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為中国“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新一批的30册《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正在陆续出版,这让朗东·多吉卓嘎非常欣慰。每天来往于家、学校与出版社之间,这位60多岁的老人来不及享受退休生活,仍在致力于藏医药古籍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首次提议收集藏医药古籍
西藏藏医药大学原图书馆馆长朗东·多吉卓嘎毕业于西藏大学,1969年参加工作。自1989年西藏藏医药大学(原西藏藏医学院)创立以来,便在图书馆工作,1993年,她担任图书馆馆长直到退休。
作为中国藏医药高等学府,孤本、善本类的藏医药古籍,西藏藏医药大学存储并不多,往往查找重要资料有时需要到其他机构借阅。
对此,朗东·多吉卓嘎思考:是否应打造世界最齐全的藏医药及天文历算信息库?很快,她的提议被学校采纳,在2010年成立了藏医药与天文历算古籍文献整理中心课题小组。
西藏古籍量大,在2010年之前收集意识比较淡薄。西藏藏医药大学在西藏首次提出藏医药古籍收集,这在藏医药事业发展中功不可没。
作为小组的核心成员,朗东·多吉卓嘎自此走上了漫长的收集藏医药及天文历算古籍的道路,早年从西藏大学藏文系毕业,这也为她古籍搜集整理奠定了专业基础。
从事图书工作30年,经验告诉她,采用影印方式出版古籍完全保持原始性、真实性。这在西藏古籍保护范围内,影印保护也首次被提出。
花费一年半收集扫描布达拉宫古籍
课题小组成立后,她和团队首先对布达拉宫的古籍进行了收集。
布达拉宫是西藏保存古籍最多的地方之一,对朗东·多吉卓嘎来说,收集并不容易。“保护级别高,我跑了很多次文化、文物部门才把手续协调下来。”
每天早上8点,朗东·多吉卓嘎和团队去布达拉宫取古籍。“一张一张数,分管领导签字后,经过三道手续我们才能将古籍带回学校。”她说。
从布达拉宫到学校,并非由她和同事单独带回,全程由布达拉宫工作人员监督,直至扫描完成。下午4点前,必须核对好古籍数量再送回布达拉宫,朗东·多吉卓嘎说,每天如是,一直持续了一年六个月。
2013年,朗东·多吉卓嘎与团队开始整理出版第一批古籍,一年以后,30册《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面世,20册属于藏医药类,其余涉及天文历算。
她清晰记得,这一批出版古籍约有5.23万页古籍,字数达到2700万字,而且90%的古籍来源于布达拉宫。
在布达拉宫收集出版的古籍中,全为手写版,孤本、善本占到整体的80%,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000年。她认为,学术、艺术、文物价值不可估量。
奔波全国各地搜集12个版本《四部医典》
从50多岁奔波到60多岁,10年间,朗东·多吉卓嘎记不清去了多少高海拔的寺庙、乡村、牧区。
阿里是西藏最西部的地方,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2011年夏天,她和同事一行四人前往,一待便是一个多月。
在那年,阿里地区行署也为他们此行提供了大力支持。
虽然由多个部门支持,但是困难依旧重重。此行,他们去了科迦寺。去之前,他们打听到,寺庙的老藏医手中存有不少。当时交通很不方便,电也没有。朗东·多吉卓嘎表示,这还不是条件最差的,很多地方车子到不了,他们便骑马前行。
“与老僧人见面时,他并不情愿向我们提供古籍,后来多次说和,也向他耐心解释,我们这并不是做生意赚钱,而是供藏医学教育、发展,能够支持也是功德一件。”听罢,老僧人终于同意了。就在当天晚上,他们用借来的柴油发电机,从7点一直扫描到了深夜2点才结束。
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阿里收集了7000多页。让朗东·多吉卓嘎感到意外的是,民间保存的藏医药古籍比寺庙还要多。
除了西藏,她也未曾放弃去内地寻找,到过北京、上海、甘肃、青海等地的很多寺庙、藏学研究机构。2016年前,她两次坐车前往四川雀儿山的一座寺庙,收集《四部医典》。沿途盘山路很陡,特别容易晕车,很多年轻人都吃不消,老人一路坚持下来。
在西北民族大学也收集到一些藏医药古籍。老人说,这些古籍有些来自美国藏胞的捐赠,也是几经波折顺利扫描完成。
她还到过东北辽宁的一家蒙医医院,那里存有了很多藏医药和天文历算古籍。蒙藏都信奉藏传佛教,能够在这里找到这些古籍,也并不奇怪。
后来,她听说甘肃的拉扑楞寺也存有《四部医典》,但数次拜访被拒,老人仍是锲而不舍,“别人烦得都不想理我这老太婆了”。后来,她找朋友托关系才扫描完成。
如今,老人从中国各地收集了12个不同版本的《四部医典》,已被列入她的出版计划中。收集古籍多年,她也希望,这些年的收集成果都能出版。
收集古籍多年,她期望藏医药古籍能够出版到100册。
朗东·多吉卓嘎是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的成员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专业委员会的志愿者,在她看来,很多藏医药古籍仍待发掘。
对于朗东·多吉卓嘎来说,中国及海外还有很多藏医药古籍待收集,她期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西藏藏医药大学成为世界藏医药资料最全的资料库,也希望年轻人能加入收集整理古籍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