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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理论的革命
梯若尔认为，最佳的调控和监管政策应该谨慎地根据不同行业的特殊情况加以实施。梯若尔在一系列学术文章和著作中为相关政策的设计提出了整体框架，并将其应用到从电信到银行等不同的行业中。凭借这些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政府可以更好地促使有实力的大企业提高效率，同时防止其损害竞争对手和客户权益。
毋庸置疑，梯若尔研究的重要性正变得越来越大。苹果和谷歌等新的企业巨头正在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的竞争方式却与那种经典的经济学模型毫无关系，后者研究的是众多制造商和众多消费者就同质化产品开展交易的情况。与经典模式相反，苹果和谷歌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在价格上也许是免费的，而他们围绕最新科技开展的竞争往往却会导致其对市场的主导地位——至少是临时性的主导地位。如何监管这类企业是一个棘手的政策问题。
《产业组织理论》是梯若尔最重要的代表作。学术界把这种用博弈论分析方法阐释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改写了哈佛学派的研究范式，几乎重构了整个产业组织理论。近20年来，博弈论“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引发了微观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产业组织理论》便是这场革命的结晶。它以微观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市场运行为三研究对象集全面精避的理论概述和实实在在的应用研究于一体，融优美高深的数理逻辑和生动浅显的直观解说于一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本经典教科书。
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市场行为的研究;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博弈论的引入，意味着对传统的由市场机制决定的瓦尔拉均衡可行性的怀疑，如现代大公司可通过许多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如合谋、内部整合、组织结构调整等来解决问题，而不依靠市场。
导师拉丰
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新规制经济学创始人让·雅克·拉丰是梯若尔的导师。作为目前新规制经济学领军人物的梯若尔是拉丰基金会主席，他的获奖某种程度上是主流经济学界对拉丰、梯若尔等创建的图卢兹学派的肯定。
在20世纪70 年代，一般均衡理论仍然占据着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但拉丰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在未来的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经济组织中激励问题的关注使得拉丰选择激励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拉丰以信息经济学作为他研究激励问题的基本框架，开始了整合激励理论体系的思考和探索。
自20世纪80 年代初起，拉丰开始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理论的道路。在这个时代，席卷整个西欧的私有化浪潮引起了一场关于公用事业和垄断行业竞争与规制的大论战。在批判传统规制理论的基础上，他和梯若尔创建了一个关于激励性规制的一般框架，这导致了新规制经济学的诞生。新规制经济学结合了公共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经济学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方法，它提出的激励性规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成功地解决了不对称信息下的规制问题。拉丰和梯若尔于1993 年出版的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完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从而奠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导者地位。
从20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他和梯若尔就努力将新规制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诸如电信、电力、天然气、交通运输等垄断行业的规制问题，分析各种规制政策的激励效应，并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评价体系。从1999 年起，拉丰和梯若尔应邀担任了微软公司的经济学顾问，他们的研究报告为微软公司赢得反垄断案诉讼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权威的支持。2000 年，作为对十几年垄断行业规制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总结，《电信竞争》一书（与梯若尔合著）为电信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制问题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订提供了一个最为权威的理论依据。
图卢兹学派
1990年，拉丰与梯若尔与创建了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并逐渐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通过他们的影响和团队合作的扩展，这种风格已经成为了IDEI学术研究的鲜明特征，学术界开始将其称之为“图卢兹学派”。
图卢兹学派的主要特色是注重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在当代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并且注重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这种学术风格的形成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拉丰为了IDEI的发展，必须经常从事一些应用性研究，如法国电信、电力、能源、环境和交通等领域的课题。
图卢兹学派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激励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规制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以及其他各个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更加注重经济学含义的深入解释，推崇用更加简单的经济学模型解释复杂而深刻的经济学问题或现象。
新古典眼中的梯若尔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取得了重要进展，业已成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88年梯若尔发表《产业组织理论》一书，产业组织理论可谓达到了最高峰。后来，产业经济学慢慢趋于没落，最近梯若尔获诺奖，某种程度上又唤起人们对产业经济学的重视。
产业组织学始于厂商结构和行为（经营策略和内部组织）的研究。但是，产业组织学的内容比经营战略更丰富，另一方面则是局外人（经济学家、政府公务员、反托拉斯者）对市场效率的评价。研究产业组织就是研究市场运行，这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概念。然而，在经历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后，产业组织学才成为经济学的主要领域之一。
而梯若尔的理论主要是运用博弈论几乎重构了产业组织理论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包括从寡头竞争、纵向关系到市场进入与研发创新等等。在《产业组织理论》一书中，梯若尔将精妙的数学模型与基于直觉的经济学原理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集大成者。
计量经济分析当然不是产业组织学经验研究的唯一方法。由于缺乏满意的数据，许多应用研究人员正更为关注通过对厂商和产业的详细的案例研究，而展开有关厂商和产业的行为和绩效的证据。虽然这些研究有其自身的缺陷，但它们提出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见地。 活跃于20世纪30-60年代的哈佛学派，由一大批哈佛大学的学者形成的比较完整的产业组织理论。其观点最早起源于1938年，梅森在哈佛大学对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其市场结果进行的经验研究。50年代，贝恩等人继续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并于1959年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成为产业组织的集大成者。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把产业分解为特定的市场。按结构、行业、绩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构造了“市场结构—行为—市场绩效”的分析框架，简称分析SCP框架。哈佛学派的竞争理论重点体现在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上，如贝恩认为，竞争是结构问题，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具有竞争性，不能只看市场行为或市场绩效，而应看该行业市场结构是否高度集中，是否实际上由一个或数个寡头所控制，此外还要看进入该行业的壁垒是否很高，以致扼制新厂商进入该行业。由于该学派强调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又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哈佛学派主张，为了保持有效竞争，获得令人满意的市场结果，必须运用竞争政策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干预、调节。这些主张曾在战后至7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反垄断政策的依据。
芝加哥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勒、波斯纳等为代表的学者，在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分析和与哈佛学派的论战中，提出了竞争理论的基本思想和竞争政策主张，形成了该学派的竞争理论，并逐步取得了主流派地位，其对80年代以来的美国反垄断政策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基础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芝加哥学派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看是否损害竞争，认为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集中寡占，只要市场绩效是良好的，政府规制就没有必要。在芝加哥学派看来，高集中市场长期出现高利润率，只能说明该市场中大企业的高效率经营，因为不是建立在高效率经营基础上的高利润率水平，都会招致其他企业的大量进入，而使利润率很快降至平均水平。正是各个企业通过合理的选择采取最优行为的结果，在适者生存的法则下效率高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才导致高集中市场的出现。由于他们强调市场绩效对市场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芝加哥学派也被称为“效率主义学派”。
梯若尔认为，哈佛学派具有经验主义性质，按照其 “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市场结构决定行为，行为产生市场绩效。这一范式似乎合理，但常常依据松散的理论，它强调经验型的产业研究。经验主义传统的确试图计量更基本的（外生）因素：技术（规模报酬、进入成本、资本沉淀比例、学习曲线的状况、耐用和非耐用品等等）、偏好和消费者行为（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结构、对声誉和品牌的忠诚等）、“外生”技术变化等等。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是，常常难以收集到精确计量基本因素和产业间可以比较的资料。但是，经验主义传统毕竟把产业组织的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
对于芝加哥学派，梯若尔则认为，从德勒克特和斯蒂格勒开始，“芝加哥传统”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有过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各种理论的经验证明。芝加哥传统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有过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影响;它对市场行为持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例如关于从纵向限制和掠夺性定价，与哈佛传统相比，比较不相信政府干预，芝加哥传统在这方面是著名的。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只是一种解释统计结果或支持特定的理性判断的方法，而不是严格系统的调研。
而梯若尔的产业组织理论，非合作博弈参与进来，成为分析策略冲突的标准工具，给这一领域带来了统一的方法论。而且，它在两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动态学和不对称信息中取得很大进展。梯若尔将产业组织理论像竞争性一般均衡理论那样，做出了精致的和一般的分析方法。他向世人证明了博弈论的工具如何能够卓有成效地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
梯若尔驯服垄断企业的理论前提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即大多数现实的市场）不会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既定信息结构下，政府（社会计划者）一定能够改善这种私人行为的后果，也不能表明政府应该在何时以及如何进行干预。它告诉我们的是，从实证和规范的观点看，基于完全竞争模型所作的分析可能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电力、通信、石油等这些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因为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等市场失灵，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监管者，都无法真正知悉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这也就为垄断者“自主定价”提供了依据。因此，梯若尔的理论是建立在第三方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通过把寡头垄断和代理人理论相结合，产业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相结合，梯若尔建立了产业组织理论和管制的一些基本准则。同时，他认为最好的规制和竞争政策应该适应每个产业的不同特点，并在银行、电信等等一系列行业中将其设计的政策框架进行应用，就像诺奖组委会评价的那样，“没有人比梯若尔更好地让我们了解产业结构，以及最佳的干预政策”。
如何更好监管垄断行业，提高监管效率，梯若尔认为应该有更详尽的机制设计，而不仅仅是一概而论，他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典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中，给出了不少答案，对于当下国内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奥地利学派评梯若尔
由于梯若尔延续了新古典的传统，主流学派为之欢欣鼓舞，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评价颇高，称赞其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十几年融会贯通的研究中获得了经济学研究的真谛。这个真谛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规律的能力。并认为梯若尔的获奖标志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回归争议较少的纯经济理论领域，即从金融危机前对计量问题的重视转向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分析。这也从侧面说明近年来传统主流经济学所遭遇的危机。当前主流经济学正面临方法论、形式化，以及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冲击和挑战。
但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对梯若尔的评价要低的多。奥地利学派普遍认为梯若尔的理论，尤其是其新产业组织理论，对理解真实世界并没有帮助，是非真实世界的数学游戏，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娱自乐。由于梯若尔过于依赖数学，在一定程度上误入于追求智力游戏的歧途，从而忽略那些与真实生活状况不符的虚构问题，忽视数学机器难以处理的因素。 的确，梯若尔之所以被认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具有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能够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最为本质的规律和最为重要的成果以最为简洁的经济学模型和语言表达出来，并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有媒体曾夸张地表示，生活中的梯若尔能够将任何一个问题都用经济学模型表达出来。建立经济学模型是梯若尔所在的图卢兹学派的特色与传统，梯若尔的导师拉丰对此曾表示：“如果我能够用一个简单的离散模型很好地揭示一个连续模型90%以上的经济学含义，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用连续模型呢？”
数学使经济学概念精确化，一些简单的经济学思想也的确能够用数学语言描述之。但是，高深的经济学思想，例如哈耶克和科斯的思想，就因为很难变成数学而至今仍大多是没有数学模型的思想，因此数学模型的优点并不意味着所有经济学数学模型都比没有数学模型的思想高超。再以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例，该著作中极有思想的分工与专业化部分，由于没有变为数学语言，就从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事实上，作为新古典的创始人，马歇尔本人具有强大的数学能力，但他对数学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数学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导致经济学家偏离其所思考的“建设性工作”。梯若尔被非主流经济学批评，原因也正在于此，他过度迷恋自己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以放弃难以衡量或难用数理符号去概念化的问题为代价，从而达到清楚叙述自己所建模型中函数与参数的各种性质的目的，完全看不到数理符号之外的经济问题。
诚然，作为诺贝尔奖，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起评，无形中会把经济学“自然科学化”，使人以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用发表论文的级别和数量评价其贡献与价值的学科，以为在学术圈子中的影响力与社会价值成正比。而梯若尔的获奖，某种程度上即可视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然科学化”。
奥地利学派鼻祖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应秉承如下两点：经济分析必须达到自然科学的严谨性;“人具有行为调整能力”是经济分析（计量经济）的前提。经济学要严谨，绝非完全数理化，所以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成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而经济现象决不是自然现象，有太多人的因素，不可能如同在实验室般得出重复的、可检验的实验数据。
毋庸置疑，对真实世界的研究才应该成为经济学家全力以赴的事业，而不是一味沉湎于自己建立起来的数学分析框架。经济学家应该从真实经济体系出发，把努力解释它的运行作为经济学家的最高使命。而对于技术分析，只有在它有助于实现主要目标时，才应该对它发生兴趣。梯若尔的新产业组织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不恰当地简化了世界，无视企业家精神，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极其自负地把自己设想为计划者。他的获奖，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来说未必像主流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个好兆头。
（作者单位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梯若尔认为，最佳的调控和监管政策应该谨慎地根据不同行业的特殊情况加以实施。梯若尔在一系列学术文章和著作中为相关政策的设计提出了整体框架，并将其应用到从电信到银行等不同的行业中。凭借这些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政府可以更好地促使有实力的大企业提高效率，同时防止其损害竞争对手和客户权益。
毋庸置疑，梯若尔研究的重要性正变得越来越大。苹果和谷歌等新的企业巨头正在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的竞争方式却与那种经典的经济学模型毫无关系，后者研究的是众多制造商和众多消费者就同质化产品开展交易的情况。与经典模式相反，苹果和谷歌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在价格上也许是免费的，而他们围绕最新科技开展的竞争往往却会导致其对市场的主导地位——至少是临时性的主导地位。如何监管这类企业是一个棘手的政策问题。
《产业组织理论》是梯若尔最重要的代表作。学术界把这种用博弈论分析方法阐释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改写了哈佛学派的研究范式，几乎重构了整个产业组织理论。近20年来，博弈论“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引发了微观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产业组织理论》便是这场革命的结晶。它以微观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市场运行为三研究对象集全面精避的理论概述和实实在在的应用研究于一体，融优美高深的数理逻辑和生动浅显的直观解说于一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本经典教科书。
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市场行为的研究;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博弈论的引入，意味着对传统的由市场机制决定的瓦尔拉均衡可行性的怀疑，如现代大公司可通过许多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如合谋、内部整合、组织结构调整等来解决问题，而不依靠市场。
导师拉丰
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新规制经济学创始人让·雅克·拉丰是梯若尔的导师。作为目前新规制经济学领军人物的梯若尔是拉丰基金会主席，他的获奖某种程度上是主流经济学界对拉丰、梯若尔等创建的图卢兹学派的肯定。
在20世纪70 年代，一般均衡理论仍然占据着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但拉丰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在未来的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经济组织中激励问题的关注使得拉丰选择激励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拉丰以信息经济学作为他研究激励问题的基本框架，开始了整合激励理论体系的思考和探索。
自20世纪80 年代初起，拉丰开始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理论的道路。在这个时代，席卷整个西欧的私有化浪潮引起了一场关于公用事业和垄断行业竞争与规制的大论战。在批判传统规制理论的基础上，他和梯若尔创建了一个关于激励性规制的一般框架，这导致了新规制经济学的诞生。新规制经济学结合了公共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经济学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方法，它提出的激励性规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成功地解决了不对称信息下的规制问题。拉丰和梯若尔于1993 年出版的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完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从而奠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导者地位。
从20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他和梯若尔就努力将新规制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诸如电信、电力、天然气、交通运输等垄断行业的规制问题，分析各种规制政策的激励效应，并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评价体系。从1999 年起，拉丰和梯若尔应邀担任了微软公司的经济学顾问，他们的研究报告为微软公司赢得反垄断案诉讼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权威的支持。2000 年，作为对十几年垄断行业规制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总结，《电信竞争》一书（与梯若尔合著）为电信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制问题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订提供了一个最为权威的理论依据。
图卢兹学派
1990年，拉丰与梯若尔与创建了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并逐渐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通过他们的影响和团队合作的扩展，这种风格已经成为了IDEI学术研究的鲜明特征，学术界开始将其称之为“图卢兹学派”。
图卢兹学派的主要特色是注重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在当代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并且注重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这种学术风格的形成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拉丰为了IDEI的发展，必须经常从事一些应用性研究，如法国电信、电力、能源、环境和交通等领域的课题。
图卢兹学派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激励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规制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以及其他各个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更加注重经济学含义的深入解释，推崇用更加简单的经济学模型解释复杂而深刻的经济学问题或现象。
新古典眼中的梯若尔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取得了重要进展，业已成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88年梯若尔发表《产业组织理论》一书，产业组织理论可谓达到了最高峰。后来，产业经济学慢慢趋于没落，最近梯若尔获诺奖，某种程度上又唤起人们对产业经济学的重视。
产业组织学始于厂商结构和行为（经营策略和内部组织）的研究。但是，产业组织学的内容比经营战略更丰富，另一方面则是局外人（经济学家、政府公务员、反托拉斯者）对市场效率的评价。研究产业组织就是研究市场运行，这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概念。然而，在经历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后，产业组织学才成为经济学的主要领域之一。
而梯若尔的理论主要是运用博弈论几乎重构了产业组织理论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包括从寡头竞争、纵向关系到市场进入与研发创新等等。在《产业组织理论》一书中，梯若尔将精妙的数学模型与基于直觉的经济学原理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集大成者。
计量经济分析当然不是产业组织学经验研究的唯一方法。由于缺乏满意的数据，许多应用研究人员正更为关注通过对厂商和产业的详细的案例研究，而展开有关厂商和产业的行为和绩效的证据。虽然这些研究有其自身的缺陷，但它们提出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见地。 活跃于20世纪30-60年代的哈佛学派，由一大批哈佛大学的学者形成的比较完整的产业组织理论。其观点最早起源于1938年，梅森在哈佛大学对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其市场结果进行的经验研究。50年代，贝恩等人继续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并于1959年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成为产业组织的集大成者。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把产业分解为特定的市场。按结构、行业、绩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构造了“市场结构—行为—市场绩效”的分析框架，简称分析SCP框架。哈佛学派的竞争理论重点体现在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上，如贝恩认为，竞争是结构问题，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具有竞争性，不能只看市场行为或市场绩效，而应看该行业市场结构是否高度集中，是否实际上由一个或数个寡头所控制，此外还要看进入该行业的壁垒是否很高，以致扼制新厂商进入该行业。由于该学派强调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又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哈佛学派主张，为了保持有效竞争，获得令人满意的市场结果，必须运用竞争政策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干预、调节。这些主张曾在战后至7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反垄断政策的依据。
芝加哥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勒、波斯纳等为代表的学者，在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分析和与哈佛学派的论战中，提出了竞争理论的基本思想和竞争政策主张，形成了该学派的竞争理论，并逐步取得了主流派地位，其对80年代以来的美国反垄断政策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基础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芝加哥学派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看是否损害竞争，认为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集中寡占，只要市场绩效是良好的，政府规制就没有必要。在芝加哥学派看来，高集中市场长期出现高利润率，只能说明该市场中大企业的高效率经营，因为不是建立在高效率经营基础上的高利润率水平，都会招致其他企业的大量进入，而使利润率很快降至平均水平。正是各个企业通过合理的选择采取最优行为的结果，在适者生存的法则下效率高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才导致高集中市场的出现。由于他们强调市场绩效对市场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芝加哥学派也被称为“效率主义学派”。
梯若尔认为，哈佛学派具有经验主义性质，按照其 “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市场结构决定行为，行为产生市场绩效。这一范式似乎合理，但常常依据松散的理论，它强调经验型的产业研究。经验主义传统的确试图计量更基本的（外生）因素：技术（规模报酬、进入成本、资本沉淀比例、学习曲线的状况、耐用和非耐用品等等）、偏好和消费者行为（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结构、对声誉和品牌的忠诚等）、“外生”技术变化等等。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是，常常难以收集到精确计量基本因素和产业间可以比较的资料。但是，经验主义传统毕竟把产业组织的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
对于芝加哥学派，梯若尔则认为，从德勒克特和斯蒂格勒开始，“芝加哥传统”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有过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各种理论的经验证明。芝加哥传统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有过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影响;它对市场行为持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例如关于从纵向限制和掠夺性定价，与哈佛传统相比，比较不相信政府干预，芝加哥传统在这方面是著名的。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只是一种解释统计结果或支持特定的理性判断的方法，而不是严格系统的调研。
而梯若尔的产业组织理论，非合作博弈参与进来，成为分析策略冲突的标准工具，给这一领域带来了统一的方法论。而且，它在两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动态学和不对称信息中取得很大进展。梯若尔将产业组织理论像竞争性一般均衡理论那样，做出了精致的和一般的分析方法。他向世人证明了博弈论的工具如何能够卓有成效地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
梯若尔驯服垄断企业的理论前提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即大多数现实的市场）不会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既定信息结构下，政府（社会计划者）一定能够改善这种私人行为的后果，也不能表明政府应该在何时以及如何进行干预。它告诉我们的是，从实证和规范的观点看，基于完全竞争模型所作的分析可能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电力、通信、石油等这些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因为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等市场失灵，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监管者，都无法真正知悉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这也就为垄断者“自主定价”提供了依据。因此，梯若尔的理论是建立在第三方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通过把寡头垄断和代理人理论相结合，产业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相结合，梯若尔建立了产业组织理论和管制的一些基本准则。同时，他认为最好的规制和竞争政策应该适应每个产业的不同特点，并在银行、电信等等一系列行业中将其设计的政策框架进行应用，就像诺奖组委会评价的那样，“没有人比梯若尔更好地让我们了解产业结构，以及最佳的干预政策”。
如何更好监管垄断行业，提高监管效率，梯若尔认为应该有更详尽的机制设计，而不仅仅是一概而论，他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典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中，给出了不少答案，对于当下国内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奥地利学派评梯若尔
由于梯若尔延续了新古典的传统，主流学派为之欢欣鼓舞，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评价颇高，称赞其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十几年融会贯通的研究中获得了经济学研究的真谛。这个真谛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规律的能力。并认为梯若尔的获奖标志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回归争议较少的纯经济理论领域，即从金融危机前对计量问题的重视转向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分析。这也从侧面说明近年来传统主流经济学所遭遇的危机。当前主流经济学正面临方法论、形式化，以及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冲击和挑战。
但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对梯若尔的评价要低的多。奥地利学派普遍认为梯若尔的理论，尤其是其新产业组织理论，对理解真实世界并没有帮助，是非真实世界的数学游戏，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娱自乐。由于梯若尔过于依赖数学，在一定程度上误入于追求智力游戏的歧途，从而忽略那些与真实生活状况不符的虚构问题，忽视数学机器难以处理的因素。 的确，梯若尔之所以被认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具有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能够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最为本质的规律和最为重要的成果以最为简洁的经济学模型和语言表达出来，并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有媒体曾夸张地表示，生活中的梯若尔能够将任何一个问题都用经济学模型表达出来。建立经济学模型是梯若尔所在的图卢兹学派的特色与传统，梯若尔的导师拉丰对此曾表示：“如果我能够用一个简单的离散模型很好地揭示一个连续模型90%以上的经济学含义，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用连续模型呢？”
数学使经济学概念精确化，一些简单的经济学思想也的确能够用数学语言描述之。但是，高深的经济学思想，例如哈耶克和科斯的思想，就因为很难变成数学而至今仍大多是没有数学模型的思想，因此数学模型的优点并不意味着所有经济学数学模型都比没有数学模型的思想高超。再以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例，该著作中极有思想的分工与专业化部分，由于没有变为数学语言，就从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事实上，作为新古典的创始人，马歇尔本人具有强大的数学能力，但他对数学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数学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导致经济学家偏离其所思考的“建设性工作”。梯若尔被非主流经济学批评，原因也正在于此，他过度迷恋自己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以放弃难以衡量或难用数理符号去概念化的问题为代价，从而达到清楚叙述自己所建模型中函数与参数的各种性质的目的，完全看不到数理符号之外的经济问题。
诚然，作为诺贝尔奖，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起评，无形中会把经济学“自然科学化”，使人以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用发表论文的级别和数量评价其贡献与价值的学科，以为在学术圈子中的影响力与社会价值成正比。而梯若尔的获奖，某种程度上即可视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然科学化”。
奥地利学派鼻祖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应秉承如下两点：经济分析必须达到自然科学的严谨性;“人具有行为调整能力”是经济分析（计量经济）的前提。经济学要严谨，绝非完全数理化，所以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成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而经济现象决不是自然现象，有太多人的因素，不可能如同在实验室般得出重复的、可检验的实验数据。
毋庸置疑，对真实世界的研究才应该成为经济学家全力以赴的事业，而不是一味沉湎于自己建立起来的数学分析框架。经济学家应该从真实经济体系出发，把努力解释它的运行作为经济学家的最高使命。而对于技术分析，只有在它有助于实现主要目标时，才应该对它发生兴趣。梯若尔的新产业组织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不恰当地简化了世界，无视企业家精神，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极其自负地把自己设想为计划者。他的获奖，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来说未必像主流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个好兆头。
（作者单位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