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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
在“政策工具书籍”栏架上，一本仅有27页的文件集册的书静静挤在书架一隅，封面简单亮白，两行绯红标宋字体的书名—《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简洁大方，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册单价仅为3.5元的图书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读者的注意，直至10多天以后。
2012年9月23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消息，占据次日主流媒体的重要版面。翌日，《意见》一书登陆各大书籍售卖网站，引人瞩目。
比《意见》更瞩目的，是一份会议时间表：
2012年5月28日，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6月11日，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讲话中提出“希望两院院士牢固树立追求真理、造福人类、服务国家的理念……团结带领全国科技界为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7月6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到2020年，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这六个字，居庙堂之上、居江湖之远，越来越被人们耳熟能详。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华盛顿，一场关于中国创新的听证会正在进行。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邀请9名美国专家和学者，分别从理念、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国防创新方面，审视和评估中国创新政策和成果，讨论中国国家创新将给美国带来何种影响。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3 年公布了一项技术支持计划，计划中指出“投资于技术就是投资于美国的前途”。1996年7月，日本政府通过一项计划，决定在其后的5年内向科技投入1550亿美元的研究开发经费，以资助“争夺地盘的战斗”。 显然，科技发展领域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焦点，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也因此而成为必然。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与时代不断大量涌现的新词汇相比，不只是一个新鲜的提法，它正在成为世界角逐的发力点，成为强国发展战略的重大选择。
追根溯源
“国家创新体系”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词。
1987年，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弗里曼（C.Freeman）首次提出“国家创新体系”这个全新的概念。他及其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在短短的20年内，以技术创新为主导，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依托，其国家经济出现了强劲发展势头，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其根本原因是一种被其称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机制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段毋庸置疑的史实。
二次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涌现出一批现代化企业，他们引进录音机、半导体晶体管、维尼纶、氧气顶吹转炉等高新技术，慢慢转化和吸收。20世纪60年代，日本继而从引进模仿向创新转变，提出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70年代，日本在科技体制方面发展以“研究组合”方式建立的官产学合作组织，成功地抓住了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20世纪80年代至今，通产省和科学技术厅联合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口号，激励国民和科研人员发挥出创造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举倾国之力与欧美为首的世界各国展开竞争。
没有人能漠视这种转变。但国家创新体系的“成名”应该归功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在日本和随后的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日本的国家技术创新系统，成为世界各国的研究对象。而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却走了一条不同于日本“技术立国”的路，他们更注重知识创新。进入90年代，这两种路线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以“技术立国”的日本开始明显感到后劲不足，而欧美国家则显示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据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称，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中已取得24个领先地位。
由此，人们更加认识到，一个国家不论现在的科技水平如何，选择正确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认识，在世界范围内唤起了新一轮探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热情。
1994年，OECD在其成员国内启动和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国家创新体系项目”的研究，出版了大量工作论文和国别以及综合性分析报告，使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进一步从理论研究走向政策实践。此后，世界银行（WB）、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欧盟 （UN）等国际组织也都相继采用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
在弗里曼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10年之后的1997年，OECD发表《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中国科技部于1997年2月组织翻译出版，“国家创新体系”第一次通过官方渠道被这个世界上新兴的经济大国的国民所认识。
在这本小册子中，译者强调了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网络”与“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而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解释，书中有以下描述：
“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就称作国家创新体系，日益明显的趋势是，这些创新体系正在扩展超出国界而变为国际性的。从本质上看，创新体系是由于存在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
这仅仅被相关学者看做一种翻译—从一种语言的表述变更为另一种语言。尽管人们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然而世界知名的瑞典Lund大学创新学教授埃德奎斯特说，国家创新系统研究至今仍然只是一种研究进路或概念框架，尚未达到“理论”的程度。由于创新系统研究尚未达到“理论”的程度，所以很难根据国家创新系统研究提出可以经过实证检验的假说。
现在，一个“年龄”只有25岁的国之体系，被世人认知，并慢慢被引入“实践检验真理”的渠道。 强国之本
东方睡狮觉醒之后一直在寻找一条强国之路。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次月，中国科学院成立。随后，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地方科研机构都相继建立。对于这个缔造了四大文明的千年古国来说，中国国家的创新发展是和新中国的成长同步的。
在建国初期的30年，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倾向于军事方面，在高能物理、化学物理、近地空间海洋科学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其重要的标志。这些科技的成就，不但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而且促进了此后中国高新技术的建立和发展。
此时中国所谓的创新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由政府直接控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按照功能和行政隶属关系严格分工；创新动机来源于政府认为的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需要。
就在同期，美国的工业企业、大学和政府部门为了更便利地利用大学的研究力量，开始在大学周围建立从事高技术研发的实验室，进而派生出了创业公司，形成了高技术产业聚集带，成为高技术工业园。其中著名的有西部后来被称为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研究园”，东部波士顿城郊、依托麻省理工学院的128号公路地区等，这一趋势多年方兴未艾。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个人计算机的产业化发展，硅谷又走在前面，涌现出苹果电脑等20家计算机公司以及更为复杂的以太阳微系统等公司为主导的工作站产业。
此时的中国，“创新”的执行者或组织者进行创新是为了完成政府任务，其利益不直接取决于它们的现实成果，同时也不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和责任。但这一现状正在随着历史的进程在慢慢改变。
在其后的近20年时间，国家设立科技计划，并逐渐在计划中引入竞争机制。这种模式的形成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出现，随着国有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市场对企业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而发展的。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与此同时，为迎接世界高新技术革命浪潮，1985年7月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园区“深圳科学工业区”成立，中国也像许多国家一样兴办了许多科技园区。
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笼，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基本方针是“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改革拨款制度，打破科研院所长期吃“大锅饭”的局面，培育技术市场，推动科研成果实现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让科技经济合成“一张皮”。在一些具体措施的引导下，科技界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建设主战场，以多种形式进入市场经济。
在新中国科技发展的纪年史上，1995是一个标志。
这一年，国家启动 “科教兴国”战略。第二年，国家决定启动《技术创新工程》，重点是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这些改革措施均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了作用。
此时已是世纪之末，距弗里曼首次提出“国家创新体系”过去了10年。
1997年底，中科院在系统研究了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态势之后，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全局出发，向中央提交《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就在当年年初，科技部刚刚组织翻译出版了OECD发表的《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中科院提出建设面向21世纪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和新时期中科院的战略选择，建议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并主动请缨，“承担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任务”。
第二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试点。
在知识创新工程实施的十年中，中科院取得了近百项重大科技成果：载人航天工程，攻克了70多项关键技术，创造了100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方法；“龙芯”系列通用CPU芯片的研制成功，结束了我国信息产业“有机无芯”的历史；曙光、深腾系列超级服务器的研发，打破了我国超级计算机完全依赖于国外进口并受到严重限制的局面。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上第一套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化装置，是中科院在长期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此外，还有人类基因组计划1%测序精确图的完成、水稻基因组测序与功能研究、粮食估产与农情监测、青藏铁路工程冻土路基稳定性关键技术与示范工程、SARS及禽流感研究与防治……
由此看出，科技创新是一种变革时代的巨大力量，它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动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同时，科技创新也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最有效的方式。
对于源于古拉丁语的“创新”“Innovore”，在世纪初的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为这个词语赋予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内涵：即“创新”是指生产函数或者供给函数的变化，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的组合”，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和经济发展与变革的内在驱动力。最为世人所注重的，是约瑟夫·熊彼特还这样定义：“创新”可以基于“发明”或“试验”，但只要“发明”或“试验”“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
破题之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用则成为检验创新价值的标准。
时空交换，跨过新的世纪，中国科技体制改革逐渐进入到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机制改革到结构调整、从封闭运行到开放重组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依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起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体制，其理论假定就是科学技术成果可以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而企业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当年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研究所工作的王春法曾刊文呼吁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也需创新，10年之后他虽然已升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但他当年的文字仍能从一个专业学者的角度让人们明晰利弊：
“科研成果长期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转化，转化率低这说明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存在着系统失效的现象。何以如此呢？除了重视国家创新体系的诸多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外，我们还必须从国家专有因素上去寻找原因，因为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独特之处。比如说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导致的技术创新主体相对较弱、科技体制方面的宏观苏联模式与微观欧美模式之间的矛盾、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与协调机制、体制功能弱化导致的政策主导性等。” 这不是一家之言，也不是一时之谈。
10年之后，宏观经济研究院体管所李振京和张林山同样著文探讨此类弊端，他们认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一直以科技成果的市场化为目标，但国家宏观的科技管理体制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同时指出我国政府在技术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但还存在“越位”现象，主要表现在R&D（见文末注释）投入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政府拥有创新与否的决策权和对创新资源分配的垄断权。此外，目前我国技术创新活动所遵循的制度规范往往存在于经济与科技的政策法规体系中，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规范技术创新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来自权威的数据统计，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产业总体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还没有形成“注重创新能力建设”和“保障创新领先者权益”的政策环境。
这与美国就中国创新举行的听证会的结论不谋而合。
这是一场旨在对中国的创新政策和成果作出评估的听证会。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西蒙教授作证时说：2010年的中国科技资金中，50.3%来自地方政府，49.7%来自中央政府。
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布雷兹尼茨教授作证时指出，美国不应担心中国是否会取代硅谷，而更应担心中国将西方已有的研发成果混合、改进、本土化和商业化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称作“第二代创新”。
9名美国专家和学者分别从理念、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国防创新方面，审视和评估了中国鼓励创新的政策和成果，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取代美国，但需要警惕其“山寨”能力。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1—2012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国家竞争力在142个国家中排名第26位，被归为效率驱动型国家，距离美、德、日、韩等35个创新驱动型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后者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
在中国，全国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仅为0.74%，大中型企业才为0.93%，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平均水平。中国科技的世界竞争力明显处于劣势。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科技研究所对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进行调研，发现中国企业研发能力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大而不强”最基本的特征。
研究所所长黄林莉接受采访时分析：从研发投入看，200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仅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69%，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不仅在研发投入占比方面低于跨国公司，在研发投入总量上更是远远落后；从专利水平看，2010年，中国申请PCT（国际专利合约）专利12337件，仅相当于美国的1/4、日本的1/3；从标准来看，以中国企业牵头且成为世界主流标准的，仅有TD-SCDMA等少数几个；同时，中国制造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资源能源利用率不高、环境污染较大，获取的回报较低。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并以此为突破口，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产学研用结合得不够紧密，各创新单元组合在一起以后的整体效能需要提高。从资源配置角度看来，行政因素还是太多，条块分割造成的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等问题，限制和影响了创新的效能和能力”。2012年11月3日，在上海开幕的浦江创新论坛，科技部部长万钢做主旨演讲时坦陈，“从科研的管理上看，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管理方式还不能完全符合创新的规律；从人才培养上看，创新环境还不够优化。对青年人才培养还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吸引和聚集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的措施还不到位；创新团队发挥作用的环境还不完善；人才评价的方式方法还须符合规律。”
技术创新战略的选择，决定着我国的发展前景与未来命运。为此，必须从国家层次上整合创新资源的角度进行组织与制度的创新，加快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国家创新体系成为中国科技强国的破题之路。
他山之石
尽管由于“国家创新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及国别特征，各国的创新体系与该国的制度、文化、资源、大小、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国情有关，因而其至今尚未有明确和统一的定义，也没有人能为“国家创新体系”制定一个世界标准。但可以肯定，世界强国、世界大国的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密不可分。
美国是当今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学家、工程师队伍。在世界公认的四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中，美国发表的论文数占到了总数的近40%。美国不仅在科技知识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而且还是世界上拥有专利最多的国家。此外，美国的科研设备和科研手段、科研水平与潜力、高科技产业发展也均居世界领先地位。
把企业放到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位置，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被半个多世纪以来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的经验。美国有一套全国性的法律以及证券、税收、会计、公司治理、破产，移民和研发等规范。它们是分权和分散的，但是又有紧密的联系和很强的互补性。这个体制以市场为导向，鼓励竞争，特别是鼓励创新企业。
惠普、苹果、雅虎等企业均是由两个白手起家的年轻人创建的，这些例子并不是巧合。在欧洲建立一家公司平均所耗时间是在美国所需时间的12倍，而且成本高3倍。创业企业家们不仅具有高科技的背景，而且有通过创建企业向全世界推广新技术的强烈愿望，对他们来说，创建企业的过程以及与整个世界共享新技术成就的远景才是创业的真正理想所在。
而在日本，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测算方法和结果不尽相同，却都认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大。美国教授丹尼森系统分析了世界上10多个国家1962～1982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0%～70%。1991年世界银行分析了68个国家技术进步情况，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为14.3%，同期法国为56.7%，德国为51%，英国为50%。 事实表明，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掌握先进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是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而在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则是拥有了多少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人才。
一个国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多少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一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的获奖名单统计，从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共5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占64%；47位化学奖得主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的46位获奖者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得主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无疑高居全球榜首。
“国家创新体系”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发育皿和孵化器。同时，其计划和管理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内在标尺。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定义，广泛而概括。依此观点，一种经济的创新绩效不仅取决于单个机构（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等）孤立的行动，而且“取决于它们作为知识的创造和运用的集合系统中的各单元之间多少互相影响以及它们与社会体制（例如价值、规范、法规框架等）的内在作用。”
对于中国的差距，科技部部长万钢有清醒的认识：“我当部长的五年中，无时无刻不在考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这个问题。而这五年中，科技部也进行了很多创新和完善，但这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期待还有相当距离。”
国之体系
1999年，时任中国科学学会及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的冯之浚在其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一书中说：“国家创新系统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创新的网络，是由经济和科技的组织机构组成的创新推动网络。”
2007年8月，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家科技部共同主办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体制改革与全球融合”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研讨会致力于比较中国与经合组织成员国在创新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共同探讨和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有关理论及实践
6年后，一个名为“中长期规划第二专题组”的部门对“什么是国家创新体系”作出了更为完整、妥帖和更符合国情的定义：
“国家创新体系泛指一个国家整合创新要素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其中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完整、开放的体系，是若干要素按一定关系组成的网络。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涉及的不仅仅是科技界，还包括经济、国防、社会，政治和教育等诸多方面。”
这不是一个草率的定义，也不是某位学者、某个部门的一家之言。这个部门有一个对外的名称—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专题组，专题组几十位专家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研究，开了上千人次的座谈会，凝炼出这段表述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定义。
2005年12月31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并在其中占据整段章节。《纲要》称“我国现行科技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经济、科技大发展的要求，还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之处”，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服务国家目标和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为重点，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9天后，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全面推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国际舆论敏感地指出，“这个以接近10%的速度飞翔了30年的国家，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开始更加关注GDP的构成和质量。”
此后一系列重大会议和措施一次次将“创新”的要义传递到中国的每一座城市。
—2006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提出“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2008年7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正式实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
2011年6月下旬，科技部部长万钢和时任科技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向刘延东汇报科技体制改革相关情况。随后，科技部又在南京、无锡、苏州、安徽等地进行初步调研。
7月20日，按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指示，由科技部、工信部等19个部门及江苏、北京两个省市，正式组成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调研及文件起草小组，刘延东任组长，办公室设在科技部。这19个部门不光是科学口的，也包括与改革、经济发展有关的单位。这个部门的成立，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至今已27年。期间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科技产出不断提高。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怎么改？成为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调研及文件起草小组研究的重点。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于2012年7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刘延东在会议中特别强调，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要求已经明确，关键是要抓好落实。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起草小组提交了43份、合计120万字的调研报告。还通过我驻外使馆调研、召开外国驻华科技外交官研讨会等形式，比较、研究了G20国家科技体制情况，借鉴有益做法，5轮较大范围征求意见和30多次修改完善，终于锻造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里程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意见》共8个部分21条，核心是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问题，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真正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主体。《意见》指出，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加强统筹部署和协同创新，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促进管理科学化和资源高效利用；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
“《意见》对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进行了反思，提出传统科技管理格局下，科技资源配置存在的过度行政化、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等突出问题，以及科技项目和经费管理不尽合理，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等问题。”科技部部长万钢这样评价《意见》。
新华社说，这是指导我国科技改革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节点。
在中国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影响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工业管理部门包揽了大量自己不应承担的责任，从而使企业退化为简单的加工车间。久而久之，企业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上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劣势凸显。
“创新”是一个西方经济学名词，滥觞于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现在，我们需要用这样一把钥匙，打开强国之门，而《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则成为寻找钥匙的“路书”，其路修远，其书辉煌。
注释：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知识的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
在“政策工具书籍”栏架上，一本仅有27页的文件集册的书静静挤在书架一隅，封面简单亮白，两行绯红标宋字体的书名—《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简洁大方，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册单价仅为3.5元的图书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读者的注意，直至10多天以后。
2012年9月23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消息，占据次日主流媒体的重要版面。翌日，《意见》一书登陆各大书籍售卖网站，引人瞩目。
比《意见》更瞩目的，是一份会议时间表：
2012年5月28日，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6月11日，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讲话中提出“希望两院院士牢固树立追求真理、造福人类、服务国家的理念……团结带领全国科技界为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7月6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到2020年，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这六个字，居庙堂之上、居江湖之远，越来越被人们耳熟能详。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华盛顿，一场关于中国创新的听证会正在进行。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邀请9名美国专家和学者，分别从理念、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国防创新方面，审视和评估中国创新政策和成果，讨论中国国家创新将给美国带来何种影响。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3 年公布了一项技术支持计划，计划中指出“投资于技术就是投资于美国的前途”。1996年7月，日本政府通过一项计划，决定在其后的5年内向科技投入1550亿美元的研究开发经费，以资助“争夺地盘的战斗”。 显然，科技发展领域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焦点，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也因此而成为必然。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与时代不断大量涌现的新词汇相比，不只是一个新鲜的提法，它正在成为世界角逐的发力点，成为强国发展战略的重大选择。
追根溯源
“国家创新体系”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词。
1987年，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弗里曼（C.Freeman）首次提出“国家创新体系”这个全新的概念。他及其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在短短的20年内，以技术创新为主导，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依托，其国家经济出现了强劲发展势头，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其根本原因是一种被其称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机制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段毋庸置疑的史实。
二次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涌现出一批现代化企业，他们引进录音机、半导体晶体管、维尼纶、氧气顶吹转炉等高新技术，慢慢转化和吸收。20世纪60年代，日本继而从引进模仿向创新转变，提出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70年代，日本在科技体制方面发展以“研究组合”方式建立的官产学合作组织，成功地抓住了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20世纪80年代至今，通产省和科学技术厅联合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口号，激励国民和科研人员发挥出创造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举倾国之力与欧美为首的世界各国展开竞争。
没有人能漠视这种转变。但国家创新体系的“成名”应该归功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在日本和随后的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日本的国家技术创新系统，成为世界各国的研究对象。而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却走了一条不同于日本“技术立国”的路，他们更注重知识创新。进入90年代，这两种路线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以“技术立国”的日本开始明显感到后劲不足，而欧美国家则显示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据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称，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中已取得24个领先地位。
由此，人们更加认识到，一个国家不论现在的科技水平如何，选择正确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认识，在世界范围内唤起了新一轮探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热情。
1994年，OECD在其成员国内启动和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国家创新体系项目”的研究，出版了大量工作论文和国别以及综合性分析报告，使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进一步从理论研究走向政策实践。此后，世界银行（WB）、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欧盟 （UN）等国际组织也都相继采用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
在弗里曼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10年之后的1997年，OECD发表《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中国科技部于1997年2月组织翻译出版，“国家创新体系”第一次通过官方渠道被这个世界上新兴的经济大国的国民所认识。
在这本小册子中，译者强调了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网络”与“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而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解释，书中有以下描述：
“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就称作国家创新体系，日益明显的趋势是，这些创新体系正在扩展超出国界而变为国际性的。从本质上看，创新体系是由于存在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
这仅仅被相关学者看做一种翻译—从一种语言的表述变更为另一种语言。尽管人们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然而世界知名的瑞典Lund大学创新学教授埃德奎斯特说，国家创新系统研究至今仍然只是一种研究进路或概念框架，尚未达到“理论”的程度。由于创新系统研究尚未达到“理论”的程度，所以很难根据国家创新系统研究提出可以经过实证检验的假说。
现在，一个“年龄”只有25岁的国之体系，被世人认知，并慢慢被引入“实践检验真理”的渠道。 强国之本
东方睡狮觉醒之后一直在寻找一条强国之路。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次月，中国科学院成立。随后，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地方科研机构都相继建立。对于这个缔造了四大文明的千年古国来说，中国国家的创新发展是和新中国的成长同步的。
在建国初期的30年，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倾向于军事方面，在高能物理、化学物理、近地空间海洋科学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其重要的标志。这些科技的成就，不但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而且促进了此后中国高新技术的建立和发展。
此时中国所谓的创新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由政府直接控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按照功能和行政隶属关系严格分工；创新动机来源于政府认为的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需要。
就在同期，美国的工业企业、大学和政府部门为了更便利地利用大学的研究力量，开始在大学周围建立从事高技术研发的实验室，进而派生出了创业公司，形成了高技术产业聚集带，成为高技术工业园。其中著名的有西部后来被称为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研究园”，东部波士顿城郊、依托麻省理工学院的128号公路地区等，这一趋势多年方兴未艾。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个人计算机的产业化发展，硅谷又走在前面，涌现出苹果电脑等20家计算机公司以及更为复杂的以太阳微系统等公司为主导的工作站产业。
此时的中国，“创新”的执行者或组织者进行创新是为了完成政府任务，其利益不直接取决于它们的现实成果，同时也不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和责任。但这一现状正在随着历史的进程在慢慢改变。
在其后的近20年时间，国家设立科技计划，并逐渐在计划中引入竞争机制。这种模式的形成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出现，随着国有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市场对企业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而发展的。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与此同时，为迎接世界高新技术革命浪潮，1985年7月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园区“深圳科学工业区”成立，中国也像许多国家一样兴办了许多科技园区。
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笼，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基本方针是“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改革拨款制度，打破科研院所长期吃“大锅饭”的局面，培育技术市场，推动科研成果实现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让科技经济合成“一张皮”。在一些具体措施的引导下，科技界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建设主战场，以多种形式进入市场经济。
在新中国科技发展的纪年史上，1995是一个标志。
这一年，国家启动 “科教兴国”战略。第二年，国家决定启动《技术创新工程》，重点是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这些改革措施均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了作用。
此时已是世纪之末，距弗里曼首次提出“国家创新体系”过去了10年。
1997年底，中科院在系统研究了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态势之后，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全局出发，向中央提交《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就在当年年初，科技部刚刚组织翻译出版了OECD发表的《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中科院提出建设面向21世纪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和新时期中科院的战略选择，建议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并主动请缨，“承担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任务”。
第二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试点。
在知识创新工程实施的十年中，中科院取得了近百项重大科技成果：载人航天工程，攻克了70多项关键技术，创造了100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方法；“龙芯”系列通用CPU芯片的研制成功，结束了我国信息产业“有机无芯”的历史；曙光、深腾系列超级服务器的研发，打破了我国超级计算机完全依赖于国外进口并受到严重限制的局面。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上第一套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化装置，是中科院在长期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此外，还有人类基因组计划1%测序精确图的完成、水稻基因组测序与功能研究、粮食估产与农情监测、青藏铁路工程冻土路基稳定性关键技术与示范工程、SARS及禽流感研究与防治……
由此看出，科技创新是一种变革时代的巨大力量，它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动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同时，科技创新也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最有效的方式。
对于源于古拉丁语的“创新”“Innovore”，在世纪初的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为这个词语赋予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内涵：即“创新”是指生产函数或者供给函数的变化，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的组合”，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和经济发展与变革的内在驱动力。最为世人所注重的，是约瑟夫·熊彼特还这样定义：“创新”可以基于“发明”或“试验”，但只要“发明”或“试验”“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
破题之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用则成为检验创新价值的标准。
时空交换，跨过新的世纪，中国科技体制改革逐渐进入到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机制改革到结构调整、从封闭运行到开放重组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依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起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体制，其理论假定就是科学技术成果可以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而企业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当年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研究所工作的王春法曾刊文呼吁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也需创新，10年之后他虽然已升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但他当年的文字仍能从一个专业学者的角度让人们明晰利弊：
“科研成果长期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转化，转化率低这说明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存在着系统失效的现象。何以如此呢？除了重视国家创新体系的诸多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外，我们还必须从国家专有因素上去寻找原因，因为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独特之处。比如说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导致的技术创新主体相对较弱、科技体制方面的宏观苏联模式与微观欧美模式之间的矛盾、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与协调机制、体制功能弱化导致的政策主导性等。” 这不是一家之言，也不是一时之谈。
10年之后，宏观经济研究院体管所李振京和张林山同样著文探讨此类弊端，他们认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一直以科技成果的市场化为目标，但国家宏观的科技管理体制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同时指出我国政府在技术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但还存在“越位”现象，主要表现在R&D（见文末注释）投入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政府拥有创新与否的决策权和对创新资源分配的垄断权。此外，目前我国技术创新活动所遵循的制度规范往往存在于经济与科技的政策法规体系中，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规范技术创新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来自权威的数据统计，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产业总体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还没有形成“注重创新能力建设”和“保障创新领先者权益”的政策环境。
这与美国就中国创新举行的听证会的结论不谋而合。
这是一场旨在对中国的创新政策和成果作出评估的听证会。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西蒙教授作证时说：2010年的中国科技资金中，50.3%来自地方政府，49.7%来自中央政府。
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布雷兹尼茨教授作证时指出，美国不应担心中国是否会取代硅谷，而更应担心中国将西方已有的研发成果混合、改进、本土化和商业化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称作“第二代创新”。
9名美国专家和学者分别从理念、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国防创新方面，审视和评估了中国鼓励创新的政策和成果，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取代美国，但需要警惕其“山寨”能力。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1—2012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国家竞争力在142个国家中排名第26位，被归为效率驱动型国家，距离美、德、日、韩等35个创新驱动型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后者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
在中国，全国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仅为0.74%，大中型企业才为0.93%，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平均水平。中国科技的世界竞争力明显处于劣势。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科技研究所对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进行调研，发现中国企业研发能力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大而不强”最基本的特征。
研究所所长黄林莉接受采访时分析：从研发投入看，200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仅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69%，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不仅在研发投入占比方面低于跨国公司，在研发投入总量上更是远远落后；从专利水平看，2010年，中国申请PCT（国际专利合约）专利12337件，仅相当于美国的1/4、日本的1/3；从标准来看，以中国企业牵头且成为世界主流标准的，仅有TD-SCDMA等少数几个；同时，中国制造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资源能源利用率不高、环境污染较大，获取的回报较低。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并以此为突破口，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产学研用结合得不够紧密，各创新单元组合在一起以后的整体效能需要提高。从资源配置角度看来，行政因素还是太多，条块分割造成的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等问题，限制和影响了创新的效能和能力”。2012年11月3日，在上海开幕的浦江创新论坛，科技部部长万钢做主旨演讲时坦陈，“从科研的管理上看，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管理方式还不能完全符合创新的规律；从人才培养上看，创新环境还不够优化。对青年人才培养还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吸引和聚集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的措施还不到位；创新团队发挥作用的环境还不完善；人才评价的方式方法还须符合规律。”
技术创新战略的选择，决定着我国的发展前景与未来命运。为此，必须从国家层次上整合创新资源的角度进行组织与制度的创新，加快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国家创新体系成为中国科技强国的破题之路。
他山之石
尽管由于“国家创新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及国别特征，各国的创新体系与该国的制度、文化、资源、大小、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国情有关，因而其至今尚未有明确和统一的定义，也没有人能为“国家创新体系”制定一个世界标准。但可以肯定，世界强国、世界大国的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密不可分。
美国是当今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学家、工程师队伍。在世界公认的四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中，美国发表的论文数占到了总数的近40%。美国不仅在科技知识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而且还是世界上拥有专利最多的国家。此外，美国的科研设备和科研手段、科研水平与潜力、高科技产业发展也均居世界领先地位。
把企业放到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位置，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被半个多世纪以来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的经验。美国有一套全国性的法律以及证券、税收、会计、公司治理、破产，移民和研发等规范。它们是分权和分散的，但是又有紧密的联系和很强的互补性。这个体制以市场为导向，鼓励竞争，特别是鼓励创新企业。
惠普、苹果、雅虎等企业均是由两个白手起家的年轻人创建的，这些例子并不是巧合。在欧洲建立一家公司平均所耗时间是在美国所需时间的12倍，而且成本高3倍。创业企业家们不仅具有高科技的背景，而且有通过创建企业向全世界推广新技术的强烈愿望，对他们来说，创建企业的过程以及与整个世界共享新技术成就的远景才是创业的真正理想所在。
而在日本，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测算方法和结果不尽相同，却都认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大。美国教授丹尼森系统分析了世界上10多个国家1962～1982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0%～70%。1991年世界银行分析了68个国家技术进步情况，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为14.3%，同期法国为56.7%，德国为51%，英国为50%。 事实表明，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掌握先进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是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而在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则是拥有了多少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人才。
一个国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多少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一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的获奖名单统计，从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共5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占64%；47位化学奖得主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的46位获奖者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得主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无疑高居全球榜首。
“国家创新体系”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发育皿和孵化器。同时，其计划和管理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内在标尺。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定义，广泛而概括。依此观点，一种经济的创新绩效不仅取决于单个机构（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等）孤立的行动，而且“取决于它们作为知识的创造和运用的集合系统中的各单元之间多少互相影响以及它们与社会体制（例如价值、规范、法规框架等）的内在作用。”
对于中国的差距，科技部部长万钢有清醒的认识：“我当部长的五年中，无时无刻不在考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这个问题。而这五年中，科技部也进行了很多创新和完善，但这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期待还有相当距离。”
国之体系
1999年，时任中国科学学会及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的冯之浚在其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一书中说：“国家创新系统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创新的网络，是由经济和科技的组织机构组成的创新推动网络。”
2007年8月，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家科技部共同主办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体制改革与全球融合”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研讨会致力于比较中国与经合组织成员国在创新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共同探讨和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有关理论及实践
6年后，一个名为“中长期规划第二专题组”的部门对“什么是国家创新体系”作出了更为完整、妥帖和更符合国情的定义：
“国家创新体系泛指一个国家整合创新要素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其中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完整、开放的体系，是若干要素按一定关系组成的网络。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涉及的不仅仅是科技界，还包括经济、国防、社会，政治和教育等诸多方面。”
这不是一个草率的定义，也不是某位学者、某个部门的一家之言。这个部门有一个对外的名称—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专题组，专题组几十位专家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研究，开了上千人次的座谈会，凝炼出这段表述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定义。
2005年12月31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并在其中占据整段章节。《纲要》称“我国现行科技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经济、科技大发展的要求，还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之处”，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服务国家目标和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为重点，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9天后，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全面推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国际舆论敏感地指出，“这个以接近10%的速度飞翔了30年的国家，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开始更加关注GDP的构成和质量。”
此后一系列重大会议和措施一次次将“创新”的要义传递到中国的每一座城市。
—2006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提出“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2008年7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正式实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
2011年6月下旬，科技部部长万钢和时任科技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向刘延东汇报科技体制改革相关情况。随后，科技部又在南京、无锡、苏州、安徽等地进行初步调研。
7月20日，按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指示，由科技部、工信部等19个部门及江苏、北京两个省市，正式组成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调研及文件起草小组，刘延东任组长，办公室设在科技部。这19个部门不光是科学口的，也包括与改革、经济发展有关的单位。这个部门的成立，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至今已27年。期间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科技产出不断提高。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怎么改？成为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调研及文件起草小组研究的重点。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于2012年7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刘延东在会议中特别强调，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要求已经明确，关键是要抓好落实。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起草小组提交了43份、合计120万字的调研报告。还通过我驻外使馆调研、召开外国驻华科技外交官研讨会等形式，比较、研究了G20国家科技体制情况，借鉴有益做法，5轮较大范围征求意见和30多次修改完善，终于锻造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里程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意见》共8个部分21条，核心是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问题，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真正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主体。《意见》指出，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加强统筹部署和协同创新，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促进管理科学化和资源高效利用；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
“《意见》对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进行了反思，提出传统科技管理格局下，科技资源配置存在的过度行政化、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等突出问题，以及科技项目和经费管理不尽合理，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等问题。”科技部部长万钢这样评价《意见》。
新华社说，这是指导我国科技改革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节点。
在中国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影响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工业管理部门包揽了大量自己不应承担的责任，从而使企业退化为简单的加工车间。久而久之，企业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上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劣势凸显。
“创新”是一个西方经济学名词，滥觞于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现在，我们需要用这样一把钥匙，打开强国之门，而《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则成为寻找钥匙的“路书”，其路修远，其书辉煌。
注释：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知识的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