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驻印度的陈兆峰搭上了赴印的末班机。3月22日凌晨，他从柬埔寨飞抵南印的海港城市金奈。当天，印度停飞了所有国际航班。
　　11天前，持工作签的中国护照入境窗口被短暂打开。陈兆峰早就在柬埔寨隔离等待时机，拿到核酸检测报告后，他成了为数不多春节后返印的“幸运儿”。
　　但等待他的，除了意料中的14天隔离，还有突如其来的漫长封城。
　　早期被调侃为“新冠抗体”的印度，其实在全球疫情中危机重重：它有上千万侨民散居海外，每年吸引一千万外国游客到访，与欧美、中东地区血脉相通。很快，病毒从西方侵袭印度。事实证明，印度不仅不是新冠绝缘体，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全人类抗疫的关键之一。
　　对印度疫情的担忧不无缘由：它与中国人口体量相当，但医疗系统薄弱，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贫民窟等非正式居住点，且行政效率堪忧。
　　然而，这不是印度抗疫的完整面貌。
　　疫情之前，印度还面临着另一重内在危机：它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拐点——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执意牵动这头身躯庞大的大象向右转，近两亿穆斯林作为这个国家的少数派，生存境遇日趋艰难。被民间称为“反穆”的新《公民身份法》出台，引发蔓延印度全境的抗议浪潮，一直持续到因疫情封城。
　　2019年5月，时值印度大选，《时代》杂志将总理莫迪放上封面，冠名“印度首席分裂者”。但没人能阻挡他成功连任。莫迪2.0时代，执政党的议程中心不再是发展经济保民生，而是宗教霸权。

　　新冠来袭，印度的社群矛盾、贫富鸿沟也被疫情放大。

防疫的两副面孔

　　印度政府的封锁令来得猝不及防。
　　3月19日，莫迪突然在公众演讲中宣布，3月22日在印度全境实行“公共宵禁”对抗新冠疫情，居民不得外出，并号召大家下午5点时，站在阳台上或门口为一线的工作人员鼓掌。
　　当时印度全国的确诊病例还不到200例。虽然有半数左右的邦已经关闭了公共场所和学校、要求企业远程办公，但对绝大多数印度人来说，新冠疫情仍然是发生在中国和欧洲的“国际新闻”。3月中旬，班加罗尔政府命令学校停课、关闭商场等公共场所时，一位印度的记者朋友对我说，印度不可能实行中国式封城，因为印度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太高，无法承受经济停摆的后果。
　　但宵禁对印度人来说司空见惯。民众自发的抗议、罢工对他们来说并不新鲜，甚至演员逝世都曾引发上万人的聚集，区域性的短暂宵禁也就不足为奇了。

　　宵禁当天，我目睹了小区邻居们的抗疫“集体快闪”。被称为“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彻底成为一座空城。我住的小区离市中心不远，邻居多是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那天几乎没人走出家门。下午5点，邻居们陆续出现在阳台上，自发地鼓掌、敲碗碟，十分钟后，大家又自发散去。
　　事实证明，为期一天的宵禁只是预演。两天后，莫迪又宣布了21天的全国封锁。
　　这在印度前所未有。莫迪的讲话还没有结束，我的室友、也是记者朋友就坐不住了，我们去小区超市里准备买点必需品，看到30平米的空间已经人满为患。看到我戴着KN95口罩，有邻居问我哪里可以买到。当时口罩已经脱销，我早在2月初就准备了一些。
　　封城后，小区很快恢复平静，超市也正常供应日常所需。小区封锁层层升级，所有快递、外卖只能送到楼下，物业还贴出通知，告诫居民不要下楼散步。
　　看似不可能的中国式封城，在全副武装的中产小区成为现实。
　　这显然是冰山一角。虽然城市化大潮催生了商业公寓的兴起，但土地私有制决定了大多数印度人住在自建住宅，外来移民则聚居在贫民窟、棚户区等非正规居住点。这意味着，大多数住宅区的人口密度更高，社区的封锁也更困难。
　　据2011年的普查数据，印度有约六分之一的城市居民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
　　拥有世界最大贫民窟之一——达拉维贫民窟——的金融中心孟买，四成的人居住在贫民窟，这里诞生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班加罗尔的贫民窟人口比例相对较低，在10%左右。

　　封城后，我去班加罗尔东郊的贫民窟采访，它紧邻IT科技园区，贫民窟的外来移民多在附近公司做司机、保洁等后勤工作。这里与码农和白领居住的现代化公寓仅几步之遥，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防疫场景。
　　低矮昏暗的棚子只有十来平米的空间，很多棚子都不通电，也没有水龙头和下水系统。妇女聚集在水车旁接水，停工的年轻人无所事事，站在小卖部门口聊天。有人上前找我搭话，他没有戴口罩，我本能地后退了一步，只听到他说，“夏天雨季来临时，积水会一直淹没到这里。”他拿手比划了一下膝盖。他的家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远在3000公里之外，现在没办法回家。 　　移民们停工，断了收入，只能靠政府和志愿组织的救济勉强维生，也无力支付房租。复工无望，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和家人共渡难关。
　　在移民比例更高的印度北部，这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公共交通停摆，成千上万的移民选择徒步回乡。为了避免这种流动带来的疫情扩散风险，政府为移民提供了安置点。封城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大规模的迁徙停止了，但还有零星移民走在回家的路上。
　　长时间的封锁、远离家人，也引发了移民几次小规模的抗议。对居住在贫民窟和安置营的他们来说，总理号召的居家隔离、阳台鼓掌、点灯祈祷，没有任何意义。

被清场的抗议者

　　迁徙和抗议引发的聚集，无疑为印度疫情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为寻求正义而聚集的人群，成了新冠时期最大的“非正义”。
　　突袭的疫情，也让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最大的反对声浪戛然而止。政府趁势反击，暗指反对者的聚集加速疫情扩散，让本就处在边缘地位的少数派境遇愈加艰难。这里的少数派，是全世界规模前三大的近两亿穆斯林群体。
　　这次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始于去年12月修订的《公民身份法》。修订后的公民法规定，所有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来到印度的“受宗教迫害的少数派”，都可以获得印度公民身份——包括印度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拜火教徒，穆斯林除外。这标志着将“宗教平等”写进宪法的印度，破天荒地通过了一部以宗教区别对待公民身份的法律。
　　被民间称为“反穆公民法”的这部法案诞生时机也非常蹊跷。
　　四个月前，历时十年的阿萨姆公民身份注册（National Register of Citizens，意在識别非法移民）公布结果，190万人被排除在“公民名单”之外。这一结果饱受各方质疑，执政的人民党却示意，将把公民身份证注册推向全国。《公民身份法》就是在这之后不久通过的。
　　2019年12月11日，印度联邦院审议通过新《公民身份法》当晚，我在阿萨姆偶遇了一场游行。游行的队伍有上百人，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他们打着火把，排着队有序前进，嘴里喊着反对口号，点名辱骂法案背后的人民党推手。
　　也是在当晚，阿萨姆政府宣布在邦内十个地区实行宵禁，并暂停互联网服务。宵禁时，我刚到达阿萨姆首府高哈蒂的甘玛克火车站，无处可去，直到第二天一早才乘车到了机场，幸运地赶上了最后一班回班加罗尔的飞机。抗议愈演愈烈，当天上午起高哈蒂的航班全线停飞。
　　抗议的浪潮迅速蔓延到印度全境。除了公民身份受到威胁的穆斯林群体，大量的印度教徒也站到了政府的对面，反对派担心，这部法案将动摇印度作为世俗国家的根基。
　　在政治中心新德里，抗议一直持续到了今年3月。尤其在穆斯林聚居区，静坐抗议已经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位于德里南部的尼扎穆丁就是其中之一。但新冠病毒的扩散，让尼扎穆丁从一个普通的穆斯林区，变成“疫情震中”。
　　3月中旬尼扎穆丁的一次宗教集会，引发目前为止印度最大的集群感染案例。
　　朝拜者从世界各地前来，传染源很可能身处其中，将病毒带到了清真寺，再由印度各地的朝拜者带回家乡。4月初，印度新增的病例大多与之有关，受影响严重的邦甚至有九成的新增确诊可以追踪到此次集会。
　　中央政府指责穆斯林。联邦卫生部长拉夫·阿加瓦尔在发布会上说，因为尼扎穆丁事件导致的“额外病例”，印度新冠病例的增速翻倍了，确诊人数翻倍的时间从7.4天缩短到了4.1天。新德里政府也趁机清场，将此前聚集在清真寺的穆斯林全部疏散。
　　这引发了印度民间大规模反穆斯林情绪的蔓延。在推特上，#CoronaJihaad（新冠圣战）的标签冲上了热搜，在印度拥有千万用户的Tik Tok上，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内容，影射穆斯林是病毒携带者。
　　这甚至引发了民间对穆斯林的抵制。有地方的人民党成员宣称，穆斯林在用唾液污染蔬菜，意图将病毒传染给印度教徒，呼吁大家不要从穆斯林商贩处购买商品。
　　曾有学者做过研究，穆斯林对印度的归属感不亚于印度教徒。这与国大党长期执政打下的世俗国家根基息息相关，也因为穆斯林曾是这片土地的统治者。
　　可叹的是，人民党执政下的国家向右转，已经让印度穆斯林处在“自己国家局外人”的边缘。宗教集会引发聚集性感染这一疫情时期情理之中却意料之外的巧合，又为他们雪上加霜。

割裂的联邦制

　　被疫情放大的，还有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态势。
　　作为联邦制国家，印度中央政府对各邦政府的控制力有限。邦内行政以及邦际互动，中央政府很难直接插手。疫情时期，区域间的不均衡被残酷地放大，中央政府又袖手旁观。
　　这意味着，所谓“印度疫情”其实是个假命题，印度内部差异非常明显。
　　最显著的差异从地图上就看得出。在确诊人数的地图上，印度北部区域的颜色明显比南部更深，这意味着，北部地区总体的确诊人数更多。
　　一般而言，喀拉拉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等五个邦被认为是印度南部，其余统称为北部。这种划分并不完全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折射出某种“南部中心主义”色彩。因为从地图上看，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等邦应该属于中部。
　　但这种划分从历史文化因素上看有一定合理性。在古印度几千年的历史中，北部饱受外部民族侵袭——南亚次大陆西北方向的开伯尔山口，为外来侵略者开了一扇天然的门。因此有学者认为，相对北部，印度南部保留了更多古印度元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印度南部的五大邦分别由四种语言主导（讲泰卢固语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此前是一家），这四种语言均属德拉维达语系，语言之间差异较大。而这五大邦以北的地区基本上由印地语一统天下，虽然各邦也有属于自己的语言，但都与印地语同属印度-雅利安语支，与印地语相似度很高，近年来逐渐被印地语蚕食地盘。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党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部，南部却主要由其他政党把持——莫迪在泰米尔纳德邦竞选演讲时，还需要翻译在旁协助。
　　资源、历史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让印度南北部的发展逐渐拉开了差距。南部的政治格局更为稳定，政府政策执行度更高;南部的科钦、金奈等港口城市基础设施好，季风气候也让它享受着丰富的林业和渔业资源;班加罗尔、海得拉巴等城市也依靠软件科技产业崛起，强势拉动了整个印度南部的经济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化以来，印度南部的经济增速就一直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经济水平也直观地表现在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社会发展指数上。上世纪末，印度东南海岸的喀拉拉邦就因为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受到全球关注，它的多项社会发展指数远超印度及同等发展中国家，学界称之为“喀拉拉模式”。

　　这次新冠疫情中，喀拉拉邦作为最先受到疫情冲击的邦，一个月之内就成功让增长曲线放缓，并以70%以上的治愈率冠绝印度，“喀拉拉模式”再次备受赞誉。
　　南部各邦的社会发展指数明显优于北部，医疗资源更充足，医疗质量也更佳。这让它们在面对疫情时更游刃有余。截至4月29日，确诊人数最多的五个邦都来自北部，其中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确诊病例接近一万大关。
　　以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和北部中央邦为例。两个邦人口相当（都在7000万左右），目前的确诊人数也比较接近（截至4月29日，泰米尔纳德邦确诊2162例，中央邦确诊2560例）。但仔细分析数据，就会发现两个邦之间明显的差别。截至4月29日，中央邦共检测了3.38万人，而泰米尔纳德邦则检测了10.2万人，是中央邦的三倍，这意味着它的阳性率只有中央邦的三分之一。
　　这种区别在增长曲线上有直观体现。虽然两个邦的疫情都还未到拐点，但中央邦的曲线更为陡峭。两个邦的治愈率和死亡率的差别更大，泰米尔纳德邦已经有56%的患者治愈，死亡率只有1.2%;而中央邦的治愈率只有18%，死亡率高达5.1%。
　　这种不平衡，加剧了疫情时期各邦的各自为政，为印度后期的逐步解封埋下暗雷。

更坚固的墙？

　　如果选一个词来描述印度，“复杂多元”最为准确。印度政府近年为吸引外国游客，为印度贴上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标签，这个词也很贴切。
　　拥有大量级的人口，历史源远流长，内部分化错综复杂，但印度社会总体依然安定，没有经历长时间的动乱和大的革命。这和它的内在活力有关，不管经历何种冲击，印度社会内生的恢复力足以让它延续。
　　这一点也在这次疫情中有所体现。
　　印度封城后，各地涌现出了大大小小的志愿者组织，为丢了生计的移民提供食物、送有医疗需求的患者往返医院、替老年人和残障人士配送生活必需品。正是这些人汇成了一条条毛细血管，让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维持运转。
　　但这种内生力也受到了切实伤害。作为印度社会守望者的媒体精英，已经嗅到了征兆。
　　印度资深媒体人、新时代媒体集团总编辑S.Srinivasan就在封城前期，撰文指出“印度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他们同情心的没落”。他写道，“中产阶级在迅速崛起，社交媒体则变得迟钝和无逻辑，那些努力在城市的角落里和夹缝中寻求落脚之地的城市贫困人群，则被大家顺理成章地遗忘了。”
　　Srinivasan指出，那些电工、漆工、水管工、司机、家政，还有快递小哥，他们让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容易，却被傲慢的新财富阶层遗忘、刻意忽略。
　　印度封城第20天时，我所在小区的一位保安丢了工作。原因是有住户向经理投诉，说他私自骑走了自己的自行车。我试图弄清楚事情缘由，但经理讳莫如深。刚封城时，他找我们借过自行车，说他没有交通工具来上班。疫情时期丢工作，恐怕他的生计也就成了问题。
　　倘若疫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一个住在高档小区的白领，意识到保洁居住的地区人群密集，很可能不由自主与其保持距离;今年开斋节来临，人们可能很难不假思索地接过穆斯林邻居分享的美食。
　　后新冠时代，這种疏离是否会被无声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