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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深厚、悠久音乐文化的国度里，向本国的学生介绍本国的传统音乐，应该说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学生对西方音乐的隔膜，远比对中国音乐的隔膜小。近百年来，西方音乐的精神和模式早已成为中国人在音乐观念上的一种共识，形成新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所以，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我觉得目前要做的似乎并不是对历史上众多的乐曲作形式的和美学的分析，而是设法增加学生对中国音乐的了解，把握中国音乐的精神和模式，提高他们对中国音乐的兴趣，按照中国音乐的本性来调整学生对音乐的认知结构和感觉方式，使其与中国音乐“同构”。
关于这部分课的教学思路，我觉得较为重要，又较有特色。我分析从以下几个环节入手：
一、寻找切入点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音乐与其他艺术一样，随着中国文化优越感的丧失，其自身的优越感亦丧失殆尽。面对着声势凶猛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很快便迷失掉了自我，放弃了、丢掉了自身原有的种种特质。为了尽力向西方音乐认同，现代的中国音乐一刀砍断了与传统音乐的联系，把自己贴附到西方音乐上面；即使偶有起来抗拒这种认同的，也不是依靠深远的传统音乐，而是以其彻底地民间化来实现的，这样便导致了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严重的转轨。
聆听中国音乐，我们得到的是与聆听西方音乐时迥然不同的审美感受。它幽婉深邃，韵味悠长，是一种令人回肠荡气、消魂摄魄的美。正是在这里，我找到了这门课的切入点，那就是，揭示出中国音乐独特的美。有了这个切入点，作品的挑选问题和评价问题便迎刃而解，整个课程的思路和结构也很快形成了。
二、与文化接轨
中国文化的涵盖面极广，对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论述亦极其纷繁多样，有些甚至互相矛盾、互相对立。我的做法是：删繁就简，避开对中国文化的繁琐考察，而直接抓住与艺术、与美联系最紧又最能显出中国文化之神韵趣味的方面——重视生命享受这一精神特征予以说明。我又引入西方音乐作为参照，通过中西比较来突出中国音乐在诸多方面的独特性。比如在内在精神方面，西方音乐重娱人，重技巧，重新旧之分；中国音乐则重自娱，重情味，重雅俗之分。在美感形态方面，西方音乐追求主题的深刻、表现的强度和音响效果的绵密厚实；中国音乐则追求韵味的深邃、表现的力度和印象效果的虚淡空灵、余音悠长。在表现形式方面，西方音乐注重乐音的固定、织体的网状结构、节奏的整齐规则；中国音乐则注重乐音的变化、织体的单线延伸和节奏的灵活自由等。我还特别强调这三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不同的文化精神导致了音乐的不同精神特征，而不同的精神特征又决定了不同的美感特征与审美要求，不同的美感特征、审美要求又决定了音乐是以何种方式展开自身，形成独特的形式体系。
经过这样的处理，中国音乐便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被赋予了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学生通过这样的讲述，所得的就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乐曲和抽象的形式分析，而是和文化、人生、美感连成一体的活的过程、活的律动，这也正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三、作历史的还原
一种乐器那特定的音色往往同产生这种乐器的背景、享用主体和具体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直接地积淀着那个时代和环境、事件的内涵、风韵。如果把不同的乐器归还给特定的时代，将它们与产生的历史联系起来，无疑会比抽象、孤立地概括其音色特征要好得多。它既可以通过与特定历史背景、时件的联系而获得可感的形象性，又可让学生在音色的领悟中糅进深邃的历史感，增进学习的兴趣，对于音乐欣赏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
有了这样的认识，在上课过程中我便对部分单元的内容作了适当的处理。首先，器乐作品欣赏课，我按照乐器发展的顺序，把敲击乐器、吹管乐器、弹拨乐器和拉弦乐器分别归属于商周、汉晋、唐和明清这四个历史阶段，并从两个方面描述其发展的轨迹。其一是音乐自身的发展，它经历了敲击乐器对节奏的奠定，到吹管乐器对旋律的开发，再到弹拨乐器对色彩的铺饰，最后到拉弦乐器对旋律的深化这样一个过程。其二是乐器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的变化：在敲击乐器中体现的是商周时代矜持的贵族气派，吹管乐器中体现的是汉晋时代幽婉的世俗情调，弹拨乐器中体现的是盛唐时代铺饰的都市风采，拉弦乐器中体现的则是明清时代那鲜活的地方风味。最早的弹拨乐器——古琴形成于周代，故必然带有周代的一些特征，比较从容，略带矜持，但总体上还是与周代主题乐器编钟差别较大。首先是出音密度较高，演奏起来更灵活迅疾，旋律功能更强；其次是用于士大夫阶层个人的自娱，更富人间性与文人情调。这几方面的结合，便构成了古琴那古朴、深沉、抑郁、苍老的独特音色风格。与之相较，古筝则具有较多的现代色彩。虽然它也形成于周代，但由于它出现的较晚，又主要在民间流行，故其音色较为明朗、洪亮、刚健、激越，更具有世俗性；其技法也更流畅、灵活、细腻、华丽，出音密度更高，与唐时的色彩要求更为接近。经过这样的处理，把乐器的独特音色便都赋予了特定的历史内涵，这无疑有助于学生对音色的深入领悟。 这样一安排，便将古代乐器都还给了历史，使得学生能够将各种类的乐器镶嵌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感受、体味。这样，所得必然意蕴丰厚，韵味深长，感受深刻。
关于这部分课的教学思路，我觉得较为重要，又较有特色。我分析从以下几个环节入手：
一、寻找切入点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音乐与其他艺术一样，随着中国文化优越感的丧失，其自身的优越感亦丧失殆尽。面对着声势凶猛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很快便迷失掉了自我，放弃了、丢掉了自身原有的种种特质。为了尽力向西方音乐认同，现代的中国音乐一刀砍断了与传统音乐的联系，把自己贴附到西方音乐上面；即使偶有起来抗拒这种认同的，也不是依靠深远的传统音乐，而是以其彻底地民间化来实现的，这样便导致了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严重的转轨。
聆听中国音乐，我们得到的是与聆听西方音乐时迥然不同的审美感受。它幽婉深邃，韵味悠长，是一种令人回肠荡气、消魂摄魄的美。正是在这里，我找到了这门课的切入点，那就是，揭示出中国音乐独特的美。有了这个切入点，作品的挑选问题和评价问题便迎刃而解，整个课程的思路和结构也很快形成了。
二、与文化接轨
中国文化的涵盖面极广，对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论述亦极其纷繁多样，有些甚至互相矛盾、互相对立。我的做法是：删繁就简，避开对中国文化的繁琐考察，而直接抓住与艺术、与美联系最紧又最能显出中国文化之神韵趣味的方面——重视生命享受这一精神特征予以说明。我又引入西方音乐作为参照，通过中西比较来突出中国音乐在诸多方面的独特性。比如在内在精神方面，西方音乐重娱人，重技巧，重新旧之分；中国音乐则重自娱，重情味，重雅俗之分。在美感形态方面，西方音乐追求主题的深刻、表现的强度和音响效果的绵密厚实；中国音乐则追求韵味的深邃、表现的力度和印象效果的虚淡空灵、余音悠长。在表现形式方面，西方音乐注重乐音的固定、织体的网状结构、节奏的整齐规则；中国音乐则注重乐音的变化、织体的单线延伸和节奏的灵活自由等。我还特别强调这三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不同的文化精神导致了音乐的不同精神特征，而不同的精神特征又决定了不同的美感特征与审美要求，不同的美感特征、审美要求又决定了音乐是以何种方式展开自身，形成独特的形式体系。
经过这样的处理，中国音乐便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被赋予了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学生通过这样的讲述，所得的就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乐曲和抽象的形式分析，而是和文化、人生、美感连成一体的活的过程、活的律动，这也正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三、作历史的还原
一种乐器那特定的音色往往同产生这种乐器的背景、享用主体和具体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直接地积淀着那个时代和环境、事件的内涵、风韵。如果把不同的乐器归还给特定的时代，将它们与产生的历史联系起来，无疑会比抽象、孤立地概括其音色特征要好得多。它既可以通过与特定历史背景、时件的联系而获得可感的形象性，又可让学生在音色的领悟中糅进深邃的历史感，增进学习的兴趣，对于音乐欣赏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
有了这样的认识，在上课过程中我便对部分单元的内容作了适当的处理。首先，器乐作品欣赏课，我按照乐器发展的顺序，把敲击乐器、吹管乐器、弹拨乐器和拉弦乐器分别归属于商周、汉晋、唐和明清这四个历史阶段，并从两个方面描述其发展的轨迹。其一是音乐自身的发展，它经历了敲击乐器对节奏的奠定，到吹管乐器对旋律的开发，再到弹拨乐器对色彩的铺饰，最后到拉弦乐器对旋律的深化这样一个过程。其二是乐器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的变化：在敲击乐器中体现的是商周时代矜持的贵族气派，吹管乐器中体现的是汉晋时代幽婉的世俗情调，弹拨乐器中体现的是盛唐时代铺饰的都市风采，拉弦乐器中体现的则是明清时代那鲜活的地方风味。最早的弹拨乐器——古琴形成于周代，故必然带有周代的一些特征，比较从容，略带矜持，但总体上还是与周代主题乐器编钟差别较大。首先是出音密度较高，演奏起来更灵活迅疾，旋律功能更强；其次是用于士大夫阶层个人的自娱，更富人间性与文人情调。这几方面的结合，便构成了古琴那古朴、深沉、抑郁、苍老的独特音色风格。与之相较，古筝则具有较多的现代色彩。虽然它也形成于周代，但由于它出现的较晚，又主要在民间流行，故其音色较为明朗、洪亮、刚健、激越，更具有世俗性；其技法也更流畅、灵活、细腻、华丽，出音密度更高，与唐时的色彩要求更为接近。经过这样的处理，把乐器的独特音色便都赋予了特定的历史内涵，这无疑有助于学生对音色的深入领悟。 这样一安排，便将古代乐器都还给了历史，使得学生能够将各种类的乐器镶嵌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感受、体味。这样，所得必然意蕴丰厚，韵味深长，感受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