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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仲春时节，我和几位同事到浙江绍兴采风。一天晚饭后，我们到绍兴剧院附近的广场散步，忽然，悠扬的二胡声从扩音器里飘荡过来，我的同事、老记者叶辉顿时脸色凝重，驻足聆听。俄顷，他激动地说：“这首曲子叫《秦腔主题随想曲》，我哥哥很喜欢拉，当年我们外出做木匠时他常拉这首曲子。”叶辉做过木匠?我们这些和他共事二十多年的人惊讶不已。
艰难岁月
叶辉出生在一个书香人家，父亲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57年，这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学校的“肃反”扩大伤及无辜谈了自己的看法，不想竞为此被划为右派，一家人被发配回原籍一一浙江临海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温家岙劳动改造。
1965年，叶辉的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杭州大学，而他们兄弟三人和母亲却被拒于杭城之外，仍留在农村。从此以后，父亲与叶辉兄弟三人之间开始了十多年频繁的书信往还，父亲用他那支惹祸上身的笔写给他们一封封充满情感的信，教他们如何做人，启发他们学习文化，给他们荒寂的心带来了春天的雨露。
1972年，叶辉步哥哥后尘，成了一个小木匠。哥俩一起挑着工具箱，云游四方。3年后，叶辉“出师”了，开始独立做木工。即使做木匠的这段时间，叶辉也没有疏离他所钟爱的书。他设法读了不少中外名著。有一次借到一本《牛虻》，立刻如获至宝，读了个通宵。这些书陪伴叶辉走过了那荒凉寂寞的岁月。牛虻的坚忍，马丁：伊登的勤奋，保尔·柯察金的顽强都曾对他的人格和个性的形成产生影响。
在农村饱受世态炎凉的同时，叶辉也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叶辉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逆境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教会你怎样做人。没有农村生活的历练，就不可能有我日后生活的重大转折。”
命运转折
1978年，叶辉父亲的右派错案得到平反，按规定，受株连的子女可以回城安置。叶辉因此回到杭州。在等待落实政策的半年里，父亲鼓励他自学参加高考。半年后，连小学也没毕业的叶辉走进了考场。结果，距当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差29分落榜。
1980年春，叶辉在临海二中高三年级插班听课。当身高1.80米的他提着个小方凳走进教室时，所有同学都向他投来惊讶的目光。这一年，叶辉已是26周岁。也是这一年，他的成绩上线，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为自费生，命运终于向他露出笑脸。
人生迟到的春天来了!叶辉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发奋读书。他总是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段光阴，我陶醉在知识的花丛中，忘情地吮吸着甘甜的蜜汁。
1983年秋，叶辉面临毕业分配，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教师。叶辉毕业实习的单位是杭州日报，有人问他：“小叶，愿意留杭州日报当记者吗?”他笑着摇头：“我不适合当记者。”记者的形象在他心目中是既神圣又神秘，崇高到不可企及。
一天，叶辉突然接到通知，省委宣传部一位叫卢良的同志找他。第二天，他来到了省委大院。叶辉绝没想到，他的命运因眼前这个干练成熟的知识分子而完全改变。卢良问了叶辉的学习、家庭、分配等情况后突然问：“你愿意当记者吗?”叶辉断然回答：“不。”这一下，卢良的眼睛吃惊地睁大了：“为什么?”叶辉答：“我不适合当记者。”这一下，卢良似乎急了：“我是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的，我对你考察已经几个月了，早到你们系看过你的档案。我因为出差错过了你们的毕业分配。也是偶然听说你的去向还没落实，才来找你。要知道，找我想来当记者的人很多，有些还是很有来头的，我都没答应，可是你……”卢良脸上满是疑惑。叶辉认真地解释：当记者要有广博的知识，你别看我的卷面成绩不错，其实我的知识面很狭窄，从小学到大学我只读了8年多书，我的成绩是短期突击出来的，不扎实；记者是社会活动家，要有很强的社交能力，而长期压抑的生活造成了我极度内向的性格，我很不善于跟人交往……叶辉诚惶诚恐的种种解释却更坚定了卢良的决心。事后卢良告诉他，正是他的诚实打动了他。最终，叶辉到了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就职。
勤奋笔耕
1984年2月12日，杭州大雪初霁。笕桥机场，叶辉登上了波音737客机，到北京光明日报社报到。
那也是叶辉第一次参加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叶辉坐在角落里，听各路记者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感到压力重重，坐卧不安。
1984年6月，杭州城市经济战略研讨会隆重召开，专家学者和各路记者云集西子湖畔。叶辉在会场领了一大堆论文资料，他一篇篇地读，越读越困惑，越读越糊涂，这稿子该怎么写啊?
几天后，叶辉在报纸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篇稿子，但是消息变成了简讯。看着被淹没在版面文字海洋里的他的名字，叶辉不禁汗津津而将泪潸潸了：也许我只能抡抡斧子，弄弄锄头，记者，我可当不了啊!
紧接着，报社派叶辉采访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的宁波，一位业务领导看了他的稿子，说：“小叶，你这是小学生在做作文呢，这哪里是新闻报道……”那一晚，叶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叶辉经历着一场艰难的内心搏斗。思想交锋的结果是，他战胜了自卑一一不能这样败下阵来。叶辉开始翻阅新闻书籍，开始分析《光明日报》特色，开始注意收集新闻线索，开始逼着自己与人打交道。在采访前，他注意做好案头工作，尽量收集新闻背景材料，列出要问的问题，先从外围入手，尽可能了解到采访对象的材料，然后再去采访。
艰难的探索开始了，一篇新闻稿，别人半个小时就完成了，他却要半天甚至一天；一则小消息常常要折腾整个通宵，一个导语常常要写上七八遍甚至十多遍。
1984年10月，绍兴县双梅乡农民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19家中央和省市新闻单位的40多位记者参加。有些记者在会议开完的时候稿子就已完成。叶辉冷静地想，既然难以在时效上与人竞争，那就在深度和角度上取胜。一番静观细察后，他发现参加发布会的双梅乡农民一个个西装革履，皮鞋锃亮，充满自信，这些中国土地上挣脱了贫穷的重压，胜利地站起来了的新型农民，与鲁迅作品《故乡》中那个戴着破毡帽、穿着破棉袄、“浑身瑟索”着称鲁迅为“老爷”的闰土是何等的不同，于是，稿件的角度便从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展开，把昔日的闰土和今日的闰土后代作了对照。一篇600多字的消息完成了。
稿件见报后，报社有关部门的领导来电话表扬叶辉，认为这篇稿子有历史纵深感，稿件简洁而意味深长。这篇稿件被评为当年《光明日报》好新闻。
此后，叶辉几乎把周边省份跑了个遍。这些大型采访活动使他获 益匪浅。从此，他拼命工作，忘情地写作，没有节假日，没有上下班，只要稿件能见报，什么样的苦他都不在乎。叶辉的新闻嗅觉开始灵敏起来，一旦发现新闻，便会扑向目标。他迷上了新闻工作，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刻意创新
2008年6月27日，叶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文化的力量——从文化视角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文中结合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变，为读者解读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规律：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深化，无不镌刻着文化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报道鲜明提出了“警世醒言”：作为中国奇迹之一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靠的是文化软实力的推动；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文化短腿”。沿着这个思路，叶辉抓住当前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特征，向读者传播了浙江发展文化的新亮点。文化视角的引导，让读者通过浙江这个窗口，生动具体地看到了文化的高度、厚度和力度。
此稿一出，社会反响强烈，好评如潮。这是叶辉结合《光明日报》的特色，探索用文化视角剖析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成果。
其实这种探索早就开始了，2006年，他和同事对义乌的报道就不是就经济写经济，而是提升到人文精神，提高到文化的高度来审视义乌和认识义乌经验的。他和同事一起五易其稿的产物反响非常强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看后，要求浙江媒体对省外媒体报道义乌的情况在报纸上公开进行反馈，还特别要求了解对《光明日报》此篇报道的反映。时任重庆市市委书记的汪洋同志批示，要求把《光明日报》关于义乌的这两篇报道印发全市各部委干部，组织学习。
1991年1月15日，叶辉曾踏着红地毯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会。当那位木匠出身、主管着中国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李瑞环前来接见全体受表彰的新闻工作者时，这位大木匠大约不会想到，在被接见的记者中也有一位曾和他同过行……
1993年底，叶辉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1998年，叶辉荣获第三届范长江奖提名奖；2004年，叶辉作为名记者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从一个走街串巷、到处打工的小木匠成长为名记者，叶辉的奋斗足迹，既趟出了一条有志者的成功之路，也是改革开放锻造和成就人才的最好注脚。
艰难岁月
叶辉出生在一个书香人家，父亲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57年，这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学校的“肃反”扩大伤及无辜谈了自己的看法，不想竞为此被划为右派，一家人被发配回原籍一一浙江临海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温家岙劳动改造。
1965年，叶辉的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杭州大学，而他们兄弟三人和母亲却被拒于杭城之外，仍留在农村。从此以后，父亲与叶辉兄弟三人之间开始了十多年频繁的书信往还，父亲用他那支惹祸上身的笔写给他们一封封充满情感的信，教他们如何做人，启发他们学习文化，给他们荒寂的心带来了春天的雨露。
1972年，叶辉步哥哥后尘，成了一个小木匠。哥俩一起挑着工具箱，云游四方。3年后，叶辉“出师”了，开始独立做木工。即使做木匠的这段时间，叶辉也没有疏离他所钟爱的书。他设法读了不少中外名著。有一次借到一本《牛虻》，立刻如获至宝，读了个通宵。这些书陪伴叶辉走过了那荒凉寂寞的岁月。牛虻的坚忍，马丁：伊登的勤奋，保尔·柯察金的顽强都曾对他的人格和个性的形成产生影响。
在农村饱受世态炎凉的同时，叶辉也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叶辉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逆境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教会你怎样做人。没有农村生活的历练，就不可能有我日后生活的重大转折。”
命运转折
1978年，叶辉父亲的右派错案得到平反，按规定，受株连的子女可以回城安置。叶辉因此回到杭州。在等待落实政策的半年里，父亲鼓励他自学参加高考。半年后，连小学也没毕业的叶辉走进了考场。结果，距当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差29分落榜。
1980年春，叶辉在临海二中高三年级插班听课。当身高1.80米的他提着个小方凳走进教室时，所有同学都向他投来惊讶的目光。这一年，叶辉已是26周岁。也是这一年，他的成绩上线，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为自费生，命运终于向他露出笑脸。
人生迟到的春天来了!叶辉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发奋读书。他总是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段光阴，我陶醉在知识的花丛中，忘情地吮吸着甘甜的蜜汁。
1983年秋，叶辉面临毕业分配，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教师。叶辉毕业实习的单位是杭州日报，有人问他：“小叶，愿意留杭州日报当记者吗?”他笑着摇头：“我不适合当记者。”记者的形象在他心目中是既神圣又神秘，崇高到不可企及。
一天，叶辉突然接到通知，省委宣传部一位叫卢良的同志找他。第二天，他来到了省委大院。叶辉绝没想到，他的命运因眼前这个干练成熟的知识分子而完全改变。卢良问了叶辉的学习、家庭、分配等情况后突然问：“你愿意当记者吗?”叶辉断然回答：“不。”这一下，卢良的眼睛吃惊地睁大了：“为什么?”叶辉答：“我不适合当记者。”这一下，卢良似乎急了：“我是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的，我对你考察已经几个月了，早到你们系看过你的档案。我因为出差错过了你们的毕业分配。也是偶然听说你的去向还没落实，才来找你。要知道，找我想来当记者的人很多，有些还是很有来头的，我都没答应，可是你……”卢良脸上满是疑惑。叶辉认真地解释：当记者要有广博的知识，你别看我的卷面成绩不错，其实我的知识面很狭窄，从小学到大学我只读了8年多书，我的成绩是短期突击出来的，不扎实；记者是社会活动家，要有很强的社交能力，而长期压抑的生活造成了我极度内向的性格，我很不善于跟人交往……叶辉诚惶诚恐的种种解释却更坚定了卢良的决心。事后卢良告诉他，正是他的诚实打动了他。最终，叶辉到了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就职。
勤奋笔耕
1984年2月12日，杭州大雪初霁。笕桥机场，叶辉登上了波音737客机，到北京光明日报社报到。
那也是叶辉第一次参加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叶辉坐在角落里，听各路记者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感到压力重重，坐卧不安。
1984年6月，杭州城市经济战略研讨会隆重召开，专家学者和各路记者云集西子湖畔。叶辉在会场领了一大堆论文资料，他一篇篇地读，越读越困惑，越读越糊涂，这稿子该怎么写啊?
几天后，叶辉在报纸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篇稿子，但是消息变成了简讯。看着被淹没在版面文字海洋里的他的名字，叶辉不禁汗津津而将泪潸潸了：也许我只能抡抡斧子，弄弄锄头，记者，我可当不了啊!
紧接着，报社派叶辉采访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的宁波，一位业务领导看了他的稿子，说：“小叶，你这是小学生在做作文呢，这哪里是新闻报道……”那一晚，叶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叶辉经历着一场艰难的内心搏斗。思想交锋的结果是，他战胜了自卑一一不能这样败下阵来。叶辉开始翻阅新闻书籍，开始分析《光明日报》特色，开始注意收集新闻线索，开始逼着自己与人打交道。在采访前，他注意做好案头工作，尽量收集新闻背景材料，列出要问的问题，先从外围入手，尽可能了解到采访对象的材料，然后再去采访。
艰难的探索开始了，一篇新闻稿，别人半个小时就完成了，他却要半天甚至一天；一则小消息常常要折腾整个通宵，一个导语常常要写上七八遍甚至十多遍。
1984年10月，绍兴县双梅乡农民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19家中央和省市新闻单位的40多位记者参加。有些记者在会议开完的时候稿子就已完成。叶辉冷静地想，既然难以在时效上与人竞争，那就在深度和角度上取胜。一番静观细察后，他发现参加发布会的双梅乡农民一个个西装革履，皮鞋锃亮，充满自信，这些中国土地上挣脱了贫穷的重压，胜利地站起来了的新型农民，与鲁迅作品《故乡》中那个戴着破毡帽、穿着破棉袄、“浑身瑟索”着称鲁迅为“老爷”的闰土是何等的不同，于是，稿件的角度便从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展开，把昔日的闰土和今日的闰土后代作了对照。一篇600多字的消息完成了。
稿件见报后，报社有关部门的领导来电话表扬叶辉，认为这篇稿子有历史纵深感，稿件简洁而意味深长。这篇稿件被评为当年《光明日报》好新闻。
此后，叶辉几乎把周边省份跑了个遍。这些大型采访活动使他获 益匪浅。从此，他拼命工作，忘情地写作，没有节假日，没有上下班，只要稿件能见报，什么样的苦他都不在乎。叶辉的新闻嗅觉开始灵敏起来，一旦发现新闻，便会扑向目标。他迷上了新闻工作，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刻意创新
2008年6月27日，叶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文化的力量——从文化视角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文中结合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变，为读者解读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规律：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深化，无不镌刻着文化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报道鲜明提出了“警世醒言”：作为中国奇迹之一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靠的是文化软实力的推动；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文化短腿”。沿着这个思路，叶辉抓住当前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特征，向读者传播了浙江发展文化的新亮点。文化视角的引导，让读者通过浙江这个窗口，生动具体地看到了文化的高度、厚度和力度。
此稿一出，社会反响强烈，好评如潮。这是叶辉结合《光明日报》的特色，探索用文化视角剖析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成果。
其实这种探索早就开始了，2006年，他和同事对义乌的报道就不是就经济写经济，而是提升到人文精神，提高到文化的高度来审视义乌和认识义乌经验的。他和同事一起五易其稿的产物反响非常强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看后，要求浙江媒体对省外媒体报道义乌的情况在报纸上公开进行反馈，还特别要求了解对《光明日报》此篇报道的反映。时任重庆市市委书记的汪洋同志批示，要求把《光明日报》关于义乌的这两篇报道印发全市各部委干部，组织学习。
1991年1月15日，叶辉曾踏着红地毯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会。当那位木匠出身、主管着中国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李瑞环前来接见全体受表彰的新闻工作者时，这位大木匠大约不会想到，在被接见的记者中也有一位曾和他同过行……
1993年底，叶辉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1998年，叶辉荣获第三届范长江奖提名奖；2004年，叶辉作为名记者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从一个走街串巷、到处打工的小木匠成长为名记者，叶辉的奋斗足迹，既趟出了一条有志者的成功之路，也是改革开放锻造和成就人才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