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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胜利。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不甘心失败，扬言要派空军飞机炸烂上海，要共产党接管一个没电、没水，一片黑暗的上海。果然没过多久，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就不断地对市区、吴淞口和沿海、沿江一带进行轰炸骚扰，搅得人心惶惶。
为加强上海的防空，7月份，华东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部兼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了防空处，负责筹划上海市的城市防空建设，并与上海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共同指挥上海防空作战和人民防空。为了及时取得空袭情报，从接收国民党遗留的10多部破旧雷达中，挑选了2部较好的，稍加整修后，开始架设到安国路的一幢6层楼上，成立了我军第一个雷达队，专门负责对空警戒。
第一次交锋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先后出动各型飞机17架次，窜入上海市区，对市电力公司、闸北和沪南发电厂、自来水厂进行了疯狂轰炸，投弹60余枚，炸死炸伤l 400余人，炸毁房屋2 000余问。发电厂、自来水厂遭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上海市断水断电，城市秩序一度混乱，暗藏的敌人乘机造谣惑众，奸商哄抬物价，给上海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和危险。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六”轰炸。
这次空袭，由于雷达没有发现敌机，目力观察哨观测距离过近，敌机飞临市区上空，部队才施放空袭警报，市民来不及疏散隐蔽；而对空火力只好仓促射击，对敌机没有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上海防空的情报保障，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指示：立即抽调交通大学电机系四年级部分学生，前往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安国路雷达队进行突击学习，尽快掌握雷达操作技术。
陈毅司令员的指示是2月16日上午传达到交大的。交大的党总支委员会与校领导研究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电机系电信组毕业班的团支部。当天下午3点左右，21名学生整装乘车赴防空处报到。刚下车，防空处刘光远处长便接待了他们。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说：“同志们来得正好，我们已盼望大家两三天啦，你们可是陈老总亲自批示才要来的呀！”接着，刘处长讲了几个发电厂被炸后，上海面临的严重情况和反轰炸斗争任务的艰巨性。最后，他带着希望、信任的口气说：“同志们都是党团员（21名同学中有2名党员），觉悟高，有技术，相信你们一定能很快掌握雷达技术，完成党交给的紧急任务！”
晚饭后，防空处的情报科长冯根义又向大家介绍了雷达队的情况。队里除指导员奚惠江外，队长沈庭正和7名技术人员都是在上海解放时从国民党雷达队接收过来的。当时有两部比较完整的日本造的“四式”雷达，以及一些残缺不全的313型、空-6号雷达部件，都是日本投降时日军留给国民党的。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溃退时，没来得及运走，将它们扔在草丛里。上海解放后，防空处根据沈庭正等人提供的线索，才把它们收集起来。经过检修已经架设起来一部“四式”雷达，另一部“四式”雷达尚待修复。
当晚，队长就把他们领到雷达工作室，介绍雷达的组成、性能和操作方法。然后让大家熟悉机器，进行开关机和测定目标坐标等基本操作练习。与此同时，指导员同3名团支部委员研究确定，将21名同志编成7个战斗值班小组，次日上午，开始轮流进行昼夜值班。
就这样，这批大学毕业生，从领受任务到参加战斗值班，还不到24小时，便成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雷达操纵员。
专家治病
上机值班的头几天，没有敌机来空袭。表面看起来，机器工作还算“正常”。偶尔出点小毛病，都是插头、面板开关接触不好之类的一般故障。头两次还找队长来排除，很快他们也会了。当时谁也没有怀疑自己面前的这部雷达竞发现不了飞机。
没过几天，国民党飞机差不多每天都来空袭上海。地面观察哨用肉眼也能看到的飞机，可雷达却发现不了。防空处的领导很着急，几乎每天要问：“怎么样，能尽快使雷达发现敌机吗？”沈队长在原来的几名技术人员中，技术是最好的，可每次总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大家虽然学过无线电原理，有的同志还看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版的《雷达原理》一书的部分内容，但这些都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在到雷达队之前，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雷达是什么样子！才工作几天，怎么敢保证很快就能“治好”这难度很大的雷达“毛病”呢？
因此，团支部委员同两名党员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坦诚地向领导建议到外面请专家来“诊治”。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首先请来3位从事无线电工程的教授、工程师，没有解决问题。后来听说交大的讲师蒋大宗，抗日战争期间在缅甸战场远征军中服役时搞过雷达。蒋先生是无线电实验课的老师。他来看过机器工作情况后，根据雷达架在6层楼顶没有固定回波的现象，初步判断可能是收发系统没有调好，并建议请上海国际无线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来“会诊”一下。蒋先生还说，钱总虽未搞过雷达，但有丰富的无线电收发讯台的实践经验。防空处当即派车由两名同志持公函，把钱总接到雷达队。钱总听了对机器工作情况的介绍，并到现场观察之后，明确地作出判断：机器的“病因”是发射接收系统失调（即发射机的工作频率与接收机的工作频率不一致）。在钱总和蒋大宗先生的具体指导下，他们对发射、接收系统进行了仔细检查与调整，终于在显示器荧光屏上出现了近距离固定回波。这固定回波非同寻常，它标志着我军第一个雷达队从这天起，真正担负起了对空情报保障任务！
雷达初现脉冲回波
自从调出雷达固定回波后，大家的情绪都很高。但是，雷达上出现固定回波，是不是真的就能“看见”飞机？防空处首长脑子里仍有疑虑，大家心中也在嘀咕着。
青年人都有一种好奇心，谁都想在自己值班时第一次发现敌机。因此。值班观察时精神特别集中，生怕“放跑”了一架敌机。
1950年3月20日上午9时，是我军雷达兵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当时的值班操纵员石松年、计燕华发现显示器荧光屏上250千米处（方位东南）突然冒出一个微弱的尖峰，且慢慢地在移动，幅度逐渐变大。虽然他们从没有见过飞机回波是啥样子，但凭着直感判定这是来袭的敌机，当即向指挥室报告：“敌机！”紧接着通报了敌机的距离、方位。指挥室的同志开始还半信半疑。刘光远处长随即来到显示器工作室。当他亲自看到回波越来越近时，完全相信这是来袭的敌机，便果断地下了决心：命令高射炮部队，组织起强大的火力网，保卫上海重要目标的安全。 不一会儿，陆续收到地面监视哨的报告，先是闻机声，尔后看到了飞机。指挥室的同志再也不怀疑了，刘处长则一直守在显示器旁。
根据目力观察，敌机的轰炸目标的确是闸北电厂。这天虽然没有击落敌机，但由于雷达队提供了预警情报，高炮部队已有准备，射击及时，火力又猛，敌机不敢低飞，还未接近目标就扔掉炸弹仓皇逃去。闸北电厂安然无恙。当冯根义科长将这一消息告诉大家时，大家禁不住流露出胜利的喜悦之情。
3月20日发现敌机，证实已经架设起来的“四式”雷达完全能正常工作了。修复雷达
通过一个月来的工作实践和学习，操纵水平与排除故障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再也用不着把21个人的精力全都花在战斗值班上了。因此，领导上给他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要尽快修复313型和空一6号这两部雷达。前者是中程地面警戒雷达，后者是飞机上用的轻便近程雷达。这是当时解放舟山战役和解放台湾的战前准备工作之一，后因朝鲜战争爆发，修复的机器改作它用了。
根据领导提出的任务，队里重新调整了值班人员的编组，抽出了八九名同志专门负责修复雷达。其他同志在值班之余，也要参加修复工作。
修复组组长为唐安琪，下分两个小组：313雷达组，由夏克同牵头；空-6号雷达组，由孙祥麟牵头。队长沈庭正仍领着原来几名技术人员继续修复另一部“四式”雷达。
修复工作展开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料不全。除了几张残破不全的线路图外，其它任何参考资料都没有。凡是搞过电子设备检修的人都知道，要想修复一台自己从未见过的电子设备，必须有完整的线路图。因此在着手进行修复工作之前，首先得想办法把所缺少的部分线路绘制出来。根据雷达部件本身来确定线路图是项技术性很强又很艰苦的工作，要比按照现成线路图来组装困难得多。几位同志经过好几个日夜的苦战，才把缺少的那部分线路确定并绘制出来。
然后最大难题是缺乏器材。为了解决器材问题，刘处长拿着报告专门去找陈老总。陈毅司令员亲自批示要上海有关单位协助解决。上海当时有几个存放美国援助国民党军用剩余物资的仓库。第二天，他们就带着有陈老总批示的报告去江湾附近的一个仓库，当天就弄回来一批器材，还得到了几台频率计、示波器之类的测量仪表。以后又陆续从其它地方收集到一些器材。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两部雷达全部修复完成。313型雷达架设在吴淞口试用过一段时间，又转移到浙江定海。
误判“敌机”
为了加强上海的防空力量，1950年2月中苏达成协议，由苏联防空军、巴基斯基中将率领的驱逐机（即歼击机）团、探照灯团、雷达部队组成的混合集团军先后来沪，协助我军担负上海地区的防空任务。在3月下旬驱逐机飞抵上海的前一天，防空处领导给雷达队全体人员作了紧急动员，要求严密进行对空监视，防止国民党飞机袭击机场，影响苏军驱逐机安全着陆。
苏军驱逐机飞到常州附近上空时，就被我们的雷达发现了。当友机飞过苏州上空时，显示器荧光屏上在上海东南方向40多千米处突然出现了回波。值班操纵员立即把这个情况当作“敌机”报告给指挥室。指挥室和雷达工作室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苏军指挥所得知此情况后，命令其驱逐机在就地上空盘旋待命。当时荧光屏上显示的回波有种奇特现象：友机飞近，“敌机”也飞近；友机盘旋，“敌机”也盘旋。两者距雷达的远近完全一样，只是方位相反。指挥室命令上海东南沿海附近的地面监视哨严密观察。可是从荧光屏上来看，“敌机”已飞临陆地上空，但所有监视哨都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来袭敌机的迹象。当确实证明无敌机时，友机才降落在上海机场。这时“敌机”回波也消失了。
一场虚惊虽然过去了，但当时对这种奇特现象谁也难以解释。事后有的同志带着这个问题查找有关书籍，总算有了答案：原来荧光屏上的“敌机”回波，是雷达尾波瓣探测到友机时产生的。今天来看，发生这样的误情自然是幼稚可笑的。但不要忘记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是我军刚组建不久的第一个雷达队，无任何经验可借鉴，一切都需要在实战中去摸索。
打下B-24
苏军驻上海的防空部队仅有1个雷达营，装备有10部Ⅱ-3A型雷达。这种雷达的最远探测距离为150千米，对提供远程预警保障显然有困难。因此，苏军派遣1名情报军官、1名标图员、1名电话员常驻我安国路雷达队，负责将该队发现的远程预警及时通报给苏军上海虹桥指挥所。
1950年5月11日，当夜幕降临上海，劳累了一天的市民们正准备休息，敌机凭借黑夜的掩护，贼头贼脑地向上海方向偷袭。敌机离上海上空200多千米时，被我安国路的雷达发现了（当时的值班操纵员是计燕华和曹美琪）。由于远程预警保障及时，给防空作战部队赢得了足够的战斗准备时间，加上苏军雷达站提供的中近距情报，引导准确，驱逐机立刻起飞升空，进入待战空域。敌机万万没想到，一进入上海领空，就被严阵以待的探照灯部队照中，敌飞行员被强烈的光柱照得眼花缭乱，使出全身解数，东拐西扭，妄图避开雪亮的“利剑”，但探照灯手们娴熟的技术和果断的意志，照中不放。这时，敌机进入了我高炮火力射击的范围，我军高炮抓住战机，猛烈射击，与此同时，驱逐机也由待战空域进入敌机尾后，同时进行了射击，将来袭的一架B-24型轰炸机击落。敌机当即起火爆炸，坠毁于浦东塘桥镇，时间在当晚21点左右。
晚间空战时，原来平静的夜城，突然飞机声、枪炮声四起，震惊了上海市民，人们纷纷出来“观战”。茫茫的夜空，探照灯光束、高射炮与驱逐机发射的炮弹曳光，交相辉映，十分壮观。当市民们亲眼看到敌机在浦东上空坠落时，无不拍手称快。
为加强上海的防空，7月份，华东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部兼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了防空处，负责筹划上海市的城市防空建设，并与上海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共同指挥上海防空作战和人民防空。为了及时取得空袭情报，从接收国民党遗留的10多部破旧雷达中，挑选了2部较好的，稍加整修后，开始架设到安国路的一幢6层楼上，成立了我军第一个雷达队，专门负责对空警戒。
第一次交锋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先后出动各型飞机17架次，窜入上海市区，对市电力公司、闸北和沪南发电厂、自来水厂进行了疯狂轰炸，投弹60余枚，炸死炸伤l 400余人，炸毁房屋2 000余问。发电厂、自来水厂遭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上海市断水断电，城市秩序一度混乱，暗藏的敌人乘机造谣惑众，奸商哄抬物价，给上海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和危险。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六”轰炸。
这次空袭，由于雷达没有发现敌机，目力观察哨观测距离过近，敌机飞临市区上空，部队才施放空袭警报，市民来不及疏散隐蔽；而对空火力只好仓促射击，对敌机没有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上海防空的情报保障，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指示：立即抽调交通大学电机系四年级部分学生，前往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安国路雷达队进行突击学习，尽快掌握雷达操作技术。
陈毅司令员的指示是2月16日上午传达到交大的。交大的党总支委员会与校领导研究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电机系电信组毕业班的团支部。当天下午3点左右，21名学生整装乘车赴防空处报到。刚下车，防空处刘光远处长便接待了他们。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说：“同志们来得正好，我们已盼望大家两三天啦，你们可是陈老总亲自批示才要来的呀！”接着，刘处长讲了几个发电厂被炸后，上海面临的严重情况和反轰炸斗争任务的艰巨性。最后，他带着希望、信任的口气说：“同志们都是党团员（21名同学中有2名党员），觉悟高，有技术，相信你们一定能很快掌握雷达技术，完成党交给的紧急任务！”
晚饭后，防空处的情报科长冯根义又向大家介绍了雷达队的情况。队里除指导员奚惠江外，队长沈庭正和7名技术人员都是在上海解放时从国民党雷达队接收过来的。当时有两部比较完整的日本造的“四式”雷达，以及一些残缺不全的313型、空-6号雷达部件，都是日本投降时日军留给国民党的。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溃退时，没来得及运走，将它们扔在草丛里。上海解放后，防空处根据沈庭正等人提供的线索，才把它们收集起来。经过检修已经架设起来一部“四式”雷达，另一部“四式”雷达尚待修复。
当晚，队长就把他们领到雷达工作室，介绍雷达的组成、性能和操作方法。然后让大家熟悉机器，进行开关机和测定目标坐标等基本操作练习。与此同时，指导员同3名团支部委员研究确定，将21名同志编成7个战斗值班小组，次日上午，开始轮流进行昼夜值班。
就这样，这批大学毕业生，从领受任务到参加战斗值班，还不到24小时，便成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雷达操纵员。
专家治病
上机值班的头几天，没有敌机来空袭。表面看起来，机器工作还算“正常”。偶尔出点小毛病，都是插头、面板开关接触不好之类的一般故障。头两次还找队长来排除，很快他们也会了。当时谁也没有怀疑自己面前的这部雷达竞发现不了飞机。
没过几天，国民党飞机差不多每天都来空袭上海。地面观察哨用肉眼也能看到的飞机，可雷达却发现不了。防空处的领导很着急，几乎每天要问：“怎么样，能尽快使雷达发现敌机吗？”沈队长在原来的几名技术人员中，技术是最好的，可每次总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大家虽然学过无线电原理，有的同志还看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版的《雷达原理》一书的部分内容，但这些都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在到雷达队之前，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雷达是什么样子！才工作几天，怎么敢保证很快就能“治好”这难度很大的雷达“毛病”呢？
因此，团支部委员同两名党员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坦诚地向领导建议到外面请专家来“诊治”。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首先请来3位从事无线电工程的教授、工程师，没有解决问题。后来听说交大的讲师蒋大宗，抗日战争期间在缅甸战场远征军中服役时搞过雷达。蒋先生是无线电实验课的老师。他来看过机器工作情况后，根据雷达架在6层楼顶没有固定回波的现象，初步判断可能是收发系统没有调好，并建议请上海国际无线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来“会诊”一下。蒋先生还说，钱总虽未搞过雷达，但有丰富的无线电收发讯台的实践经验。防空处当即派车由两名同志持公函，把钱总接到雷达队。钱总听了对机器工作情况的介绍，并到现场观察之后，明确地作出判断：机器的“病因”是发射接收系统失调（即发射机的工作频率与接收机的工作频率不一致）。在钱总和蒋大宗先生的具体指导下，他们对发射、接收系统进行了仔细检查与调整，终于在显示器荧光屏上出现了近距离固定回波。这固定回波非同寻常，它标志着我军第一个雷达队从这天起，真正担负起了对空情报保障任务！
雷达初现脉冲回波
自从调出雷达固定回波后，大家的情绪都很高。但是，雷达上出现固定回波，是不是真的就能“看见”飞机？防空处首长脑子里仍有疑虑，大家心中也在嘀咕着。
青年人都有一种好奇心，谁都想在自己值班时第一次发现敌机。因此。值班观察时精神特别集中，生怕“放跑”了一架敌机。
1950年3月20日上午9时，是我军雷达兵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当时的值班操纵员石松年、计燕华发现显示器荧光屏上250千米处（方位东南）突然冒出一个微弱的尖峰，且慢慢地在移动，幅度逐渐变大。虽然他们从没有见过飞机回波是啥样子，但凭着直感判定这是来袭的敌机，当即向指挥室报告：“敌机！”紧接着通报了敌机的距离、方位。指挥室的同志开始还半信半疑。刘光远处长随即来到显示器工作室。当他亲自看到回波越来越近时，完全相信这是来袭的敌机，便果断地下了决心：命令高射炮部队，组织起强大的火力网，保卫上海重要目标的安全。 不一会儿，陆续收到地面监视哨的报告，先是闻机声，尔后看到了飞机。指挥室的同志再也不怀疑了，刘处长则一直守在显示器旁。
根据目力观察，敌机的轰炸目标的确是闸北电厂。这天虽然没有击落敌机，但由于雷达队提供了预警情报，高炮部队已有准备，射击及时，火力又猛，敌机不敢低飞，还未接近目标就扔掉炸弹仓皇逃去。闸北电厂安然无恙。当冯根义科长将这一消息告诉大家时，大家禁不住流露出胜利的喜悦之情。
3月20日发现敌机，证实已经架设起来的“四式”雷达完全能正常工作了。修复雷达
通过一个月来的工作实践和学习，操纵水平与排除故障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再也用不着把21个人的精力全都花在战斗值班上了。因此，领导上给他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要尽快修复313型和空一6号这两部雷达。前者是中程地面警戒雷达，后者是飞机上用的轻便近程雷达。这是当时解放舟山战役和解放台湾的战前准备工作之一，后因朝鲜战争爆发，修复的机器改作它用了。
根据领导提出的任务，队里重新调整了值班人员的编组，抽出了八九名同志专门负责修复雷达。其他同志在值班之余，也要参加修复工作。
修复组组长为唐安琪，下分两个小组：313雷达组，由夏克同牵头；空-6号雷达组，由孙祥麟牵头。队长沈庭正仍领着原来几名技术人员继续修复另一部“四式”雷达。
修复工作展开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料不全。除了几张残破不全的线路图外，其它任何参考资料都没有。凡是搞过电子设备检修的人都知道，要想修复一台自己从未见过的电子设备，必须有完整的线路图。因此在着手进行修复工作之前，首先得想办法把所缺少的部分线路绘制出来。根据雷达部件本身来确定线路图是项技术性很强又很艰苦的工作，要比按照现成线路图来组装困难得多。几位同志经过好几个日夜的苦战，才把缺少的那部分线路确定并绘制出来。
然后最大难题是缺乏器材。为了解决器材问题，刘处长拿着报告专门去找陈老总。陈毅司令员亲自批示要上海有关单位协助解决。上海当时有几个存放美国援助国民党军用剩余物资的仓库。第二天，他们就带着有陈老总批示的报告去江湾附近的一个仓库，当天就弄回来一批器材，还得到了几台频率计、示波器之类的测量仪表。以后又陆续从其它地方收集到一些器材。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两部雷达全部修复完成。313型雷达架设在吴淞口试用过一段时间，又转移到浙江定海。
误判“敌机”
为了加强上海的防空力量，1950年2月中苏达成协议，由苏联防空军、巴基斯基中将率领的驱逐机（即歼击机）团、探照灯团、雷达部队组成的混合集团军先后来沪，协助我军担负上海地区的防空任务。在3月下旬驱逐机飞抵上海的前一天，防空处领导给雷达队全体人员作了紧急动员，要求严密进行对空监视，防止国民党飞机袭击机场，影响苏军驱逐机安全着陆。
苏军驱逐机飞到常州附近上空时，就被我们的雷达发现了。当友机飞过苏州上空时，显示器荧光屏上在上海东南方向40多千米处突然出现了回波。值班操纵员立即把这个情况当作“敌机”报告给指挥室。指挥室和雷达工作室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苏军指挥所得知此情况后，命令其驱逐机在就地上空盘旋待命。当时荧光屏上显示的回波有种奇特现象：友机飞近，“敌机”也飞近；友机盘旋，“敌机”也盘旋。两者距雷达的远近完全一样，只是方位相反。指挥室命令上海东南沿海附近的地面监视哨严密观察。可是从荧光屏上来看，“敌机”已飞临陆地上空，但所有监视哨都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来袭敌机的迹象。当确实证明无敌机时，友机才降落在上海机场。这时“敌机”回波也消失了。
一场虚惊虽然过去了，但当时对这种奇特现象谁也难以解释。事后有的同志带着这个问题查找有关书籍，总算有了答案：原来荧光屏上的“敌机”回波，是雷达尾波瓣探测到友机时产生的。今天来看，发生这样的误情自然是幼稚可笑的。但不要忘记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是我军刚组建不久的第一个雷达队，无任何经验可借鉴，一切都需要在实战中去摸索。
打下B-24
苏军驻上海的防空部队仅有1个雷达营，装备有10部Ⅱ-3A型雷达。这种雷达的最远探测距离为150千米，对提供远程预警保障显然有困难。因此，苏军派遣1名情报军官、1名标图员、1名电话员常驻我安国路雷达队，负责将该队发现的远程预警及时通报给苏军上海虹桥指挥所。
1950年5月11日，当夜幕降临上海，劳累了一天的市民们正准备休息，敌机凭借黑夜的掩护，贼头贼脑地向上海方向偷袭。敌机离上海上空200多千米时，被我安国路的雷达发现了（当时的值班操纵员是计燕华和曹美琪）。由于远程预警保障及时，给防空作战部队赢得了足够的战斗准备时间，加上苏军雷达站提供的中近距情报，引导准确，驱逐机立刻起飞升空，进入待战空域。敌机万万没想到，一进入上海领空，就被严阵以待的探照灯部队照中，敌飞行员被强烈的光柱照得眼花缭乱，使出全身解数，东拐西扭，妄图避开雪亮的“利剑”，但探照灯手们娴熟的技术和果断的意志，照中不放。这时，敌机进入了我高炮火力射击的范围，我军高炮抓住战机，猛烈射击，与此同时，驱逐机也由待战空域进入敌机尾后，同时进行了射击，将来袭的一架B-24型轰炸机击落。敌机当即起火爆炸，坠毁于浦东塘桥镇，时间在当晚21点左右。
晚间空战时，原来平静的夜城，突然飞机声、枪炮声四起，震惊了上海市民，人们纷纷出来“观战”。茫茫的夜空，探照灯光束、高射炮与驱逐机发射的炮弹曳光，交相辉映，十分壮观。当市民们亲眼看到敌机在浦东上空坠落时，无不拍手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