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一路喘息着爬坡，发出冗长而有节奏的咔嗒咔嗒声，偶尔，这条巨龙会仰天长啸一声，在站上做短暂的停留，然后又奔腾着向西，再向西。坐火车挺累的，不过这列新型的进藏列车不论硬件和服务都是一流的，虽然进藏游已经到了旺季，但这列车不允许超载，所以车厢里并不像想象的那般拥挤，而且有平的陪伴，我们消消停停地，喝着茶，聊着天，倒也逍遥自在。
　　平是个警察，女警察，女铁路警察。她的家算是鐵路世家了。父亲是老火车司机，哥哥姐姐也在铁路上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和铁路连在了一起。说起父亲，平的脸上总是会流露出甜美的笑容。她告诉我，儿时，母亲和哥哥姐姐们都在内地老家，她跟随父亲在兰州生活，父亲白天黑夜地倒班开火车，经常是一整天一整夜地不在家，她就一个人待在家里。父亲视之为掌上明珠，怕她寂寞、孤单，想方设法给她创造快乐和开心。
　　就这样，平习惯了和父亲相依为命的日子，可是父亲呢，他还有心事没了。不知多少次，他登上高高的皋兰山，用他那蒲扇大的手掌打着凉篷，向家乡张望，他思念着远方的妻子儿女们。那个时候，兰州已经是西部之西了，他们不能想象，再往西会是什么样子。可是，国家还要往西修铁路，格拉段迟早要修通。而且，全家也不能一辈子这样两地分居，无论贫富贵贱，全家都希望开开心心地在一起生活，思前想后，终于，父亲下了决心，西进！
　　于是，在老爸这个“火车头”的带领下，一家老小举家西进，从风光秀丽的中原大地，到西部之皋兰，再到更西的格尔木，一路上树越来越少，山越来越秃，大地越来越荒凉，特别是过了湟源峡，就只是泛白的盐碱地了，平一下火车泪就流出来了：“爸爸，这里不好。”爸爸搂着平的头：“乖，不哭啊，咱全家一起，把这里改造得越来越好！”
　　带着梦想，带着豪情，或许还有几分无奈吧，上世纪80年代，平全家到了格尔木。起先，一家人住在荒滩上铁道兵留下的平房里。沙滩、漠风、烈日，在上学的路上，不知多少次，平跌倒在了沙路上，又爬起来，继续奔跑。每当平不喜欢格尔木了，爸爸就给她讲铁道兵的故事，给她讲汽车兵的故事。
　　爸爸告诉平，30多年前，也就是格尔木解放那年，你还没有出生，格尔木还是一片荆棘丛生，野兽出没，人迹罕至的荒蛮之地。是负责给西藏军民运粮的慕生忠将军他们，从西北各省调来干部，招驼工，买骆驼，在格尔木搭起了帐篷，设立了转运站。随着青藏公路的建成通车，西藏又在格尔木成立了青藏公路管理局，荒漠上才有了窑洞和平房，有了我们现在住的这房子，也有了第一座楼房──将军楼。从此，格尔木才慢慢成了一座城市。
　　“哦，就是望柳庄的那座小楼吧，爸爸？”
　　平迫不及待地问道。爸爸重重地点了点头，笑了。
　　“这么说，那些和慕将军一样修青藏公路、往西藏运粮的叔叔就是格尔木的祖先了？”平冰雪聪明，仰着小脸问爸爸。爸爸用眼神回答了平，他摸着平的头，问平，以后还嫌弃这里，说格尔木不好吗？
　　平歪着脑袋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接着又摇了摇头，忽闪着大眼睛顽皮地说：“你说呢，爸爸？”爸爸又笑了，这丫头，真鬼。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这个道路密集的城市格尔木，平长大了。她就像戈壁上的一株红柳，草原上的一朵格桑花，凭着她的聪明好学，平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很义气的她，顺理成章地成了青藏线上的铁路警察。
　　当年，青藏线二期工程就要开工了，格尔木流行一句话：“去南山口看剪彩了吗？”平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铺轨前，防爆、防破坏、防自然灾害……许多战友天天住在南山口，喝西风，吃黄沙，喂蚊子，往往一日的曝晒，脸就晒黑了，墨镜遮盖的地方还镶着两轮‘不落的太阳’，脸上翘着皮，端着碗吃饭前要多洗两遍脸，防止皮肤渣渣掉进碗里。”那时平的儿子正咿呀学语，还不会说几句完整的话，但他却会十分清晰地说：“妈妈去南山口了。”
　　那段时间，警察们的弦都紧绷着，上面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往南山口跑，警卫方案改了一遍又一遍，有的战友脚掌都磨烂了。是夜凌晨5点，又一次清场行动开始了，平听到队伍里有人说：“这黑灯瞎火的，除了咱警察这么胆儿大，活的就只剩下那几只汪汪叫的了，该不是去清那几只狗吧？”大家笑归笑，但还是警服领带，穿戴整齐，仿佛不是去那风沙南山口，而是去参加一个重大集会似的，他们知道，万一有一丝闪失，连日来的辛苦就瞎子点灯白费啦。六月的南山口之夜，平裹着棉大衣，在沙漠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蹚着，两腿直哆嗦，拎着扩音器和金属检查仪的手一会儿便没了知觉，怕掉在地上摔坏了，她赶快抱在了胸前。等天光放亮，日头渐高，她拿出防晒霜一层层地往脸上涂，旁边的小高喊：“平，你还带了防晒霜呢？”
　　“是呀，脸是女人的第二生命不是吗？虽然我们是警察，但我们也是女人呀。”平一边笑答，一边远远地把整瓶的防晒霜抛了过去。这时，一个细微但穿透力极强的声音引起了平的注意，平穿过风声寻找它的同时，脸上刺痛了一下。平条件反射似的“啪”一巴掌上去，只见一只小拇指甲大小、沾满血腥的蚊子躺在了她的手心。“可恶的蚊子！”平说着抬头往上看，才意识到形势之严峻：一群蚊子，在她的头顶上形成了一个黑压压的包围圈！“小高，快救救我吧，蚊子快把我吃了！”平大叫。此时的小高似乎比蚊子还可恶，她居然还能谈笑风生地说：“A型血，你一定是A型血，蚊子喜欢A型血。”
　　站在毫无遮掩的道心，平的思维短路了。当热烈的锣鼓乘着漠风，声声入耳，四周彩旗猎猎，飘进视野，平离会场那么远，她的眼眶还是湿润了。她想，老爸的愿望要实现了，几代格尔木人的梦想要实现了。这曾经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国际玩笑”呀。平一边感动着，一边密切地注意着周围的一切动向。不想，仪式还没结束，一阵沙尘暴眨眼间刮了个昏天黑地。平迎着风站在道心，一阵沙浪袭来，她趔趄几步，遂又挪动身子，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样的事情，对青藏线上近千名铁路警察来说，从剪彩那天开始，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听着平淡淡的讲述，我对铁路警察有了新的认识。伟大的青藏铁路是多少人的付出托起的呀，今天，已经平稳运营一年有余。我想起了警界有名的一手执笔一手拿枪的警察王仲刚。年逾半百，曾向妻子承诺这辈子不去拉萨，可当国家需要时，他来了。不远千里，从遥远的郑州来到高原，因为气候不适应，每次走沿线，他都插着氧气管，一边吸氧一边工作，一工作起来就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停不下来。每次下线回到西宁，他就不得不连续打几天点滴。 　　夜渐渐深了。在疾驰的火车上，时间就是路程。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完全放亮，我和平踩到了格尔木的土地。来接我们的警车，再一次提醒我，这一次，要写写警察了。按照我和平的意愿，警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铁路小区，平以前住过的地方。这里并不是她家最初的住处，最初的住处在市郊七公里，那里新建了一座唐古拉山乡生态移民村。
　　房子不大，老式的那种一梯三户，二楼。进了门便是一个长廊，两居室带厨卫间。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年都已经人到中年，各自成家立业，走的走，搬的搬，目前这里暂时闲置着，一些东西上落满了灰尘。平指着电灯开关的护套说，你看，这还是我在时弄的呢。
　　想象着当年的平在这里的情景，一间小小的房子，裝不下，许多愁。时间真如白驹过隙，它带走了太多的记忆，或悲伤，或欢乐，不动声色地将一切改变。难怪，那个时代，无数青年醮着鲜血，将刺眼的“青春祭”写上自己的额头。平回到了老家，快乐得像只小鸟。
　　快乐着她的快乐，真想看看平的“火车头”老爸是什么样，再听听他讲平的故事，讲火车上的故事，讲格尔木的故事。可是他已经退休回老家了。关于格尔木，我大多是出差时，从一些旅游小册子里得来的。格尔木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实际上，它更是道路密集的地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使得青海和西藏两个省区，不可分割地连成了一体。青藏铁路施工期间，它曾为格尔木创造近十万个就业岗位，增加收入过十亿。而青藏线全线通车后，因为进藏旅客直接从祖国各地乘坐列车，长驱直入，不必在格尔木停留，使得这座戈壁新城反而回归寂寞，热闹不再了。那天，平带我逛到格尔木最繁华的昆仑公园一带，就连那里曾经最热闹的商厦，都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了。平却不在意这些，这个女警察，似乎早已记不起来自己也曾经不喜欢格尔木了。她说，在那些长年工作在不冻泉、沱沱河警务区的战友们眼里，这里就是天堂了。
　　我知道，青藏铁路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不少地段超过5000米。相比之下，仅2800米海拔的格尔木，就根本算不上高原了。这里有饭店、影院、商店、网吧、公园，有男有女，更重要的，这里可以痛痛快快地泡澡，舒舒服服地睡觉，不会像山上那样，除了山还是山，除了风还是风。接下来，在格尔木铁路公安处采访的日子里，我听到的，更多的是沿线民警的感人故事。修铁路毕竟是有期限的，而守护铁路，却没有尽头。
　　今天，十万铁路建设大军早已撤离，滚滚红尘中，还有多少人，需要对其进行最起码的知荣明耻教育，而青藏线上的铁路警察们，却经历着这样一种人生。他们像一颗颗道钉一般，铆在了中国最高远的版图上。铁轨是梦，枕木是诗，沙砾是字，忠诚是魂。在那缺氧的高地，昆仑铺就千丈纸，在这高寒的“哨所”，西海饱蘸万点墨，他们的青春，在天边恣肆飞扬。在他们的身后，有一条美丽的哈达，一头连着北京，一头连着拉萨，伸向祖国更广阔的地方。
　　傍晚，我和平走出家门，朝着望柳庄走去。夕阳下，小小的将军楼隐没在城市的街巷之中。登上这座二层小楼，仿佛踩进了格尔木历史的皱褶里，一种空茫茫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们决定，明天，就上线，去不冻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