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邓一光的深圳书写
说起邓一光，大家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军旅小说家的标签，草原像大海一样在眼前起伏，《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一系列作品一字排开，豪迈的气息迎面扑来。是的，这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精神园地的作家，是一个在当代有特定辨识力的作家。而我开始对他感兴趣的却是《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这种柔情的作品。一方面是我觉得自己与宏大叙事有某种距离，我甚至长时间地对神这个字眼保持警惕，这与个人隐蔽的成长经验相关；另一方面一位中年男性处理这类软性的题材是对自身有意识的挑战和调整。当我将多年前的《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和《父亲是个兵》摆在一起重读时，我发现一个作家的两副面孔：柔情和硬朗。阴阳谓之和谐。邓一光始终将目光投注在面纱底下的心灵，《父亲是个兵》这样的军旅题材，他歌颂坚硬的灵魂，但更注重书写男儿的似水柔情；而对于《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和《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这类女性题材，他试图换一种叙述视角，着意在柔弱的外表下发现内心的信念和意志。这两副面孔就是邓一光写作的辩证法，诗意在写实的缝隙中荡漾，这对苍茫的草原和拥挤的都市同样适应，毕竟，无论何种题材，小说最终要处理的是想象人的灵魂。
历史深度是“50后”小说的强项，光凭20世纪前半页跌宕起伏的民族国家大历史就够了，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写作泉源，够大家挥霍半辈子的。和其他保持强劲影响力的“50后”作家们对大历史的痴迷不一样，近几年，邓一光频频发表于《人民文学》等期刊的中、短篇显示了他意识的某种转向，他合上历史的黄钟大吕调转笔锋直书当下的密林小径，写身边这座谜一样的城市，写问题少女，写花草虫鱼，写情感困惑，写婚姻难题，写事业瓶颈……都是切实的生活经验。在《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他大量使用了“亲”、“腐女”、“蕾丝边”之类的网络词汇，他由这种时尚的网络语言建立自己的时代触觉；在《深圳蓝》中，他让男、女主角将情感寄托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可是，如果我们以心理为标准，谁又能说清楚网络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谁更真实？与网络保持深度接触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观念。邓一光一边写小说，一边写剧本，这都反映了作家更为开放的观念，他并不歧视剧本、网络，而是尽可能地拓展自身经验的边界，利用新技术为丰富自己的人生和写作服务，更贴切的说法也许是保持青春的心理年龄，与身边的城市恋爱。
没有哪一个作家像邓一光一样将自己的城市如此浓重地赫然置于标题：《深圳蓝》《深圳细节》《深圳在北纬22°27-22°52》新小说集也以此命名，一副爱不够的模样！深圳二字犹如魔法，念兹在兹。此外，他还将红树林、市民中心、欢乐海岸、万象城等标志性地名一一嵌进标题中，要将这座城市摁进自己的骨肉。对此他有自己的深思：
我问过自己，写作者与居住地或故事资源地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问过之后思绪发散，无法聚焦。
和内地书写者不同，深圳的书写者至少要多做一件事，回答自己与生活着的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究竟能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样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在生存原则和移民符号的命名下，而非写作的意义上，把自己与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了……你在深圳几乎找不到一个从容不迫的书写者，这其中也包括少数几个城市公共资源的占有者，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有理论准备和书写谋略的城市书写的潜伏着。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和依赖，让大多数写作者委身于现实生存，委身于主要由城市体制代表的时代风尚，急匆匆懵懂懂与‘深圳诗人’‘深圳小说家’‘深圳剧作家’这样一些符号划上等号，并以获取这样的符号为荣，放弃对历史、命运、时空的观照和抒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以深圳为统一命名的格式化的写作行为……（1）
邓一光不能满足于寄居深圳，不能仅仅将深圳当成一个地理符号，不能止步于一个“深圳”的文字“制造”者。他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像桑塔格倡导的那样通过“暗示”和联想来书写深圳这个现代城市的精神。他细细地观察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画像，也为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等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心灵存照。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他者，怀揣梦想而来，生活的喘息不能湮灭内心熊熊燃烧的烈火，每个深圳人都在与生活进行持续的对抗和艰难的和解。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上演着大写程度不同的故事，但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物质外壳，我们能触摸到这座城市柔软而有灵性的精神。
在这座崭新的城市，高楼林立，行人匆匆，它究竟包蕴着新移民何种想象和异乡人的哪些情感？邓一光多次用“漂泊”和“悬浮”来指认深圳文学的特征，并在访谈中将说：“我对深圳生活的个人体验，它们会带有我对这座城市的渐趋认知，这些认知会随着我在这座城市的浸入和写作的落地生根发生变化，可以看作我个人的城市认知史。”（2）邓一光沐浴着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阳光和活力，并将这勃勃的生机幻化为可触可感的文字。
城市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工業革命改变世界历史的结果，效率追求使现代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充满机器的轰鸣，噪音见证了混乱和效率的辩证，机器不断地取代人的位置，将人往更深奥更逼仄的空间里赶。从宁静的乡村到喧哗的都市，大规模的位移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刻的社会景观，也是这段时期文学叙事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核心问题。城市的整洁和秩序掩盖了被繁忙遗忘的历史基础，水泥地面阻挡了我们与泥水的亲密接触，朝九晚五的律令取代了花开花落和日月交替，每天的时钟规划了我们具象的生活方式，履历表简化了我们的人生，丰富的自我被几个数字打发。邓一光的写作对这种被压缩的人生的回放，让人生不同的片段散发出各自独具的气息。
在很长时段里，苦难，尤其是物质的难题已经成为压迫文学的一座大山，在书写城市的时候是否有摆脱苦难经验描绘的可能？如何展示城市生活的新颖性、丰富性尤其是现代性，这也是邓一光这几年创作集中处理的问题。
二、重建充沛的、多样化的城市叙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底层的苦难想象慢慢固化了：居无定所、朝不保夕、拖欠工资、缺乏认同……底层文学这个“伪命题”作为一种模式镶嵌进我们的脑海，黯淡无华。社会学家孙立平曾经以“断裂”、“失衡”来定义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他是从社会结构层面来说的。的确，广场、地标与城中村的赫然对立一定程度印证了孙立平的判断。不过，牢笼般的城市同时交织着希望、梦想和机会，尤其是与乡村截然不同的自由感。复杂的城市生活依然给判断和凝固的词汇留出了巨大的叙述空间，这恰是文学的用武之地。 社会底层的故事正随着城中村的外迁而慢慢溢出我们的想象，迫切需要新的叙述方式来恢复其活力，使城市文学具有乡土文学所不曾拥有的新的叙述向度和现代气质。如果说乡土文学与熟人社会的温情、忠孝仁义等传统价值息息相关的话，城市文学应该与文明、民主、秩序、富足等现代价值紧密相联。
如果从传统的故事、人物、情结等要素来讲，《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甚至算不得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它过于飘拂。开篇像是个老实的初来乍到者寻找房子的故事，但领路人的画家身份将我们往带往虚构的道路上，在“红树林”这片自然保护区里，“我”与一个拥有房子然而钥匙生锈的土著男人有一场梦幻般的偶遇，不管是作为新移民的“我”寻找房子，还是原住民的他寻找母亲和母亲的男人们，都隐含着在陌生的城市中寻觅精神家园的企图。然而，城市却以毁坏红树林的方式不管不顾地扩张，恰如文中所述：“城市的夙愿就是发达。城市才不管别的，不管谁能不能进入，谁能不能回来……”（3）英国靠圈地运动率先翻开资本主义的扉页，这是历史，不以我们的道德评判为转移。具体到《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它展示了一些新的触角。这篇小说本身算不得佳作，但蕴涵着作者的寻梦的激情，这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是作者通向笔下人物情感世界的钥匙。尽管深圳跟速度、效率等正在被反思的价值立场联系在一起，但是深圳依然是改革开放最赫然的成果，是国内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先行者，很多历史上不曾出现的因素正在此发酵、酝酿，随时准备破土而出。所以，这篇并不成功的小说被我解读为进入邓一光深圳叙事的楔子。
邓一光的短篇《宝贝，我们去北大》比单纯讲述底层苦难有更大的抱负，里面不同阶层的欲望互相冲突：富人日益膨胀的欲望与打工者基本的生存欲望之间的冲突如此昭然。王川夫妇是深圳这个追求效率、讲究速度的城市里无数打工者中的平凡而负担沉重的一对：王川是修理工，妻子刚摆脱流水线。夜深，有位年轻漂亮的母亲将儿子夜晚醉驾的“战斧”送到王川打工的汽车修理店，命令他们一定要保证在儿子醒来时看到他的宝贝“战斧”仍然好好的。早晨起床时，王川却发现他的宝贝妻子咳嗽得厉害，他内心权衡好久之后决定要带她去“北大”——不是大学而是深圳最好的医院，看看生育生殖科，他们至今也没能怀上自己的孩子。叙述视点不断地在王川的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穿插，工作时他跟各种名车——上层社会的“宝贝”打交道；而回到家里，他们夫妻已经到了要为生孩子倒计时的年龄，他们把青春和憧憬全献给了这座崭新的城市。这就是为这个光鲜的城市付出青春和激情的下层打工生活的真相。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模仿了欧·亨利的经典短篇《麦琪的礼物》的基本结构：男女主人为了满足对方的心愿使各自的愿望均落空，通过意愿落空而传递了比物质满足更深沉的爱意。在这里，礼物被换成了工作，我们知道，礼物是古代社会的一种交换形式，但对于夫妻来说仍是奢侈品，而工作是生活必需品，是在城市生活。他们不需要礼物，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叫着他和她，没有特点的名字。这样一对没有名字的男女却是这个城市的常态，也是这个国家的常态。他们的爱情没有玫瑰和甜言蜜语，却与谋生密不可分。他已经不知道分手过几次，这次他下定决心为她舍弃管理工作，来到龙华，并准备到她工作的FC厂求职，他要亲自监管自己的爱情果实。她知道他为她付出的一切，也知道他在意中层的管理岗位，三色工衣将打工者分成三六九等。可是，在FC，在她身边，他就无法得到管理岗位。为此，故事戏剧性地同时发生了，他为了靠近她而答应高职低聘，从底层做起，而她则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准备随他去其他厂。他们为了跟随对方而各自失去了一个机会。这天晚上，她想去广场跳舞，他却对她宣布两个原则。她需要放松，需要暂时从家庭生活中逃逸开去，也需要藉此获得同性朋友的情谊，并由此建立身份认同。跳舞，作为一种现代的社交方式，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它比较经常地出现在邓一光笔下，成为男女主人公冲突的一个具体细节，也由此延伸到主人公的情感世界。跳舞既可以健身，也可以交流情感产生身份认同，但在龙华广场，在这种工厂密集的区域，跳舞还可以是一种反抗方式、一种表达自由和权力的方式。前现代社会，男性对妻子（女朋友）的身体有绝对的支配权，这种权力感流淌在乡村男性血液中，而跳舞隐含的身体接触却意味着某种无声的挑战。男主人公对女主人跳舞规定的两个原则建立在一个假想的夫妻关系的基础上，事实上他并不拥有这种权力。小说选了一个细小的切口，却曲径通幽地深入到精神深处的创伤。他们爱着，得非常艰难地维持着恋爱关系。他们的爱情既得小心翼翼地与谋生联系在一起，还要与现代城市、前现代的乡村观念发生的冲突。城市的发展、城市生活的流动给外来人员带来了多重挑战，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各个方面。户籍制度的幽灵实际上仍在大家情感的海洋中飘荡。
《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从年尾德林抢票写起，随后德林的全部生活渐次展开。在故乡，他有73岁的老母亲，有一个犯罪坐牢的哥哥和犯癫痫病的姐姐，哥哥在监狱里等着钱去摆平，姐姐需要钱治病；他还有自己的小家庭，妻子细妹和两个女儿，大女儿上大学正需要很多钱，二女儿还想要新款的iphone手机，所有的人都盼望着他这个家庭的台柱子，同时盼望他的钱包。德林这个正当壮年的男人也需要性和情感的安慰，女同事周明明偶尔能让他使用，她在回家过年前匆匆到他工作的杂物间发生身体关系之后，转身问他“借”了两千元钱走。德林一笔一笔地算起了钱账，为了保住自己杂工组长的位置，为了放假的值班费、新年利是，為了不在老家封红包出去……德林决定留在深圳过年，去邮局给老家寄钱，一年的积存一年的血汗变成了一张张汇款单。但作者并没有趁此悲情下去制造催泪弹，而是笔锋一转，描写德林眼中的万象城。离开了阴暗的杂物间，离开了那一笔一笔的汇款，干净整体的街道、琳琅满目的物、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张灯结彩的节日氛围、服务生的职业微笑迎面而来，这些虽然不属于没有钱的人但城市并不对底层吝啬自身的魅力，给你昙花一现的安慰；就像土地永远敞开胸怀给农人以恒久的安慰一样。
《离市民中心两百米》这个文本叙事主要处理了不同层次的人对新兴城市的情感认同：年轻一代热衷于将自己与城市尤其是权力中心融合起来，而那个在市民中心打扫了3年零7个月的保洁工人多年来出来没有走进过市民大厅，这极大地刺激了执意要在城市中心安居的女主人公安洁，她不相信这位老人对离自己才两百米远的市民大厅不感兴趣，也不相信他真的不需要到市民大厅办理任何事情，到底是什么阻挡了一位老人的脚步？一个如此新式如此具有象征性的建筑将人彻底区分开了。市民中心是权力的象征、城市的象征、现代的象征，而老人虽然为城市扫走了如山的垃圾，使城市变得清洁、整齐，他却无法对这座自己扫净的城市产生认同。文尾年老的保洁工说道：“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4）就像这对男女主人公曾经在别国的广场走过时涌出的情感一样。大家共同拥有那种现代生活的疏离经验，这种经验也是保护自我的外壳，使自我不必过分裸露而受到直接的伤害，也使我们产生生活在别处的诗意，所谓“万人如海一身藏”。在他乡未成故乡之前，出生地就已经陌生得如同一个远方的符号，蛰居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念想，不必因为童年经验而美化故乡和田园。 雷蒙·威廉斯认为：“现在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城市的一般意象是有关一个未来的形象，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将这些形象孤立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关于乡村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关于城市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在此张力中，我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来证实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我们或许最好按照这种分裂和冲突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它。”（5）城市处在比乡村更高的历史阶段和文明阶梯上。如果说乡村像少女一样纯真美好，那么城市就像饱经生活风霜的妇人一样让人不敢用一两个词汇来概括她、简化她。城市如此浩大，如此丰饶，让我们欲说还休。
三、叙事的传承与拓展
每位作家的写作都受到童年经验和时代生活的双重宰制，我愿意偏颇地将草原看成邓一光的身世感的基础，而将深圳解读为他的第二故乡。在《想起草原》《我是太阳》等一系列作品中，邓一光塑造过一系列情感饱满、精神闪闪发光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勇气、毅力和作为甚至超过男性。爱情和母性成为女性生命韧性的源泉，也是神性和力量的来处。邓一光也由此延伸到对问题少女的关注，从《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开始，他就耐心地为这些少女们疗伤，这个标题展示了作家的逆向思维，提出花朵不开放的自由。
在《深圳蓝》中，邓一光将都市生活的中年危机与他一直关注的问题少女结合。小说以台风“贝碧嘉”开始，命运的台风正在无情地刮进男主角戴有高的人生：婚姻失败之后前妻李爱带着新男友住着他的房子，却对他毫无眷恋；事业遭遇瓶颈，戴有高靠在游戏《模拟人生》中打发时光，就是在游戏中，也困难重重，并不见得会给他带来虚拟的满足。比他问题更多的少女吕东东却生硬地闯入他的生活，她就住在他宿舍上面的，她无法控制自己脑袋抽风，居然往公共Q群里发惊悚图片，完全是损人不利己。戴有高和吕东东都有那么一点点不正常，然而这种不正常就像一场未及预报的台风，时常会在这座海边城市一扫而过。小说并没有出示廉价的温情，而是将我们带进风暴中心，让我们自己体验生活常有的悬而未决的状态。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的问题少女兰小柯要比吕东东更为纠结。她不过是位14岁的少女，却得面对如此分裂的家庭：一再吸毒的父亲，只会流泪并将生活弄得一团糟的母亲，生活不能自理、找不到洗手间的智障哥哥。我们的注意力被媒体聚焦于独生子一代的骄宠、自私、自我和留守儿童的孤独上，殊不知還有被父母带到城市的第二代移民甚至比乡村儿童承受着更加巨大的生存压力，在家庭和学校中都不能获得足够的阳光和爱。她们得在白眼和歧视中艰难地自我发展。兰小柯靠着社会的救济生活，靠着一切肮脏的话语包裹自己脆弱的部分，被生活逼迫着分泌出强大的理性力量支持着自己成长，支撑起这个摇摇晃晃的家庭。兰小柯曾经显得玩世不恭、就像一个混世魔王，但音乐的引路人左渐将出现了。兰小宝和兰小柯都得到了救赎，他们进了学校的合唱团，并获得了世界大奖，由此找到了寻觅很久的身份认同。病魔吞噬着左渐将的生命，他却将力量传递给了兰小柯。故事并不新颖，但叙述为之注入了新意，看似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拥有了写实的基础。
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邓一光尝试将城市生活与他熟悉的草原结合起来，草原变成了梦幻的空间。小说讲述一对中产阶级夫妻的生活：丈夫是监理工程师，妻子是瑜伽教练。监理工程师疲于奔命，这是深圳生活的常态，“没有人偷懒。在深圳你根本别想见到懒人……深圳过去提倡速度，现在提倡质量，可在快速道上跑了30年，改不改惯性都在那儿，刹不住。”（6）如果我们说监理工程师由于责任太大，工作时间长而产生焦虑和压力是容易理解的；那么瑜伽教练，一个每天以修炼、修身、修心为职业，给客户上心灵呼吸课的女教练为什么也同样会产生巨大的情绪焦虑。实质上，从瑜伽这个职业的产生来看，人类就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焦虑困苦。而且焦虑痛苦等情绪也并不是无形物，它会传播、传染。心平气和是一种看似平常实质很高的境界。城市不仅盛产可见的垃圾，而且生存无形的情绪垃圾，需要及时处理，否则会污染心灵甚至产生病变。监理工程师变成了一匹在草原上奔驰的“夜照白”；而瑜伽教练则在梦中变成一只蝴蝶，随蝶群逃往紫色的苜蓿丛中。身、心分裂乃现代人最常见的疾病，在城市尤烈。黑马是奔跑的意象；蝴蝶是飞翔的意象，二者皆为自由的隐喻，灵魂对自由的向往和身体的囚禁状态是自古以来的矛盾，也是写作发生最根本的原因。对于邓一光这样一个将草原融于血液的作家来说，梦想必定跟草原、骏马、蝴蝶等自然意象联系在一起。这是他自身的生活经验决定的。当他在夜深思念草原的时候，草原就会借骏马在他的梦中还魂。奔跑和飞翔永远是生命不能抗拒的诱惑。
深圳系列作品中，尽管题材、侧重点各异，叙事让各个层次发生交集，突出人物共同的精神困境，同时这种各个阶层的交集产生了一种饱满的张力，现实生活的临摹实写和精神层面的抽象化相辅相成，营造出城市的立体空间。
书写历史更容易具有政治正确性，而书写当下、直面城市的复杂性，这更能考验一个作家的临场应变能力。尤其是揣摩少女、青年一代的心，以他、她为主角，以他们的立场来进行第一人称叙事，这对知天命年纪的作者是颇有难度的。我们必须重新调动内心羞涩的青春记忆和饱满的情感、希望和光芒，才能创造出一位生动的少女勇敢地迎接她的命运。邓一光曾经谈道：“好的小说，一定能经得住三个方面的追问：是否具有发人深思和有别于社会主流历史观的个人生命经验；对现实尽可能超越的程度；丰富而独特的想象力。我认为，社会的伦理性要求始终在混淆着小说的可能性诉求，这是所有小说家面对的困惑。没有任何作品不带有作家的主体经验和认知，这些主体经验和认知中，质疑精神、批判意识和对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构成了小说核心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意义。”我要就此谈谈作家的理念。语言、叙述技巧、故事、塑造人物，每一个强项都可以让一个作家成立。我们很少从更高的层面去要求当代作家，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道德新低的时代。新闻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总是比现实更惊悚、更能挑战我们的想象力。新闻哗众取宠的叙述方式、网络即时的传播方式已经败坏了我们精细的阅读胃口，我们甚至都来不及深思一个作家最基本的人生观。 在邓一光的叙述世界中，男性并不理所当然地具有性别优越感，也就不会必然地拥有女性生命乃至身体的支配权，甚至在情感自洽上他们还有那么一点弱势。离婚也就不会让女性的价值打折，熟女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个性和魅力。这是对生命内在价值的确认。《深圳蓝》中的李爱勇敢地与有房产有高薪的戴有高离婚，戴有高仍愿意将房子给前妻住以便再续前缘；《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的瑜伽教练也因为不能忍受大肥腿而离开了拳击教练，监理工程师能够理解她的要求并尽一切可能体谅她；在《宝贝，我们去北大》《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等作品中，男主人公虽然处境不如人意，但都非常疼爱女性，对女主人充满柔情：为太太倒水、洗工装、做饭、到阳台抽烟……这些微不足道却熠熠发光的细节重新唤起我们对爱情的信赖，也唤起我们对城市文明的信赖。
这些情真意切的细节传递了作家的价值观：男女平等、真情至上。这在当代作家中少见，在男作家中尤其稀罕，司空见惯的是男作家不由自主地在作品中将女性物化、次级化、低劣化、意淫化。这是漫长的男权社会在男性集体无意识深处根植下來的谬见，与此相对，当代很多时尚女作家纷纷以肮脏的男性无法与文雅的女性相匹配作为写作基点，这种反抗当然是偏执的、简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文学必须让形象自身说话，从审美这个最根本的层面来改写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
择偶方式和择偶标准是一个时代最简易的评判标准，爱情观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作家的试金石。是站在鸡蛋一边、还是站在高墙一边？当风尚引导大众追求物质和金钱、追求“宁在宝马中笑”时，邓一光以自己的真诚刻画了他对爱的信仰、对现代文明的忠实和对城市的理解。写作并不是为城市唱赞歌。文学不能抵御现实的困窘，但文学能让灵魂生出翅膀直上云霄、聆听自由的天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家族小说的自我意识与国族想象”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申霞艳，文学博士，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 宁）
注释：
（1）邓一光：《当我们谈论深圳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山花》2014年第2期。
（2）邓一光：《好小说一定能经得住追问》，《深圳商报》2011年9月21日。
（3）邓一光：《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作家》2011年第1期。
（4）邓一光：《离市民中心两百米》，《长城》2012年第3期。
（5）〔英〕雷蒙·威廉斯：《乡村和城市》，第4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52′》，《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
说起邓一光，大家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军旅小说家的标签，草原像大海一样在眼前起伏，《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一系列作品一字排开，豪迈的气息迎面扑来。是的，这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精神园地的作家，是一个在当代有特定辨识力的作家。而我开始对他感兴趣的却是《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这种柔情的作品。一方面是我觉得自己与宏大叙事有某种距离，我甚至长时间地对神这个字眼保持警惕，这与个人隐蔽的成长经验相关；另一方面一位中年男性处理这类软性的题材是对自身有意识的挑战和调整。当我将多年前的《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和《父亲是个兵》摆在一起重读时，我发现一个作家的两副面孔：柔情和硬朗。阴阳谓之和谐。邓一光始终将目光投注在面纱底下的心灵，《父亲是个兵》这样的军旅题材，他歌颂坚硬的灵魂，但更注重书写男儿的似水柔情；而对于《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和《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这类女性题材，他试图换一种叙述视角，着意在柔弱的外表下发现内心的信念和意志。这两副面孔就是邓一光写作的辩证法，诗意在写实的缝隙中荡漾，这对苍茫的草原和拥挤的都市同样适应，毕竟，无论何种题材，小说最终要处理的是想象人的灵魂。
历史深度是“50后”小说的强项，光凭20世纪前半页跌宕起伏的民族国家大历史就够了，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写作泉源，够大家挥霍半辈子的。和其他保持强劲影响力的“50后”作家们对大历史的痴迷不一样，近几年，邓一光频频发表于《人民文学》等期刊的中、短篇显示了他意识的某种转向，他合上历史的黄钟大吕调转笔锋直书当下的密林小径，写身边这座谜一样的城市，写问题少女，写花草虫鱼，写情感困惑，写婚姻难题，写事业瓶颈……都是切实的生活经验。在《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他大量使用了“亲”、“腐女”、“蕾丝边”之类的网络词汇，他由这种时尚的网络语言建立自己的时代触觉；在《深圳蓝》中，他让男、女主角将情感寄托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可是，如果我们以心理为标准，谁又能说清楚网络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谁更真实？与网络保持深度接触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观念。邓一光一边写小说，一边写剧本，这都反映了作家更为开放的观念，他并不歧视剧本、网络，而是尽可能地拓展自身经验的边界，利用新技术为丰富自己的人生和写作服务，更贴切的说法也许是保持青春的心理年龄，与身边的城市恋爱。
没有哪一个作家像邓一光一样将自己的城市如此浓重地赫然置于标题：《深圳蓝》《深圳细节》《深圳在北纬22°27-22°52》新小说集也以此命名，一副爱不够的模样！深圳二字犹如魔法，念兹在兹。此外，他还将红树林、市民中心、欢乐海岸、万象城等标志性地名一一嵌进标题中，要将这座城市摁进自己的骨肉。对此他有自己的深思：
我问过自己，写作者与居住地或故事资源地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问过之后思绪发散，无法聚焦。
和内地书写者不同，深圳的书写者至少要多做一件事，回答自己与生活着的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究竟能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样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在生存原则和移民符号的命名下，而非写作的意义上，把自己与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了……你在深圳几乎找不到一个从容不迫的书写者，这其中也包括少数几个城市公共资源的占有者，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有理论准备和书写谋略的城市书写的潜伏着。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和依赖，让大多数写作者委身于现实生存，委身于主要由城市体制代表的时代风尚，急匆匆懵懂懂与‘深圳诗人’‘深圳小说家’‘深圳剧作家’这样一些符号划上等号，并以获取这样的符号为荣，放弃对历史、命运、时空的观照和抒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以深圳为统一命名的格式化的写作行为……（1）
邓一光不能满足于寄居深圳，不能仅仅将深圳当成一个地理符号，不能止步于一个“深圳”的文字“制造”者。他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像桑塔格倡导的那样通过“暗示”和联想来书写深圳这个现代城市的精神。他细细地观察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画像，也为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等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心灵存照。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他者，怀揣梦想而来，生活的喘息不能湮灭内心熊熊燃烧的烈火，每个深圳人都在与生活进行持续的对抗和艰难的和解。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上演着大写程度不同的故事，但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物质外壳，我们能触摸到这座城市柔软而有灵性的精神。
在这座崭新的城市，高楼林立，行人匆匆，它究竟包蕴着新移民何种想象和异乡人的哪些情感？邓一光多次用“漂泊”和“悬浮”来指认深圳文学的特征，并在访谈中将说：“我对深圳生活的个人体验，它们会带有我对这座城市的渐趋认知，这些认知会随着我在这座城市的浸入和写作的落地生根发生变化，可以看作我个人的城市认知史。”（2）邓一光沐浴着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阳光和活力，并将这勃勃的生机幻化为可触可感的文字。
城市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工業革命改变世界历史的结果，效率追求使现代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充满机器的轰鸣，噪音见证了混乱和效率的辩证，机器不断地取代人的位置，将人往更深奥更逼仄的空间里赶。从宁静的乡村到喧哗的都市，大规模的位移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刻的社会景观，也是这段时期文学叙事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核心问题。城市的整洁和秩序掩盖了被繁忙遗忘的历史基础，水泥地面阻挡了我们与泥水的亲密接触，朝九晚五的律令取代了花开花落和日月交替，每天的时钟规划了我们具象的生活方式，履历表简化了我们的人生，丰富的自我被几个数字打发。邓一光的写作对这种被压缩的人生的回放，让人生不同的片段散发出各自独具的气息。
在很长时段里，苦难，尤其是物质的难题已经成为压迫文学的一座大山，在书写城市的时候是否有摆脱苦难经验描绘的可能？如何展示城市生活的新颖性、丰富性尤其是现代性，这也是邓一光这几年创作集中处理的问题。
二、重建充沛的、多样化的城市叙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底层的苦难想象慢慢固化了：居无定所、朝不保夕、拖欠工资、缺乏认同……底层文学这个“伪命题”作为一种模式镶嵌进我们的脑海，黯淡无华。社会学家孙立平曾经以“断裂”、“失衡”来定义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他是从社会结构层面来说的。的确，广场、地标与城中村的赫然对立一定程度印证了孙立平的判断。不过，牢笼般的城市同时交织着希望、梦想和机会，尤其是与乡村截然不同的自由感。复杂的城市生活依然给判断和凝固的词汇留出了巨大的叙述空间，这恰是文学的用武之地。 社会底层的故事正随着城中村的外迁而慢慢溢出我们的想象，迫切需要新的叙述方式来恢复其活力，使城市文学具有乡土文学所不曾拥有的新的叙述向度和现代气质。如果说乡土文学与熟人社会的温情、忠孝仁义等传统价值息息相关的话，城市文学应该与文明、民主、秩序、富足等现代价值紧密相联。
如果从传统的故事、人物、情结等要素来讲，《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甚至算不得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它过于飘拂。开篇像是个老实的初来乍到者寻找房子的故事，但领路人的画家身份将我们往带往虚构的道路上，在“红树林”这片自然保护区里，“我”与一个拥有房子然而钥匙生锈的土著男人有一场梦幻般的偶遇，不管是作为新移民的“我”寻找房子，还是原住民的他寻找母亲和母亲的男人们，都隐含着在陌生的城市中寻觅精神家园的企图。然而，城市却以毁坏红树林的方式不管不顾地扩张，恰如文中所述：“城市的夙愿就是发达。城市才不管别的，不管谁能不能进入，谁能不能回来……”（3）英国靠圈地运动率先翻开资本主义的扉页，这是历史，不以我们的道德评判为转移。具体到《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它展示了一些新的触角。这篇小说本身算不得佳作，但蕴涵着作者的寻梦的激情，这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是作者通向笔下人物情感世界的钥匙。尽管深圳跟速度、效率等正在被反思的价值立场联系在一起，但是深圳依然是改革开放最赫然的成果，是国内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先行者，很多历史上不曾出现的因素正在此发酵、酝酿，随时准备破土而出。所以，这篇并不成功的小说被我解读为进入邓一光深圳叙事的楔子。
邓一光的短篇《宝贝，我们去北大》比单纯讲述底层苦难有更大的抱负，里面不同阶层的欲望互相冲突：富人日益膨胀的欲望与打工者基本的生存欲望之间的冲突如此昭然。王川夫妇是深圳这个追求效率、讲究速度的城市里无数打工者中的平凡而负担沉重的一对：王川是修理工，妻子刚摆脱流水线。夜深，有位年轻漂亮的母亲将儿子夜晚醉驾的“战斧”送到王川打工的汽车修理店，命令他们一定要保证在儿子醒来时看到他的宝贝“战斧”仍然好好的。早晨起床时，王川却发现他的宝贝妻子咳嗽得厉害，他内心权衡好久之后决定要带她去“北大”——不是大学而是深圳最好的医院，看看生育生殖科，他们至今也没能怀上自己的孩子。叙述视点不断地在王川的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穿插，工作时他跟各种名车——上层社会的“宝贝”打交道；而回到家里，他们夫妻已经到了要为生孩子倒计时的年龄，他们把青春和憧憬全献给了这座崭新的城市。这就是为这个光鲜的城市付出青春和激情的下层打工生活的真相。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模仿了欧·亨利的经典短篇《麦琪的礼物》的基本结构：男女主人为了满足对方的心愿使各自的愿望均落空，通过意愿落空而传递了比物质满足更深沉的爱意。在这里，礼物被换成了工作，我们知道，礼物是古代社会的一种交换形式，但对于夫妻来说仍是奢侈品，而工作是生活必需品，是在城市生活。他们不需要礼物，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叫着他和她，没有特点的名字。这样一对没有名字的男女却是这个城市的常态，也是这个国家的常态。他们的爱情没有玫瑰和甜言蜜语，却与谋生密不可分。他已经不知道分手过几次，这次他下定决心为她舍弃管理工作，来到龙华，并准备到她工作的FC厂求职，他要亲自监管自己的爱情果实。她知道他为她付出的一切，也知道他在意中层的管理岗位，三色工衣将打工者分成三六九等。可是，在FC，在她身边，他就无法得到管理岗位。为此，故事戏剧性地同时发生了，他为了靠近她而答应高职低聘，从底层做起，而她则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准备随他去其他厂。他们为了跟随对方而各自失去了一个机会。这天晚上，她想去广场跳舞，他却对她宣布两个原则。她需要放松，需要暂时从家庭生活中逃逸开去，也需要藉此获得同性朋友的情谊，并由此建立身份认同。跳舞，作为一种现代的社交方式，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它比较经常地出现在邓一光笔下，成为男女主人公冲突的一个具体细节，也由此延伸到主人公的情感世界。跳舞既可以健身，也可以交流情感产生身份认同，但在龙华广场，在这种工厂密集的区域，跳舞还可以是一种反抗方式、一种表达自由和权力的方式。前现代社会，男性对妻子（女朋友）的身体有绝对的支配权，这种权力感流淌在乡村男性血液中，而跳舞隐含的身体接触却意味着某种无声的挑战。男主人公对女主人跳舞规定的两个原则建立在一个假想的夫妻关系的基础上，事实上他并不拥有这种权力。小说选了一个细小的切口，却曲径通幽地深入到精神深处的创伤。他们爱着，得非常艰难地维持着恋爱关系。他们的爱情既得小心翼翼地与谋生联系在一起，还要与现代城市、前现代的乡村观念发生的冲突。城市的发展、城市生活的流动给外来人员带来了多重挑战，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各个方面。户籍制度的幽灵实际上仍在大家情感的海洋中飘荡。
《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从年尾德林抢票写起，随后德林的全部生活渐次展开。在故乡，他有73岁的老母亲，有一个犯罪坐牢的哥哥和犯癫痫病的姐姐，哥哥在监狱里等着钱去摆平，姐姐需要钱治病；他还有自己的小家庭，妻子细妹和两个女儿，大女儿上大学正需要很多钱，二女儿还想要新款的iphone手机，所有的人都盼望着他这个家庭的台柱子，同时盼望他的钱包。德林这个正当壮年的男人也需要性和情感的安慰，女同事周明明偶尔能让他使用，她在回家过年前匆匆到他工作的杂物间发生身体关系之后，转身问他“借”了两千元钱走。德林一笔一笔地算起了钱账，为了保住自己杂工组长的位置，为了放假的值班费、新年利是，為了不在老家封红包出去……德林决定留在深圳过年，去邮局给老家寄钱，一年的积存一年的血汗变成了一张张汇款单。但作者并没有趁此悲情下去制造催泪弹，而是笔锋一转，描写德林眼中的万象城。离开了阴暗的杂物间，离开了那一笔一笔的汇款，干净整体的街道、琳琅满目的物、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张灯结彩的节日氛围、服务生的职业微笑迎面而来，这些虽然不属于没有钱的人但城市并不对底层吝啬自身的魅力，给你昙花一现的安慰；就像土地永远敞开胸怀给农人以恒久的安慰一样。
《离市民中心两百米》这个文本叙事主要处理了不同层次的人对新兴城市的情感认同：年轻一代热衷于将自己与城市尤其是权力中心融合起来，而那个在市民中心打扫了3年零7个月的保洁工人多年来出来没有走进过市民大厅，这极大地刺激了执意要在城市中心安居的女主人公安洁，她不相信这位老人对离自己才两百米远的市民大厅不感兴趣，也不相信他真的不需要到市民大厅办理任何事情，到底是什么阻挡了一位老人的脚步？一个如此新式如此具有象征性的建筑将人彻底区分开了。市民中心是权力的象征、城市的象征、现代的象征，而老人虽然为城市扫走了如山的垃圾，使城市变得清洁、整齐，他却无法对这座自己扫净的城市产生认同。文尾年老的保洁工说道：“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4）就像这对男女主人公曾经在别国的广场走过时涌出的情感一样。大家共同拥有那种现代生活的疏离经验，这种经验也是保护自我的外壳，使自我不必过分裸露而受到直接的伤害，也使我们产生生活在别处的诗意，所谓“万人如海一身藏”。在他乡未成故乡之前，出生地就已经陌生得如同一个远方的符号，蛰居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念想，不必因为童年经验而美化故乡和田园。 雷蒙·威廉斯认为：“现在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城市的一般意象是有关一个未来的形象，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将这些形象孤立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关于乡村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关于城市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在此张力中，我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来证实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我们或许最好按照这种分裂和冲突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它。”（5）城市处在比乡村更高的历史阶段和文明阶梯上。如果说乡村像少女一样纯真美好，那么城市就像饱经生活风霜的妇人一样让人不敢用一两个词汇来概括她、简化她。城市如此浩大，如此丰饶，让我们欲说还休。
三、叙事的传承与拓展
每位作家的写作都受到童年经验和时代生活的双重宰制，我愿意偏颇地将草原看成邓一光的身世感的基础，而将深圳解读为他的第二故乡。在《想起草原》《我是太阳》等一系列作品中，邓一光塑造过一系列情感饱满、精神闪闪发光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勇气、毅力和作为甚至超过男性。爱情和母性成为女性生命韧性的源泉，也是神性和力量的来处。邓一光也由此延伸到对问题少女的关注，从《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开始，他就耐心地为这些少女们疗伤，这个标题展示了作家的逆向思维，提出花朵不开放的自由。
在《深圳蓝》中，邓一光将都市生活的中年危机与他一直关注的问题少女结合。小说以台风“贝碧嘉”开始，命运的台风正在无情地刮进男主角戴有高的人生：婚姻失败之后前妻李爱带着新男友住着他的房子，却对他毫无眷恋；事业遭遇瓶颈，戴有高靠在游戏《模拟人生》中打发时光，就是在游戏中，也困难重重，并不见得会给他带来虚拟的满足。比他问题更多的少女吕东东却生硬地闯入他的生活，她就住在他宿舍上面的，她无法控制自己脑袋抽风，居然往公共Q群里发惊悚图片，完全是损人不利己。戴有高和吕东东都有那么一点点不正常，然而这种不正常就像一场未及预报的台风，时常会在这座海边城市一扫而过。小说并没有出示廉价的温情，而是将我们带进风暴中心，让我们自己体验生活常有的悬而未决的状态。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的问题少女兰小柯要比吕东东更为纠结。她不过是位14岁的少女，却得面对如此分裂的家庭：一再吸毒的父亲，只会流泪并将生活弄得一团糟的母亲，生活不能自理、找不到洗手间的智障哥哥。我们的注意力被媒体聚焦于独生子一代的骄宠、自私、自我和留守儿童的孤独上，殊不知還有被父母带到城市的第二代移民甚至比乡村儿童承受着更加巨大的生存压力，在家庭和学校中都不能获得足够的阳光和爱。她们得在白眼和歧视中艰难地自我发展。兰小柯靠着社会的救济生活，靠着一切肮脏的话语包裹自己脆弱的部分，被生活逼迫着分泌出强大的理性力量支持着自己成长，支撑起这个摇摇晃晃的家庭。兰小柯曾经显得玩世不恭、就像一个混世魔王，但音乐的引路人左渐将出现了。兰小宝和兰小柯都得到了救赎，他们进了学校的合唱团，并获得了世界大奖，由此找到了寻觅很久的身份认同。病魔吞噬着左渐将的生命，他却将力量传递给了兰小柯。故事并不新颖，但叙述为之注入了新意，看似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拥有了写实的基础。
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邓一光尝试将城市生活与他熟悉的草原结合起来，草原变成了梦幻的空间。小说讲述一对中产阶级夫妻的生活：丈夫是监理工程师，妻子是瑜伽教练。监理工程师疲于奔命，这是深圳生活的常态，“没有人偷懒。在深圳你根本别想见到懒人……深圳过去提倡速度，现在提倡质量，可在快速道上跑了30年，改不改惯性都在那儿，刹不住。”（6）如果我们说监理工程师由于责任太大，工作时间长而产生焦虑和压力是容易理解的；那么瑜伽教练，一个每天以修炼、修身、修心为职业，给客户上心灵呼吸课的女教练为什么也同样会产生巨大的情绪焦虑。实质上，从瑜伽这个职业的产生来看，人类就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焦虑困苦。而且焦虑痛苦等情绪也并不是无形物，它会传播、传染。心平气和是一种看似平常实质很高的境界。城市不仅盛产可见的垃圾，而且生存无形的情绪垃圾，需要及时处理，否则会污染心灵甚至产生病变。监理工程师变成了一匹在草原上奔驰的“夜照白”；而瑜伽教练则在梦中变成一只蝴蝶，随蝶群逃往紫色的苜蓿丛中。身、心分裂乃现代人最常见的疾病，在城市尤烈。黑马是奔跑的意象；蝴蝶是飞翔的意象，二者皆为自由的隐喻，灵魂对自由的向往和身体的囚禁状态是自古以来的矛盾，也是写作发生最根本的原因。对于邓一光这样一个将草原融于血液的作家来说，梦想必定跟草原、骏马、蝴蝶等自然意象联系在一起。这是他自身的生活经验决定的。当他在夜深思念草原的时候，草原就会借骏马在他的梦中还魂。奔跑和飞翔永远是生命不能抗拒的诱惑。
深圳系列作品中，尽管题材、侧重点各异，叙事让各个层次发生交集，突出人物共同的精神困境，同时这种各个阶层的交集产生了一种饱满的张力，现实生活的临摹实写和精神层面的抽象化相辅相成，营造出城市的立体空间。
书写历史更容易具有政治正确性，而书写当下、直面城市的复杂性，这更能考验一个作家的临场应变能力。尤其是揣摩少女、青年一代的心，以他、她为主角，以他们的立场来进行第一人称叙事，这对知天命年纪的作者是颇有难度的。我们必须重新调动内心羞涩的青春记忆和饱满的情感、希望和光芒，才能创造出一位生动的少女勇敢地迎接她的命运。邓一光曾经谈道：“好的小说，一定能经得住三个方面的追问：是否具有发人深思和有别于社会主流历史观的个人生命经验；对现实尽可能超越的程度；丰富而独特的想象力。我认为，社会的伦理性要求始终在混淆着小说的可能性诉求，这是所有小说家面对的困惑。没有任何作品不带有作家的主体经验和认知，这些主体经验和认知中，质疑精神、批判意识和对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构成了小说核心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意义。”我要就此谈谈作家的理念。语言、叙述技巧、故事、塑造人物，每一个强项都可以让一个作家成立。我们很少从更高的层面去要求当代作家，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道德新低的时代。新闻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总是比现实更惊悚、更能挑战我们的想象力。新闻哗众取宠的叙述方式、网络即时的传播方式已经败坏了我们精细的阅读胃口，我们甚至都来不及深思一个作家最基本的人生观。 在邓一光的叙述世界中，男性并不理所当然地具有性别优越感，也就不会必然地拥有女性生命乃至身体的支配权，甚至在情感自洽上他们还有那么一点弱势。离婚也就不会让女性的价值打折，熟女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个性和魅力。这是对生命内在价值的确认。《深圳蓝》中的李爱勇敢地与有房产有高薪的戴有高离婚，戴有高仍愿意将房子给前妻住以便再续前缘；《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的瑜伽教练也因为不能忍受大肥腿而离开了拳击教练，监理工程师能够理解她的要求并尽一切可能体谅她；在《宝贝，我们去北大》《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等作品中，男主人公虽然处境不如人意，但都非常疼爱女性，对女主人充满柔情：为太太倒水、洗工装、做饭、到阳台抽烟……这些微不足道却熠熠发光的细节重新唤起我们对爱情的信赖，也唤起我们对城市文明的信赖。
这些情真意切的细节传递了作家的价值观：男女平等、真情至上。这在当代作家中少见，在男作家中尤其稀罕，司空见惯的是男作家不由自主地在作品中将女性物化、次级化、低劣化、意淫化。这是漫长的男权社会在男性集体无意识深处根植下來的谬见，与此相对，当代很多时尚女作家纷纷以肮脏的男性无法与文雅的女性相匹配作为写作基点，这种反抗当然是偏执的、简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文学必须让形象自身说话，从审美这个最根本的层面来改写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
择偶方式和择偶标准是一个时代最简易的评判标准，爱情观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作家的试金石。是站在鸡蛋一边、还是站在高墙一边？当风尚引导大众追求物质和金钱、追求“宁在宝马中笑”时，邓一光以自己的真诚刻画了他对爱的信仰、对现代文明的忠实和对城市的理解。写作并不是为城市唱赞歌。文学不能抵御现实的困窘，但文学能让灵魂生出翅膀直上云霄、聆听自由的天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家族小说的自我意识与国族想象”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申霞艳，文学博士，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 宁）
注释：
（1）邓一光：《当我们谈论深圳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山花》2014年第2期。
（2）邓一光：《好小说一定能经得住追问》，《深圳商报》2011年9月21日。
（3）邓一光：《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作家》2011年第1期。
（4）邓一光：《离市民中心两百米》，《长城》2012年第3期。
（5）〔英〕雷蒙·威廉斯：《乡村和城市》，第4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52′》，《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