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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猛，但服务贸易出口依然存在竞争力不强、技术含量不高的缺陷。本文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对比分析我国与东南亚四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以及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其中，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以及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推动作用，而自然资源禀赋、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负面影响。最终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我国服务贸易转型优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服务贸易;东南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一、引言
众所周知，服务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各国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2019年①我国全年服务业生产指数逐年增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合作，不少学者已转向专注于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研究，特别是服务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研究。根据UNCAD数据库的测算，2019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四国的服务贸易占比东南亚国家服务贸易总额的83.3%，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以东南亚四国为例，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来测算我国与东南亚四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并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最后，对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展开服务贸易竞争与合作，带动中高技术附加值服务贸易出口，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与东南亚四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比较
1.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指标
本文借鉴Rodrik、Hausmann等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计算方法，某国的EXPY指数的测算是对其所有出口产品的加权平均，其中权重是各商品i的出口额占某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而商品i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出口产品i的所有国家的实际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其中权重是各国i产品的出口额占所有国家i产品出口额的比重。
测算步骤为：（1） 测算各类服务产品技术复杂度PRODY，由出口该类服务产品所有国家的人均GDP加权得到。（2） 测算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EXPY。如公式（2-1）、公式（2-2）所示：
其中，PRODYi是产品i的复杂度。Yh为h国的人均GDP，代表h国人均收入水平;xhi为h国产品i的出口额;Xh为h国服务产品总出口额。EXPYh代表h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2.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测算指数2010年-2019年数据均来自UNCAD数据库，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并已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PRODY与EXPY指数采用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前40名的国家或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作为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代表，剔除数据不完整的国家荷兰、阿联酋、西班牙和墨西哥，最终选定36个国家或地区②，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80%以上，具有较强的代表作用。
3.指数测算与对比分析
从表1世界各类服务的PRODY指数数值来看，金融、保险、专利与特许费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表明這三项由高收入国家出口;其次是个人文化娱乐、通讯&计算机与信息以及政府服务;运输、建筑、旅游以及其他商务服务的出口复杂度最低，更多地由低收入国家出口。
本文关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划分参考王爽的划分理念，并根据具体的测算数值进行调整，最终将服务业出口产品划分为高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以及低技术产品三大类。根据本文的测算结果，将金融、保险以及专利与特许费分为高技术产品;通讯&计算机与信息、个人文化娱乐以及政府服务分为中技术产品;将运输、旅游、建筑以及其他商务服务分为低技术产品，具体分项如表2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各国服务贸易EXPY指数均在24000与40000之间，除了新加坡表现出明显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优势以外，其他国家差距不大。从增长情况来看，其他国家与新加坡的差距明显，并且新加坡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19年新加坡的EXPY指数达37185，表明代表高技术复杂度的三个分项出口的占比逐年攀升，出口产品具有的技术含量更为明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表现出较为平稳的趋势，在服务贸易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三个国家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我国服务贸易产品出口的技术含量一直是我国“中国智造”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出口技术含量的增幅达2.06%，增长较为明显，但2019年我国的EXPY指数总体还处于低技术复杂度水平，意味着低技术服务出口依然占据大量比重。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国与东南亚四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可以得出图2的结论，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与东南亚四国服务贸易均以低技术含量的出口结构为主，通过观察数据得知，均是由于其他商务服务占据大量的比例导致。新加坡的高技术服务占比最高，因此EXPY指数领先。通过对比2010年与2019年数据发现，我国的中高技术服务产品出口出现明显增长，推动EXPY指数上涨;马来西亚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有轻微上涨，泰国、印度尼西亚的低技术含量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并没有出现中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
三、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变量说明
结合波特钻石模型与前人的有关研究，本文选取自然资源禀赋（LA）、人力资本（HP）、对外直接投资（FDI）、创新能力（PA）、货物贸易额（GE）、人均GDP（GDPP）、贸易自由度（OP）作为解释变量。
“资源诅咒”假说认为一国的自然资源过于丰富，反而会限制经济的发展，李惠娟（2016）的研究也表明自然资源不利于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本文选取人均土地面积来代表自然资源禀赋（LA）状况。
对于现代服务业而言，在计算机信息、金融、保险、专利使用费以及个人文化娱乐等领域来说人力资本是最基本的动力，尹忠明（2014）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HP）能显著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本文选取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衡量一国的人力资本。 对外直接投资（FDI）是企业进行跨国生产或学习优秀技术的重要手段，林淑玲（2015）的研究表明FDI与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创新能力（PA）是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芮明杰教授也认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韩玉军（2016）的研究表明技术专利是衡量国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本文选取发明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能力的替代指标，考察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产业结构演化理论说明第一、第二产业是服务业的基础，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GE）相辅相成，邹蓓蕾（2017）的研究表明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影响，因此本文选取货物贸易出口额作为货物贸易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人均GDP（GDPP）代表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越高居民消费能力越强，内需动力能拉动服务贸易规模的发展，为服务贸易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贸易环境，因此本文将人均GDP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贸易自由度水平（OP）的提高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加速资本形成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朱飞（2015）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度对两岸的服务贸易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本文借鉴其研究成果，以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贸易自由度。
2.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2010年-2019年我国与东南亚四国服务贸易的面板数据，分析以上变量对EXPY指数的影响。本文采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数学模型，为了消除各因子间产生的较大误差和异方差，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Expyi，t表示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C1、β1-8为待估参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本文将采用Eviews9.5软件对样本进行检验，以静态面板方法对上式进行估计，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预期影响方向如表4所示。
3.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法，处理方法是将变量逐个引入模型，每引入一个解释变量后都要进行F检验与t检验，逐步添加变量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原有的变量能保持其显著性，反复如此，直到既没有显著的解释变量选入回归方程，又没有不显著的解释变量从回归方程中剔除为止，由此能够保证最后得到的解释变量集是最优的并且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实证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及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并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了1%、5%、10%显著性检验，总体样本回归调整后R值为82.7%，拟合优度较好，较能解释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
对回归结果的具体分析反映出以下几点：
第一，验证了“资源诅咒”假说，人均土地面积每增加1%，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就降低0.05546%，资源过多的国家在产权制度模糊、法律不健全、市场规则乱序的情况下，更易滋生寻租行为，影响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并且在1%水平下显著，人力资本每提高1%，出口技术复杂度就上升0.16995%，对于新兴服务贸易来说，丰富的高级人力资本将带动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在回归过程中，保持1%水平下显著，与预期不同，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负面的，可能原因是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样本国的对外投资净流出未区分服务业和制造业，使得服务业的衔接效应低于制造业，从而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的含量有抑制作用。
第四，创新能力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并在10%水平下显著，K Nath et al.（2015）的实证也表明创新能力对于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影响显著。
第五，货物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正向的，意味着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出现技术融合，货物贸易的发展也能促进产业技术革新，并且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第六，贸易自由度和人均GDP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影响效果不大，可能原因是近10年来服务贸易壁垒已降低。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如果单纯追求量的增长而忽视了质的提高，那么经济增长不仅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目标的实现，甚至还会產生负向的阻碍作用。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新加坡服务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最高，且高技术产品占据较多比重;我国服务出口产品目前还是以较低的技术含量为主，但是出口技术含量明显提升，出口技术结构不断优化;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由于出口结构以旅游服务贸易为主，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为平稳，增长速度与技术含量都处于同一水平。
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针对我国促进服务贸易转型升级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合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外资注重把握“适度”原则，增加对于服务产业的外商投资比例，提升服务贸易优质资本的引入比例，促进资本在高技术密集度的服务产业的投入，提高服务贸易整体技术含量。
第二，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提高服务行业高等教育水平，大力推行高等教育，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进入服务行业，健全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人才引进及跨国人才交流。
第三，加快货物贸易发展，拓展服务贸易的外部市场和需求层次。以货物贸易带动服务贸易，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第一、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服务产业应加快与制造业的技术融合，实现共同进步。
第四，加大专利技术研发投入，鼓励自主创新，加速“中国智造”，大力发展科技，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对传统服务业进行产业升级，促进服务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能力。
注释：
UNCAD数据库更新至2019年，并且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各国服务业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为规避特殊数据造成的统计学误差，2020年的数据不纳入本文分析。 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爱尔兰、印度、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卢森堡、韩国、中国香港、加拿大、泰国、瑞典、丹麦、波兰、澳大利亚、土耳其、俄罗斯、以色列、挪威、希腊、菲律宾、马来西亚、葡萄牙、芬兰、巴西、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缅甸、捷克。
参考文献：
[1]孙玉萍，徐严.论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评价方法与提升路径[J].贸易与流通，2020（8）：104-106.
[2]万千.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经验借鉴与推进路径[J].新视野，2020（3）：45-50.
[3]張琪.金砖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与合作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8）：76-78.
[4]唐咏琦.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服务出口增长的动态影响[J].福建商学院学报，2019（4）：60-64.
[5]张玉婷，费雁飞.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J].经济观察，2018（36）：10-12.
[6]韩玉军.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J].国际商务，2016（3）：54-60.
[7]李惠娟，蔡伟宏.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影响因素研究[J].商业研究，2016（7）：112-115.
[8]林淑玲，聂越杨.基于钻石模型对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实证研究[J].财经世界，2016（1）：25-27.
[9]邹蓓蕾，邢孝兵.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重庆科学学院院报，2017（12）：47-505.
[10]K Nath，et al.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U.S. bilateral services trade with China and India[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5（38）：79-92.
[11]朱飞，曾坤.海峡两岸服务贸易的合作潜力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两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比[J].商业经济研究， 2015（12）：32-34.
作者简介：林晓芳（1989- ），女，福建福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关键词：服务贸易;东南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一、引言
众所周知，服务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各国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2019年①我国全年服务业生产指数逐年增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合作，不少学者已转向专注于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研究，特别是服务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研究。根据UNCAD数据库的测算，2019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四国的服务贸易占比东南亚国家服务贸易总额的83.3%，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以东南亚四国为例，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来测算我国与东南亚四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并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最后，对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展开服务贸易竞争与合作，带动中高技术附加值服务贸易出口，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与东南亚四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比较
1.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指标
本文借鉴Rodrik、Hausmann等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计算方法，某国的EXPY指数的测算是对其所有出口产品的加权平均，其中权重是各商品i的出口额占某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而商品i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出口产品i的所有国家的实际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其中权重是各国i产品的出口额占所有国家i产品出口额的比重。
测算步骤为：（1） 测算各类服务产品技术复杂度PRODY，由出口该类服务产品所有国家的人均GDP加权得到。（2） 测算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EXPY。如公式（2-1）、公式（2-2）所示：
其中，PRODYi是产品i的复杂度。Yh为h国的人均GDP，代表h国人均收入水平;xhi为h国产品i的出口额;Xh为h国服务产品总出口额。EXPYh代表h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2.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测算指数2010年-2019年数据均来自UNCAD数据库，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并已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PRODY与EXPY指数采用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前40名的国家或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作为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代表，剔除数据不完整的国家荷兰、阿联酋、西班牙和墨西哥，最终选定36个国家或地区②，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80%以上，具有较强的代表作用。
3.指数测算与对比分析
从表1世界各类服务的PRODY指数数值来看，金融、保险、专利与特许费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表明這三项由高收入国家出口;其次是个人文化娱乐、通讯&计算机与信息以及政府服务;运输、建筑、旅游以及其他商务服务的出口复杂度最低，更多地由低收入国家出口。
本文关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划分参考王爽的划分理念，并根据具体的测算数值进行调整，最终将服务业出口产品划分为高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以及低技术产品三大类。根据本文的测算结果，将金融、保险以及专利与特许费分为高技术产品;通讯&计算机与信息、个人文化娱乐以及政府服务分为中技术产品;将运输、旅游、建筑以及其他商务服务分为低技术产品，具体分项如表2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各国服务贸易EXPY指数均在24000与40000之间，除了新加坡表现出明显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优势以外，其他国家差距不大。从增长情况来看，其他国家与新加坡的差距明显，并且新加坡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19年新加坡的EXPY指数达37185，表明代表高技术复杂度的三个分项出口的占比逐年攀升，出口产品具有的技术含量更为明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表现出较为平稳的趋势，在服务贸易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三个国家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我国服务贸易产品出口的技术含量一直是我国“中国智造”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出口技术含量的增幅达2.06%，增长较为明显，但2019年我国的EXPY指数总体还处于低技术复杂度水平，意味着低技术服务出口依然占据大量比重。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国与东南亚四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可以得出图2的结论，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与东南亚四国服务贸易均以低技术含量的出口结构为主，通过观察数据得知，均是由于其他商务服务占据大量的比例导致。新加坡的高技术服务占比最高，因此EXPY指数领先。通过对比2010年与2019年数据发现，我国的中高技术服务产品出口出现明显增长，推动EXPY指数上涨;马来西亚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有轻微上涨，泰国、印度尼西亚的低技术含量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并没有出现中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
三、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变量说明
结合波特钻石模型与前人的有关研究，本文选取自然资源禀赋（LA）、人力资本（HP）、对外直接投资（FDI）、创新能力（PA）、货物贸易额（GE）、人均GDP（GDPP）、贸易自由度（OP）作为解释变量。
“资源诅咒”假说认为一国的自然资源过于丰富，反而会限制经济的发展，李惠娟（2016）的研究也表明自然资源不利于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本文选取人均土地面积来代表自然资源禀赋（LA）状况。
对于现代服务业而言，在计算机信息、金融、保险、专利使用费以及个人文化娱乐等领域来说人力资本是最基本的动力，尹忠明（2014）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HP）能显著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本文选取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衡量一国的人力资本。 对外直接投资（FDI）是企业进行跨国生产或学习优秀技术的重要手段，林淑玲（2015）的研究表明FDI与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创新能力（PA）是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芮明杰教授也认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韩玉军（2016）的研究表明技术专利是衡量国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本文选取发明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能力的替代指标，考察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产业结构演化理论说明第一、第二产业是服务业的基础，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GE）相辅相成，邹蓓蕾（2017）的研究表明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影响，因此本文选取货物贸易出口额作为货物贸易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人均GDP（GDPP）代表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越高居民消费能力越强，内需动力能拉动服务贸易规模的发展，为服务贸易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贸易环境，因此本文将人均GDP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贸易自由度水平（OP）的提高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加速资本形成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朱飞（2015）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度对两岸的服务贸易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本文借鉴其研究成果，以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贸易自由度。
2.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2010年-2019年我国与东南亚四国服务贸易的面板数据，分析以上变量对EXPY指数的影响。本文采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数学模型，为了消除各因子间产生的较大误差和异方差，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Expyi，t表示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C1、β1-8为待估参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本文将采用Eviews9.5软件对样本进行检验，以静态面板方法对上式进行估计，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预期影响方向如表4所示。
3.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法，处理方法是将变量逐个引入模型，每引入一个解释变量后都要进行F检验与t检验，逐步添加变量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原有的变量能保持其显著性，反复如此，直到既没有显著的解释变量选入回归方程，又没有不显著的解释变量从回归方程中剔除为止，由此能够保证最后得到的解释变量集是最优的并且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实证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及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并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了1%、5%、10%显著性检验，总体样本回归调整后R值为82.7%，拟合优度较好，较能解释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
对回归结果的具体分析反映出以下几点：
第一，验证了“资源诅咒”假说，人均土地面积每增加1%，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就降低0.05546%，资源过多的国家在产权制度模糊、法律不健全、市场规则乱序的情况下，更易滋生寻租行为，影响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并且在1%水平下显著，人力资本每提高1%，出口技术复杂度就上升0.16995%，对于新兴服务贸易来说，丰富的高级人力资本将带动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在回归过程中，保持1%水平下显著，与预期不同，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负面的，可能原因是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样本国的对外投资净流出未区分服务业和制造业，使得服务业的衔接效应低于制造业，从而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的含量有抑制作用。
第四，创新能力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并在10%水平下显著，K Nath et al.（2015）的实证也表明创新能力对于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影响显著。
第五，货物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正向的，意味着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出现技术融合，货物贸易的发展也能促进产业技术革新，并且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第六，贸易自由度和人均GDP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影响效果不大，可能原因是近10年来服务贸易壁垒已降低。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如果单纯追求量的增长而忽视了质的提高，那么经济增长不仅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目标的实现，甚至还会產生负向的阻碍作用。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新加坡服务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最高，且高技术产品占据较多比重;我国服务出口产品目前还是以较低的技术含量为主，但是出口技术含量明显提升，出口技术结构不断优化;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由于出口结构以旅游服务贸易为主，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为平稳，增长速度与技术含量都处于同一水平。
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针对我国促进服务贸易转型升级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合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外资注重把握“适度”原则，增加对于服务产业的外商投资比例，提升服务贸易优质资本的引入比例，促进资本在高技术密集度的服务产业的投入，提高服务贸易整体技术含量。
第二，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提高服务行业高等教育水平，大力推行高等教育，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进入服务行业，健全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人才引进及跨国人才交流。
第三，加快货物贸易发展，拓展服务贸易的外部市场和需求层次。以货物贸易带动服务贸易，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第一、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服务产业应加快与制造业的技术融合，实现共同进步。
第四，加大专利技术研发投入，鼓励自主创新，加速“中国智造”，大力发展科技，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对传统服务业进行产业升级，促进服务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能力。
注释：
UNCAD数据库更新至2019年，并且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各国服务业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为规避特殊数据造成的统计学误差，2020年的数据不纳入本文分析。 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爱尔兰、印度、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卢森堡、韩国、中国香港、加拿大、泰国、瑞典、丹麦、波兰、澳大利亚、土耳其、俄罗斯、以色列、挪威、希腊、菲律宾、马来西亚、葡萄牙、芬兰、巴西、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缅甸、捷克。
参考文献：
[1]孙玉萍，徐严.论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评价方法与提升路径[J].贸易与流通，2020（8）：104-106.
[2]万千.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经验借鉴与推进路径[J].新视野，2020（3）：45-50.
[3]張琪.金砖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与合作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8）：76-78.
[4]唐咏琦.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服务出口增长的动态影响[J].福建商学院学报，2019（4）：60-64.
[5]张玉婷，费雁飞.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J].经济观察，2018（36）：10-12.
[6]韩玉军.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J].国际商务，2016（3）：54-60.
[7]李惠娟，蔡伟宏.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影响因素研究[J].商业研究，2016（7）：112-115.
[8]林淑玲，聂越杨.基于钻石模型对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实证研究[J].财经世界，2016（1）：25-27.
[9]邹蓓蕾，邢孝兵.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重庆科学学院院报，2017（12）：47-505.
[10]K Nath，et al.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U.S. bilateral services trade with China and India[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5（38）：79-92.
[11]朱飞，曾坤.海峡两岸服务贸易的合作潜力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两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比[J].商业经济研究， 2015（12）：32-34.
作者简介：林晓芳（1989- ），女，福建福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