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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研究生陈朝松本科至今，一直把公益当事业，完成了从公益参与者，公益组织者到公益引导者的转变。
作为参与者，他参加校园义务讲解、助老捐衣、公益支教、国庆群众游行等；
作为组织者，他加入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公益协会，并担任会长。他和团队组织志愿者利用周末前往河南、河北等地交流成长经验，受益学生超过35000人次；他发起“电脑传爱行动”，利用暑假募集闲置电脑资源，为多所农民工子弟小学建立微机室。
作为引导者，他担任计算机系2010级本科生带班辅导员和教育扶贫公益协会辅导员，引导更多清华学子参与公益。
2010年7月，我放弃了攻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硕士学位的机会，保研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读教育学。这一决定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于我而言顺理成章。2006年进入清华，我一直坚持参加公益活动。这些公益活动让我思考，我准备在读研期间，学习教育学知识，研究“公益、教育扶贫和人才培养”三者的关系。
支教有用吗？
参加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公益协会（SAEPA）之前，我做过各种公益活动：前往甘肃民勤，到过江西吉水……
2008年暑假，我参加了清华大学中美大学生暑期扶贫社会实践活动，5名清华志愿者和2名美国志愿者，在江西吉水中学进行为期10天的支教活动，教授英语、数学。最后一天，我们开了个“farewell party”（告别会），分享感受。到我时，我含着泪水和高中生们分享了我的家庭经历，第一次在众人前回忆自己如何从一个农村娃克服种种困难考进清华的过程，从中告诉他们不要放弃梦想，勇于改变自己的命运。
Party结束，我们在教学楼前合影。之后，同学们让我们签名留念。由于人数众多，我们用了一个半小时签名。开始蹲着签，蹲久了，同学们搬来凳子，就坐着签。结束时，我的手麻了。此后的半年，我收到50多封信和贺卡，信里，我看到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更体会到他们对现实的迷惘。我也发现，自己的故事可以帮助很多孩子，便加入了这次支教的组织方之一——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公益协会（SAEPA）。
当时，SAEPA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社团，做过的活动不多，周末支教便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刚开始对周末支教持怀疑态度：花如此大的价钱，仅仅是周末两天时间，前往偏僻地区支教，这对当地同学有价值吗？清华同学愿意参加吗？
我的第一次周末支教更加剧了这份怀疑。
2008年10月10~11日，我们前往河南滑县抗大初中支教。当时，协会处于初创期，人员不足活动组织经验不足，我临危受命担任支队长。其实，这次支教的组织工作一团糟：周五晚上出发，周三晚上才把招募队员的海报贴出，直到周五下午1点才把成员敲定；只有抗大初中校长知道我们的出发时间，到达安阳站的时间和要教的内容（英语，励志），以及教授对象的年级、背景和学习程度等问题，都没有和抗大交流；出发前，我只和队员大致说了可能教授的内容，没有讨论教案。
我们的准备虽不精心，但授课还算顺利，所到之班级，同学们的掌声还是一阵一阵的。但是，离开抗大的最后一节课让我陷入了低迷。那节课的对象是初三复读生。来到班上，我能明显感到这个班缺乏活力，士气低迷。授课中，同学们的反映不强烈，缺乏微笑。由于我们没有买好返程火车票，我不得不几次中断授课，到教室外面协商返程票的事情。更糟的是，协商的结果是我们乘坐大巴返回北京，我不得不在交流了一个小时左右，提前结束了这次授课。
我的第一次支教之旅失败了。坐在大巴上，我的情绪很不好，不断思考：支教能给同学们带来什么。由于夜间乘坐大巴，我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出事故。双重压力之下，我对支教的作用更怀疑了。
有用
2009年3月13日，我和6名队员来到河南兰考某中学，这是一所实力比较薄弱的中学。
来到高中老师办公室，眼前空空如也，没有电脑，有的仅是同学们的作业本。兰考可是焦裕禄奋斗过的地方，教学条件还是这样差。对于眼前的一切，我很失落。来到课堂，虽然得到了很多掌声，但是，同学们的学习成绩不好，素质比较差，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不是高中辍学，就是毕业后去外地打工。
我仍然没有摆脱对支教的疑惑。
2009年5月9日~10日，时隔半年，我第二次来到抗大初中。当我第二次走进初三复习班，大多数同学都喊出了我的名字，让我十分感动。上课时，有些同学告诉我：“老师，上次您讲的那些道理鼓励了我半年，每遇到困难，我都会把你的话拿出来激励自己，我现在更坚强了。”
听到这些话，我眼里都是泪水。下课时，我用了三分钟写了一段誓词：“我是一名初三学生，正在积极备战中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做到：勤奋努力，坚持不懈，积极乐观，斗志昂扬。为了我的老师，为了我的父母，为了我的家乡，更为了我自己。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顾风雨兼程，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一定会战胜自己。”
当我带领全班同学站起来，用手捂着胸膛，用最大的声音，跟着我喊出誓词时，很多同学的眼睛都湿润了。
2009年10月，我第三次前往河南滑县。那时，初三的复读生结束了中考。老师告诉我，复读班的同学们大都考上了重点高中。离中考的前一个月，同学们打印我和他们在支教时的合影，贴在后墙上；每天早读前，他们都大声喊出我为他们写的誓言，相互鼓励。
一年前，我怀疑支教，经过一年，我却成了周末支教的坚定支持者。我也明白人的态度和思想是不断转变的，这种认识上的转变是从实践当中来的。
怎么能更有用？
大三即将结束时，我要考虑毕业去向。凭着成绩，我可以在计算机系读硕攻博，但是，我选择了去教育研究所。很多人觉得我的决定不可思议。毕竟，从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会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而教育研究院在清华不算热门。对我而言，本科的支教等志愿服务对于这一选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支教给中小学生带来了什么？支教给大学生带来了什么？这是我进入教育研究院前不断思考的两个问题。我发现，当地学生、贫困地区的孩子在思维上走了误区，比如，他们都觉得中考、高考的路太难了，创业、工作或是当兵比较容易且更有出息。之所以这样，往往是因为他们的眼界、视野比较狭隘。所以，每次支教我一定要讲的一个命题是：中考，高考是最简单、最公平的成长方式。
有一次去河南兰考某个高中，我去的那个班是普通班，即最次的班级。上课时很混乱，我就问：成长的方式有哪些？大家列举了：中考、高中、高考和大学；外出打工创业；从军；从事艺术体育特长。接着我问：哪一种成才方式最简单？大家闭上眼睛，“凭良心”投了票。只有几个同学选择中考、高中、高考和大学，大多数选外出打工创业。我就帮他们分析，提供更多的信息，下课时，我把大家都讲明白了。再做调查时，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中考、高中、高考和大学。
这样的误区还有很多，比如，有同学问我：“老师，考上大学，我担心家里人供不起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国家有助学贷款，绝大多数重点院校都承诺“决不让任何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
支教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支教对方方面面的意义。对于中小学生，支教让他们见到了他们仰视的人，这些人真诚地与他们交流，告诉他们：知识能改变命运，且是改变命运最容易的方式。此外，支教也会在他们的心中种下种子，他们中的部分人会继续传递爱心，帮助其他人。
对于清华，志愿者在外代表清华，践行清华人的社会责任，塑造清华的社会形象。
第五次去滑县，晚上和校长吃饭。那一天，我们都喝了点白酒。席间，校长讲了他对支教的感受，他说：“咱们的这五次合作，我对清华学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我总觉得，清华北大的学生很多都是书呆子。可是，与你们的交流，我也去清华学习了好几次，我认识到清华学生不仅学习好、专业好，做其他事也很认真，也很负责，也很棒。”
虽然，校长的话有恭维成分，但凭着对校长的了解，我觉得他在说心里话。他的这番话对我触动很深，我没想到社会上有些人对清华学生这么不了解，不曾想过我们也能做读书以外的事情，而且干得很出色。
对于社会，支教在号召更多的人关注中国的贫困和教育，让更多的清华学子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同时也在更多的孩子内心埋下种子。当有一天，这一群有抱负，有追求，有奉献精神的学子成为国家的顶梁柱，这个国家必然是伟大的。
2009年清明节，我来到内蒙古太仆寺兴盛小学。这是一所乡镇小学，它的教学设施落后，学校的地面不是水泥地，是泥土地。学校有一个200米跑道的操场，操场上只有两个木质篮球架，破旧得无法使用。了解了这些情况，回到清华，我们萌发了在清华募集电脑捐赠给兴盛小学的念头，我便发起了“电脑传爱行动”公益项目，协助兴盛小学建立微机室。经过近三年的发展，电脑传爱行动已成为一个品牌公益项目。但是，没有支教，没有了解实际情况，就无法有针对性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志愿者，付出远远小于收获。支教能扩大志愿者的视野，开阔眼界。在支教中，我们得出一个初步结论：教师，对于小学、初中、高中教育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师资力量都匮乏，他们的视野相对狭隘、教学方法和引导方法都比较老套。经过调查、思考、比较，我们认识到这确实是导致当地教育落后的关键因素之一。视野开阔后，我们就深刻领会了国家提出西部大学生支教计划的真正意义。当你真正理解了自己所做的事的意义，对所谓的“热门转冷门”之类的决定也就不奇怪了。
责任编辑：尹颖尧
作为参与者，他参加校园义务讲解、助老捐衣、公益支教、国庆群众游行等；
作为组织者，他加入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公益协会，并担任会长。他和团队组织志愿者利用周末前往河南、河北等地交流成长经验，受益学生超过35000人次；他发起“电脑传爱行动”，利用暑假募集闲置电脑资源，为多所农民工子弟小学建立微机室。
作为引导者，他担任计算机系2010级本科生带班辅导员和教育扶贫公益协会辅导员，引导更多清华学子参与公益。
2010年7月，我放弃了攻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硕士学位的机会，保研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读教育学。这一决定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于我而言顺理成章。2006年进入清华，我一直坚持参加公益活动。这些公益活动让我思考，我准备在读研期间，学习教育学知识，研究“公益、教育扶贫和人才培养”三者的关系。
支教有用吗？
参加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公益协会（SAEPA）之前，我做过各种公益活动：前往甘肃民勤，到过江西吉水……
2008年暑假，我参加了清华大学中美大学生暑期扶贫社会实践活动，5名清华志愿者和2名美国志愿者，在江西吉水中学进行为期10天的支教活动，教授英语、数学。最后一天，我们开了个“farewell party”（告别会），分享感受。到我时，我含着泪水和高中生们分享了我的家庭经历，第一次在众人前回忆自己如何从一个农村娃克服种种困难考进清华的过程，从中告诉他们不要放弃梦想，勇于改变自己的命运。
Party结束，我们在教学楼前合影。之后，同学们让我们签名留念。由于人数众多，我们用了一个半小时签名。开始蹲着签，蹲久了，同学们搬来凳子，就坐着签。结束时，我的手麻了。此后的半年，我收到50多封信和贺卡，信里，我看到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更体会到他们对现实的迷惘。我也发现，自己的故事可以帮助很多孩子，便加入了这次支教的组织方之一——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公益协会（SAEPA）。
当时，SAEPA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社团，做过的活动不多，周末支教便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刚开始对周末支教持怀疑态度：花如此大的价钱，仅仅是周末两天时间，前往偏僻地区支教，这对当地同学有价值吗？清华同学愿意参加吗？
我的第一次周末支教更加剧了这份怀疑。
2008年10月10~11日，我们前往河南滑县抗大初中支教。当时，协会处于初创期，人员不足活动组织经验不足，我临危受命担任支队长。其实，这次支教的组织工作一团糟：周五晚上出发，周三晚上才把招募队员的海报贴出，直到周五下午1点才把成员敲定；只有抗大初中校长知道我们的出发时间，到达安阳站的时间和要教的内容（英语，励志），以及教授对象的年级、背景和学习程度等问题，都没有和抗大交流；出发前，我只和队员大致说了可能教授的内容，没有讨论教案。
我们的准备虽不精心，但授课还算顺利，所到之班级，同学们的掌声还是一阵一阵的。但是，离开抗大的最后一节课让我陷入了低迷。那节课的对象是初三复读生。来到班上，我能明显感到这个班缺乏活力，士气低迷。授课中，同学们的反映不强烈，缺乏微笑。由于我们没有买好返程火车票，我不得不几次中断授课，到教室外面协商返程票的事情。更糟的是，协商的结果是我们乘坐大巴返回北京，我不得不在交流了一个小时左右，提前结束了这次授课。
我的第一次支教之旅失败了。坐在大巴上，我的情绪很不好，不断思考：支教能给同学们带来什么。由于夜间乘坐大巴，我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出事故。双重压力之下，我对支教的作用更怀疑了。
有用
2009年3月13日，我和6名队员来到河南兰考某中学，这是一所实力比较薄弱的中学。
来到高中老师办公室，眼前空空如也，没有电脑，有的仅是同学们的作业本。兰考可是焦裕禄奋斗过的地方，教学条件还是这样差。对于眼前的一切，我很失落。来到课堂，虽然得到了很多掌声，但是，同学们的学习成绩不好，素质比较差，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不是高中辍学，就是毕业后去外地打工。
我仍然没有摆脱对支教的疑惑。
2009年5月9日~10日，时隔半年，我第二次来到抗大初中。当我第二次走进初三复习班，大多数同学都喊出了我的名字，让我十分感动。上课时，有些同学告诉我：“老师，上次您讲的那些道理鼓励了我半年，每遇到困难，我都会把你的话拿出来激励自己，我现在更坚强了。”
听到这些话，我眼里都是泪水。下课时，我用了三分钟写了一段誓词：“我是一名初三学生，正在积极备战中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做到：勤奋努力，坚持不懈，积极乐观，斗志昂扬。为了我的老师，为了我的父母，为了我的家乡，更为了我自己。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顾风雨兼程，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一定会战胜自己。”
当我带领全班同学站起来，用手捂着胸膛，用最大的声音，跟着我喊出誓词时，很多同学的眼睛都湿润了。
2009年10月，我第三次前往河南滑县。那时，初三的复读生结束了中考。老师告诉我，复读班的同学们大都考上了重点高中。离中考的前一个月，同学们打印我和他们在支教时的合影，贴在后墙上；每天早读前，他们都大声喊出我为他们写的誓言，相互鼓励。
一年前，我怀疑支教，经过一年，我却成了周末支教的坚定支持者。我也明白人的态度和思想是不断转变的，这种认识上的转变是从实践当中来的。
怎么能更有用？
大三即将结束时，我要考虑毕业去向。凭着成绩，我可以在计算机系读硕攻博，但是，我选择了去教育研究所。很多人觉得我的决定不可思议。毕竟，从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会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而教育研究院在清华不算热门。对我而言，本科的支教等志愿服务对于这一选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支教给中小学生带来了什么？支教给大学生带来了什么？这是我进入教育研究院前不断思考的两个问题。我发现，当地学生、贫困地区的孩子在思维上走了误区，比如，他们都觉得中考、高考的路太难了，创业、工作或是当兵比较容易且更有出息。之所以这样，往往是因为他们的眼界、视野比较狭隘。所以，每次支教我一定要讲的一个命题是：中考，高考是最简单、最公平的成长方式。
有一次去河南兰考某个高中，我去的那个班是普通班，即最次的班级。上课时很混乱，我就问：成长的方式有哪些？大家列举了：中考、高中、高考和大学；外出打工创业；从军；从事艺术体育特长。接着我问：哪一种成才方式最简单？大家闭上眼睛，“凭良心”投了票。只有几个同学选择中考、高中、高考和大学，大多数选外出打工创业。我就帮他们分析，提供更多的信息，下课时，我把大家都讲明白了。再做调查时，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中考、高中、高考和大学。
这样的误区还有很多，比如，有同学问我：“老师，考上大学，我担心家里人供不起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国家有助学贷款，绝大多数重点院校都承诺“决不让任何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
支教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支教对方方面面的意义。对于中小学生，支教让他们见到了他们仰视的人，这些人真诚地与他们交流，告诉他们：知识能改变命运，且是改变命运最容易的方式。此外，支教也会在他们的心中种下种子，他们中的部分人会继续传递爱心，帮助其他人。
对于清华，志愿者在外代表清华，践行清华人的社会责任，塑造清华的社会形象。
第五次去滑县，晚上和校长吃饭。那一天，我们都喝了点白酒。席间，校长讲了他对支教的感受，他说：“咱们的这五次合作，我对清华学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我总觉得，清华北大的学生很多都是书呆子。可是，与你们的交流，我也去清华学习了好几次，我认识到清华学生不仅学习好、专业好，做其他事也很认真，也很负责，也很棒。”
虽然，校长的话有恭维成分，但凭着对校长的了解，我觉得他在说心里话。他的这番话对我触动很深，我没想到社会上有些人对清华学生这么不了解，不曾想过我们也能做读书以外的事情，而且干得很出色。
对于社会，支教在号召更多的人关注中国的贫困和教育，让更多的清华学子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同时也在更多的孩子内心埋下种子。当有一天，这一群有抱负，有追求，有奉献精神的学子成为国家的顶梁柱，这个国家必然是伟大的。
2009年清明节，我来到内蒙古太仆寺兴盛小学。这是一所乡镇小学，它的教学设施落后，学校的地面不是水泥地，是泥土地。学校有一个200米跑道的操场，操场上只有两个木质篮球架，破旧得无法使用。了解了这些情况，回到清华，我们萌发了在清华募集电脑捐赠给兴盛小学的念头，我便发起了“电脑传爱行动”公益项目，协助兴盛小学建立微机室。经过近三年的发展，电脑传爱行动已成为一个品牌公益项目。但是，没有支教，没有了解实际情况，就无法有针对性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志愿者，付出远远小于收获。支教能扩大志愿者的视野，开阔眼界。在支教中，我们得出一个初步结论：教师，对于小学、初中、高中教育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师资力量都匮乏，他们的视野相对狭隘、教学方法和引导方法都比较老套。经过调查、思考、比较，我们认识到这确实是导致当地教育落后的关键因素之一。视野开阔后，我们就深刻领会了国家提出西部大学生支教计划的真正意义。当你真正理解了自己所做的事的意义，对所谓的“热门转冷门”之类的决定也就不奇怪了。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