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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造就了政治上的强盛、经济上的富庶、文化上的繁荣，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财富和无尽的遐想。但是，进入到公元907年，中国社会无情地走入了一段动荡不安的年代，这就是五代十国。现在我们回眸这段不足60年的历史时光，虽则弹指一挥间，但是，其朝廷的更迭、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动荡无不在文学艺术上有着深刻的表现。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客观上造就了文学艺术家感知世界的敏锐性，因此，这个时代出现后主李煜这样的诗词大家就不足为奇了。再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讲，出现杨凝式这样“入法出意”的书家也是可以想象。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五代后周时期张光振书写的《屏盗碑》也充分地承载着这个时代的烙印。
（二）
《屏盗碑》，全称《大周推诚奉义翊戴功臣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济州诸军事行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西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三百户任公屏盗碑》，原位于山东菏泽巨野县城北关护城河外路西，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立。因历代黄河水患淤积，该碑大部分被淹没于地下，暴露地面约80厘米。直至2002年，屏盗碑被发掘出土，移立于巨野永丰塔之阳、人民路旁，并修建了碑亭。
该碑龟趺螭首，优质青石裁成。碑身下宽上窄呈梯形，通高约5米、宽约1.6米、侧宽约0.6米，重约13.5吨；龟趺高约1米，长约3米、宽1.6米，重约9吨。朝议郎行左拾遗充集贤殿修撰李日方奉敕撰，翰林待诏朝议大夫行司农丞张光振奉敕书，碑额篆“大周任史君屏盗之碑”9字张穆书。碑文总计1549字，文体夹叙夹议。
《屏盗碑》的书者张光振为翰林待诏朝议大夫行司农丞。其生卒年龄，翻阅《新五代史》《宋史》，并没有述说。一笔者认为给后世留下一个谜；二“光振”可能是其字，姓名应是他名。
其碑文首篇：“降娄鲁之分，济河惟兖州。大野既荒，西狩获麟之地。崇山作镇，东溟见日之峰。郡国已来，土赋称大；旧制非便，必惟具新。盖民众吏少，则奸易生；治称任平，则时克义。皇朝建济州於巨野县，犹魏室分厌次为乐陵郡耶！”文中说因百姓多官吏少，不暇管理，奸邪易生；而治理得当，任人公平，天下就能安定。我后周朝，以巨野县为治所建济州，就如魏之曹操于建安末分秦置厌次而建乐陵一样，应时而设。
巨野因大野泽而得名，五代后周之时，巨野泽仍“薮泽深洼”，港汉纵横，灌莽丛生。凭此险要， “盗贼”啸聚山林，出没于水泽之中，聚散无常，打家劫舍，滋扰百姓。后周太祖郭威深以为忧，新建济州于巨野，并诏令“以武略事累朝，以战功登贵仕”，任命贤能任汉权为济州刺史。任汉权到任后，亲率大军，征剿招抚，曾不逾月，群盗屏迹，百姓安居乐业。时朝野文人，感其功高厚德，上陈朝廷，得皇帝恩准，于后周显德二年（955）撰文立碑，详陈“其治有声望，群盗屏迹，惩盗化民”之政绩。
碑文记载：“我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发天机，张地纪，皇建丕祚，帝於万邦。不枉政以厚民生，不克法以重民命。以为分是理，颁是条，施之一方而用宁，通之四海而不泥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所选牧守，成用贤能。得人者昌，於斯为盛。今皇帝嗣守洪业，光扬圣谟。率勤俭为天下先，惟几微成天下务。所谓皇王纲统之道明矣，邦国纪律之务成矣。而研核精炼，日不暇给，以戒弛堕之患。所谓视听聪明之德充矣，内外上下之情通矣。而启迪开纳，国无留事，以防壅塞之弊。凡军国机要，刑政枢务，事无巨细，必详於听览。凡公侯卿士，牧伯长史，任无重轻，必考其才器。是以设爵愈重，分职愈精。人人自谓我民康，家家自谓我土乐。粤嗣位元年冬十月，诏以前赵州刺史任公检校太保牧於济。济新造之郡也，麟州之名，其废已久。岁月差远，土风浸尢。民忘其归，或肆为梗。重以控地既大，苞荒用遐。山幽薮深，亡命攸萃。灌莽悉伏戎之地，萑蒲为聚盗之资。妖以人兴，啸召或成於风雨。法由贪弊，羁縻遂至於逋逃。良田有蟊，实害嘉谷。惟夫年号丰稔，时无札瘥。滞穗馀粮，栖偃於千亩。京仓坻庾，阜衍於九年。犹或胁游惰之夫，释未耜之用，钩锄弦木，窃弄於乡间之间，矧饥之岁乎？至乃野无战血，天藏杀机。巩甲雕戈，戢锋芒於武库。庸租井赋，缓征督於乡胥。尚或诱轻生之民，聚无赖之族，巢枭穴狡窃发於海溟之中，矧兵革之际乎？民既病而畴思其治，医虽良而药或未工。盖用有所长，才难求备。文吏束名教之检，则必日导之以德。盗用侮而益暴，法家持刚猛之折，则必日齐之以刑，盗用骇而弥逸。自非文武兼资之用，英雄断制之才，莅是任而居是邦者，厥惟艰哉。公天授将才，生知理本。以战则胜，元机出应变之先。以化则孚，心术同希微之表。抗一旅而戾止，抚万室以瞻言。以为川壅污潢，利源派而当宜浚亩。田荒？蓑，树嘉苗而必极芟夷。於是令以先庚，申之后甲。介马负先驰之勇，阴门提夜出之兵。猎丛社以平妖，尽诛其类。狩平林而得？悉伏其辜。狂童震惊，四野竦骇。狼心尽革，民患皆除。乃峻以堤防，念攵其阱。决狱尽疏其留滞，穷源用涤其瑕疵。分命乡民，设其警候。伏乙夜以慝，扼冲途而伺奸。盗迹之来，若罹量毕。申命降寇，招其叛徒。恩信著用，以结其心。摄伏羁留，以杜其变。盗意之改，若愈膏肓。非夫术以变通，奸由惠照。太阿所击，洪钟而不留。玉弩载张，应灵机而自发。其孰能如此耶？”
其段末又曰：“除盗之难，其未有素。中古浇漓之后，群心变诈之兴。纵燎夷荒，或败萧兰之秀。寻柯伐蠹，因伤杞梓之材。唯贤者之用心，则是非而无混。故公嫉盗之意切，而诛盗之令严。去盗之术行，而屏盗之誉显。夫盗既去矣，民将息矣，然后缓之以约束，宽之以法令，养之以惠爱，劝之以礼让，化之无或戾，信之无或欺，则龚黄之风，彼亦奚尚。是以黄？鲐背之叟，农工商贾之类，含哺而嬉，既舞且咏。以为康庄播颂，虽昭盛德之容，琬炎裁碑，宜耀披文之质。郡将官吏，唱言佥同，乃诣阙上陈，愿塞群望。帝用嘉许，纶言式敷。诏左拾遗李？，俾文其事，以述济民之请。微臣不才，孤奉明旨，揣阖秘思，惧遗休声，称实课虚，斯谓无愧。而太史氏纪功臣之绩云。公名汉权，蜀国人也。以武略事累朝，以战功登贵仕。亟握兵要，连分使符。初牧於丹，有排乱折冲之积。移治於赵，有安边镇静之功。所至皆有能名，而济之人独能宣其事业，以示不朽，亦可谓贤矣。系曰：事有该於谣俗，传於耆旧者，千载之下，尚为美谈。矧文以铭，而勒之於石乎？他日知使君之政者，其将质於此。故其词云：道失其要，淫刑而暴，人心用违，良民为盗。令严而申，政肃而淳。人心用依，盗为良民。民即盗也，盗亦民也。善恶之化，实由乎人。猗欤使君，克善其治。始以严诛，去其奸宄。申以约束，静其乡里。里无惰农，乡无狡童。曾未逾月，澄清四封。相彼林矣，岂无豺虎。暴心不生，与麟为伍。循彼陔兮，亦有荆棘。恶蔓既除，与兰同色。使君之贤，如山如渊。济民之颂，声闻於天。刻石播美，垂千万年。”文中说：“人心用违，良民为盗。令严而申，政肃而淳。人心用依，盗为良民。民即盗也，盗亦民也。”任汉权将“德治”和“法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百姓安居乐业。 《屏盗碑》撰文者李日方，字明远，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五代后汉乾祜间进士。至后周，世宗赏爱其才，累官左拾遗、集贤殿修撰、屯田郎中、翰林学士等职。而后入宋，加中书舍人，知贡举，受诏同修《太祖实录》，后拜工部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等职。有文集50卷，并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此碑文是他30岁时奉敕而撰写的，其修辞法度谨严，层次分明，述论并茂，文字精炼，使人拍手称绝。
《屏盗碑》称颂者任史君名汉权，四川人，以武略事累朝，以战功登贵仕。初牧于丹州，有排乱折冲之绩；移治于赵州，有安边镇静之功，所至皆留能名。他任济州刺史后，“齐之以刑，导之以德”，屏盗息民，澄清四封。于是，百姓拥戴，为其请命树碑颂德。周世宗柴荣大悦，诏令述文，以示嘉宠。
（三）
一、艺术传承：
《屏盗碑》笔法精良，留有“二王”遗韵，更多含《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笔意，提按分明、使转圆劲而少秀折，点画线条节奏感强，结体婉丽流美而筋骨分明，通篇动静相交，形态变化多姿而气势连贯，可谓书中佳品。这种传承严格来讲，更多的是对初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传承，比如碑中“盖”“贤”“之”“矧”字；二是对中唐“颜柳”行书的传承，如“之”“汉”“权”字；三是对李北海书风的传承，如“以”“也”字。这其中我们还能看到唐太宗书法的一些影子。
二、艺术特点：
1、法度严谨。魏晋书法尚韵，唐书尚法，五代政局动乱。在五代十国的书法史里，杨凝式的《韭花帖》给人印象深刻。其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被称为天下第五行书。而稍晚一点的《屏盗碑》，在其结体上继承了李北海的楷法，法度严谨，结体中规中矩，疏散有佘，比如碑中“济”“愈”“梗”“弦”字。
2、尝试尚意。其碑文行笔飘逸、有侧势。比如碑中“才”“勇”“命”字。宋人突破了唐人的樊篱，闯出了一条“尚意”的新路，而《屏盗碑》恰恰立于五代后周时期，给宋代的书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传承，也为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书风的形成开启了新的气象。
3、婉丽流美。其碑书者张光振是一位笔力才情兼备的书家，其扎实的基本功和对“二王”的倾慕，笔下线条因太过熟悉而显得随意，如碑中“于”“李”“断”“制”等字。“汉字不可能在楷书之后再出现新的字体。不过，对于书法艺术来说，字体发展的终结远不如笔法空间运动形式的终结重要。例如，我们可以据此解释唐代以后为什么再不曾出现王羲之、颜真卿这样影响深远的书法家。笔法空间运动形式的全部内容是平动、绞转、提按，平动作为运动的基本形式，贯穿整个书法史，绞转和提按的确立，确是书法史上意义重大的转折。王羲之是绞转的集大成者，颜真卿是提按的集大成者。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总汇，又是另一个时代的源头，后来的人们，既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缅怀过去的光荣，也可以从中寻求关于未来的丰富启示。后代不论任何笔法，如果穷本溯源的话，都无法绕过他们。后来的人们即使再富才华，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意义。历史的驿车已经驶过了笔法发展的特殊途程。”从上段话可以看出，《屏盗碑》在笔法上只是继承了书法笔法的平动、提按，而王羲之、王献之的使转和秀折，经过唐尚法的整体书风仅留下使转不多的转折，但因书者张光振的扎实功力，整篇作品充溢着流畅。
4、保存完好。因历代黄河水患淤积，该碑大部分被淹没于地下，暴露地面约80厘米。直至2002年，此碑才被发掘出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曰：“晋人之书流传日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阮文达亦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此事，知帖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康有为言“帖学翻之已坏，唐碑磨之已坏”，而作上述这些评论时《屏盗碑》还未出土。若清末前出土此碑，笔者认为或许会给书史提供更详实的文献资料。
三、历史地位
严格来讲，张光振的《屏盗碑》只能列入“佳品”行列。清包世臣《安吴论书》中曰：“平和简静，道丽天成，日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约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日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其因有三：一是模仿痕迹很重；二是笔法的力度不够；三是有关用笔比较生硬、随意性强。但是，作为大唐尚法到两宋尚意过渡时期的这么一件作品，能够承前启后，也实属难能可贵。而且此碑字体较大、字数较多、保存完好，不仅是书法爱好者学习的一个好范本，更是研究者对五代书史探幽发微、汲古钩沉的重要的一手资料。
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造就了政治上的强盛、经济上的富庶、文化上的繁荣，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财富和无尽的遐想。但是，进入到公元907年，中国社会无情地走入了一段动荡不安的年代，这就是五代十国。现在我们回眸这段不足60年的历史时光，虽则弹指一挥间，但是，其朝廷的更迭、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动荡无不在文学艺术上有着深刻的表现。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客观上造就了文学艺术家感知世界的敏锐性，因此，这个时代出现后主李煜这样的诗词大家就不足为奇了。再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讲，出现杨凝式这样“入法出意”的书家也是可以想象。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五代后周时期张光振书写的《屏盗碑》也充分地承载着这个时代的烙印。
（二）
《屏盗碑》，全称《大周推诚奉义翊戴功臣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济州诸军事行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西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三百户任公屏盗碑》，原位于山东菏泽巨野县城北关护城河外路西，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立。因历代黄河水患淤积，该碑大部分被淹没于地下，暴露地面约80厘米。直至2002年，屏盗碑被发掘出土，移立于巨野永丰塔之阳、人民路旁，并修建了碑亭。
该碑龟趺螭首，优质青石裁成。碑身下宽上窄呈梯形，通高约5米、宽约1.6米、侧宽约0.6米，重约13.5吨；龟趺高约1米，长约3米、宽1.6米，重约9吨。朝议郎行左拾遗充集贤殿修撰李日方奉敕撰，翰林待诏朝议大夫行司农丞张光振奉敕书，碑额篆“大周任史君屏盗之碑”9字张穆书。碑文总计1549字，文体夹叙夹议。
《屏盗碑》的书者张光振为翰林待诏朝议大夫行司农丞。其生卒年龄，翻阅《新五代史》《宋史》，并没有述说。一笔者认为给后世留下一个谜；二“光振”可能是其字，姓名应是他名。
其碑文首篇：“降娄鲁之分，济河惟兖州。大野既荒，西狩获麟之地。崇山作镇，东溟见日之峰。郡国已来，土赋称大；旧制非便，必惟具新。盖民众吏少，则奸易生；治称任平，则时克义。皇朝建济州於巨野县，犹魏室分厌次为乐陵郡耶！”文中说因百姓多官吏少，不暇管理，奸邪易生；而治理得当，任人公平，天下就能安定。我后周朝，以巨野县为治所建济州，就如魏之曹操于建安末分秦置厌次而建乐陵一样，应时而设。
巨野因大野泽而得名，五代后周之时，巨野泽仍“薮泽深洼”，港汉纵横，灌莽丛生。凭此险要， “盗贼”啸聚山林，出没于水泽之中，聚散无常，打家劫舍，滋扰百姓。后周太祖郭威深以为忧，新建济州于巨野，并诏令“以武略事累朝，以战功登贵仕”，任命贤能任汉权为济州刺史。任汉权到任后，亲率大军，征剿招抚，曾不逾月，群盗屏迹，百姓安居乐业。时朝野文人，感其功高厚德，上陈朝廷，得皇帝恩准，于后周显德二年（955）撰文立碑，详陈“其治有声望，群盗屏迹，惩盗化民”之政绩。
碑文记载：“我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发天机，张地纪，皇建丕祚，帝於万邦。不枉政以厚民生，不克法以重民命。以为分是理，颁是条，施之一方而用宁，通之四海而不泥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所选牧守，成用贤能。得人者昌，於斯为盛。今皇帝嗣守洪业，光扬圣谟。率勤俭为天下先，惟几微成天下务。所谓皇王纲统之道明矣，邦国纪律之务成矣。而研核精炼，日不暇给，以戒弛堕之患。所谓视听聪明之德充矣，内外上下之情通矣。而启迪开纳，国无留事，以防壅塞之弊。凡军国机要，刑政枢务，事无巨细，必详於听览。凡公侯卿士，牧伯长史，任无重轻，必考其才器。是以设爵愈重，分职愈精。人人自谓我民康，家家自谓我土乐。粤嗣位元年冬十月，诏以前赵州刺史任公检校太保牧於济。济新造之郡也，麟州之名，其废已久。岁月差远，土风浸尢。民忘其归，或肆为梗。重以控地既大，苞荒用遐。山幽薮深，亡命攸萃。灌莽悉伏戎之地，萑蒲为聚盗之资。妖以人兴，啸召或成於风雨。法由贪弊，羁縻遂至於逋逃。良田有蟊，实害嘉谷。惟夫年号丰稔，时无札瘥。滞穗馀粮，栖偃於千亩。京仓坻庾，阜衍於九年。犹或胁游惰之夫，释未耜之用，钩锄弦木，窃弄於乡间之间，矧饥之岁乎？至乃野无战血，天藏杀机。巩甲雕戈，戢锋芒於武库。庸租井赋，缓征督於乡胥。尚或诱轻生之民，聚无赖之族，巢枭穴狡窃发於海溟之中，矧兵革之际乎？民既病而畴思其治，医虽良而药或未工。盖用有所长，才难求备。文吏束名教之检，则必日导之以德。盗用侮而益暴，法家持刚猛之折，则必日齐之以刑，盗用骇而弥逸。自非文武兼资之用，英雄断制之才，莅是任而居是邦者，厥惟艰哉。公天授将才，生知理本。以战则胜，元机出应变之先。以化则孚，心术同希微之表。抗一旅而戾止，抚万室以瞻言。以为川壅污潢，利源派而当宜浚亩。田荒？蓑，树嘉苗而必极芟夷。於是令以先庚，申之后甲。介马负先驰之勇，阴门提夜出之兵。猎丛社以平妖，尽诛其类。狩平林而得？悉伏其辜。狂童震惊，四野竦骇。狼心尽革，民患皆除。乃峻以堤防，念攵其阱。决狱尽疏其留滞，穷源用涤其瑕疵。分命乡民，设其警候。伏乙夜以慝，扼冲途而伺奸。盗迹之来，若罹量毕。申命降寇，招其叛徒。恩信著用，以结其心。摄伏羁留，以杜其变。盗意之改，若愈膏肓。非夫术以变通，奸由惠照。太阿所击，洪钟而不留。玉弩载张，应灵机而自发。其孰能如此耶？”
其段末又曰：“除盗之难，其未有素。中古浇漓之后，群心变诈之兴。纵燎夷荒，或败萧兰之秀。寻柯伐蠹，因伤杞梓之材。唯贤者之用心，则是非而无混。故公嫉盗之意切，而诛盗之令严。去盗之术行，而屏盗之誉显。夫盗既去矣，民将息矣，然后缓之以约束，宽之以法令，养之以惠爱，劝之以礼让，化之无或戾，信之无或欺，则龚黄之风，彼亦奚尚。是以黄？鲐背之叟，农工商贾之类，含哺而嬉，既舞且咏。以为康庄播颂，虽昭盛德之容，琬炎裁碑，宜耀披文之质。郡将官吏，唱言佥同，乃诣阙上陈，愿塞群望。帝用嘉许，纶言式敷。诏左拾遗李？，俾文其事，以述济民之请。微臣不才，孤奉明旨，揣阖秘思，惧遗休声，称实课虚，斯谓无愧。而太史氏纪功臣之绩云。公名汉权，蜀国人也。以武略事累朝，以战功登贵仕。亟握兵要，连分使符。初牧於丹，有排乱折冲之积。移治於赵，有安边镇静之功。所至皆有能名，而济之人独能宣其事业，以示不朽，亦可谓贤矣。系曰：事有该於谣俗，传於耆旧者，千载之下，尚为美谈。矧文以铭，而勒之於石乎？他日知使君之政者，其将质於此。故其词云：道失其要，淫刑而暴，人心用违，良民为盗。令严而申，政肃而淳。人心用依，盗为良民。民即盗也，盗亦民也。善恶之化，实由乎人。猗欤使君，克善其治。始以严诛，去其奸宄。申以约束，静其乡里。里无惰农，乡无狡童。曾未逾月，澄清四封。相彼林矣，岂无豺虎。暴心不生，与麟为伍。循彼陔兮，亦有荆棘。恶蔓既除，与兰同色。使君之贤，如山如渊。济民之颂，声闻於天。刻石播美，垂千万年。”文中说：“人心用违，良民为盗。令严而申，政肃而淳。人心用依，盗为良民。民即盗也，盗亦民也。”任汉权将“德治”和“法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百姓安居乐业。 《屏盗碑》撰文者李日方，字明远，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五代后汉乾祜间进士。至后周，世宗赏爱其才，累官左拾遗、集贤殿修撰、屯田郎中、翰林学士等职。而后入宋，加中书舍人，知贡举，受诏同修《太祖实录》，后拜工部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等职。有文集50卷，并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此碑文是他30岁时奉敕而撰写的，其修辞法度谨严，层次分明，述论并茂，文字精炼，使人拍手称绝。
《屏盗碑》称颂者任史君名汉权，四川人，以武略事累朝，以战功登贵仕。初牧于丹州，有排乱折冲之绩；移治于赵州，有安边镇静之功，所至皆留能名。他任济州刺史后，“齐之以刑，导之以德”，屏盗息民，澄清四封。于是，百姓拥戴，为其请命树碑颂德。周世宗柴荣大悦，诏令述文，以示嘉宠。
（三）
一、艺术传承：
《屏盗碑》笔法精良，留有“二王”遗韵，更多含《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笔意，提按分明、使转圆劲而少秀折，点画线条节奏感强，结体婉丽流美而筋骨分明，通篇动静相交，形态变化多姿而气势连贯，可谓书中佳品。这种传承严格来讲，更多的是对初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传承，比如碑中“盖”“贤”“之”“矧”字；二是对中唐“颜柳”行书的传承，如“之”“汉”“权”字；三是对李北海书风的传承，如“以”“也”字。这其中我们还能看到唐太宗书法的一些影子。
二、艺术特点：
1、法度严谨。魏晋书法尚韵，唐书尚法，五代政局动乱。在五代十国的书法史里，杨凝式的《韭花帖》给人印象深刻。其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被称为天下第五行书。而稍晚一点的《屏盗碑》，在其结体上继承了李北海的楷法，法度严谨，结体中规中矩，疏散有佘，比如碑中“济”“愈”“梗”“弦”字。
2、尝试尚意。其碑文行笔飘逸、有侧势。比如碑中“才”“勇”“命”字。宋人突破了唐人的樊篱，闯出了一条“尚意”的新路，而《屏盗碑》恰恰立于五代后周时期，给宋代的书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传承，也为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书风的形成开启了新的气象。
3、婉丽流美。其碑书者张光振是一位笔力才情兼备的书家，其扎实的基本功和对“二王”的倾慕，笔下线条因太过熟悉而显得随意，如碑中“于”“李”“断”“制”等字。“汉字不可能在楷书之后再出现新的字体。不过，对于书法艺术来说，字体发展的终结远不如笔法空间运动形式的终结重要。例如，我们可以据此解释唐代以后为什么再不曾出现王羲之、颜真卿这样影响深远的书法家。笔法空间运动形式的全部内容是平动、绞转、提按，平动作为运动的基本形式，贯穿整个书法史，绞转和提按的确立，确是书法史上意义重大的转折。王羲之是绞转的集大成者，颜真卿是提按的集大成者。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总汇，又是另一个时代的源头，后来的人们，既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缅怀过去的光荣，也可以从中寻求关于未来的丰富启示。后代不论任何笔法，如果穷本溯源的话，都无法绕过他们。后来的人们即使再富才华，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意义。历史的驿车已经驶过了笔法发展的特殊途程。”从上段话可以看出，《屏盗碑》在笔法上只是继承了书法笔法的平动、提按，而王羲之、王献之的使转和秀折，经过唐尚法的整体书风仅留下使转不多的转折，但因书者张光振的扎实功力，整篇作品充溢着流畅。
4、保存完好。因历代黄河水患淤积，该碑大部分被淹没于地下，暴露地面约80厘米。直至2002年，此碑才被发掘出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曰：“晋人之书流传日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阮文达亦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此事，知帖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康有为言“帖学翻之已坏，唐碑磨之已坏”，而作上述这些评论时《屏盗碑》还未出土。若清末前出土此碑，笔者认为或许会给书史提供更详实的文献资料。
三、历史地位
严格来讲，张光振的《屏盗碑》只能列入“佳品”行列。清包世臣《安吴论书》中曰：“平和简静，道丽天成，日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约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日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其因有三：一是模仿痕迹很重；二是笔法的力度不够；三是有关用笔比较生硬、随意性强。但是，作为大唐尚法到两宋尚意过渡时期的这么一件作品，能够承前启后，也实属难能可贵。而且此碑字体较大、字数较多、保存完好，不仅是书法爱好者学习的一个好范本，更是研究者对五代书史探幽发微、汲古钩沉的重要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