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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孟朝红穿梭在欧洲各国。她拿着儿子马跃的尸检报告和相关证据，走访欧洲的鉴定机构，希望分析出一些新的蛛丝马迹。三年前，21岁的马跃在北京地铁二号线鼓楼大街站候车时，掉下站台死亡，尸体至今仍未火化。
孟朝红也希望儿子早日入土为安，可她需要真相。她只想知道，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自己跳下站台”
孟朝红永远不会忘记，2010年8月24日零点20分，一陌生人用儿子的手机打来电话，告诉她：她儿子马跃在鼓楼大街地铁站触电身亡，尸体被送至司法鉴定中心。
第二天上午，孟朝红赶回北京，看到了冷柜中满身伤痕的儿子。马跃的身体有几处大面积电击伤，部分皮肤已经焦糊，下颌处有一个触目惊心的伤口，而平日打球都要戴着的眼镜，不见了。
这个身高1米84、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是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的学生，马上就要读大三，暑期回家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做兼职。
北京市交通分局公交安保分局警察刘洋，向孟朝红描述了初步调查情况。事发当晚22点55分，他们来到现场，马跃斜躺在站台中间位置对应的铁轨上，左肩搭在第三轨，脚搭在运行轨道。
警方找到两位站台上的目击证人回忆，马跃站在候车黄线后，突然倒下，上半身耷拉到站台边缘，由于惯性翻下站台。警方初步分析致死原因，是电击。
“就差直接写，马跃是自杀的了。”孟朝红认为儿子不存在自杀倾向。 孟朝红希望了解目击证人的具体情况，警方告诉她，为了保护证人隐私，不能提供。 孟朝红问警察有没有监控录像，得到的回答是，有。但再次询问时，录像没了。
消失的证据
消失的理由，却不能令孟朝红信服。
25日，警方告知，他们未能调取出录像，因为地铁运营公司反映，当时的监控录像没有了。
“一会说有，一会说没有。”孟朝红急了。她了解到，鼓楼大街站站台大厅、出入口等位置共有近60台摄像机，30多台为闭路电视系统，具有录像功能。
26日，孟朝红和家人前往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三分公司询问。三分公司负责2号线等4条地铁线路的运营和管理。接待他们的，是负责安全的公司副经理李平。李平说，三分公司只是使用方，能看到的都是即时画面，是不保存的。而负责的中控室工作人员，当时正在站台，没有看到具体情况。录像资料是地铁通信信号公司负责的，询问过，对方告知没有了。他还保证：“我们是国企，有党组织的，绝不会有半点的隐瞒，您放心。”
随后，与地铁公司通信信号公司高欣经理联系时，她得知录像设备发生了故障，她要求解释故障发生的原因—— 12月24日，“8？23””事故调查组得出最终结论：因机房温度、环境等原因造成主存储磁盘故障无法存储，8月23日22：39到22：49时段，包括内尾摄像机在内的部分录像资料，作为次保护文件，被系统删除。
焦点定格在那记录马跃生命最后时刻的视频上。她质疑：“为什么偏偏删掉了这一段呢？” 她强调：“相比证人证言，录像才是最客观的证据，因为它不会撒谎。”
孟朝红没想到，现场的部分视频，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为寻找线索，他们想到了另一个关键方。2012年9月，孟朝红起诉北京市东城区急救站案开庭，孟朝红向法院提出申请调取相关录像。
“我们本没抱太大希望。”史小勇解释道，但这一次，意外发生了。
2013年2月18日，东城区法院告知，已从北京市公交分局调取到部分录像。
孟朝红在法院观看了这三段录像。一段视频长约10分钟，是马跃走到安检处通过刷卡机，进入地铁的视频；第二段视频长约40分钟，拍摄的是站台内的情形，但摄像头距离很远，看不到马跃在哪，只看到司机下车后转来转去，一直在打电话；第三段视频是警方自拍，记录120现场处置的视频。
关键的是第一段视频。此前，目击证人和警方称，没有看到马跃戴眼镜，现场也未找到马跃的眼镜。但第一段视频中，马跃刷卡进入地铁时，是戴着眼镜的。她希望复制这些视频整理分析，但法院予以拒绝。
对于这段距事发两年四个月后突然出现的录像，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法规部负责人陈志文解释说，当时地铁站有30多个摄像头，温度过高导致大部分无法使用，但有9个没问题，所以录下了马跃进站的画面。
至于为何不在事发后就将这段录像提供给家属，陈志文说：“与她没有关系的，提供给她有什么意义啊。” 至于这段录像交给警方的具体时间，陈志文表示，事发后一周内，这段录像已被警方调走。
无法还原的真相
三年来，马跃一直活在孟朝红的梦里。她不愿相信儿子是那些地铁“跳轨”“自杀”者中的一个。
“我认为马跃遭受了两次电击。”被称作“中国首席女法医”的王雪梅说，她曾应孟朝红的求助，查看马跃的鉴定文书。
她解释，马跃双耳各处及右耳上方6厘米黄褐色皮肤烧伤，与马跃失踪的眼镜有密切关系，怀疑是站立时突遭空气中并不通过心肺的高压电弧，造成的局部电烧伤，不可能是直接触碰接触轨750V电压造成的程度；此外，馬跃右下颌处，无人作出合理解释的“3.3×1.0厘米的挫裂创”，应是钝性体强力作用形成的，而她个人强烈怀疑，此伤是生前伤。
此外，王雪梅发现，死亡七个月后，马跃的肺脏重量超过正常情况的一倍。“这说明马跃经历了漫长的濒死过程。”
她一个可怕的模拟推测：马跃站立时遭受电击失去意识，随后坠入铁轨，但并未接触带电的轨道，随后有一个人拿着钩子一类的工具拉住其下颌，将马跃拖动，使他左肩靠在带电轨处。
但因为关键录像的缺失，这个推测无从求证。
三年前，事发当天下午，马跃与孟朝红通了最后一次电话。
母亲催促儿子购买回成都的火车票，儿子回答，想在家再多呆一天。随后他问：“您什么时候回家，回来咱俩好吃顿好的。” 孟朝红说过两天就回来了，并叮嘱：“早点回家。” 马跃说：“行。”
孟朝红也希望儿子早日入土为安，可她需要真相。她只想知道，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自己跳下站台”
孟朝红永远不会忘记，2010年8月24日零点20分，一陌生人用儿子的手机打来电话，告诉她：她儿子马跃在鼓楼大街地铁站触电身亡，尸体被送至司法鉴定中心。
第二天上午，孟朝红赶回北京，看到了冷柜中满身伤痕的儿子。马跃的身体有几处大面积电击伤，部分皮肤已经焦糊，下颌处有一个触目惊心的伤口，而平日打球都要戴着的眼镜，不见了。
这个身高1米84、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是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的学生，马上就要读大三，暑期回家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做兼职。
北京市交通分局公交安保分局警察刘洋，向孟朝红描述了初步调查情况。事发当晚22点55分，他们来到现场，马跃斜躺在站台中间位置对应的铁轨上，左肩搭在第三轨，脚搭在运行轨道。
警方找到两位站台上的目击证人回忆，马跃站在候车黄线后，突然倒下，上半身耷拉到站台边缘，由于惯性翻下站台。警方初步分析致死原因，是电击。
“就差直接写，马跃是自杀的了。”孟朝红认为儿子不存在自杀倾向。 孟朝红希望了解目击证人的具体情况，警方告诉她，为了保护证人隐私，不能提供。 孟朝红问警察有没有监控录像，得到的回答是，有。但再次询问时，录像没了。
消失的证据
消失的理由，却不能令孟朝红信服。
25日，警方告知，他们未能调取出录像，因为地铁运营公司反映，当时的监控录像没有了。
“一会说有，一会说没有。”孟朝红急了。她了解到，鼓楼大街站站台大厅、出入口等位置共有近60台摄像机，30多台为闭路电视系统，具有录像功能。
26日，孟朝红和家人前往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三分公司询问。三分公司负责2号线等4条地铁线路的运营和管理。接待他们的，是负责安全的公司副经理李平。李平说，三分公司只是使用方，能看到的都是即时画面，是不保存的。而负责的中控室工作人员，当时正在站台，没有看到具体情况。录像资料是地铁通信信号公司负责的，询问过，对方告知没有了。他还保证：“我们是国企，有党组织的，绝不会有半点的隐瞒，您放心。”
随后，与地铁公司通信信号公司高欣经理联系时，她得知录像设备发生了故障，她要求解释故障发生的原因—— 12月24日，“8？23””事故调查组得出最终结论：因机房温度、环境等原因造成主存储磁盘故障无法存储，8月23日22：39到22：49时段，包括内尾摄像机在内的部分录像资料，作为次保护文件，被系统删除。
焦点定格在那记录马跃生命最后时刻的视频上。她质疑：“为什么偏偏删掉了这一段呢？” 她强调：“相比证人证言，录像才是最客观的证据，因为它不会撒谎。”
孟朝红没想到，现场的部分视频，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为寻找线索，他们想到了另一个关键方。2012年9月，孟朝红起诉北京市东城区急救站案开庭，孟朝红向法院提出申请调取相关录像。
“我们本没抱太大希望。”史小勇解释道，但这一次，意外发生了。
2013年2月18日，东城区法院告知，已从北京市公交分局调取到部分录像。
孟朝红在法院观看了这三段录像。一段视频长约10分钟，是马跃走到安检处通过刷卡机，进入地铁的视频；第二段视频长约40分钟，拍摄的是站台内的情形，但摄像头距离很远，看不到马跃在哪，只看到司机下车后转来转去，一直在打电话；第三段视频是警方自拍，记录120现场处置的视频。
关键的是第一段视频。此前，目击证人和警方称，没有看到马跃戴眼镜，现场也未找到马跃的眼镜。但第一段视频中，马跃刷卡进入地铁时，是戴着眼镜的。她希望复制这些视频整理分析，但法院予以拒绝。
对于这段距事发两年四个月后突然出现的录像，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法规部负责人陈志文解释说，当时地铁站有30多个摄像头，温度过高导致大部分无法使用，但有9个没问题，所以录下了马跃进站的画面。
至于为何不在事发后就将这段录像提供给家属，陈志文说：“与她没有关系的，提供给她有什么意义啊。” 至于这段录像交给警方的具体时间，陈志文表示，事发后一周内，这段录像已被警方调走。
无法还原的真相
三年来，马跃一直活在孟朝红的梦里。她不愿相信儿子是那些地铁“跳轨”“自杀”者中的一个。
“我认为马跃遭受了两次电击。”被称作“中国首席女法医”的王雪梅说，她曾应孟朝红的求助，查看马跃的鉴定文书。
她解释，马跃双耳各处及右耳上方6厘米黄褐色皮肤烧伤，与马跃失踪的眼镜有密切关系，怀疑是站立时突遭空气中并不通过心肺的高压电弧，造成的局部电烧伤，不可能是直接触碰接触轨750V电压造成的程度；此外，馬跃右下颌处，无人作出合理解释的“3.3×1.0厘米的挫裂创”，应是钝性体强力作用形成的，而她个人强烈怀疑，此伤是生前伤。
此外，王雪梅发现，死亡七个月后，马跃的肺脏重量超过正常情况的一倍。“这说明马跃经历了漫长的濒死过程。”
她一个可怕的模拟推测：马跃站立时遭受电击失去意识，随后坠入铁轨，但并未接触带电的轨道，随后有一个人拿着钩子一类的工具拉住其下颌，将马跃拖动，使他左肩靠在带电轨处。
但因为关键录像的缺失，这个推测无从求证。
三年前，事发当天下午，马跃与孟朝红通了最后一次电话。
母亲催促儿子购买回成都的火车票，儿子回答，想在家再多呆一天。随后他问：“您什么时候回家，回来咱俩好吃顿好的。” 孟朝红说过两天就回来了，并叮嘱：“早点回家。” 马跃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