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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社会音乐教育的钢琴考级进行重新审视，思考社会音乐考级教育活动履行社会责任对提高社会考级群体的文化认知、社会认知、民族认知至关重要；厘清业界争鸣的技术教育与核心素养教育的关系，探析其教育范畴中音乐教育的内涵所辐射的文化自信的外延意义。
关键词：社会音乐教育 责任履行 内涵 新举措
一、引言
社会音乐教育是美育教育的一个视角，是社会学、教育学、音乐学派生出来“业余学科”，是由艺术团体、行业协会组成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由于组织单位是文化艺术企业部门，社会音乐教育往往被教育部门所忽视，导致其培养模式向“工匠式”“快餐式”“随波逐流式”“同质性”“功利化”转变。这种模式虽然对考级群体的“音乐知识”起到一定的普及作用，但教育部在2020年提出加强青少年美育教育“核心素养”的培养，证明社会音乐教育已经受到国家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对重新审视社会音乐教育应承担的责任及义务，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音乐教育的钢琴考级最初是“1987年上海音乐学院、广州钢琴学会面向当地开设的音乐考级活动”a，自开展以来，已成为社会音乐教育的一道“风景线”。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音乐学院三家音乐机构均在各自的行政区域范围内进行社会性音乐教育活动。后来，文化部全国社会艺术考级中心取消了受限范围。199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也同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音乐考级。“据统计，经文化部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共有社会音乐考级机构48家，其中全国性社会音乐考级机构6家，地方性社会音乐考级机构42家。”b考级群体人数已突破百万人次。c但随着考级机构的审批、考级种类的增加，考级标准出现了较大的泛化，考级认知也出现了异化。d本文以钢琴考级教育研究为例，用社会音乐教育履行责任的独特视角，探究社会音乐教育究竟应该履行怎样的社会责任。
二、考级异化教育形成的路径分析
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与素养的教育，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艺术考级这一模式将其视为“谋求生存”的教育，而这种“谋求生存”正是沿用着“功利化”西学的技术教育思维理念，用这种理念来换取“技术表达的考级证书”。首先，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输出。“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美国的文化输出占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42.6%，居世界首位，美国文化产业占全美GDP的25%，已超过航空、农业，尤其美国的影视文化，音乐艺术文化，以其大众性、娱乐性最为直接地影响着我国。”e其次，从社会学外延的角度考察，学琴考级的目的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让孩子走专业路线，倾全家之力培养“技术家”，在达到一定水平后以特长生的身份在未来升学考试中受益，也称“手艺工匠式”；第二类是当下并不在意其结果的好坏，让孩子学一种特长，学习一些音乐知识，以备急需之用，称为“应急快餐式”；第三类是攀比跟风，别的孩子在学，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称为“随波逐流式”。相比较而言，这三种教育方式均是同质性、“功利化”的方式。第三，考级者个体是为了在社会教育中得到“证书”。在笔者做考级评委的这几年，不少地区的社会钢琴考级者正步步逼近一个“外练”误区，即用雕塑的手法磕凿着每一个音符。漫长的练习道路枯燥无味，像枷锁一样禁锢了考级者的思维，也禁锢了他们的情感。人们似乎忘记了“教育部早在2014年、2016年、2020年先后三次提出音乐作为一门‘核心素养课’，为艺术是音乐，为技术就成了匠人”f的认知，也难怪当代的某些青年钢琴演奏家被人称为“琴匠”。早在孔子时期就有“乐，非止于技艺”g的说法，音乐原本是提高考级群体的文化素养、领略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的艺术手段，却在家长的“强迫”下，穿梭于专业老师和自家的琴房之间，成为考级者单调枯燥的技术外练。上海音乐学院赵晓生教授曾多次提出：“钢琴考级在中国出了导向性问题，每年弹三曲，2-5-8或3-6-9级跳着考，考级群体真正的受到了良好的技术教育了吗？只能证明素养和技术都没学到。”
三、考级的核心价值体现
（一）履行教材编纂内容的审核，践行民族文化的主体责任
当下考级机构通用的教材是由人民音乐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的《全国钢琴演奏考级作品集（新编第二版）》。在教材1—10级汇编曲目中，除大小调练习54首外，共71首曲目。其中，国外选曲62首，占所选曲目的87.3%；中国选曲9首，占所选曲目的12.7%。通过以上数据统计可见，中、外选曲比例严重失衡。教材中，我国主体文化内容稀缺，民族音乐文化活力削减，导致考级群体演奏选曲范围较窄，进而所选中国曲目演奏人数锐减。这样的教材已让我们的考级群体进入“西化符号”的学习梯队。换言之，人们对我国音乐艺术文化的容量的认知越来越少，教材中阳春白雪曲目的动力基因不足以推动我国艺术文化的自信。
早在2006年，郑远的硕士论文《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初探》就统计得出，中国的钢琴曲在1976年前夕就有363首。1978年到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期，中国钢琴曲创作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且在近40年的音乐文化教育发展中，钢琴创作曲目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虽然文化部艺术发展考级中心早在2016年3月就出台了“艺发考字[201603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艺术考级教材体系建设的通知”h，但教材在内容合理化建设体系上并未得到改善。
从表1曲目比例看，教材一到九级选曲是无章可循的，一、三、四、五、六、七级有极少数的中国曲目，二、八、九级没有中国选曲。从艺术的本质来讲，艺术本身忌讳标准化，但二、八、九级，中国“零”选曲的缺陷令人无法忽视。从表1所选教材内容来看，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题材曲目并没有得到推广，更谈不上现选曲目的价值认同；在文化自信上也谈不上责任的履行；教材的选曲并不能代表我国的民族性、文化性、艺术性。 首先，我国有优秀的民族钢琴曲《阳关三叠》《草原英雄小姐妹》《珊瑚颂》《北京有个金太阳》等，一些优秀的曲目应像《课标》一样在教材的变更中保留下来。从教材的核心素养入手，首选我国民族音乐作品的亮点曲目、特色曲目，从选曲的情感价值观、审美鉴赏、文化自信传承等方面入手，有利于考级群体更明了、快捷地接触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所以，深化钢琴考级教材的编纂工作刻不容缓，尤其在选用民族性、文化性曲目上更是如此。
其次，应打破以钢琴教师为教材编纂主体，建立以钢琴教师、作曲家、民族乐器演奏家三位一体的教材编写组织机构，深化考级教材的民族文化主题；在教材内容选择上体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民族性，适当体现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作品的比例；在民族性的基础上创新戏剧、戏曲的改编工作，真正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把好质量关，同时也能预防部分音乐教材功利化的目的。
（二）评委主体责任的履行问题
就目前考级形式而言，各考级机构如出一辙，一直沿用30多年形成的1+1+1+2+2=1的“错误”不等式，即一个场地、一架钢琴、一张准考证、两个评委、两首曲子，来换取一张通过证书。笔者发现，评委只关注曲子是否完整、音符是否错误、手型是否正确，对这些技术上的关注一直沿用几十年，而对文化含量的解读、民族精神的引领及曲子的文化背景、艺术情感的表达等漠然视之。
四、全面構建社会音乐教育责任履行的意义
社会音乐教育是培养艺术文化素养的一种模式，也是文化自信下核心素养的补充。其过程包括考级群体的认知过程、思维过程、演奏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表达过程和传播过程。考级是手段，接受文化教育是目的。而旧的模式已不能履行时代的责任，用新的模式来推进文化自信的传播工作，履行新的社会音乐教育责任已经势在必行。
首先，加强教育监管部门对考级机构的审核认定，建立新的市场秩序，建立考级机构的资质认定、教材的使用、考务管理、考级费用的收支新秩序。同时，考级基地也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场所，应对考场的文化自信建设进行氛围的营造，在候考区要有中国著名音乐家的照片、生平介绍等，这些都是建立社会音乐教育新秩序的有效手段。
其次，要预防本地评委的“情感考级”。文化部艺术考级中心对考级评委的师资认证、职称要求要有书面资质要求，适当做好评委队伍的梯队建设等环节，在履行考级过程中要对评委进行公示，定期进行评委的组织调换，必要时对评委的资格认证进行业务考核，建立一套社会音乐教育考级的新模式，杜绝“情感考级”过程的发生。
第三，构建新的考级内容模式。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音乐文化更是蕴含着56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可采用结合现场考级曲目问答形式，通过对优秀音乐作品的问答选择，既活跃考场氛围，又增进师生的爱国情感，使其感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知识魅力，引导考级群体由“证书考级”向中华传统文化考级的转变。
五、结语
社会音乐教育的钢琴考级从20世纪80年代末走到今天，是社会学、音乐学、教育学三大学科派生出来的，是社会发展与教育进步的必然产物，也是被业界忽视的“音乐业余”学科。这个不被认可的“音乐学科”，在三十多年的社会教育运行中，让百万考级群体收获了“技能”“证书”“音乐知识”，同时也带动了音乐艺术知识的普及。如果说三十年前的钢琴考级是为了技术的考级，这也无可厚非，毕竟三十年前我国在钢琴教育上急需一批紧缺型艺术人才。但是在当下，技术考级的现状呈现出了明显的劣势，应当进行变革。
在全面推进核心素养、文化自信的当下，我们逐渐厘清了社会音乐教育的责任构建和文化履行，社会音乐教育从考级的单一技术模式到“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模式已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社会学、教育学。从小家庭延伸到社会的大课堂，社会音乐教育对社会的受众面已从微观走向宏观。钢琴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技术层面到文化层面，已引起业界的争鸣，从音乐学科的角度讲是音乐技术到核心素养的延伸。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音乐文化教育功能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其对民族文化的渗透是无形的，已成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ab 张力元：《社会音乐考级机构知多少》，《乐器》2011年第9期，第38页，第39页。
c 马彪：《活化传统文化传承，促进核心素养发展》，《中国音乐》2019年第2期，第189页。
d 王安潮：《音乐考级要管理吗？》，《音乐周报》2012年第5期，第2版。
e 张旭光：《基于课堂教学的文化自信传播与教育研究》，《科教论坛》2018年第11期，第59页。
fg 黄烨：《从孔子的音乐教育观看音乐技能学习》，《音乐研究》2008年第5期，第74页，第75页。
h 文化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工作的原则意见〉的通知》，网址：https：// wenku.baidu.com/view/897900766037ee06eff9aef8941ea7 6159fa4a77.html.
参考文献：
[1] 赵晓生.钢琴考级训练问答[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基金项目： 2019年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民族音乐传播的社会责任履行推进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D09）
作 者： 张维胜，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张敏，山西传媒学院助教，研究方向：音乐心理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关键词：社会音乐教育 责任履行 内涵 新举措
一、引言
社会音乐教育是美育教育的一个视角，是社会学、教育学、音乐学派生出来“业余学科”，是由艺术团体、行业协会组成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由于组织单位是文化艺术企业部门，社会音乐教育往往被教育部门所忽视，导致其培养模式向“工匠式”“快餐式”“随波逐流式”“同质性”“功利化”转变。这种模式虽然对考级群体的“音乐知识”起到一定的普及作用，但教育部在2020年提出加强青少年美育教育“核心素养”的培养，证明社会音乐教育已经受到国家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对重新审视社会音乐教育应承担的责任及义务，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音乐教育的钢琴考级最初是“1987年上海音乐学院、广州钢琴学会面向当地开设的音乐考级活动”a，自开展以来，已成为社会音乐教育的一道“风景线”。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音乐学院三家音乐机构均在各自的行政区域范围内进行社会性音乐教育活动。后来，文化部全国社会艺术考级中心取消了受限范围。199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也同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音乐考级。“据统计，经文化部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共有社会音乐考级机构48家，其中全国性社会音乐考级机构6家，地方性社会音乐考级机构42家。”b考级群体人数已突破百万人次。c但随着考级机构的审批、考级种类的增加，考级标准出现了较大的泛化，考级认知也出现了异化。d本文以钢琴考级教育研究为例，用社会音乐教育履行责任的独特视角，探究社会音乐教育究竟应该履行怎样的社会责任。
二、考级异化教育形成的路径分析
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与素养的教育，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艺术考级这一模式将其视为“谋求生存”的教育，而这种“谋求生存”正是沿用着“功利化”西学的技术教育思维理念，用这种理念来换取“技术表达的考级证书”。首先，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输出。“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美国的文化输出占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42.6%，居世界首位，美国文化产业占全美GDP的25%，已超过航空、农业，尤其美国的影视文化，音乐艺术文化，以其大众性、娱乐性最为直接地影响着我国。”e其次，从社会学外延的角度考察，学琴考级的目的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让孩子走专业路线，倾全家之力培养“技术家”，在达到一定水平后以特长生的身份在未来升学考试中受益，也称“手艺工匠式”；第二类是当下并不在意其结果的好坏，让孩子学一种特长，学习一些音乐知识，以备急需之用，称为“应急快餐式”；第三类是攀比跟风，别的孩子在学，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称为“随波逐流式”。相比较而言，这三种教育方式均是同质性、“功利化”的方式。第三，考级者个体是为了在社会教育中得到“证书”。在笔者做考级评委的这几年，不少地区的社会钢琴考级者正步步逼近一个“外练”误区，即用雕塑的手法磕凿着每一个音符。漫长的练习道路枯燥无味，像枷锁一样禁锢了考级者的思维，也禁锢了他们的情感。人们似乎忘记了“教育部早在2014年、2016年、2020年先后三次提出音乐作为一门‘核心素养课’，为艺术是音乐，为技术就成了匠人”f的认知，也难怪当代的某些青年钢琴演奏家被人称为“琴匠”。早在孔子时期就有“乐，非止于技艺”g的说法，音乐原本是提高考级群体的文化素养、领略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的艺术手段，却在家长的“强迫”下，穿梭于专业老师和自家的琴房之间，成为考级者单调枯燥的技术外练。上海音乐学院赵晓生教授曾多次提出：“钢琴考级在中国出了导向性问题，每年弹三曲，2-5-8或3-6-9级跳着考，考级群体真正的受到了良好的技术教育了吗？只能证明素养和技术都没学到。”
三、考级的核心价值体现
（一）履行教材编纂内容的审核，践行民族文化的主体责任
当下考级机构通用的教材是由人民音乐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的《全国钢琴演奏考级作品集（新编第二版）》。在教材1—10级汇编曲目中，除大小调练习54首外，共71首曲目。其中，国外选曲62首，占所选曲目的87.3%；中国选曲9首，占所选曲目的12.7%。通过以上数据统计可见，中、外选曲比例严重失衡。教材中，我国主体文化内容稀缺，民族音乐文化活力削减，导致考级群体演奏选曲范围较窄，进而所选中国曲目演奏人数锐减。这样的教材已让我们的考级群体进入“西化符号”的学习梯队。换言之，人们对我国音乐艺术文化的容量的认知越来越少，教材中阳春白雪曲目的动力基因不足以推动我国艺术文化的自信。
早在2006年，郑远的硕士论文《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初探》就统计得出，中国的钢琴曲在1976年前夕就有363首。1978年到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期，中国钢琴曲创作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且在近40年的音乐文化教育发展中，钢琴创作曲目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虽然文化部艺术发展考级中心早在2016年3月就出台了“艺发考字[201603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艺术考级教材体系建设的通知”h，但教材在内容合理化建设体系上并未得到改善。
从表1曲目比例看，教材一到九级选曲是无章可循的，一、三、四、五、六、七级有极少数的中国曲目，二、八、九级没有中国选曲。从艺术的本质来讲，艺术本身忌讳标准化，但二、八、九级，中国“零”选曲的缺陷令人无法忽视。从表1所选教材内容来看，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题材曲目并没有得到推广，更谈不上现选曲目的价值认同；在文化自信上也谈不上责任的履行；教材的选曲并不能代表我国的民族性、文化性、艺术性。 首先，我国有优秀的民族钢琴曲《阳关三叠》《草原英雄小姐妹》《珊瑚颂》《北京有个金太阳》等，一些优秀的曲目应像《课标》一样在教材的变更中保留下来。从教材的核心素养入手，首选我国民族音乐作品的亮点曲目、特色曲目，从选曲的情感价值观、审美鉴赏、文化自信传承等方面入手，有利于考级群体更明了、快捷地接触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所以，深化钢琴考级教材的编纂工作刻不容缓，尤其在选用民族性、文化性曲目上更是如此。
其次，应打破以钢琴教师为教材编纂主体，建立以钢琴教师、作曲家、民族乐器演奏家三位一体的教材编写组织机构，深化考级教材的民族文化主题；在教材内容选择上体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民族性，适当体现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作品的比例；在民族性的基础上创新戏剧、戏曲的改编工作，真正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把好质量关，同时也能预防部分音乐教材功利化的目的。
（二）评委主体责任的履行问题
就目前考级形式而言，各考级机构如出一辙，一直沿用30多年形成的1+1+1+2+2=1的“错误”不等式，即一个场地、一架钢琴、一张准考证、两个评委、两首曲子，来换取一张通过证书。笔者发现，评委只关注曲子是否完整、音符是否错误、手型是否正确，对这些技术上的关注一直沿用几十年，而对文化含量的解读、民族精神的引领及曲子的文化背景、艺术情感的表达等漠然视之。
四、全面構建社会音乐教育责任履行的意义
社会音乐教育是培养艺术文化素养的一种模式，也是文化自信下核心素养的补充。其过程包括考级群体的认知过程、思维过程、演奏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表达过程和传播过程。考级是手段，接受文化教育是目的。而旧的模式已不能履行时代的责任，用新的模式来推进文化自信的传播工作，履行新的社会音乐教育责任已经势在必行。
首先，加强教育监管部门对考级机构的审核认定，建立新的市场秩序，建立考级机构的资质认定、教材的使用、考务管理、考级费用的收支新秩序。同时，考级基地也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场所，应对考场的文化自信建设进行氛围的营造，在候考区要有中国著名音乐家的照片、生平介绍等，这些都是建立社会音乐教育新秩序的有效手段。
其次，要预防本地评委的“情感考级”。文化部艺术考级中心对考级评委的师资认证、职称要求要有书面资质要求，适当做好评委队伍的梯队建设等环节，在履行考级过程中要对评委进行公示，定期进行评委的组织调换，必要时对评委的资格认证进行业务考核，建立一套社会音乐教育考级的新模式，杜绝“情感考级”过程的发生。
第三，构建新的考级内容模式。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音乐文化更是蕴含着56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可采用结合现场考级曲目问答形式，通过对优秀音乐作品的问答选择，既活跃考场氛围，又增进师生的爱国情感，使其感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知识魅力，引导考级群体由“证书考级”向中华传统文化考级的转变。
五、结语
社会音乐教育的钢琴考级从20世纪80年代末走到今天，是社会学、音乐学、教育学三大学科派生出来的，是社会发展与教育进步的必然产物，也是被业界忽视的“音乐业余”学科。这个不被认可的“音乐学科”，在三十多年的社会教育运行中，让百万考级群体收获了“技能”“证书”“音乐知识”，同时也带动了音乐艺术知识的普及。如果说三十年前的钢琴考级是为了技术的考级，这也无可厚非，毕竟三十年前我国在钢琴教育上急需一批紧缺型艺术人才。但是在当下，技术考级的现状呈现出了明显的劣势，应当进行变革。
在全面推进核心素养、文化自信的当下，我们逐渐厘清了社会音乐教育的责任构建和文化履行，社会音乐教育从考级的单一技术模式到“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模式已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社会学、教育学。从小家庭延伸到社会的大课堂，社会音乐教育对社会的受众面已从微观走向宏观。钢琴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技术层面到文化层面，已引起业界的争鸣，从音乐学科的角度讲是音乐技术到核心素养的延伸。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音乐文化教育功能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其对民族文化的渗透是无形的，已成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ab 张力元：《社会音乐考级机构知多少》，《乐器》2011年第9期，第38页，第39页。
c 马彪：《活化传统文化传承，促进核心素养发展》，《中国音乐》2019年第2期，第189页。
d 王安潮：《音乐考级要管理吗？》，《音乐周报》2012年第5期，第2版。
e 张旭光：《基于课堂教学的文化自信传播与教育研究》，《科教论坛》2018年第11期，第59页。
fg 黄烨：《从孔子的音乐教育观看音乐技能学习》，《音乐研究》2008年第5期，第74页，第75页。
h 文化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工作的原则意见〉的通知》，网址：https：// wenku.baidu.com/view/897900766037ee06eff9aef8941ea7 6159fa4a77.html.
参考文献：
[1] 赵晓生.钢琴考级训练问答[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基金项目： 2019年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民族音乐传播的社会责任履行推进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D09）
作 者： 张维胜，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张敏，山西传媒学院助教，研究方向：音乐心理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