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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上海旧时四大食品公司之一“冠生园”的开创者，冼冠生在经营食品工业的同时也涉足农业，大举开展农业合作实践活动，并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业合作活动的附加值。本文就以冼冠生的农业合作活动为中心，探讨他在农业合作方面的理念、实践和成就，探讨其灵活的经营理念和以公众需求为本的商业价值取向，剖析他独特的商业眼光和的社会关怀。
[关键词]冼冠生 冠生园 农业合作
作为至今仍享誉全国的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冠生园集团），其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可谓广东商人在上海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民族资本企业自力更生、拼搏进取的重要代表。其创始人冼冠生（1887-1952，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也正因为这段成功的奋斗历程，成为白手起家、走向成功的励志榜样，被后人加以称颂和研究。纵观这些研究论文，大多局限于总体概论并主要集中于冼冠生的宣传策略和生产方式，而对于一些经营细节有所忽视。其实作为一名知名食品企业的领导者，他在重视营销和生产的同时，更重视原料的采集和成本把控；在经营食品工业的同时也涉足农业，并在当时农业合作运动的政策下，大举开展农业合作活动。本文就以此为主题，探讨冼冠生在农业合作方面的成就，从而折射出其灵活的经营理念和作为企业家的社会关怀。
一、冼冠生的农业合作理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列强的经济侵略和国内政局的动荡、战争的频发，中国农村经济到达崩溃边缘，学界、政界均开始关注“三农”。特别是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后，也开始考虑解决农村危机，而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开展农村合作运动，即通过建立信用、运销、消费、购买、生产、利用、保险等合作社，将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整合成集体化、社会化生产，从而取得更大限度的经济利益。
冼冠生认为作为食品加工企业，因原材料涉及众多农产品，也可参与到农村合作运动中去。尤其是罐头生产，如能与农村合作，不仅能促进食品工业发展，更能挽救农村。他在《罐头食品生产合作之经营》中，提出了合作设想：
一、“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应当在农村低利贷款，将来于收获的时候，拿农产品抵还贷款。”
二、“农产品运来工厂，必须工厂自己设法替农民代运。因为有许多农民有了很好的产品，可是找不到良善的运输途径，而不能将产品供给制造罐头食品，工厂除了代运原料品之外，并且可以就地将原料制成半制品，然后运出。”
三、“我们要深入农村，直接和农民交易，避免行商剥削双方的利益。譬如在上海制造罐头食品，可是天天在十六铺的水果行鱼行等采办原料品，那么这罐头食品厂是不容易发达的。”
四、“在技术上知道农民繁殖合于罐头食品条件的产品，介绍良好的种苗，知道种植或饲养方法，使罐头食品厂能稳固地建筑在农产品源源供给的基础上。”
五、“拨款办理农村学校，农村卫生事业和其他的公共事业，以增进农民幸福和知识，籍以取得深厚的同情和信仰，这样一来，于改良剂收购农产品上可以获得很大的方便和利益。”
冼冠生的这种设想虽不能说得到了完整的实施，但冠生园农场和位于浙江超山的冠生园梅林还是进最大的程度低践行了冼冠生的农业合作理念。
二、冼冠生的农业合作实践
（一）超山植梅
超山，又名超然山，位于浙江临平、塘栖之间，因主峰突兀于龟蛇之间，有超然独立之意境，故得名。超山四周方圆十里均遍植梅树，有1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品种很多。超山的梅花以“古、广、奇”著称，与苏州的邓尉、无锡的梅园并称“江南三大探梅胜地”。
也正是因为此地梅树遍山，桃、李、杏、杨梅、樱桃等果产量也很可观，所以历史上苏沪各地的果脯作坊每年的五六月都会派专人来超山采购，每次多达数万斤。但随着糖价飞涨，利润降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又萎缩，遂使得各果脯作坊进货量明显减少。超山的果产也随之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当地村民以为种果树无利可图，遂有砍树该种其他农作物的意愿，如果按照这种态势发展下去，超山梅林的盛景也将不保。
这一问题被曾长期在此采办梅子的冼冠生所注意，为挽救当地经济，保证果树种植的效益，约在1933年间，冼冠生特在此购地数十亩（抗战后增至150亩），全部种植梅树，同时利用空地间作草莓，增加收益，尽量发挥地力促进生产增加。并利用杂草饲养山羊百头，而羊肥又可以培树，使废物循环利用，增加经济效益，最终使得冠生园超山农场在内部实现生态循坏，如今我们经常提到的“有机种植”，其实在那时就已实现。截止1947年，农场内共有工人33人。年度实际产量：青梅总产30万斤，草莓总产3万斤，在产量和收益上均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农场旁又设置梅子制作所，每年收获的梅子就在此初步加工后就运到冠生园上海工厂，用以制作陈皮梅、话梅、玉梅的果脯制品。因梅子均为自产自销，加之超山一带人口地价均十分便宜，所以极大地拉低了原料成本，致使冠生园的陈皮梅制品一直能保持物美价廉。同时，因冠生园超山农场的带动，附近村民也跟着种植梅树，超山一带的乡村经济，因冠生园农业合作理念而逐步复苏。
在超山梅林开发初步取得成功的时候，冼冠生计划扩大经营，实践自己关于罐头行业介入农业合作的经营理念。他认为“塘栖本是水乡，居民多种果树为业。交通方面，因为每天有小汽车开到上海，很是便利。每年行销到上海的水果，数值一二百万元。如能在该地设计，扩大种蔗地带，设立制糖厂及鲜果罐头厂，其成绩定有可观。水果趁新鲜入罐，味必鲜矣，比之上海各厂，在十六浦采办水果，定有天渊之别。”
为此，1934年7月，冼冠生特地召集冠生园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到超山实地参观。超山僧俗两届表示欢迎，午宴就设在报慈寺，住持广洲法师、塘栖乡长等皆参与招待。冼冠生在会上就谈及计划在此地设厂制造罐头，以充分利用该地的水果资源，实行农商合作，挽救农村。当地士绅均表示认同。但设厂之事在此后并不顺利，及至1936年12月才最终确定，并计划在1937年夏季各种果实成熟后，在超山，塘栖等处，开始制造。众所周知，七七事变打乱了一切计划，冼冠生的农村合作理念未能在超山彻底实践。 冼冠生的设厂计划虽落空，但他带给超山人民的，除了直接的农业效益外，更有我们现在常常所说的旅游文化效益。因冠生园的梅子采购，使得此地梅林保存，没有重蹈苏州邓尉“梅田改桑田”覆辙，从而使民国时期，超山的梅林仍吸引众多文人墨客来此观光，也才能有郁达夫《超山的梅花》（写于1935年）这一著名的散文。当然，冼冠生对超山文化景观的贡献并非是“无心插柳”之举，他在保护超山梅林的同时，也支持当地名胜古迹大明堂的复建，其目的正是要吸引更多的游客，发掘其旅游文化，增加更多的经济价值，而这一理念在其上海的冠生园农场表现的最为突出。
（二）沪西辟园
冠生园农场是冼冠生原料、生产、销售三大体系之中的重要一环。作为食品行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冠生园需要大量的肉、蛋、奶、蔬果等食材，长期向外采购，成本过高，不利于企业效益的增加。且冠生园经营食品为粤式风格，有些食材在上海周边很难采办，如长途采购还不如自己种植。为此，1932年，冼冠生在沪西漕河泾购地约四十亩，开办冠生园农场，畜牧和农业种植并重，从而极大降低了原料成本，并满足了冠生园对食材要求的多样化。
但颇具商业眼光和社会关怀的冼冠生，对农场的认识并未局限于原料的这一表面层次。他将农场赋予了很多社会责任和文化休闲的意义，农场即是开展农业合作的重要试验田，同时又是市民旅游观光的重要景点。
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旅游观念的传入、城市有闲阶级的诞生、城市交通的建设、食宿服务配套设施的完善，使得“旅游”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的生活选项。1923年9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了前所未有的旅游部（即中国旅行社前身），附属于银行之内。此举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兴起。而在其随后的迅速发展中，也证明了中国旅游业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旅游也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理所当然的休闲活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敏锐的冼冠生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他决定扩大自己农场的经营属性，从单一的原料生产基地、农业合作平台变成集观光、饮食于一体的旅游休闲场所，以其一如既往的亲民性，迎接上海市民对于文化休闲的精神需求。
为改变农场的单一性，在保证冠生园农场开展正常活动前提下，冼冠生特聘请园林专家按照中国传统园林的风格和韵味布置农场，引水入场，水一侧为冠生园漕河泾工厂大楼，另一侧则田园风光，互不干扰，别有雅趣。在田园中，各种亭台楼阁陆续兴建，并取了颇合文人口味的名字，如望梅轩、粤秀瓜棚（细竹搭架，瓜藤攀搭其上，用以种植丝瓜、冬瓜）、绿荫草堂（茶室）、鸡乐园（养鸡场）、鱼游天（养殖各种名贵金鱼）、饮冰室（冷饮店），在楼阁之间，多有树木花草、鸣禽飞鸟穿插其中，整个布局“以朴雅是尚，取景亦殊幽静。望云桥盼，矮山如虎踞，一枝柳间一枝桃，足资登眺。”加之农场身处郊外，空气清新、视野开阔，与城市内拥挤的房屋和人群、污糟的环境相比，的确引人入胜。
为对农场加以推广，1934年9月9日中秋节当天，冼冠生在冠生园农场组织举办了颇具声势的园游会，宴请上海商界、文化界名流及新闻记者。当日上午，冠生园特租用汽车数十辆，停候于老西门第四支店前，参加者每六人一辆车，来宾多达数百人，其中影后胡蝶、画家张聿光、女书家冯文凤等人均在其中。冠生园的董事和管理层中派出孙道胜、孙雪泥、冼若光、郑杏圃、帅润身，负责接待。农场中，特陈列冠生园的各色月饼供来宾品尝，绿荫草堂中又有粤式午宴款待，午宴后，举办方又带领来宾参观了冠生园新厂科学炉焙中秋月饼的生产全过程，随赠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现代之冠生园》画册每人一本，备受与会者的赞扬。临走时，来宾每人又获赠月饼一盒。要知道，当时的月饼也算高档食品，如此大方，不仅显示了冼冠生待客之道，更说明他对此次园游会的重视。
不过，冼冠生的盛情也的确换来了最佳的宣传效果。在前后几日内，《申报》、《机联会刊》、《广东旅沪同乡会会刊》等报刊杂志均有所预告和报道活动全过程，使冠生园农产迅速享誉沪上。为乘胜追击，冼冠生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又接连举办文化活动，以造声势。1934年10月，冠生园农产又启动梅花大会征集工作，计划先征集沪上各公私团体的梅花，集中于农场之中，最终在1935年初集中评选。寒冬季节，梅花绽放，百草凋零之际，有此艳点缀其间，可谓农场淡季中的亮点。随后，1934年1l月4日，冼冠生又全程赞助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来冠生园农场举办儿童园游会。这次活动即体现了冼冠生的社会关怀，又能为冠生园农场做推广，可谓一举双得。
宣传阶段结束后，冠生园与上海的经济旅行社合作，将冠生园农场与漕河泾的江苏省第二监狱、黄家花园打包成一条沪西郊区的游览路线。具体内容为：中午12点30分，汽车由本社出发，1时抵漕河泾，参观江苏第二监狱。1点半到冠生园农场午餐，以该种植之鲜菜为肴，2点半，步行至黄家花园游览，约于五点回市区，费用每位一元三角，儿童免费，非社员每位洋一元六角，额限五十人。由此可见，冠生园农场开放后，因其有餐饮服务，使得该地的旅游配套设施完善，实现了开拓旅游路线的先决条件。自冠生园农场经营常态化之后，各公私团体、个人以及来沪的领导来宾均喜欢来此参观、宴会，到春秋两季的周末闲暇时间，更是游人如织、繁盛异常。
冠生园农场的文化休闲属性的开发，充分了体现了冼冠生敏锐的商业眼光。这一开发，不仅提升了农场的商业附加值，也连带提升了冠生园的公众形象。游客来此参观，看到的是美景，也是自然干净的食材，更有机会还能看到食品的加工过程。这在当时食品卫生问题已经存在的上海，不啻为一次对自身形象的绝佳宣传。同时，农场的布置也能人感受到一种文化的气息，因此，众多文化名流、政界要角纷纷来此雅集，普通民众也能在闲暇时共享文化盛宴，而这正是冼冠生一直提倡的社会关怀，即在重视食品质量、重视精品服务的同时，不要忘记普通民众的利益，普通民众的诉求。
结语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笔下的冼冠生，大多是头脑灵活、善于经营的商人形象，而忽视了其本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其实，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实业家，冼冠生一直将企业经营和社会发展、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本文中，冼冠生的农业合作事业，直接目的是降低食材成本、源头把控卫生。而更大的作用还在于借此服务农村、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服务城市居民，提升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将自己的经营发展融入到更大的社会发展之中，从而为自身奠定了更坚实的发展基础。这种理念可谓贯穿于民国冠生园发展的始终，也凸显出冼冠生的爱国情怀，这应该是现代商人长期借鉴参考的“大商道”。
[关键词]冼冠生 冠生园 农业合作
作为至今仍享誉全国的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冠生园集团），其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可谓广东商人在上海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民族资本企业自力更生、拼搏进取的重要代表。其创始人冼冠生（1887-1952，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也正因为这段成功的奋斗历程，成为白手起家、走向成功的励志榜样，被后人加以称颂和研究。纵观这些研究论文，大多局限于总体概论并主要集中于冼冠生的宣传策略和生产方式，而对于一些经营细节有所忽视。其实作为一名知名食品企业的领导者，他在重视营销和生产的同时，更重视原料的采集和成本把控；在经营食品工业的同时也涉足农业，并在当时农业合作运动的政策下，大举开展农业合作活动。本文就以此为主题，探讨冼冠生在农业合作方面的成就，从而折射出其灵活的经营理念和作为企业家的社会关怀。
一、冼冠生的农业合作理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列强的经济侵略和国内政局的动荡、战争的频发，中国农村经济到达崩溃边缘，学界、政界均开始关注“三农”。特别是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后，也开始考虑解决农村危机，而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开展农村合作运动，即通过建立信用、运销、消费、购买、生产、利用、保险等合作社，将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整合成集体化、社会化生产，从而取得更大限度的经济利益。
冼冠生认为作为食品加工企业，因原材料涉及众多农产品，也可参与到农村合作运动中去。尤其是罐头生产，如能与农村合作，不仅能促进食品工业发展，更能挽救农村。他在《罐头食品生产合作之经营》中，提出了合作设想：
一、“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应当在农村低利贷款，将来于收获的时候，拿农产品抵还贷款。”
二、“农产品运来工厂，必须工厂自己设法替农民代运。因为有许多农民有了很好的产品，可是找不到良善的运输途径，而不能将产品供给制造罐头食品，工厂除了代运原料品之外，并且可以就地将原料制成半制品，然后运出。”
三、“我们要深入农村，直接和农民交易，避免行商剥削双方的利益。譬如在上海制造罐头食品，可是天天在十六铺的水果行鱼行等采办原料品，那么这罐头食品厂是不容易发达的。”
四、“在技术上知道农民繁殖合于罐头食品条件的产品，介绍良好的种苗，知道种植或饲养方法，使罐头食品厂能稳固地建筑在农产品源源供给的基础上。”
五、“拨款办理农村学校，农村卫生事业和其他的公共事业，以增进农民幸福和知识，籍以取得深厚的同情和信仰，这样一来，于改良剂收购农产品上可以获得很大的方便和利益。”
冼冠生的这种设想虽不能说得到了完整的实施，但冠生园农场和位于浙江超山的冠生园梅林还是进最大的程度低践行了冼冠生的农业合作理念。
二、冼冠生的农业合作实践
（一）超山植梅
超山，又名超然山，位于浙江临平、塘栖之间，因主峰突兀于龟蛇之间，有超然独立之意境，故得名。超山四周方圆十里均遍植梅树，有1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品种很多。超山的梅花以“古、广、奇”著称，与苏州的邓尉、无锡的梅园并称“江南三大探梅胜地”。
也正是因为此地梅树遍山，桃、李、杏、杨梅、樱桃等果产量也很可观，所以历史上苏沪各地的果脯作坊每年的五六月都会派专人来超山采购，每次多达数万斤。但随着糖价飞涨，利润降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又萎缩，遂使得各果脯作坊进货量明显减少。超山的果产也随之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当地村民以为种果树无利可图，遂有砍树该种其他农作物的意愿，如果按照这种态势发展下去，超山梅林的盛景也将不保。
这一问题被曾长期在此采办梅子的冼冠生所注意，为挽救当地经济，保证果树种植的效益，约在1933年间，冼冠生特在此购地数十亩（抗战后增至150亩），全部种植梅树，同时利用空地间作草莓，增加收益，尽量发挥地力促进生产增加。并利用杂草饲养山羊百头，而羊肥又可以培树，使废物循环利用，增加经济效益，最终使得冠生园超山农场在内部实现生态循坏，如今我们经常提到的“有机种植”，其实在那时就已实现。截止1947年，农场内共有工人33人。年度实际产量：青梅总产30万斤，草莓总产3万斤，在产量和收益上均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农场旁又设置梅子制作所，每年收获的梅子就在此初步加工后就运到冠生园上海工厂，用以制作陈皮梅、话梅、玉梅的果脯制品。因梅子均为自产自销，加之超山一带人口地价均十分便宜，所以极大地拉低了原料成本，致使冠生园的陈皮梅制品一直能保持物美价廉。同时，因冠生园超山农场的带动，附近村民也跟着种植梅树，超山一带的乡村经济，因冠生园农业合作理念而逐步复苏。
在超山梅林开发初步取得成功的时候，冼冠生计划扩大经营，实践自己关于罐头行业介入农业合作的经营理念。他认为“塘栖本是水乡，居民多种果树为业。交通方面，因为每天有小汽车开到上海，很是便利。每年行销到上海的水果，数值一二百万元。如能在该地设计，扩大种蔗地带，设立制糖厂及鲜果罐头厂，其成绩定有可观。水果趁新鲜入罐，味必鲜矣，比之上海各厂，在十六浦采办水果，定有天渊之别。”
为此，1934年7月，冼冠生特地召集冠生园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到超山实地参观。超山僧俗两届表示欢迎，午宴就设在报慈寺，住持广洲法师、塘栖乡长等皆参与招待。冼冠生在会上就谈及计划在此地设厂制造罐头，以充分利用该地的水果资源，实行农商合作，挽救农村。当地士绅均表示认同。但设厂之事在此后并不顺利，及至1936年12月才最终确定，并计划在1937年夏季各种果实成熟后，在超山，塘栖等处，开始制造。众所周知，七七事变打乱了一切计划，冼冠生的农村合作理念未能在超山彻底实践。 冼冠生的设厂计划虽落空，但他带给超山人民的，除了直接的农业效益外，更有我们现在常常所说的旅游文化效益。因冠生园的梅子采购，使得此地梅林保存，没有重蹈苏州邓尉“梅田改桑田”覆辙，从而使民国时期，超山的梅林仍吸引众多文人墨客来此观光，也才能有郁达夫《超山的梅花》（写于1935年）这一著名的散文。当然，冼冠生对超山文化景观的贡献并非是“无心插柳”之举，他在保护超山梅林的同时，也支持当地名胜古迹大明堂的复建，其目的正是要吸引更多的游客，发掘其旅游文化，增加更多的经济价值，而这一理念在其上海的冠生园农场表现的最为突出。
（二）沪西辟园
冠生园农场是冼冠生原料、生产、销售三大体系之中的重要一环。作为食品行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冠生园需要大量的肉、蛋、奶、蔬果等食材，长期向外采购，成本过高，不利于企业效益的增加。且冠生园经营食品为粤式风格，有些食材在上海周边很难采办，如长途采购还不如自己种植。为此，1932年，冼冠生在沪西漕河泾购地约四十亩，开办冠生园农场，畜牧和农业种植并重，从而极大降低了原料成本，并满足了冠生园对食材要求的多样化。
但颇具商业眼光和社会关怀的冼冠生，对农场的认识并未局限于原料的这一表面层次。他将农场赋予了很多社会责任和文化休闲的意义，农场即是开展农业合作的重要试验田，同时又是市民旅游观光的重要景点。
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旅游观念的传入、城市有闲阶级的诞生、城市交通的建设、食宿服务配套设施的完善，使得“旅游”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的生活选项。1923年9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了前所未有的旅游部（即中国旅行社前身），附属于银行之内。此举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兴起。而在其随后的迅速发展中，也证明了中国旅游业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旅游也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理所当然的休闲活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敏锐的冼冠生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他决定扩大自己农场的经营属性，从单一的原料生产基地、农业合作平台变成集观光、饮食于一体的旅游休闲场所，以其一如既往的亲民性，迎接上海市民对于文化休闲的精神需求。
为改变农场的单一性，在保证冠生园农场开展正常活动前提下，冼冠生特聘请园林专家按照中国传统园林的风格和韵味布置农场，引水入场，水一侧为冠生园漕河泾工厂大楼，另一侧则田园风光，互不干扰，别有雅趣。在田园中，各种亭台楼阁陆续兴建，并取了颇合文人口味的名字，如望梅轩、粤秀瓜棚（细竹搭架，瓜藤攀搭其上，用以种植丝瓜、冬瓜）、绿荫草堂（茶室）、鸡乐园（养鸡场）、鱼游天（养殖各种名贵金鱼）、饮冰室（冷饮店），在楼阁之间，多有树木花草、鸣禽飞鸟穿插其中，整个布局“以朴雅是尚，取景亦殊幽静。望云桥盼，矮山如虎踞，一枝柳间一枝桃，足资登眺。”加之农场身处郊外，空气清新、视野开阔，与城市内拥挤的房屋和人群、污糟的环境相比，的确引人入胜。
为对农场加以推广，1934年9月9日中秋节当天，冼冠生在冠生园农场组织举办了颇具声势的园游会，宴请上海商界、文化界名流及新闻记者。当日上午，冠生园特租用汽车数十辆，停候于老西门第四支店前，参加者每六人一辆车，来宾多达数百人，其中影后胡蝶、画家张聿光、女书家冯文凤等人均在其中。冠生园的董事和管理层中派出孙道胜、孙雪泥、冼若光、郑杏圃、帅润身，负责接待。农场中，特陈列冠生园的各色月饼供来宾品尝，绿荫草堂中又有粤式午宴款待，午宴后，举办方又带领来宾参观了冠生园新厂科学炉焙中秋月饼的生产全过程，随赠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现代之冠生园》画册每人一本，备受与会者的赞扬。临走时，来宾每人又获赠月饼一盒。要知道，当时的月饼也算高档食品，如此大方，不仅显示了冼冠生待客之道，更说明他对此次园游会的重视。
不过，冼冠生的盛情也的确换来了最佳的宣传效果。在前后几日内，《申报》、《机联会刊》、《广东旅沪同乡会会刊》等报刊杂志均有所预告和报道活动全过程，使冠生园农产迅速享誉沪上。为乘胜追击，冼冠生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又接连举办文化活动，以造声势。1934年10月，冠生园农产又启动梅花大会征集工作，计划先征集沪上各公私团体的梅花，集中于农场之中，最终在1935年初集中评选。寒冬季节，梅花绽放，百草凋零之际，有此艳点缀其间，可谓农场淡季中的亮点。随后，1934年1l月4日，冼冠生又全程赞助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来冠生园农场举办儿童园游会。这次活动即体现了冼冠生的社会关怀，又能为冠生园农场做推广，可谓一举双得。
宣传阶段结束后，冠生园与上海的经济旅行社合作，将冠生园农场与漕河泾的江苏省第二监狱、黄家花园打包成一条沪西郊区的游览路线。具体内容为：中午12点30分，汽车由本社出发，1时抵漕河泾，参观江苏第二监狱。1点半到冠生园农场午餐，以该种植之鲜菜为肴，2点半，步行至黄家花园游览，约于五点回市区，费用每位一元三角，儿童免费，非社员每位洋一元六角，额限五十人。由此可见，冠生园农场开放后，因其有餐饮服务，使得该地的旅游配套设施完善，实现了开拓旅游路线的先决条件。自冠生园农场经营常态化之后，各公私团体、个人以及来沪的领导来宾均喜欢来此参观、宴会，到春秋两季的周末闲暇时间，更是游人如织、繁盛异常。
冠生园农场的文化休闲属性的开发，充分了体现了冼冠生敏锐的商业眼光。这一开发，不仅提升了农场的商业附加值，也连带提升了冠生园的公众形象。游客来此参观，看到的是美景，也是自然干净的食材，更有机会还能看到食品的加工过程。这在当时食品卫生问题已经存在的上海，不啻为一次对自身形象的绝佳宣传。同时，农场的布置也能人感受到一种文化的气息，因此，众多文化名流、政界要角纷纷来此雅集，普通民众也能在闲暇时共享文化盛宴，而这正是冼冠生一直提倡的社会关怀，即在重视食品质量、重视精品服务的同时，不要忘记普通民众的利益，普通民众的诉求。
结语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笔下的冼冠生，大多是头脑灵活、善于经营的商人形象，而忽视了其本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其实，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实业家，冼冠生一直将企业经营和社会发展、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本文中，冼冠生的农业合作事业，直接目的是降低食材成本、源头把控卫生。而更大的作用还在于借此服务农村、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服务城市居民，提升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将自己的经营发展融入到更大的社会发展之中，从而为自身奠定了更坚实的发展基础。这种理念可谓贯穿于民国冠生园发展的始终，也凸显出冼冠生的爱国情怀，这应该是现代商人长期借鉴参考的“大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