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华的新作《文城》一经问世，便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小说在延续余华以往创作风格的同时，也承续着他不重复自我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充满传奇浪漫色彩的《文城》较之余华以往的作品，更加彻底地增强了故事性。一方面给读者以极佳的阅读体验，适应了网络时代的阅读市场；另一方面也致使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逻辑上存在缺憾。同时，这种传奇浪漫色彩不仅弱化了故事的悲剧性，还增添了温情的分量。面对余华在这次创作中作出的转变，其背后的得与失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余华 《文城》 传奇 故事性 得与失
　　时隔八年，继长篇小说《第七天》后，余华又推出了新的作品《文城》，这部长篇小说一上市就引起了广大文学批评家、文学爱好者和作家同行的热议，评价褒贬不一。有人将其视为余华重返巅峰之作，也有人称该部作品略显平庸，并未超越其封神之作《活着》，甚至还有读者嘲讽“就这”“中年风”“老气横秋”等。暂且不论这些评价是否合理，这种纯文学作品引发各层次读者评论的现象，在网络文学发展势头强劲的当下其实并不多见，由此可见余华在当代读者心中的分量，以及大家对其作品的期待。
　　毋庸置疑，《文城》这部小说是优秀的且值得一读，但当它被贴上余华的标签时，无形之中就受到了更多严苛的审视和要求。然而，对于早已在文坛享有盛名的余华来说，怎会不知“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的道理？《兄弟》《第七天》出版后，备受争议的讨论便早已给余华打下了预防针。不管评论界如何争议，余华始终坚持着对过去小说创作风格的改变与突破。在一个复制拼贴盛行的时代，这种试图不重复自己的努力十分难得。从小说的叙述背景看，在城市化、商业化、现代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城》没有选择以都市作为叙述背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背景设定为之前作品中从未有过的清末民初，讲述了一个弥漫着传奇和浪漫色彩的历史故事。而小说的主线虽是二男一女的爱情，但并未落入狗血爱情故事的俗套，其间不但插入了土匪混战的历史背景，还在小说结构上精心安排了《文城补》这一部分。同时，小说所具有的浪漫和传奇气质明显增添了温情的分量，寄托着活着之外的希望和信仰，承载着文化的坚守。伟大的作家在创作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都敢于突破自己。如果说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能看到余华写作由技巧型先锋小说向世俗型现实小说的转变，那么《文城》的问世则是转变后的再一次前行。从读者角度所得出的诸如“不比《活着》好”的评价，从作者角度来看，何尝不是一种抛弃过去轻车熟路写作方式的努力。
　　一、弱化悲剧色彩
　　余华是当代作家中较为独特的一位，这种独特渗透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根源于他与众不同的叙事方式和对世界别样的感知方式。从创作先锋小说开始，他的作品便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了彻底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紧接着，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前期作品中的暴力和血腥明显减少，叙述也开始从冷漠变得逐渐多了一丝丝温情。总体来看，余华前期的创作以血腥、暴力、反讽、解构为底色，用客观和冷漠的叙事去呈现历史的残酷与荒谬，后期则是满怀温暖、希望、善良和怜悯，即使这温情的背后总有一个又一个的悲剧作陪衬。金赫楠认为：“余华的小说中总是死亡鲜血与温情同时蓬勃地生长着。”[1]《文城》也不例外，同样延续着余华残酷与温情的写作路线，但不同之处就在于这部小说里温情的分量显然超出了冷漠与残酷。
　　显而易见，小说《文城》所叙述的故事极具传奇和乌托邦色彩，充满浪漫与虚幻，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叙事里的悲剧成分。首先，故事的主线——男女主人公林祥福和小美之间的爱情是波折且浪漫的。小说从林祥福因媒婆一句话错过良缘开始，就注定了这个故事不会以大团圆收场。于是，一幕富家地主少爷抛弃万贯家财，携女千里苦苦寻妻的戏码便抵达了故事的高潮。因为爱情，万事皆可抛，这是何等的浪漫。随后，林祥福寻找“文城”未果，竟阴差阳错地找到了小美的家乡溪镇，令人奇之又奇。紧接着，小美被冻死在城隍庙外，在冰天雪地里，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还未再次相见便死生相隔了。这场爱情的悲剧在无声无言中戛然而止，不禁令人感慨：残酷与冷漠从未缺席，余华还是那个余华。但情节上此起彼伏的安排，又令原本的悲剧发生了质的变化，读者不再同以往一样沉浸在久久地哀伤中，而是开始了接下来的探秘。比如，小说里的林祥福在失去爱情和财产后，并没有因此而郁郁寡欢、一蹶不振，而是凭借双手在溪镇迅速干出了一番新事业。再如，后来林祥福直至丧命，躺在棺材里偶遇纪小美的坟头。如此虐恋，让人不觉潸然泪下，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竟在凄凉感伤的氛围里嗅到了一丝有缘之人终会相遇的圆满与美好。因此，这虽是一个富有悲情色彩的故事，却给人童话一般的感觉。就像有学者评价说：“如果说《活着》是关于残酷地生存，《文城》则确实试图去讲述温暖地死去。”[2]
　　再看小说里塑造的形形色色的配角，除了穷凶极恶、吃人心肝的土匪张一斧，大多都是良善、勤劳、坚韧的人物。余华以往小说里性格偏执的人物形象，在《文城》里变得更圆融与温和。但这些人物形象未免因服务故事情节而被迫走向了扁平，甚至连他们原本的善良也变得笨拙、虚假。比如，甘愿用儿子换朋友女儿的陈永良一家，这种无私的牺牲和对朋友的情义超越了血缘，着实令人钦佩，但过于高尚反而脱离了现实。倒是李美莲这一母亲形象，被描述得更為真实，她在对朋友大义的背后还透露着对亲生子女的私心，这才是人性。而忠厚老实的田氏兄弟，千里迢迢寻少爷归家并如数奉上田款，如此感人的情节却不及“田大几双磨破的鞋子”这一细节来得真挚。再看割了陈耀武耳朵的土匪“和尚”，一个反面角色却也令人看到了黑暗里的光，甚至比小说中某些良善之人更有人情味儿。人物形象会出现如此反差，或许余华早就有所预料。他将这部小说定义为“非传统的传奇小说”，并认为传奇小说的叙述通常是用故事带动人物，写实小说通常是用人物带动故事，传奇小说里也会出现令人难忘的人物，但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故事。 　　显然，从这种故事为尊、人物次之的现象中，可以见得余华对以往创作方式与思维的转变。余华曾说：“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3]《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成功，与贴着人物写故事密不可分。如若不论《文城》故事本身的传奇性，在人物塑造上余华明显偏离了自己的理论。人物形象在能被轻易定义的同时，就暴露出了不立体、缺乏变化的复杂性的缺点。对于短篇小说来说，有些人物形象受限于篇幅，可以没有发展，但对于长篇小说来说，人物的发展变化至关重要，传奇并不是為人物形象可以扁平化开脱的理由。换言之，凡是优秀的长篇小说，人物都有发展。比如托尔斯泰的小说，人物出场时读者往往只能看见其部分性格，随着故事的发展人物性格也渐渐发展，直到这部分写完，人物的性格才算完整展现出来。反观《文城》中的人物性格，没有发展的比比皆是。这就造成了人物原本是为小说情节服务的，却因单一而与庞杂的情节产生了脱节。从有利的一面看，“扁平人物的一大优点是：不管他们在小说里的什么地方出现，都能让读者一眼就认出来”[4]，对读者快速融入和阅读故事极为有利，这种配方在当下网络文学作品中也时常可以窥见。
　　二、回归传统价值观
　　小说讲述了一段传奇的故事，读者也都看得津津有味，不得不承认余华始终是一位会讲故事的作家。如同故事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人物之于故事也非常关键，正像老舍也曾说过人物是故事的主人。上文已经提过了《文城》这部小说存在人物形象扁平、缺少变化的复杂性等缺憾，但若是令该部小说中的人物走出余华以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画廊，回到传统小说或通俗小说中去类比其中的人物形象，便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事实上，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人物，还是金庸作品中的人物，他们都有一种共性，就是可以用简单的几个字去概括人物品性。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效果，是因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个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彼此相融相合。再看《文城》里集聚的一群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小人物，他们像一个又一个的“福贵”和“许三观”，在时代的漩涡和潮流中谋生和挣扎，在苦难的岁月里艰难活着。但这部小说里的人物与余华以往创作中的人物相比，显而易见多了些积极的元素，他们不再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有了斗争与奋斗的信念。如动荡的年代，溪镇的村民同心协力抵抗土匪、应对军阀；被土匪割掉耳朵的独耳民兵誓死守卫城门，抵抗土匪；林祥福在异地他乡靠手艺再次致富，东山再起。这些人一面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一面又努力在黑暗中闪烁人性的光芒。这光的来源正是我们民族历史与文化中一贯赞扬和推崇的优秀品质，比如仁义、善良、勤劳、诚信、坚韧等。
　　《文城》中大量生活场景的描述，无不透露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真善美和仁义礼信。小说里初到溪镇的林祥福父女，受到了当地居民特别是陈永良一家的照顾，女儿林百家也是靠着吃百家奶长大的，人情美不仅超越了陌生，还跨越了地域。而林祥福在生命的最后，选择将遗属托付给一个叫翠萍的妓女，对只有几面之缘的人竟如此信任，令人感叹。再如，我们从田氏兄弟身上还可以看到的忠信，他们像是主人公用来维系自己与故土的守护者，延续和坚守着落叶归根的文化传统。小说中对于“义”的烘托也有不少的篇幅，如舍生取义、一腔热血的侠义精神。林祥福为赎救大乡绅顾益民而丧命土匪枪下，陈永良寻到土匪头子张一斧给好兄弟报仇，独耳民兵团为保护村民在城墙与土匪决一死战等，一件件感人肺腑的事件，无一不让人思及我们民族历史长河里的那些侠义之士。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令人感到无比熟悉，是因为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浸润着民族精神的气质，拥有传统文化的影子。毫无疑问，余华在《文城》中选择更加坚定地走向了民族文化，但这种选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其更加关注现实与苦难的几部作品书写中就能预见。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可以发现余华“从注重小说的形式探索转向注重小说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式；语言从华丽向朴素转变；小说风格从西方化向中国化转变”[5]。由此可见，《文城》所拥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小说人物受优秀传统文化影响而凸显的人性光芒，正是作者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和思考。
　　除了故事与人物间包含的历史与文化深意外，“文城”这一虚指概念也发人深思。如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提到的“一座移动着的冰山显得高贵，是由它那浮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决定的”[6]。作家仅描写露出水面的部分，水下的部分则应通过文本去提示读者想象补充。而“文城”便是余华在叙事中的留白，等待着读者去填补。余华在谈及“文城”时也说：“我当时选择‘文城’这个书名，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城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书名，但所有故事都和它相关。”[7]于是，“文城是什么？在哪里？”这样的疑问，便始终伴随着故事的展开和结束。从小说内容上看，“文城”本就是阿强和小美编造出的一个地方，和这段故事一样经不起逻辑的考量。而故事展开的地点溪镇，就是文城吗？或许书中的一句话可以作答，“来到的清晨不是他们的清晨，离去的黄昏不是他们的黄昏”[8]。所谓的“文城”，不在地图上，而在每个人心中，掺杂着对过往的眷恋和逝去的感伤。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像数学方程式一样，可以解出固定的答案。“文城”在哪里？之于小美和阿强，再次回到物是人非的溪镇，这儿不是他们的文城；之于林祥福，没有小美的溪镇，他始终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在寻找和漂泊，这里也并非他的文城；之于读者，同样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和回忆着自己的文城。
　　紧接着再看小说里那些对南方小镇景物人情的描绘，是余华小说里惯用的底色，也是他熟悉的南方，就像他曾说过：“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9]然而，在这部小说里，《文城》的男主人公却意外选择了来自北方的林祥福，描写了北方的城镇村庄、土地良田、风俗人情。在林祥福身上，还可以看到北方人的敦厚和善良。比如，林祥福作为一位拥有许多财产的地主少爷，不仅勤劳、有一技之长、饱读诗书，而且以平等、尊重的姿态对待家仆。后来哪怕小美偷拿了林祥福的大半家产，他仍然宽容地原谅了她。如果说林祥福是北方宽厚、朴实的化身，那小美和溪镇便象征着温婉、坚韧的南方。但无论南方也好，北方也罢，人们身上所共通的美好品质惊人地相似。余华在这里不单是对南方故乡的回忆和想象，而是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和普遍人性。如此再看小说，回到那个风雨飘摇、兵荒马乱的时代，故事的文化归属感和共通感不觉增添了不少。 　　三、彻底增强故事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余华其实无论是选择走向先锋写作还是转向世俗写作，都和时代审美范式的发展与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处在当下网络发达的时代，网络文学早已成了大多数人生活的必需品。而广受大众喜好的网络文学，可以说也最接近当下中国的审美标准。那么，不断走向大众视野边缘的纯文学又当如何自处呢？不能置身事外是首要原则。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对纯文学创作会产生影响吗？众所周知，随着数字化、技术化的发展，传统的纸质阅读转换成了电子阅读，加之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人们的阅读习惯不免也发生了改变。在快餐化、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纯文学作品想要做到既抓住读者的阅读兴奋点，又坚守原有的思想深度和厚度，是特别不容易的。如果说《活着》的畅销，让我们看到了余华成功地从形式技巧的圈子中走出，做到了通俗而不肤浅，可读性强而又有深度，那么《文城》的出走显然更彻底。参考钱理群等学者分析余华20世纪创作转型原因的结论，“既有先锋文学自身的限制，又包含了世俗的诱惑，还包含了作家不断创新的诉求。”[10]可以揣测，《文城》故事性与可读性的增强，不免是余华为了适应当下阅读市场而做出的妥协与努力。但若是仅把《文城》看作是20世纪初的通俗小说在新时代的重演，未免中了作者的圈套。浓重的故事色彩看似套上了传奇通俗小说的马甲，实则只是作者睿智的设计。故事性、可读性并增背后所产生的问题，才是思考的关键之所在。
　　首先，先看小说所具有的强烈故事性。作者一路埋下疑点，吊足了读者的阅读欲和窥视欲，吸引其读下去直至谜底揭开。可是如此也会产生令人诟病的地方，因为小说故事性的凸显和人物形象的类型化，不免让整部小说像极了当代网络文学中的“爽文”。有学者指出，“《文城》近乎某种‘纯文学爽文’。它更精致、更深沉，但内在机理与‘爽文’‘爽剧’颇有相通。”[11]而且将该小说与当下的“爽剧”特征做了一一对比，竟高度吻合。笔者认为，《文城》与网络文学中的爽文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爽文的特点是主角从小说开始到故事结尾顺风顺水、升级神速，很显然《文城》并不符合。不置可否，小说确实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结构的安排等方面存在许多爽点，给读者带来了不错的阅读体验；但这大多源于小说本身就是在叙述一个浪漫且传奇的故事，情节在逻辑与真实方面经不起考究是能解释通的；而且，针对这种小说叙述中想象与真实关系的问题，余华早就表明过态度。在《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这篇文章里，余华通过援引卡夫卡《变形记》里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壳虫的例子，提出有着现实依据的想象不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因为“想象可以使本来不存在的事物凸显出来”[12]，从而变成现实。而且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也表明了对真实观念的转变，即由生活的真实走向了精神的真实。余华说道：“我觉得生活实际是不真实的……我的创作也许更接近个人精神上的一种真实。我觉得对于个人精神来说存在的都是真实的，是存在的真实。”[13]问题在于，对于小说《文城》来说，艺术真实、精神真实的说法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传奇浪漫故事的挡箭牌，但人物塑造上的缺憾终究难以逃脱众多读者和评论家的法眼。
　　其次，小说在结构上很有新意地分了《文城》和《文城补》两个部分。正篇以林祥福的视角来写，铺设下故事主线的同时又穿插进土匪、军阀等线索。其中土匪混战的庞大激烈场面不仅惊险、刺激，还非常具有视觉冲击感。在当下人们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不自觉趋向图像化、视觉化的时代，更多的文学作品走上了影视剧改编的道路，余华的作品也不例外，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而《文城》所拥有的强烈故事性及一些视觉化的文字形态，想必也会适合镜头下的呈现与演绎。接着补篇部分叙述小美和阿强的故事，揭开了整个故事的谜底，也使小说的整体思想得到了升华。读者在揭秘后得到了一瞬的满足，随即又陷入了对人性的深深思索中，女主人公小美的形象也因此愈加饱满，有血有肉了起来。少女时期的爱美之心，侍奉公婆和丈夫的恭敬、坚韧、勤劳，以及对林祥福和女儿的愧疚和歉意等，这些人性的真都在她被冻死于城隍庙前的忏悔姿势中浮现了出来。显而易见，补篇部分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不同于现在有些网络小说为了满足读者、凑字数而写下的番外。补篇像是一首音乐的副歌，有了它的配合和搭配，整首曲子才更和谐，中心思想才能被表达出来。这种叙述具有音乐感和节奏感的现象，在余华的作品中并不少见，如《许三观卖血记》中语词的重复，就好比跳动的音符般回环往复；而且，音乐感不仅可以表现在语词上，还能体现在作品的章节段落及结构上。因此，在阅读《文城》时，读者不仅能感受到余华语言的简洁精美，还有种酣畅淋漓、回味无穷的感觉。
　　最后，小说在内容上不仅讲述了林祥福的一生，也叙述了清末民初那个年代下底层人民的生活与命运。几十年间的风云变幻和作者的历史叙事为原本的浪漫故事增添了不少壮阔的气魄，而且其中对小人物心理和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更夺人眼球。动荡的社会环境成了那些小人物一生的底色，他们在苦痛与磨难中怀揣着希望，自己成了自己的英雄，尽管这是多么经不起理性的打量。王安忆在评价《许三观卖血记》时曾说：“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违反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14]在林祥福、陈永良夫妇、田氏兄弟、独耳民兵团等人的身上，那种忠义英勇的精神和善良淳朴的品质固然令人动容，但也让人在感动之余臧否它的不合人之常情。然而，从小说细节的描写来看，不难发现作者的良苦用心。如林祥福在被土匪打死时面带微笑地回忆过往，小美被冻死时结着一层冰霜的脸庞，土匪“和尚”临死前断了臂却仍然站立等，无一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因而，无论故事性的地位在小说中发生何样的变化，对细节的关注与刻画对于一部优秀作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四、结语
　　总之，《文城》中有余华自己独特风格的延续和伸展，有叙述方式和艺术创作的时代新变，也有纯文学作家适应当下阅读市场和读者阅读习惯的智慧与无奈。这部在余华沉寂八年后的新作虽未能突破或重达他创作历程的峰值，也未能满足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家挑剔的眼光，但从未失却一位当代优秀作家在创作上坚持不懈探索的勇气和真诚。“总有一个地方叫文城”，是林祥福的失去与寻找，是历史的回忆与感伤，也是小说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或许在将来，“文城”也会成为人们忆起余华时的一种情怀，正如书本腰封上的那句“人生都是自己的过往和他人的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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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余华.我的真实[J].人民文学，1989（3）：107-108.
　　[14]王安忆.评《许三观卖血记》[J].当代作家评论，1999（3）：127.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