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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学术界对欧洲左翼运动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第一，用“左翼组织（特别是左翼政党）的影响力”代替“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因此不能准确评估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第二，由于存在上一问题，学界既往对左翼的影响力的历史演变的描述仍有待商榷。第三，截至目前学界针对“左翼政党为何会发生右倾”这一问题提出的六种理论解释并不科学。为了使对左翼运动的研究更加深入、充分，本文提出了克服以上三个问题的思路。
[关键词] 左翼运动；世界左翼；欧洲左翼；欧洲政治；政党政治
[中图分类号]D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3-0076-10
导语：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现状综述
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按照意识形态标准将政党、政治人物划分为左翼、右翼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着左翼政治力量与右翼政治力量的对立。左翼运动即是左翼政治力量所开展的政治活动，包括社会主义运动、绿色生态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进步主义运动，这些运动的基本特征是以实现世界及各国社会的进步为主要奋斗目标。
欧洲堪称世界上左翼色彩最浓重的地区之一。欧洲是世界左翼运动的发源地，目前在实践左翼价值观方面仍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具有典型意义。检视左翼运动在欧洲的发展历程，总结其间的规律，将对理解欧洲政治、世界左翼政治的发展趋势乃至世界政治大有裨益。但是目前学界对欧洲左翼运动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说明有关不足之处，下面首先对研究现状作简要梳理。
欧洲的左翼运动可谓源远流长，对其研究也可谓积厚流广。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就有许多欧洲人开始撰寫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在早期，撰写工人运动史的人士往往出身于工人运动之中而非专业学者，因此他们的著作往往带有本人的政治倾向。其中最著名的著作包括弗兰茨·梅林在1898年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爱德华·伯恩斯坦在1907年至1910年之间出版的《英国工人运动史》以及考茨基的众多作品。而最早为工人运动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是德国的古斯塔夫·麦尔（Gustav Mayer），他撰写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传记，编辑了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的书信、文论集，还撰写了若干关于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作。
在19世纪，随着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历史学者们对各国的历史的描述逐渐增多起来。由此对左翼运动的研究也较为关注各民族“民族特性”对各国工人运动所造成的影响，例如研究者会突出关注英国的工人运动与法国、德国的工人运动有哪些不同之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分裂为改良派和革命派两支。这种状况也对有关研究产生了影响。这种情况最典型地表现在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之上。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属于革命派，该国的工人运动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包括：德国工人运动史的主题是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是从1848年的社会革命者，发展到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而后发展到在1918-1919年成立的德国共产党，最终发展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从1955年起，民主德国的哈雷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的一个以里奥·斯特恩（Leo Stern）为首的历史学家团队撰写了大量关于工人运动在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兴起的情况的著作。民主德国研究左翼运动的著名学者还包括于尔根·古金斯基（Jürgen Kuczynski）等人。1958年9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层决定编纂《德国工人运动史》，这部八卷本的著作最终在1966年出版。
反观联邦德国，工人运动史学科很难得到发展，这是因为在1945年之后该国的政治氛围总体偏右，不利于该学科的发展。由于冷战氛围的影响，该国的主流学术圈认为左翼运动不值得研究。尽管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威纳·康策（Werner Conze）编辑了一系列以《工业世界》为标题的著作，对19世纪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人运动进行了社会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联邦德国也出现了一些研究左翼运动的学者，但是他们都持反共立场、属于改良主义者，与民主德国的学者们的历史观不同，他们认为德国左翼运动的发展历程是：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改良主义实践，发展到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参与议会和共和国的建设方面开展的活动，最终发展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他们认为联邦德国为工人阶级提供了能够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最好的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能够确保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包括：实现公民之间的平等、建立强大的福利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管理方式、经济事务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国家的政策在各方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出台。总之，在冷战结束之前，对左翼运动的研究也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冷战”状态。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以《告别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危机》、《工人运动的未来》、《超越左与右》（最后一本书的第52页谈到了“埋葬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为名目的著作的纷纷涌现，这显示出世人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感：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好像已经终结了、过时了。
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国家一度认为世界左翼运动已经彻底失败了，最典型的言论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 3-18）。另一些右翼学者尽管不认为苏东剧变是西方的胜利，但是同样坚持认为苏东剧变证明了西方社会是成功的，例如哈贝马斯认为东欧剧变是一种东欧国家“追赶西欧的步伐”的革命（Jürgen Habermas， Die nachholend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0）。这种情况恰恰涉及到当前欧洲左翼运动研究中存在的第一个问题。 但是需要指出，在这个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占上风的历史阶段，也出现了一些右倾的苗头，突出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冷战期间，西欧地区的左翼政党面临着资本主义体系对其所施加的结构性压力，例如在“二战”结束后的初期，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左翼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很高，却它们因为资本主义阵营内的右倾氛围而无法上台执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赢得执政权，西欧国家的左翼政党不得不发生右倾，标榜自己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温和的政党，如此才能获得美国的认可、获得资本主义阵营的认可而上台执政。以德国左翼领导人勃兰特为例，“1973年，在汉诺威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维利·勃兰特在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初步纲要’（1975-1985年）草案的时候说：‘关于消灭现存制度的口号是不正確的，而且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以某种最终目标为方向的，应当把它解释为一种过程。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最终的目标，应当把它理解为长久性的任务’”。[6]这凸显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获得资本主义阵营的认可而不得不主动承诺该党将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妥协。第二，随着欧洲在“二战”后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全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欧洲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欧洲左翼的阶级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西欧国家蓝领工人的数量逐渐萎缩，白领工人的数量相对增加。随着蓝领工人人数的减少，左翼政党的群众基础也有所萎缩。这种情况逐渐促使欧洲左翼政党不得不向中间选民争取支持。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分歧。其中最主要的分歧来自苏联——“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CPSU）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他著名的‘秘密报告’”。[7]“这个秘密讲话在苏联开启了去斯大林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斯大林的许多压制性的政策被废除了或者至少是被弱化了。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特征是对群众进行政治压制、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还批评在镇压反革命和开展群众动员时期苏联的司法系统存在武断的作风。”[8]赫鲁晓夫的做法导致世界左翼力量日趋分裂，名声有所下滑。
第四阶段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滞胀危机发生后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阶段。由于在前一阶段西欧国家实行的主要是偏左翼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注重公平而损害效率等特点逐渐暴露了出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危机（当然，滞胀危机并不全然是由经济政策造成的，主要与经济自身的周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滞胀危机，西欧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得不逐渐向右翼方向回潮。1973年之后，经济现实要求西方国家采取偏右翼的经济政策，这种客观要求也反映在选举当中。例如在滞胀危机发生后，英、德两国的左翼政党均下台，右翼政党则上台执政，直到左翼政党发生右倾之后，有关政党才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重新获得执政权（见表1）。在意识形态方面，左翼政党受到了右翼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例如有学者指出：“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价值观念的显著特征是将社会民主主义的进步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用个人价值、机会均等、责任和公民的社会意识来为摆脱传统左派的国家中心政治做诠释。”[9]
而在东欧地区，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的出现，左翼的声望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第三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滑坡现象“开始改变发展战略，从由政府领导、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向强调市场、私有制、对外资和外贸进行更大程度的开放转变”。[10]因此从整体上看，从1973年至2008年这30多年間右翼价值观的影响力在欧洲逐渐夺回了此前由左翼价值观占据的主导地位。这显示出两种价值观的地位发生了交替。由此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其无非是传统右翼价值观的回潮。
但是随着右翼经济政策得到推行，这种经济政策的问题又暴露出来，那就是容易诱发经济危机——尽管不一定是产品相对过剩的危机。事实上，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由未受到政府的必要监管的商人所开展的投机活动造成的，这是西方国家采取右翼的经济政策、放松对经济的监管的必然结果。
第五个阶段是2008年以来。由于此前实行的右翼政策的危害性已经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政府出面解决经济危机并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这就意味着偏左翼的经济政策必然将回潮。在2008年之后，在西方国家不论是左翼政党执政还是右翼政党执政，只有推行偏左翼的经济政策才能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例如，要想解决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因为推行右翼经济政策而造成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现象严重——必须依靠左翼的政策。因此从2008年之后人们会看到欧洲政府中的左翼性质的政策的比重已然越来越大。在本文看来，所谓的“极右翼”政治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在本质上属于左翼的经济政策。
当然，应当指出：第一，本文的采用上述分期方法与既往的一些研究是不同的。例如既往的研究一般认为在20世界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即意味着右翼价值观的影响力较大，但本文认为在此阶段无论左、右翼政党执政都无法改变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更加强大的事实（甚至德意日法西斯也受到了左翼价值观的影响）；既往的研究将1973年之后至2008年之前欧洲左翼政党的执政视为左翼的胜利，然而本文认为在此期间欧洲左翼政党发生了右倾，因此在这个阶段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处于严重萎缩状态。第二，上述对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的变化的分析是高度概括化的，在每个具体时段内、在每个具体的国家内，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的变化趋势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在每一个具体时刻上，不同地区的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的发展态势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第三，还可以用其它一些标志物对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的演变作分析。如果以欧洲国家的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的转变为标志，也可以对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的历史演变加以描述。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有些时段主要认同集体主义理念、在另一些时段则主要认同个人主义理念（如前所述，集体主义是左翼的特征，个人主义是右翼的特征）：“在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变化过程中，主要体现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有关趋势和周期显示了政府所奉行的不同理念的兴起和衰落，这些兴衰表现为政府奉行的意识形态的变化。”[11]从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的转变的角度对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所作的历史分析与本文前述历史分析大致是相似的。 三、学界对左翼政党为什么会发生右倾的问题的分析应予深化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国家的左翼政党普遍出现了右倾倾向。针对“为什么在某些历史阶段中左翼政党会发生右倾”的问题，既有研究主要提出了如下六种理论解释，有必要反思这些理论的合理性。
第一，政党在遭遇选举失利后会为了在下次选举中取胜而效仿竞选对手，从而发生与对手的趋同。例如，有学者在分析英国新工党为什么会发生“现代化”、为什么会接受撒切尔主义（其实就是发生了右倾）时提出，“由于政党是所处环境的产物，政党的变化通常是影响它们的、在更广范围内发生的政治变化的一种反映。因此，工党的现代化反映了一种可以被称为政党竞赛中的‘追赶现象’的现象。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这种理解：工党之所以会接受撒切尔主义，是由工党、保守党在5轮大选中相互竞争的结果所造成的。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成功地塑造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议程，而工党则处在一个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之中”。[12]
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能够解释左、右翼政党为什么会出现趋同现象，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很多时候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对立会趋于激化，政策差异会变大。例如在撒切尔在1979年上台之前英国是由工党执政的，但当时的保守党并未并向执政的工党学习、未向左靠拢，而是凭借着与工党迥异的、右翼色彩浓重的竞选纲领获得了大选的胜利，撒切尔在执政后推行的是与此前的工党政府执行的偏左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激进的右翼政策。
本文认为在政治演化过程中，左、右翼政党之间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时而对立程度加剧，时而相互效仿、立场趋同。而决定在某一时刻左、右翼政党之间会呈现出何种状态的，是客观现实。在有些时候，客观现实决定了在有关时段内不论是谁上台执政都需要采取偏左或偏右的政策，只有采取了具有某种特定偏向性的政策才能解决现实问题。故而在有关时段内左、右翼政党会相应地向左或右方向趋同。具体举例来说，为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英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右倾而未发生左倾？本文认为：事实上，英国当时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不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只有采取偏向自由化（即偏右）的经济政策才能解决该国当时现实存在的经济问题，因此英国的两大政党才会从1979年起先后发生右倾。例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言论就印证了本文的这种看法——“布莱尔在1996年宣称，工党‘如果把取消撒切尔主义的措施当作自己的任务就会遭遇失败。因此我们不能重新回到工党在过去的立场上去’”。[13]本文的这一观点是既往研究未曾充分阐述的。
第二，某种（左翼的或右翼的）政治理念会在某一时期变得流行起来，因此原本持相反立场的政党会受到流行的理念的影响、进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政治立场，最终左、右翼政党会形成某种共识。例如，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逐渐成为英国所有政治精英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響的工党会发生右倾——“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本可以加以质疑的政治信念被转化成了所有的政治精英在一定程度上都认可的一套共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渗透到了整个政治肌体之中，一寸一寸地占领知识阵地，使人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由个人进行经济抉择要比政府干预经济、集体进行经济抉择更加高明”。[14]
与第一种理论存在的问题相类似，这一理论的问题是：其虽然揭示了在某一时期流行的政治理念会对政党的行为乃至立场造成影响，但是却不能说明为何有时政党之间的政治对立会加剧，也不能说明为何某一政治理念会在某一时期流行起来。本文认为，正是在相应时段内客观形势的需要，才导致某一政治理念能够流行起来，而政党因受到流行的理念的影响而发生的改变恰恰符合了客观形势的需要，所谓“符合客观形势的需要”即是指政党只有采取某种带有偏向性的政策才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反之则只能加剧现实中存在的有关问题。
第三，由于社会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政党难以实行一些主张，因此不得不放弃既有的主张，进而使政党自身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例如“一些学者——以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ski）为代表——认为像英国工党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左翼政党在现实中发现工人想要放弃激进的社会主义，因此如果继续坚持激进的社会主义则很难赢得选举。当这些政党执政之后，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所施加的结构性限制，因此不得不使自己的政策变得温和化”。[15]这种理论被称为“结构性限制”理論。
然而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在于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样面临民意的压力、选举的压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压力的情况下，在有些时候左翼政党能够坚持并成功推行自己的主张，而在另一些时候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显然，这是因为客观社会现实本身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客观形势有利于左翼政党实行左翼政党，在另一些时候则不利于实行左翼政策——故而左翼政党才不得不在某一时期作出改变。
第四，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状态的变化——特别是资本、商品、货币等的全球流动——已经使传统的左翼政策无法得到实行了，因此左翼政党的政策会发生右倾。具体来说，“资本总量的急剧膨胀、资本流动的加速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这些都使得政府干预经济的企图注定失败，因此减少不平等和社会风险的政府政策是与流动的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对立的。按照这种逻辑，无论任何时候，只要自由自在的资本遇到强大的左翼政党、强有力的劳动市场机制和奉行干预主义的大政府，它就会做出逃逸选择”。[16]
本文同意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导致西方国家的政党推行左翼政策的难度加大、甚至促使左翼政党不得不右倾，但是本文想要指出的是此前的著作未曾阐释的一种现象，那就是当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客观经济环境会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促使不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发生左倾。
第五，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日渐萎缩，因此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正在崩溃。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左翼政党必须争取新的社会阶层的支持，这就促使左翼政党的政策向中、向右方向靠拢。 如果接受了上述理论，那么必然会得出左翼政党会发生永久性的右倾化的结论。然而本文认为，左翼政党的右倾化只会是一种暂时现象。在一个暂时的历史阶段内，工人阶级发生萎缩成为了导致左翼政党发生右倾的原因之一，但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在诱使左翼政党发生右倾——而最为深刻的根源是在这个历史阶段内客观形势提出的要求、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本文之所以说在上述情况下左翼政党出现的右倾化将是一种暂时现象，是因为按照本文的理解，私有制社会中一定会有剥削阶层与被剥削阶层，即便工人阶级萎缩了，“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仍会存在，因此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立会永远存在，工人阶级仅仅是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之一，所有社会中下层民众都会成为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当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实行左翼政策时，有关政党还将会普遍出现左倾化。
第六，在后物质主义社会，个人主义盛行。这导致民众对左翼价值观的认同度降低了。因此左翼政党会顺应社会的这种变化而发生右倾。
这种观点本文是认同的，即当一个社会比较富足的时候，人们不再会热衷于以反抗剥削、压迫为主要诉求的左翼理念。但本文想要指出：当社会富足状态消失之后，左翼理念又会流行开来。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因为出现了经济繁荣阶段而出现的社会的总体右倾化只会是一种暂时现象。当经济下行、贫富差距加大后，西方社会还会出现总体左倾。因此人们应当对有关现象出现的根源、其发展趋势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而并不应当仅仅因为某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暂时现象而得出某种结论，这样的结论会是肤浅的。
总之，既往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党所处的直接的客观环境对政党所造成的影响，它们认为当政党所处的直接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后，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政党会发生变化。例如前文提到了有些研究认为意识形态氛围、选举形势的变化会促使政党发生变化，也有学者将这些内容通盘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英国工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未能赢得大选，由此逐渐承认本党所处的选举环境已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英国政治的意识形态氛围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氛围与选举环境二者之间起到了互相强化的作用”。[17]
然而本文认为，从上述角度提出的解释只是看到了政党所处的直接的客观环境的改变与政党发生的改变之间的表象上关联，而未揭示政党所处的直接的客觀环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例如，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英国的政治环境在总体上发生了左倾，那么按照上述理论出现的结果应当是：保守党和工党都会随着政治环境的这种变化而发生左倾。但本文认为，当时英国的政治环境只会发生右倾而不可能发生左倾，这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本身也是有规律的、有客观规定性的、有必然方向的，而不是随机的、偶然的。学者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的观点与本文的观点比较类似，他指出“政党本身通常很难改变政治现实：‘政党在执政时的多数行动都是因为不受政党控制的力量的牵引而做出的。英国的政党并不是影响英国社会的发展的主要力量；影响社会的是一些比政党更加强大的力量”。[18]本文認为决定政党所处的直接的社会环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的乃是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一些规定性，在某一时段社会会客观地提出一种需要，政党只有在能够满足这些客观需要的情况下才能上台执政。例如在7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的经济环境要求政府推行偏右翼的经济政策，因此老工党在当时仍坚持左翼政策，就无法上台执政；在新工党开始接受偏右的政策之后，该党才能在1997年大选中赢得执政的机会。
总之，本文认为当前欧洲左翼运动研究中存在以上三方面问题，不揣冒昧地提出来，希望通过学界同仁的辩难使有关研究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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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3][14][15][17]Richard Heffernan.New Labour and Thatcherism： 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M]. Basingstoke： Palgrave，2001.4、XIII、19、2、24、99.
（责任编辑： 育 东）
[关键词] 左翼运动；世界左翼；欧洲左翼；欧洲政治；政党政治
[中图分类号]D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3-0076-10
导语：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现状综述
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按照意识形态标准将政党、政治人物划分为左翼、右翼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着左翼政治力量与右翼政治力量的对立。左翼运动即是左翼政治力量所开展的政治活动，包括社会主义运动、绿色生态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进步主义运动，这些运动的基本特征是以实现世界及各国社会的进步为主要奋斗目标。
欧洲堪称世界上左翼色彩最浓重的地区之一。欧洲是世界左翼运动的发源地，目前在实践左翼价值观方面仍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具有典型意义。检视左翼运动在欧洲的发展历程，总结其间的规律，将对理解欧洲政治、世界左翼政治的发展趋势乃至世界政治大有裨益。但是目前学界对欧洲左翼运动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说明有关不足之处，下面首先对研究现状作简要梳理。
欧洲的左翼运动可谓源远流长，对其研究也可谓积厚流广。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就有许多欧洲人开始撰寫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在早期，撰写工人运动史的人士往往出身于工人运动之中而非专业学者，因此他们的著作往往带有本人的政治倾向。其中最著名的著作包括弗兰茨·梅林在1898年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爱德华·伯恩斯坦在1907年至1910年之间出版的《英国工人运动史》以及考茨基的众多作品。而最早为工人运动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是德国的古斯塔夫·麦尔（Gustav Mayer），他撰写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传记，编辑了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的书信、文论集，还撰写了若干关于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作。
在19世纪，随着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历史学者们对各国的历史的描述逐渐增多起来。由此对左翼运动的研究也较为关注各民族“民族特性”对各国工人运动所造成的影响，例如研究者会突出关注英国的工人运动与法国、德国的工人运动有哪些不同之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分裂为改良派和革命派两支。这种状况也对有关研究产生了影响。这种情况最典型地表现在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之上。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属于革命派，该国的工人运动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包括：德国工人运动史的主题是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是从1848年的社会革命者，发展到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而后发展到在1918-1919年成立的德国共产党，最终发展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从1955年起，民主德国的哈雷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的一个以里奥·斯特恩（Leo Stern）为首的历史学家团队撰写了大量关于工人运动在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兴起的情况的著作。民主德国研究左翼运动的著名学者还包括于尔根·古金斯基（Jürgen Kuczynski）等人。1958年9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层决定编纂《德国工人运动史》，这部八卷本的著作最终在1966年出版。
反观联邦德国，工人运动史学科很难得到发展，这是因为在1945年之后该国的政治氛围总体偏右，不利于该学科的发展。由于冷战氛围的影响，该国的主流学术圈认为左翼运动不值得研究。尽管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威纳·康策（Werner Conze）编辑了一系列以《工业世界》为标题的著作，对19世纪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人运动进行了社会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联邦德国也出现了一些研究左翼运动的学者，但是他们都持反共立场、属于改良主义者，与民主德国的学者们的历史观不同，他们认为德国左翼运动的发展历程是：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改良主义实践，发展到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参与议会和共和国的建设方面开展的活动，最终发展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他们认为联邦德国为工人阶级提供了能够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最好的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能够确保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包括：实现公民之间的平等、建立强大的福利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管理方式、经济事务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国家的政策在各方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出台。总之，在冷战结束之前，对左翼运动的研究也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冷战”状态。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以《告别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危机》、《工人运动的未来》、《超越左与右》（最后一本书的第52页谈到了“埋葬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为名目的著作的纷纷涌现，这显示出世人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感：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好像已经终结了、过时了。
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国家一度认为世界左翼运动已经彻底失败了，最典型的言论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 3-18）。另一些右翼学者尽管不认为苏东剧变是西方的胜利，但是同样坚持认为苏东剧变证明了西方社会是成功的，例如哈贝马斯认为东欧剧变是一种东欧国家“追赶西欧的步伐”的革命（Jürgen Habermas， Die nachholend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0）。这种情况恰恰涉及到当前欧洲左翼运动研究中存在的第一个问题。 但是需要指出，在这个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占上风的历史阶段，也出现了一些右倾的苗头，突出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冷战期间，西欧地区的左翼政党面临着资本主义体系对其所施加的结构性压力，例如在“二战”结束后的初期，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左翼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很高，却它们因为资本主义阵营内的右倾氛围而无法上台执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赢得执政权，西欧国家的左翼政党不得不发生右倾，标榜自己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温和的政党，如此才能获得美国的认可、获得资本主义阵营的认可而上台执政。以德国左翼领导人勃兰特为例，“1973年，在汉诺威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维利·勃兰特在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初步纲要’（1975-1985年）草案的时候说：‘关于消灭现存制度的口号是不正確的，而且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以某种最终目标为方向的，应当把它解释为一种过程。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最终的目标，应当把它理解为长久性的任务’”。[6]这凸显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获得资本主义阵营的认可而不得不主动承诺该党将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妥协。第二，随着欧洲在“二战”后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全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欧洲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欧洲左翼的阶级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西欧国家蓝领工人的数量逐渐萎缩，白领工人的数量相对增加。随着蓝领工人人数的减少，左翼政党的群众基础也有所萎缩。这种情况逐渐促使欧洲左翼政党不得不向中间选民争取支持。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分歧。其中最主要的分歧来自苏联——“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CPSU）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他著名的‘秘密报告’”。[7]“这个秘密讲话在苏联开启了去斯大林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斯大林的许多压制性的政策被废除了或者至少是被弱化了。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特征是对群众进行政治压制、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还批评在镇压反革命和开展群众动员时期苏联的司法系统存在武断的作风。”[8]赫鲁晓夫的做法导致世界左翼力量日趋分裂，名声有所下滑。
第四阶段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滞胀危机发生后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阶段。由于在前一阶段西欧国家实行的主要是偏左翼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注重公平而损害效率等特点逐渐暴露了出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危机（当然，滞胀危机并不全然是由经济政策造成的，主要与经济自身的周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滞胀危机，西欧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得不逐渐向右翼方向回潮。1973年之后，经济现实要求西方国家采取偏右翼的经济政策，这种客观要求也反映在选举当中。例如在滞胀危机发生后，英、德两国的左翼政党均下台，右翼政党则上台执政，直到左翼政党发生右倾之后，有关政党才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重新获得执政权（见表1）。在意识形态方面，左翼政党受到了右翼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例如有学者指出：“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价值观念的显著特征是将社会民主主义的进步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用个人价值、机会均等、责任和公民的社会意识来为摆脱传统左派的国家中心政治做诠释。”[9]
而在东欧地区，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的出现，左翼的声望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第三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滑坡现象“开始改变发展战略，从由政府领导、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向强调市场、私有制、对外资和外贸进行更大程度的开放转变”。[10]因此从整体上看，从1973年至2008年这30多年間右翼价值观的影响力在欧洲逐渐夺回了此前由左翼价值观占据的主导地位。这显示出两种价值观的地位发生了交替。由此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其无非是传统右翼价值观的回潮。
但是随着右翼经济政策得到推行，这种经济政策的问题又暴露出来，那就是容易诱发经济危机——尽管不一定是产品相对过剩的危机。事实上，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由未受到政府的必要监管的商人所开展的投机活动造成的，这是西方国家采取右翼的经济政策、放松对经济的监管的必然结果。
第五个阶段是2008年以来。由于此前实行的右翼政策的危害性已经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政府出面解决经济危机并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这就意味着偏左翼的经济政策必然将回潮。在2008年之后，在西方国家不论是左翼政党执政还是右翼政党执政，只有推行偏左翼的经济政策才能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例如，要想解决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因为推行右翼经济政策而造成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现象严重——必须依靠左翼的政策。因此从2008年之后人们会看到欧洲政府中的左翼性质的政策的比重已然越来越大。在本文看来，所谓的“极右翼”政治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在本质上属于左翼的经济政策。
当然，应当指出：第一，本文的采用上述分期方法与既往的一些研究是不同的。例如既往的研究一般认为在20世界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即意味着右翼价值观的影响力较大，但本文认为在此阶段无论左、右翼政党执政都无法改变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更加强大的事实（甚至德意日法西斯也受到了左翼价值观的影响）；既往的研究将1973年之后至2008年之前欧洲左翼政党的执政视为左翼的胜利，然而本文认为在此期间欧洲左翼政党发生了右倾，因此在这个阶段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处于严重萎缩状态。第二，上述对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的变化的分析是高度概括化的，在每个具体时段内、在每个具体的国家内，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的变化趋势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在每一个具体时刻上，不同地区的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的发展态势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第三，还可以用其它一些标志物对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的演变作分析。如果以欧洲国家的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的转变为标志，也可以对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的历史演变加以描述。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有些时段主要认同集体主义理念、在另一些时段则主要认同个人主义理念（如前所述，集体主义是左翼的特征，个人主义是右翼的特征）：“在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变化过程中，主要体现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有关趋势和周期显示了政府所奉行的不同理念的兴起和衰落，这些兴衰表现为政府奉行的意识形态的变化。”[11]从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的转变的角度对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所作的历史分析与本文前述历史分析大致是相似的。 三、学界对左翼政党为什么会发生右倾的问题的分析应予深化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国家的左翼政党普遍出现了右倾倾向。针对“为什么在某些历史阶段中左翼政党会发生右倾”的问题，既有研究主要提出了如下六种理论解释，有必要反思这些理论的合理性。
第一，政党在遭遇选举失利后会为了在下次选举中取胜而效仿竞选对手，从而发生与对手的趋同。例如，有学者在分析英国新工党为什么会发生“现代化”、为什么会接受撒切尔主义（其实就是发生了右倾）时提出，“由于政党是所处环境的产物，政党的变化通常是影响它们的、在更广范围内发生的政治变化的一种反映。因此，工党的现代化反映了一种可以被称为政党竞赛中的‘追赶现象’的现象。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这种理解：工党之所以会接受撒切尔主义，是由工党、保守党在5轮大选中相互竞争的结果所造成的。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成功地塑造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议程，而工党则处在一个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之中”。[12]
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能够解释左、右翼政党为什么会出现趋同现象，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很多时候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对立会趋于激化，政策差异会变大。例如在撒切尔在1979年上台之前英国是由工党执政的，但当时的保守党并未并向执政的工党学习、未向左靠拢，而是凭借着与工党迥异的、右翼色彩浓重的竞选纲领获得了大选的胜利，撒切尔在执政后推行的是与此前的工党政府执行的偏左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激进的右翼政策。
本文认为在政治演化过程中，左、右翼政党之间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时而对立程度加剧，时而相互效仿、立场趋同。而决定在某一时刻左、右翼政党之间会呈现出何种状态的，是客观现实。在有些时候，客观现实决定了在有关时段内不论是谁上台执政都需要采取偏左或偏右的政策，只有采取了具有某种特定偏向性的政策才能解决现实问题。故而在有关时段内左、右翼政党会相应地向左或右方向趋同。具体举例来说，为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英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右倾而未发生左倾？本文认为：事实上，英国当时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不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只有采取偏向自由化（即偏右）的经济政策才能解决该国当时现实存在的经济问题，因此英国的两大政党才会从1979年起先后发生右倾。例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言论就印证了本文的这种看法——“布莱尔在1996年宣称，工党‘如果把取消撒切尔主义的措施当作自己的任务就会遭遇失败。因此我们不能重新回到工党在过去的立场上去’”。[13]本文的这一观点是既往研究未曾充分阐述的。
第二，某种（左翼的或右翼的）政治理念会在某一时期变得流行起来，因此原本持相反立场的政党会受到流行的理念的影响、进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政治立场，最终左、右翼政党会形成某种共识。例如，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逐渐成为英国所有政治精英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響的工党会发生右倾——“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本可以加以质疑的政治信念被转化成了所有的政治精英在一定程度上都认可的一套共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渗透到了整个政治肌体之中，一寸一寸地占领知识阵地，使人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由个人进行经济抉择要比政府干预经济、集体进行经济抉择更加高明”。[14]
与第一种理论存在的问题相类似，这一理论的问题是：其虽然揭示了在某一时期流行的政治理念会对政党的行为乃至立场造成影响，但是却不能说明为何有时政党之间的政治对立会加剧，也不能说明为何某一政治理念会在某一时期流行起来。本文认为，正是在相应时段内客观形势的需要，才导致某一政治理念能够流行起来，而政党因受到流行的理念的影响而发生的改变恰恰符合了客观形势的需要，所谓“符合客观形势的需要”即是指政党只有采取某种带有偏向性的政策才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反之则只能加剧现实中存在的有关问题。
第三，由于社会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政党难以实行一些主张，因此不得不放弃既有的主张，进而使政党自身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例如“一些学者——以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ski）为代表——认为像英国工党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左翼政党在现实中发现工人想要放弃激进的社会主义，因此如果继续坚持激进的社会主义则很难赢得选举。当这些政党执政之后，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所施加的结构性限制，因此不得不使自己的政策变得温和化”。[15]这种理论被称为“结构性限制”理論。
然而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在于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样面临民意的压力、选举的压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压力的情况下，在有些时候左翼政党能够坚持并成功推行自己的主张，而在另一些时候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显然，这是因为客观社会现实本身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客观形势有利于左翼政党实行左翼政党，在另一些时候则不利于实行左翼政策——故而左翼政党才不得不在某一时期作出改变。
第四，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状态的变化——特别是资本、商品、货币等的全球流动——已经使传统的左翼政策无法得到实行了，因此左翼政党的政策会发生右倾。具体来说，“资本总量的急剧膨胀、资本流动的加速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这些都使得政府干预经济的企图注定失败，因此减少不平等和社会风险的政府政策是与流动的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对立的。按照这种逻辑，无论任何时候，只要自由自在的资本遇到强大的左翼政党、强有力的劳动市场机制和奉行干预主义的大政府，它就会做出逃逸选择”。[16]
本文同意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导致西方国家的政党推行左翼政策的难度加大、甚至促使左翼政党不得不右倾，但是本文想要指出的是此前的著作未曾阐释的一种现象，那就是当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客观经济环境会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促使不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发生左倾。
第五，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日渐萎缩，因此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正在崩溃。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左翼政党必须争取新的社会阶层的支持，这就促使左翼政党的政策向中、向右方向靠拢。 如果接受了上述理论，那么必然会得出左翼政党会发生永久性的右倾化的结论。然而本文认为，左翼政党的右倾化只会是一种暂时现象。在一个暂时的历史阶段内，工人阶级发生萎缩成为了导致左翼政党发生右倾的原因之一，但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在诱使左翼政党发生右倾——而最为深刻的根源是在这个历史阶段内客观形势提出的要求、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本文之所以说在上述情况下左翼政党出现的右倾化将是一种暂时现象，是因为按照本文的理解，私有制社会中一定会有剥削阶层与被剥削阶层，即便工人阶级萎缩了，“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仍会存在，因此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立会永远存在，工人阶级仅仅是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之一，所有社会中下层民众都会成为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当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实行左翼政策时，有关政党还将会普遍出现左倾化。
第六，在后物质主义社会，个人主义盛行。这导致民众对左翼价值观的认同度降低了。因此左翼政党会顺应社会的这种变化而发生右倾。
这种观点本文是认同的，即当一个社会比较富足的时候，人们不再会热衷于以反抗剥削、压迫为主要诉求的左翼理念。但本文想要指出：当社会富足状态消失之后，左翼理念又会流行开来。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因为出现了经济繁荣阶段而出现的社会的总体右倾化只会是一种暂时现象。当经济下行、贫富差距加大后，西方社会还会出现总体左倾。因此人们应当对有关现象出现的根源、其发展趋势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而并不应当仅仅因为某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暂时现象而得出某种结论，这样的结论会是肤浅的。
总之，既往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党所处的直接的客观环境对政党所造成的影响，它们认为当政党所处的直接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后，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政党会发生变化。例如前文提到了有些研究认为意识形态氛围、选举形势的变化会促使政党发生变化，也有学者将这些内容通盘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英国工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未能赢得大选，由此逐渐承认本党所处的选举环境已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英国政治的意识形态氛围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氛围与选举环境二者之间起到了互相强化的作用”。[17]
然而本文认为，从上述角度提出的解释只是看到了政党所处的直接的客观环境的改变与政党发生的改变之间的表象上关联，而未揭示政党所处的直接的客觀环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例如，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英国的政治环境在总体上发生了左倾，那么按照上述理论出现的结果应当是：保守党和工党都会随着政治环境的这种变化而发生左倾。但本文认为，当时英国的政治环境只会发生右倾而不可能发生左倾，这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本身也是有规律的、有客观规定性的、有必然方向的，而不是随机的、偶然的。学者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的观点与本文的观点比较类似，他指出“政党本身通常很难改变政治现实：‘政党在执政时的多数行动都是因为不受政党控制的力量的牵引而做出的。英国的政党并不是影响英国社会的发展的主要力量；影响社会的是一些比政党更加强大的力量”。[18]本文認为决定政党所处的直接的社会环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的乃是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一些规定性，在某一时段社会会客观地提出一种需要，政党只有在能够满足这些客观需要的情况下才能上台执政。例如在7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的经济环境要求政府推行偏右翼的经济政策，因此老工党在当时仍坚持左翼政策，就无法上台执政；在新工党开始接受偏右的政策之后，该党才能在1997年大选中赢得执政的机会。
总之，本文认为当前欧洲左翼运动研究中存在以上三方面问题，不揣冒昧地提出来，希望通过学界同仁的辩难使有关研究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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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育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