们，他们回来，我们也正在掩护他们，如果我们不掩护他们，敌人过来了，就把他们消灭在草地上了。”
放牛娃成了红小鬼
1918年农历十月二十日，王定烈出生在川东宣汉县得胜场下王家屋，取名“大培”。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是个典型的农民，母亲曾正秀是家里的顶梁柱，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他当上了放牛娃。10岁那年，上王家屋办了一个私塾，母亲送王定烈上了学。
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越过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1933年10月，红军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得胜场解放了。接着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家家户户都发了土地证。王定烈的母亲捧着土地证激动得放声大哭。
“到了15岁那一年，我就上高小了，才过一个多月，红四方面军进了川陕苏区，发动了宣达战役，和我们家乡的川东游击军会合了。当时，因为战争，小学停办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出路，恰好红军‘扩红’，干脆参加红军。于是，身着单衣单裤、脚穿破草鞋的我从得胜场爬山越岭走了4天，来到南坝场红三十三军军部，再到上八庙九十九师二九五团报到。”从此，15岁的王定烈成为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漫漫之旅。
直到1951年，时任航空兵二十三师师长的王定烈才在南昌见到阔别18年、辗转找来的母亲。“当时，母亲知道我还活着，思儿心切，于是日夜兼程，先后在巴东、宜昌找我，一直追踪到南昌。漫长18年啊！母亲已经苍老，头发全白了，脸上都是一条条数不清的皱纹。不过，我从她的微笑里依然感觉到她的坚强、她的无畏！”
参加红军的第一天，王定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定烈”，意在坚定信念、轰轰烈烈闹革命。王定烈还记得：“我的第一个武器是大刀，再有就是长矛。长矛是把四川的竹子削尖以后，再用火烘干，其实是梭镖。我们当兵哪里有武器装备呀！红军当时武器装备是靠消灭敌人，从敌人那儿缴获过来装备自己。开始我到连队，以后当了一阵传令兵，就是现在的通讯员。传令兵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靠口头传达信息的，当时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营长要给连长下命令，靠什么？靠嘴传。”
王定烈说，当传令兵你要记得很清楚，传得不准确不行。“比如说要前进、要守、要打，都得传。有一次我去前线传达命令，对面就是敌人，传达完命令后，我一看打仗挺有意思——那时候我已经有步枪了。敌人在那儿打枪，我在那儿也打了几枪。回去以后，他们说：‘你是通讯员，怎么能随便打枪？’说子弹很珍贵，要处分我。处分我就是让我把枪举起来，对着墙，罚站一个小时。但是我心里很高兴，一点儿都不觉得痛苦，打了敌人，你罚就罚吧，总算是打过仗了，了了我的心愿。” 一颗子弹留存在腰间16年
1936年10月底11月初，国共两党的一场激战在黄河两岸展开。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渡过黄河，准备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由于敌情突变，红军被分隔成河东、河西两部分。中央决定将已渡过黄河的部队编为西路军，单独西进。此时王定烈的身体已经恢复，他被编入红三十军二六八团五连二排，随西路军出征。此后，西路军开始了与西北军阀马步芳武装浴血拼杀的悲壮历程。
1937年3月14日，是王定烈记忆中最为难忘的一天。此时，2万西路大军只剩下不足3000人。部队突破马家军重围，退守到甘肃一个名叫石窝山的雪岭上。
14日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二六八团右翼高地，向五连猛烈侧射。王定烈所在的第二排本来只剩12个战士了，在敌人的猛烈侧射下又牺牲了3名战士。王定烈和其他8名战士还在顽强抵抗。恰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王定烈猛然觉得右胸像挨了一拳，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迸金星，昏倒在地。
到半夜，王定烈苏醒过来，剧烈的疼痛使他全身像通电一样颤抖，睁开眼看到的只是战友的尸体——西路军余部已经分兵突围。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想走下山去，但双腿却像两根铁棍，沉重麻木得迈不开步。他后来才知道，那颗子弹从胸膛钻进了腰里，横搁在脊梁上，压迫着脊椎神经，使他的下肢麻木。他只好用上肢带动下肢，一步一步地爬着离开了染满鲜血的战场。
王定烈回忆说：“我当时做好了向马克思报到的思想准备。这次受伤一时使我完全丧失了战斗和行走的能力，只得忍着疼痛爬行。”一路上，衣服被撕成了条条，全身也被山石、荆棘划出一道道血口子。
走走停停，巧遇一些负伤的战士，他们不谋而合：“寻路下山，讨乞要饭，爬也要爬回陕北！”
第二天，王定烈和二三十个伤员隐藏在一间小屋内，不幸被敌军发现。敌军对我伤员一阵机枪扫射，又挥刀乱砍，王定烈头、臂、手4处中刀，一群伤员中，仅他一人幸免于难。采访时，记者还能清晰地看到王定烈身上当年所留下的刀印。
王定烈大难不死，继续找部队，由于伤势严重，两三个钟头才走了近200步。天黑后，王定烈睡着了，几只狼围了上来，被惊醒的王定烈用棍子敲打身边的石头，把狼吓走了。
在找部队的路上，王定烈再次被敌人发现，遭到逮捕。5月上旬，敌人将包括王定烈在内的300多名红军战俘押解到武威。已经投敌的师长郭锡山前来劝降，王定烈当时因子弹横在脊梁处，腰直不起来。为了在叛徒面前直起腰来，他拼命挺腰，竟疼得昏厥于地。可是这样一来，竟奇迹般地将横在脊梁上的6毫米粗、30毫米长的“七九”步枪子弹顺了过来。他的腰从此能够挺直，能够使劲了，好似动了一次手术。
这颗子弹后来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间呆了整整16年，伴随他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
王定烈被监禁了7天后，又被押往永登县城编入“补充团”。6月下旬，他们被押去修筑新（疆）兰（州）公路，变成了“劳役团”。一天，汽车过六盘山时出了车祸，一车人被甩出车外，王定烈虽被摔得不省人事，居然还是活了过来。他因此得了个“死不了”的绰号。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王定烈从西安回到延安，被派到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警卫连当班长，不久给萧华当警卫员，随萧华挺进冀鲁边。
峥嵘岁月难忘“夺牛战”
1944年，26岁的王定烈担任了八路军梁山支队队长。当时，日本侵略军垂死挣扎之时，不仅到处杀人放火，强征粮食、棉花，抓青壮年去日本当劳工，还想出一个新招数，就是抢走老百姓的耕牛。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王定烈打了一场令他至今难忘的“夺牛战”。
这年春天，敌人在山东省东平县计划抢500头牛，并勒令限期在东平城内集中，再经汶上到济宁，装上火车运走。“还说，谁敢反抗，皇军就要叫他‘死啦死啦’。那些汉奸、走狗忙着下乡，见了谁家牛长得肥壮，牵上就走。谁要说个不字，当场就得挨鞭打，还要罚你亲自送进城才算了事。”
原来，日军在东三省有个牛肉加工厂，他们将抢去的牛宰杀加工做成罐头，专供军队食用。牛被赶进城里后，敌人就在牛的右后大腿上，打一个大圆圈火印，里面有个“军”字，以示为军用物资。“这是敌人最恶毒的经济掠夺。我们决定以牙还牙。”
3月6日晚，王定烈率支队第三中队在梁山东北的西柳村宿营。半夜里，情报员跑来报告说，日军在城里集中了100多头牛，第二天就要押到汶上去。因接到情报太晚，当王定烈率部赶到汶上县沙河镇北面的公路上时，敌人已经无踪无影。“经查明：原来是东平县伪军两个小队60多号人，赶了120头牛，他们怕我军伏击，半夜三更就出城，向南去了。这次让敌人占了便宜，我们很不甘心。我断定，敌人既然南去，就一定会北回！7号晚，我们东去15公里，一面让敌发现我们向安驾庄方向走，一面留人就地监视敌人动向。8号晚，我们又隐蔽地折回沙河附近设伏。”
果然不出所料，9日上午近10点，那两个小队的伪军摇摇晃晃地从汶上方向回来了，钻进了伏击圈内。王定烈率部突然开火，敌人猝不及防，死的死，伤的伤，“没死没伤的，举起双手乖乖地投降了，一个也没跑掉。打了这个小胜仗，总算解了心头之恨。可是，那批牛毕竟被敌人弄走了，而且抢牛的敌人，还在到处横行。我们耐心地等待新的时机”。
20多天过去了。4月1日，王定烈又得悉：敌人第二天要押送160多头牛去汶上。经第一次打击之后，敌人谨慎多了，派出日军一个小队加伪军两个中队护送。“这次，我们得到的消息早。我一、三两个中队一起，兵力也多一倍。当天黄昏出发，一夜走了35公里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敌据点东面两里远的乔村。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早已严阵以待，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还有八路军。2号9点半左右，我站在乔村西北角砦墙上，用望远镜一看，敌人浩浩荡荡地从三官庙方向来了。队伍拖得很长，尘土飞扬。原来，敌人把牛3头一组编在一块，160多头就是50多组，加上200多日伪军，稀稀拉拉地拖了足有两三里长的一字‘长蛇阵’。” 敌人快接近时，王定烈一声令下，战士们快速进入战斗。“在我们突如其来的前后夹击下，敌人只顾抵抗，哪里还顾得牛呢？说起来蛮有意思，那些披枷戴锁的牲畜，被枪声惊作一团。我们那些穿便衣的侦察员们冲入牛群，砍断绳索。它们好像明白自己被解放了一样，翘起尾巴，跟上那些穿便衣的八路军，狂奔起来。那群押送的日伪军，被我们活捉了30多人。有的只顾逃命，有的钻进‘乌龟壳’（碉楼）里打枪……我看看怀表，指针已过10点钟了，就令司号员吹起‘收操号’（即撤出战斗）。那些不会说话的‘劳动者’，边跑边哞哞地叫个不停，也不晓得它们是因没遭受宰割之苦而高兴呢，还是肚子里没有东西饿了。回来后，我们动员群众，把牛腿上的‘军’字刮去，分散到各村各户，再回到农民家中耕地去了。而敌人呢？第一次虽然占了便宜得了牛，却丢了人和枪；第二次既丢了牛，又丢人丢枪，只好躲在‘乌龟壳’里，再也不敢出来抢牛了。”
1945年，王定烈率八团南下豫东，建立了豫中根据地，10月率八团突破平汉路，长驱350公里，8天打了13仗，加入中原军区序列，被编为一纵四团，王定烈任团长。中原突围时，王定烈率四团5次当前卫、5次当后卫，为掩护大部队突围做出重大贡献。中原突围后，王定烈所在的四团，转战湘鄂西，回到豫皖苏，驰骋于江汉地区。
同朱毛短暂的会见成为终生难忘的红色回忆
“王定烈同志，为加速空军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总干部部决定你调离现职，组建航空兵第二十三师。”1951年8月的一天，时任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的王定烈接到湖北省军区拍来的电报。
1951年10月下旬，空军召开新组建的第五批航空兵师师长、政委会议。23日，时任新组建的航空兵第二十三师师长的王定烈和政委魏国运到达北京。王定烈回忆说：“我们都是初次到北京。任何名胜古迹都可以不看，但必须争取拜访敬仰久别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我们同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通了电话，约定星期六下午到中南海。”两人先到叶子龙家，由叶子龙带他们来到了朱德家。朱德在他那简朴的寓所热情接待了他们。
一见面，王定烈说：“老总您好，我俩这次来京开会，特意来看看老人家。”朱德说：“谢谢你们，我很好，就是进城之后，拉拉杂杂的事多些，又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打一年了。内忧未全平，外患又起。这叫‘祸不单行’啊！”他们无拘无束地谈笑着，真有回家之感。交谈中，王定烈说到了当年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搞分裂，朱德当时在大金川，曾去过红二九五团团部座谈的往事。朱德说：“当年要是没有张国焘的错误，一、四方面军一块北上，没有西路军的失败，我们的力量就大得多，打日本鬼子时，也就发展得更快更大嘛！可惜，我们党内总是不平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组织路线正确了，没有人有人，没有枪有枪。路线歪了，有人有枪也会丢掉啊！你们红三十三军、五军团的王维舟、杨克明、罗南辉、董振堂等同志，我很熟悉，都是干才，可惜，都为国捐躯了。我们这些幸存者，要走的路还很长呐！”正说话间，秘书来告知：今晚中直机关组织舞会，请朱德去放松放松，休息脑子。朱德说：“你们两位来一次不易，也去参加参加好吗？”王定烈和魏国运都说：“好！”稍停，王定烈又说：“好倒是好，可是不会跳呀！咋办？”朱德笑笑说：“不要紧，一看就会，胆子大一点，只要不踩人家的脚就没事，走吧！”
当晚，他俩和朱德一同走进一间百十平方米的小舞厅。舞厅里没有乐队，只有一台留声机放着音乐算是伴奏。舞会开始之后，他俩坐在那里听听音乐，嗑嗑瓜子，一边看着跳舞的人们，一边焦急而又激动地等待毛泽东的到来。王定烈回忆说：“第一轮舞刚罢，毛主席过来了，大家不约而同都站起来让座。他身着浅灰色衣裤，身材魁伟，比在长征路上和延安时期都显得高大魁伟。”
毛泽东环视左右，向大家招手示意，最后把目光落在他们两个陌生人身上，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问：“这两位同志是……？”叶子龙立即介绍说：“他们是初建的空军航空兵二十三师师长王定烈、政委魏国运。来京开会，特来看望主席和总司令的。”
“噢，都请坐下。不错，今天还有糖果、瓜子招待，你们先吃后跳。”毛泽东说着，随手抓了一把递过来，“不要拘束，回来一趟，吃块糖也不过分嘛！”然后就查起“家谱”来了——多大年龄啦，哪里人啦，何时参加革命，上了几年学啦……王定烈他们一一做了回答。毛泽东又询问王定烈：“你学过飞行没有？”王定烈说：“没有，如果领导安排，我可以学的。”毛泽东说：“那好，当师长能带头飞当然好，不过组织指挥那一套，你们总是有经验的嘛！慢慢就会熟悉的。我们新搞这么一个军种，给战士们插上翅膀飞上蓝天，保卫祖国领空安全，实属于必要……你们看，美帝飞机在朝鲜战场上十分猖狂，又是炸部队，又是炸交通运输线，他们称之为‘绞杀战’咧！还不时窜到我东北上空。台湾蒋介石在他的帮助下，有几架飞机，也不断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王定烈感觉到，毛泽东似乎不是在晚会舞厅，而像是又在办公室办起公来了。不知不觉就谈了20多分钟。
毛泽东下场转了几圈，他舞姿比较轻松活泼，潇洒自然。一场完毕，毛泽东回来问：“你们为什么不下场？”“我们不会。”“噢，你们是怯场吧。其实，这同游泳一样，光有理论，不下水不行，这叫老兵碰上新问题。你们将去朝鲜战场打空战，也是一个新课题，它比跳舞难度大得多咧。”王定烈说：“这个我们有信心。”毛泽东点点头，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做个有心人吧！”因为怕耽误了毛泽东的休息时间，王定烈就拉拉魏国运的衣角，说：“主席、总司令，我们要走了，祝你们健康。”毛泽东说：“你俩光看别人跳，怪难受的吧！那就自便喽。”朱德说：“你们以后再来耍啊。”告别了两位伟人，他们依依难舍地走出门外。
凄风苦雨过后是晚霞映满天
奉中央军委命令，1951年8月，以湖北军区为主，抽调湖南和江西3个军区及四十一军、四十五军的一批干部组建空军航空兵第二十三师，任命王定烈为师长、魏国运任政治委员。王定烈等当即启程赶赴南昌，接受3区人员，投入紧锣密鼓的组建工作之中。 汇聚南昌的这2000多人，全部是来自陆军部队的人员。“尽管他们一个个都曾是冲锋陷阵的英雄好汉，都是勇往直前的勇士，现在当了空军，可连飞机究竟是啥样子都根本说不清——想当年，敌人的飞机轰炸扫射，我们领教过。”王定烈说，那战场上血泪斑斑的一幕幕场景，始终深深地铭刻在自己的脑际，他多么渴望着有朝一日我军也有一支强大的空军。
11月，中南军区空军在汉口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安排下一批航空兵师参加志愿军赴朝实战锻炼。会后，王定烈被调任十八师师长。1952年2月，空军电示，赋予十八师执行第三批轮战任务。王定烈介绍说：“从6月21日至11月30日，我师编队共出动74批614架次，飞行424小时。空战中，击落敌机6架。在空战中，我们摸清了敌人的特点，掌握了规模不同的组织指挥手段，以及各种保障方法，为后来提高战斗力和国土防空作战奠定了基础。”在朝鲜战场的那些日日夜夜，王定烈铭记心间，难以忘怀。
1967年6月6日，在广空党委五次扩大会议上，一个负责人突然宣布时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王定烈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勒令停职反省，关押劳改。
接着，广空召开有300多人参加的五次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连续批斗王定烈3天，动员与会人员每人必须揭发他5条“罪状”。王定烈说，所幸的是，没有挨打、没有下跪坐喷气式。当时，规定他学习毛著，触及灵魂，交代“罪行”；每天半日劳动，改造思想，不准自由行动，不得与别人接触，写交代材料。这种颠倒是非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检讨书”上，王定烈用毛笔写下了：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广大群众……然后，挥笔一连写了100个“毛主席万岁”。
专案组负责人看后，对他说：“你为什么写97个‘毛主席万岁’？这是别有用心！”王定烈说：“你当众数一遍好吗？那是100个，你正好掉了一行。”“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万万岁嘛！”“你很不老实！”王定烈气愤至极，拍案叫道：“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陷害同志，就是革命吗？就是老实吗？”
从此，专案组对王定烈看管得更严了。这期间王定烈先后向军区领导写过3次申诉信，均石沉大海。王定烈只好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和空军党委上诉，要求澄清事实，请求恢复工作。
1968年2月，刘少奇、邓小平、萧华等11人被打成叛徒集团。所谓萧华是叛徒，是因为有人揭发，萧华某年某月某日在山东只身逃跑，下落不明。后来调查到萧华当时的警卫员王定烈，来人声色俱厉地说：“你是关键人物，要老实交代。”一时间，王定烈如坠雾里。他翻开当年的日记，发现那天萧华正在给党政机关上政治课，专案人员启发王定烈，要他好好考虑考虑。第二天专案人员又来了，王定烈原话回之，并以党籍担保。专案人员威胁说：你不要顽固到底，不然死路一条。王定烈也火了：共产党员讲的是实事求是，我说的话我敢负责。说完，王定烈写了个声明：“……我没有亲身经历或亲眼看见过萧华被人缴枪、被扣押的事……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是我包庇了萧华的错误和隐瞒了自己的错误的话，我愿受党纪军纪制裁，并愿与萧华同罪……”王定烈说，当时心想，自己之所以敢写那样的证明文字，“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被打成萧华死党，我也心甘受诛，再回地狱去算了”。
王定烈痛心地说：“我这个贫苦娃子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跟着共产党、毛主席，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东征西战，拼杀于战场，经历了多少曲折坎坷，经历了几多生生死死。没有想到30多年后，突然在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分子’，这让我痛苦、困惑。”
两年莫须有的“罪名”，让王定烈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饱受了精神和肉体的煎熬。这期间，王定烈曾多次致信空军党委，要求澄清事实、分配工作，为部队建设和党的事业多做些贡献。
1968年12月，王定烈调济南军区空军任副司令员。1975年8月，王定烈由济空奉调军委空军任参谋长。1982年11月，王定烈任空军副司令员，分管空军科研装备兼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工作。1985年7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空军领导班子，司令员张廷发、政治委员高厚良，副司令员何廷一、王定烈等全部退居二线。1988年，王定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出生贫苦的王定烈始终难以忘怀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离休后，他多次故地重游，访问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耳闻目睹老区人民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状况。他说：“老区人民仍然是那样淳朴，那样热情。改革开放，使我国广大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老区的经济发展依然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低谷。”
在晚年，王定烈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心中却始终装着老区人民，只要是有益于老区发展的各种活动，他都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参与。他总是说：“我是老区农民的儿子，是喝着老区的水长大的，为老区人民做些工作是我最欣慰的。”王定烈的肺腑之言充满了对老区的深情。几年时间，他先后在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地农村调研考察，为革命老区的发展不断地奔走办实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离休后，他偶尔提笔学书法。“从头学习书法便成为我晚年生活的一件乐事。我参加过老年书法学习班，重新当起了小学生，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不敢懈怠，认真去完成。游山玩水，我没有多少雅兴。每得知哪里有书法展、美术展，无论多忙，也总要去瞧上几眼，有些乐此不疲。”尽管他已有“将军书法家”之称，但他还是笑称自己的书法是“小学水平”。
王定烈自嘲地说：“我的生活，8个字——读书看报，吃饭睡觉。有一个战友又送了我另外8个字——不吵不闹，不给不要（不想当官、不想挣钱、不想‘闹’事，不要什么待遇）。”
王定烈与妻子刘醒亚是在战友的撮合下走在一起的。在王定烈眼里，妻子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勤劳简朴的一生和不断奋斗的一生”，特别是“在随部队行军作战期间，在敌人集中营里，她都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意志挺了过来，很不容易”。2005年，老伴离开了他。
2014年11月18日，96岁高龄的王定烈也离开了所眷恋的世界，去另一个世界向自己的老伴报到，天堂里多了一对恩爱的老夫老妻。（题图为晚年的王定烈）
（责任编辑：张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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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烈，四川宜汉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二九五团七连战士，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部班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五支队指导员、骑兵连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郓北支队队长，八团副团长、团长，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四团团长等职。解放后曾任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师长，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空军航空兵二十三师、十八师师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空军十五航校（即导弹学院）校长，广州空军指挥所副司令员，广州、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系党的十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