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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出差，不能当面向资中筠老师祝贺80正寿并参加研讨会，感到十分遗憾和惭愧。
会议主办者发来了资老师1987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论文，今天读起来仍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其中许多论点振聋发聩。李剑鸣老师论为什么需要学习美国历史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特别是他提到不能只把读史作为为现实服务的一种工具。我为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中文版写的小序，则有一句话似乎引起了同仁的注意，即“我们研究美国是为了中国，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他们研究中国却不完全是为了美国。这一强烈反差，既反映了中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反映了文化背景与精神境界的差异。”我想就此机会借题发挥一下。
我们的美国同行，不管是研究中国的，还是研究别的国家、地区、问题的，当年选择自己的学习科目时，好像很少受“工具理性”的驱使，往往是个人兴趣使然，其中偶然因素(如亲友或老师的一番谈话)促成的情况也很多。我最近给美国亚洲问题学者斯卡拉皮诺(Robert A.Scalapino)自传的中文版写序，发现他之所以进入亚洲研究领域，是因为研究生期间偶然选修了他并不喜欢的日语课。不想刚刚学了几天，正赶上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海军要招募懂日语的情报人员，他就此结下了同亚洲的不解之缘。斯卡拉皮诺在自传中说，他很庆幸这辈子研究的是亚洲而不是中东或者非洲，意思是非洲一直难脱贫困，中东至今深陷动乱，而他所研究的亚洲几十年来经济突飞猛进，政治进步卓著，因此而引以为自豪。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美国同行不大可能是为了要研究美国应该如何借鉴中国的治国方略，或者学习日本人的鞠躬礼节，才走入这个行当的。
相比之下，中国人研究外国要务实得多。由于中国近现代落后于西方，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人自幼学习外国知识就充满远大而实用的目标。从大环境说，社会提倡的是为祖国建设而学文化，连搞体育都是为了拿奥运金牌为国争光(至于家长、老师心里想的功利目标是什么，他们自己其实明白，孩子慢慢也会领悟)。从小练舞蹈、习美术、学音乐，到高中选择学文还是学理、高考报志愿、读不读研究生、读什么专业、出不出国，都是个人兴趣服务于“工具理性”的结果。这二三十年来，随着革命热情的减退，社会对物质利益、感官享乐的追求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而且愈演愈烈。研究国际问题，自然也不能免俗。
剑鸣关于“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美国史”的考问，如果扩展一下，也可以提出“为什么要研究非洲”。马上会有人回答说：非洲有资源和(联合国)“票仓”可以为中国所用，当然要研究!还有人会追溯到1964年周总理访问非洲归来后批准成立北大亚非研究所，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等等。仅为求知而研究非洲，在国内也是很不合时宜的。
在思想和学术动因方面，中国学者同西方学者(还有日本学者)的差别，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差距。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学术研究水平的差距会影响到政策研究水平的差距，应是可以推断的。
现在提倡“软实力”，也很重视智库。这里要注意的区别是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确切地说是政府的软实力而不是社会的软实力。提高软实力的目的是批驳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为此现在已经建立了经济和国际问题方面“最高级别的智库”。智库的作用是为政府出谋划策，而不是资老师在那篇文章结尾所提到的开发民智，做全民族的“智囊”。
至于从事哪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或者做什么课题，也很难说没有功利心的驱动。在中国科研机构和大学，获得财力资助、职称晋升、行政资源之类的好处，几乎都需要同国家级重大课题、省部级课题、国家级优秀教师、市级优秀教师、省部级奖、校级奖等等挂钩，还有一个指标是研究成果有没有得到领导批示。这个趋向在加速发展，使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趋之若鹜。
应该指出，在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美国政府部门、公益基金会、企业的招标课题和资助也是有明确导向的，智库和专家学者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因此有明显的利益驱动，而不是主要取决于求知愿望。不过，就我观察之所及，同样是利益驱动，两国研究者之间仍然有几点重要的不同。首先，美国政府的项目大多务实，不会产生“美国外交理论特色”、“美国的国际定位”等宏大题目。其次，专家学者经常根据自己观察到的政策需要或商业需要，拟定项目内容，向政府部门、基金会、企业申请资助，而不是仅由出资方命题。第三，美国的基金会、学术团体、智库、企业在组织上独立于政府，更无政府的行政级别，因此利益驱动是多元的，很少受到政府干预。此外，研究经费的管理也相当规范，无需使用者积攒一大叠出租车票、餐饮费、礼品费发票之类莫名其妙的票据。
近几年来，对国际问题学者影响最大的，还有新闻媒体和网站。威力巨大而同商业利益挂钩的信息技术，同新闻主管部门的导向、受众的求知欲相结合，使学者专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受采访；只要愿意，还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美国研究的专业人士可以侃侃而谈东非海盗、澳洲铁矿、中亚动乱、网络安全。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显然比美国人信息发达，思想解放。
各种利益驱动、行政主导、媒体吸引的机制，大大增加了国内学者的实惠和知名度。学术界的竞争，日益成为获取上述资源的能力和勇气的较量，而非知识水平和学术能力的竞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已不再如此。“为求真知而研究”，于是更加难能可贵。
在这种大环境下，要想如资老师20多年前所设想的那样研究美国，是需要一种精神境界的。这里讲的真知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一些最根本的价值判断。我们研究美国，接触美国人，自然会产生种种复杂的感情，甚至被美国的精神世界所吸引、所感动。我相信，资老师是带着种种复杂感情去理解美国的，这些感情必然是超越国界和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的，也就是带有普世价值的。
同20多年前相比，中美之间在经济条件、物质生活上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于是诚如剑鸣所言，出现了还要不要认真研究美国的疑问。我完全赞成剑鸣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我的疑问是：中美两大社会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差异，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美国都比今天的中国更传统，更保守。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变化不大，连一位黑人总统也同样信奉这套价值观。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不相信黑人能当美国总统。今天的中国人，对美国的一切都越来越带有冷嘲热讽的心态(cyn—icism)，而不像20多年前那样带有敬畏之心(awe)。除了因为感觉到美国没落、中国崛起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在美国研究领域我最敬佩资老师的一个原因，是认同她一贯坚持的价值判断也即道德标准。她没有也不需要在每篇文章里都重复这一标准，而是让读者去体会什么是道德上正确的，什么是道德上错误的。不是因为它是美国，所以它是对的，或者所以它是错的。在实践上，美国总是不能履行(live up to)它自己提出的治国理念和道德标准。美利坚民族有种种缺陷，包括道德缺陷。但是，我们能不能因此而否定美国所坚持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政教分离等等治国济世的原则及其普世意义呢?我很想知道资老师的回答。
夜深人静，感慨万千。谨以这些只言片语，衷心祝愿资中筠老师健康长寿，继续为我们做出榜样，为学术做出贡献!祝各位师长、学友成就辉煌，一往直前!祝美国研究所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会议主办者发来了资老师1987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论文，今天读起来仍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其中许多论点振聋发聩。李剑鸣老师论为什么需要学习美国历史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特别是他提到不能只把读史作为为现实服务的一种工具。我为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中文版写的小序，则有一句话似乎引起了同仁的注意，即“我们研究美国是为了中国，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他们研究中国却不完全是为了美国。这一强烈反差，既反映了中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反映了文化背景与精神境界的差异。”我想就此机会借题发挥一下。
我们的美国同行，不管是研究中国的，还是研究别的国家、地区、问题的，当年选择自己的学习科目时，好像很少受“工具理性”的驱使，往往是个人兴趣使然，其中偶然因素(如亲友或老师的一番谈话)促成的情况也很多。我最近给美国亚洲问题学者斯卡拉皮诺(Robert A.Scalapino)自传的中文版写序，发现他之所以进入亚洲研究领域，是因为研究生期间偶然选修了他并不喜欢的日语课。不想刚刚学了几天，正赶上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海军要招募懂日语的情报人员，他就此结下了同亚洲的不解之缘。斯卡拉皮诺在自传中说，他很庆幸这辈子研究的是亚洲而不是中东或者非洲，意思是非洲一直难脱贫困，中东至今深陷动乱，而他所研究的亚洲几十年来经济突飞猛进，政治进步卓著，因此而引以为自豪。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美国同行不大可能是为了要研究美国应该如何借鉴中国的治国方略，或者学习日本人的鞠躬礼节，才走入这个行当的。
相比之下，中国人研究外国要务实得多。由于中国近现代落后于西方，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人自幼学习外国知识就充满远大而实用的目标。从大环境说，社会提倡的是为祖国建设而学文化，连搞体育都是为了拿奥运金牌为国争光(至于家长、老师心里想的功利目标是什么，他们自己其实明白，孩子慢慢也会领悟)。从小练舞蹈、习美术、学音乐，到高中选择学文还是学理、高考报志愿、读不读研究生、读什么专业、出不出国，都是个人兴趣服务于“工具理性”的结果。这二三十年来，随着革命热情的减退，社会对物质利益、感官享乐的追求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而且愈演愈烈。研究国际问题，自然也不能免俗。
剑鸣关于“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美国史”的考问，如果扩展一下，也可以提出“为什么要研究非洲”。马上会有人回答说：非洲有资源和(联合国)“票仓”可以为中国所用，当然要研究!还有人会追溯到1964年周总理访问非洲归来后批准成立北大亚非研究所，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等等。仅为求知而研究非洲，在国内也是很不合时宜的。
在思想和学术动因方面，中国学者同西方学者(还有日本学者)的差别，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差距。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学术研究水平的差距会影响到政策研究水平的差距，应是可以推断的。
现在提倡“软实力”，也很重视智库。这里要注意的区别是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确切地说是政府的软实力而不是社会的软实力。提高软实力的目的是批驳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为此现在已经建立了经济和国际问题方面“最高级别的智库”。智库的作用是为政府出谋划策，而不是资老师在那篇文章结尾所提到的开发民智，做全民族的“智囊”。
至于从事哪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或者做什么课题，也很难说没有功利心的驱动。在中国科研机构和大学，获得财力资助、职称晋升、行政资源之类的好处，几乎都需要同国家级重大课题、省部级课题、国家级优秀教师、市级优秀教师、省部级奖、校级奖等等挂钩，还有一个指标是研究成果有没有得到领导批示。这个趋向在加速发展，使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趋之若鹜。
应该指出，在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美国政府部门、公益基金会、企业的招标课题和资助也是有明确导向的，智库和专家学者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因此有明显的利益驱动，而不是主要取决于求知愿望。不过，就我观察之所及，同样是利益驱动，两国研究者之间仍然有几点重要的不同。首先，美国政府的项目大多务实，不会产生“美国外交理论特色”、“美国的国际定位”等宏大题目。其次，专家学者经常根据自己观察到的政策需要或商业需要，拟定项目内容，向政府部门、基金会、企业申请资助，而不是仅由出资方命题。第三，美国的基金会、学术团体、智库、企业在组织上独立于政府，更无政府的行政级别，因此利益驱动是多元的，很少受到政府干预。此外，研究经费的管理也相当规范，无需使用者积攒一大叠出租车票、餐饮费、礼品费发票之类莫名其妙的票据。
近几年来，对国际问题学者影响最大的，还有新闻媒体和网站。威力巨大而同商业利益挂钩的信息技术，同新闻主管部门的导向、受众的求知欲相结合，使学者专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受采访；只要愿意，还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美国研究的专业人士可以侃侃而谈东非海盗、澳洲铁矿、中亚动乱、网络安全。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显然比美国人信息发达，思想解放。
各种利益驱动、行政主导、媒体吸引的机制，大大增加了国内学者的实惠和知名度。学术界的竞争，日益成为获取上述资源的能力和勇气的较量，而非知识水平和学术能力的竞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已不再如此。“为求真知而研究”，于是更加难能可贵。
在这种大环境下，要想如资老师20多年前所设想的那样研究美国，是需要一种精神境界的。这里讲的真知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一些最根本的价值判断。我们研究美国，接触美国人，自然会产生种种复杂的感情，甚至被美国的精神世界所吸引、所感动。我相信，资老师是带着种种复杂感情去理解美国的，这些感情必然是超越国界和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的，也就是带有普世价值的。
同20多年前相比，中美之间在经济条件、物质生活上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于是诚如剑鸣所言，出现了还要不要认真研究美国的疑问。我完全赞成剑鸣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我的疑问是：中美两大社会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差异，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美国都比今天的中国更传统，更保守。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变化不大，连一位黑人总统也同样信奉这套价值观。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不相信黑人能当美国总统。今天的中国人，对美国的一切都越来越带有冷嘲热讽的心态(cyn—icism)，而不像20多年前那样带有敬畏之心(awe)。除了因为感觉到美国没落、中国崛起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在美国研究领域我最敬佩资老师的一个原因，是认同她一贯坚持的价值判断也即道德标准。她没有也不需要在每篇文章里都重复这一标准，而是让读者去体会什么是道德上正确的，什么是道德上错误的。不是因为它是美国，所以它是对的，或者所以它是错的。在实践上，美国总是不能履行(live up to)它自己提出的治国理念和道德标准。美利坚民族有种种缺陷，包括道德缺陷。但是，我们能不能因此而否定美国所坚持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政教分离等等治国济世的原则及其普世意义呢?我很想知道资老师的回答。
夜深人静，感慨万千。谨以这些只言片语，衷心祝愿资中筠老师健康长寿，继续为我们做出榜样，为学术做出贡献!祝各位师长、学友成就辉煌，一往直前!祝美国研究所兴旺发达，人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