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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菲尔林（John Ferling）是美国西佐治亚大学荣休教授，长期致力于美国“建国之父”的历史研究，长于以人物复原历史，著述颇丰，我们不妨称他的系列研究为“国父史学”。在新近出版的《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美利坚是怎样炼成的》（Jefferson and Hamilton：The Rivalry ThatForged A Nation，B100msbury Press，2013;商务印书馆二0一五年版，以下简称《炼成》）中，菲尔林通过对杰斐逊与汉密尔顿这两位“建国之父”的平行研究，指出在美国二百多年的政治历程中，“那些相左的意见像是美国政治体的DNA双链”（“前言”第2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共同炼成了今天的合众国。这就避免了对美国政治思想源头的单一理解和对美国“建国之父”的脸谱化描述，既是对政治史研究范式的坚守，又是对美国政治传统解读模式的重塑。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传记当今“随处可见”（381页），但《炼成》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双传记”。它在叙述上带有明显的共时对称性，突显出两位传主不同的政治与人生哲学，以及在美国建国历程中每一个重要时刻的政治分歧与不同贡献。首先，作者指出，杰斐逊“软弱、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更像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283页），他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可以让人类拥有爱和怜悯之心;但汉密尔顿“傲慢自大、争强好胜、狂妄自负、野心勃勃”（311页），是个悲观主义者，在他的眼里，人类大多数都被“贪婪、野心和利益”左右，“热衷于权力”（188页），因此他对人类的自我管理能力持怀疑态度。其次，从这两种不同的人性论和政治观念出发，汉密尔顿赞成新宪法，杰斐逊则反对新宪法的根本原则。菲尔林总结说，从本质上讲，杰斐逊是想“推动被治理者的愿望的实现，而汉密尔顿则强调秩序和稳定”（188页）。汉密尔顿希望通过设立国家银行和扩大税收挽救危机，但杰斐逊认为这是鼓励“致力于货币和股票投机”（第十章标题）。同样身为“建国之父”，两人对独立后的国家出路意见相左。汉密尔顿亲英，杰斐逊亲法。汉密尔顿希望美国保留英国的君主制的某些元素，并且与英国重修旧好，为此不惜与法国这位独立战争时的盟友交恶;杰斐逊厌恶君主制对人性的压制，希望美国建成共和制国家，为此要断绝对英国的依赖，继续与法国发展关系。菲尔林坦言：“三年前的某天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比起汉密尔顿，心中对杰斐逊敬仰更多一些。”（“前言”，8页）
从这部“双传记”中，细心的读者还可以探寻两位传主在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里的人生交集。证据充足的第一次晤面发生在一九00年的纽约。当时两人同在联邦政府供职，汉密尔顿从未邀请过杰斐逊来家中做客，而杰斐逊“一安顿下来就宴请了汉密尔顿至少两次”。当汉密尔顿端详杰斐逊家中悬挂的绘画作品时，杰斐逊告诉他那上面画的是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和弗兰西斯·培根，而且称他们为“有史以来世界上出现过的三个最伟大的人物”。汉密尔顿当即回答：“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尤利乌斯·恺撒。”（208页）在汉密尔顿提出国家银行方案之前，“杰斐逊还没有反对过汉密尔顿的任何议案，两人一直保持着友善但并不亲密的关系”（221页）。华盛顿签署国家银行方案后，两人的分歧快速增长。用杰斐逊本人的话说，两人在内阁里开始了“每天像两只公鸡一样的争斗”（223页）。汉密尔顿决斗致死之际，杰斐逊正处于痛失爱女（波莉）的悲痛中。惊闻老对手的死讯，杰斐逊称这是“非同寻常的大事”。迟暮之年，“当年的恩怨纠葛”早已烟消云散，杰斐逊忆起汉密尔顿，称其“无私、诚实、令人尊敬”（360页）。
菲尔林对两位传主的形象勾画，是在更多“建国之父”的背景下不断展开的。汉密尔顿早年在大陆军中任华盛顿的副官，深得华盛顿器重。终其一生，二人交往密切。菲尔林指出：“华盛顿清楚汉密尔顿是个梦想家……最重要的是，华盛顿知道汉密尔顿想要什么，而那也正是他想要的。”（204页）从这一点讲，美国不少历史学家说汉密尔顿与华盛顿是互相利用的政治同盟，亦不为过。杰斐逊与华盛顿的交往多有龃龉。仅以早年为例，一方是享有盛誉的《独立宣言》起草人，另一方是众望所归的大陆军总司令，但在独立战争期间，身为弗吉尼亚地方长官的杰斐逊在本土军事防御上自顾不暇，双方推诿指责。二人分歧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政治理念。菲尔林指出：“杰斐逊逐渐意识到，华盛顿实际上也是联邦派。”（307页）当然，个性因素也是有的。“杰斐逊对华盛顿非常敬重……汉密尔顿对华盛顿非常了解。”（234页）两位传主与约翰·亚当斯是另外一种微妙关系。一七九九年的一天，汉密尔顿贸然拜访亚当斯总统，批评总统的外交政策，“汉密尔顿越侃侃而谈，亚当斯就越怒气丛生”。总统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莽撞无礼、不学无术的蠢货”（318页）。杰斐逊在早年服务国会期间，与亚当斯“建立了相互尊敬的友善关系”;旅法期间，他与先期来到巴黎的亚当斯和富兰克林“成为亲密的朋友”。杰斐逊还是亚当斯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的挚友，“跟阿比盖尔待在一起让杰斐逊感到愉快，他很享受与她共处”（148页）。杰斐逊虽然对亚当斯总统的执政多有微词，一度几乎绝交，但晚年尽释前嫌。杰斐逊受到麦迪逊的钦佩，与其结下了友谊。麦迪逊多次规劝杰斐逊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华，“对杰斐逊回归政坛功不可没”（141页）。同为《联邦论》的作者，汉密尔顿与麦迪逊都希望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但“麦迪逊对建立国家银行并不热衷，另外对于汉密尔顿所青睐的品种繁多的国税，可能一直都不同意征收”（134页）。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作为政治分歧的两个源头共同炼就了美利坚，美国此后两百多年的宪政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这两个源头的“原则与妥协”的结果[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共同开启了美国党争的历史。独立之前，母国的托利党与辉格党的政治分歧被移植到殖民地。在独立战争时期，又分化出“分离派”与“效忠派”（中译本作“保皇派”;在菲尔林的著述中，效忠派代指托利派）。在制宪时期，出现了联邦派与反联邦派。新宪法生效后，一些反联邦派成员结成民主共和派，党派斗争加剧。以《合众国公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与《国家公报》（Natiom，Gazette）这两份出版物为中心，联邦派与民主共和派构建自己的思想堡垒，表现出现代政党的组织特征。但是，在建国之初，党派之争是受到警觉的。面对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围绕国家财政问题日益尖锐的争斗，华盛顿“一方面担心他所支持的汉密尔顿主義能否幸存下来，另一方面担心美国联邦能否在激烈的党派之争中幸存下来”（232页）。他给这两位内阁成员写信，要求他们“容忍和宽容”（232页）。尽管受到警觉，党争在美国此后逐渐成为政治现实。菲尔林指出，“在随后的几代人中，各党派就规划贸易、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以及政府在医保体系中的角色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而这些分歧总是可以追溯到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根本差异”（“前言”，2页）。
一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传记当今“随处可见”（381页），但《炼成》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双传记”。它在叙述上带有明显的共时对称性，突显出两位传主不同的政治与人生哲学，以及在美国建国历程中每一个重要时刻的政治分歧与不同贡献。首先，作者指出，杰斐逊“软弱、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更像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283页），他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可以让人类拥有爱和怜悯之心;但汉密尔顿“傲慢自大、争强好胜、狂妄自负、野心勃勃”（311页），是个悲观主义者，在他的眼里，人类大多数都被“贪婪、野心和利益”左右，“热衷于权力”（188页），因此他对人类的自我管理能力持怀疑态度。其次，从这两种不同的人性论和政治观念出发，汉密尔顿赞成新宪法，杰斐逊则反对新宪法的根本原则。菲尔林总结说，从本质上讲，杰斐逊是想“推动被治理者的愿望的实现，而汉密尔顿则强调秩序和稳定”（188页）。汉密尔顿希望通过设立国家银行和扩大税收挽救危机，但杰斐逊认为这是鼓励“致力于货币和股票投机”（第十章标题）。同样身为“建国之父”，两人对独立后的国家出路意见相左。汉密尔顿亲英，杰斐逊亲法。汉密尔顿希望美国保留英国的君主制的某些元素，并且与英国重修旧好，为此不惜与法国这位独立战争时的盟友交恶;杰斐逊厌恶君主制对人性的压制，希望美国建成共和制国家，为此要断绝对英国的依赖，继续与法国发展关系。菲尔林坦言：“三年前的某天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比起汉密尔顿，心中对杰斐逊敬仰更多一些。”（“前言”，8页）
从这部“双传记”中，细心的读者还可以探寻两位传主在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里的人生交集。证据充足的第一次晤面发生在一九00年的纽约。当时两人同在联邦政府供职，汉密尔顿从未邀请过杰斐逊来家中做客，而杰斐逊“一安顿下来就宴请了汉密尔顿至少两次”。当汉密尔顿端详杰斐逊家中悬挂的绘画作品时，杰斐逊告诉他那上面画的是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和弗兰西斯·培根，而且称他们为“有史以来世界上出现过的三个最伟大的人物”。汉密尔顿当即回答：“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尤利乌斯·恺撒。”（208页）在汉密尔顿提出国家银行方案之前，“杰斐逊还没有反对过汉密尔顿的任何议案，两人一直保持着友善但并不亲密的关系”（221页）。华盛顿签署国家银行方案后，两人的分歧快速增长。用杰斐逊本人的话说，两人在内阁里开始了“每天像两只公鸡一样的争斗”（223页）。汉密尔顿决斗致死之际，杰斐逊正处于痛失爱女（波莉）的悲痛中。惊闻老对手的死讯，杰斐逊称这是“非同寻常的大事”。迟暮之年，“当年的恩怨纠葛”早已烟消云散，杰斐逊忆起汉密尔顿，称其“无私、诚实、令人尊敬”（360页）。
菲尔林对两位传主的形象勾画，是在更多“建国之父”的背景下不断展开的。汉密尔顿早年在大陆军中任华盛顿的副官，深得华盛顿器重。终其一生，二人交往密切。菲尔林指出：“华盛顿清楚汉密尔顿是个梦想家……最重要的是，华盛顿知道汉密尔顿想要什么，而那也正是他想要的。”（204页）从这一点讲，美国不少历史学家说汉密尔顿与华盛顿是互相利用的政治同盟，亦不为过。杰斐逊与华盛顿的交往多有龃龉。仅以早年为例，一方是享有盛誉的《独立宣言》起草人，另一方是众望所归的大陆军总司令，但在独立战争期间，身为弗吉尼亚地方长官的杰斐逊在本土军事防御上自顾不暇，双方推诿指责。二人分歧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政治理念。菲尔林指出：“杰斐逊逐渐意识到，华盛顿实际上也是联邦派。”（307页）当然，个性因素也是有的。“杰斐逊对华盛顿非常敬重……汉密尔顿对华盛顿非常了解。”（234页）两位传主与约翰·亚当斯是另外一种微妙关系。一七九九年的一天，汉密尔顿贸然拜访亚当斯总统，批评总统的外交政策，“汉密尔顿越侃侃而谈，亚当斯就越怒气丛生”。总统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莽撞无礼、不学无术的蠢货”（318页）。杰斐逊在早年服务国会期间，与亚当斯“建立了相互尊敬的友善关系”;旅法期间，他与先期来到巴黎的亚当斯和富兰克林“成为亲密的朋友”。杰斐逊还是亚当斯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的挚友，“跟阿比盖尔待在一起让杰斐逊感到愉快，他很享受与她共处”（148页）。杰斐逊虽然对亚当斯总统的执政多有微词，一度几乎绝交，但晚年尽释前嫌。杰斐逊受到麦迪逊的钦佩，与其结下了友谊。麦迪逊多次规劝杰斐逊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华，“对杰斐逊回归政坛功不可没”（141页）。同为《联邦论》的作者，汉密尔顿与麦迪逊都希望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但“麦迪逊对建立国家银行并不热衷，另外对于汉密尔顿所青睐的品种繁多的国税，可能一直都不同意征收”（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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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作为政治分歧的两个源头共同炼就了美利坚，美国此后两百多年的宪政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这两个源头的“原则与妥协”的结果[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共同开启了美国党争的历史。独立之前，母国的托利党与辉格党的政治分歧被移植到殖民地。在独立战争时期，又分化出“分离派”与“效忠派”（中译本作“保皇派”;在菲尔林的著述中，效忠派代指托利派）。在制宪时期，出现了联邦派与反联邦派。新宪法生效后，一些反联邦派成员结成民主共和派，党派斗争加剧。以《合众国公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与《国家公报》（Natiom，Gazette）这两份出版物为中心，联邦派与民主共和派构建自己的思想堡垒，表现出现代政党的组织特征。但是，在建国之初，党派之争是受到警觉的。面对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围绕国家财政问题日益尖锐的争斗，华盛顿“一方面担心他所支持的汉密尔顿主義能否幸存下来，另一方面担心美国联邦能否在激烈的党派之争中幸存下来”（232页）。他给这两位内阁成员写信，要求他们“容忍和宽容”（232页）。尽管受到警觉，党争在美国此后逐渐成为政治现实。菲尔林指出，“在随后的几代人中，各党派就规划贸易、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以及政府在医保体系中的角色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而这些分歧总是可以追溯到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根本差异”（“前言”，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