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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2013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
来自上海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上海共有15.9万户企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九成企业税负减轻，仅上海区域内的试点企业和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营改增”减税就达166亿元，若再加上产业链跨省市的增值税延伸抵扣因素，减税规模将超过270亿元。
减轻企业税负、理顺税收链条，这些惠及企业和民生的动作和措施，正在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轻装上阵”机会和氛围。
营改增“落地”，减税效果立竿见影
科技创新型企业很多都是“一个人、一杆枪”闯出来的，在美国，很多耳熟能详的企业都是从“车库”中诞生的。在创业伊始，能否有一个好的氛围和轻的负担至关重要。
根据上海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方案，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物流辅助和鉴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对于亚晨科技集团而言，营改增的政策，自己承包工程那部分在此次改革中符合“小规模纳税人”的条件，缴纳税额从改革前的5%营业税直接降至了改革后的3%增值税，税负直接下降了40%，这对于一个研发投入巨大的科技型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这部分省下来的成本，一方面可以去补贴现有的高人工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研发费用、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增值税具有“环环征收、层层抵扣”的特点，从整个链条上看，扩围切实理顺了试点行业上下游缴税环节，将原有缴纳营业税的环节也纳入其中，总体上为企业减负。由于有效避免了重复征税、增加了进项税额抵扣、设定了较为优惠的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征收率等，因此大部分企业的税负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
郑经纬坦言，刚开始的时候也遇到一些问题，上游拿不出增值税发票，下游就没有办法抵扣，尤其是很多交通运输企业一开始也没有拿到足额的票，开出的票就不够了。不过试点一小段时间后，这些问题都有所缓解。到了最近，基本上增值税发票的事情已经渐渐解决了，“相信再过一两年，这一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了。”
人工成本逐年增长，如何减担成“头等大事”
对于郑经纬而言，最大的压力还是在人工上，每天为了让自己成熟的研发人员留下来、认同企业的文化，他没少下功夫。
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人才是核心竞争力，也是成本的“大头”。郑经纬介绍，在奉贤的工厂一个工人工资才2000元，可研发人员的工资2万元都打不下来，这还不包括税、社保等配套资金。对于科技研发这块，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60%还要多。某种意义上说，研发企业也是“劳动密集型”。
根据上海市工商联合会2012年的调查结果，近半数企业人均用工成本（含四金）在3000-5000元/月人区间，八成以上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平均增幅在13%左右。76.8%的企业认为用工成本的上涨已成为总成本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分别有77.5%和66.9%的企业认为社保政策调整和市场薪酬水平的增长是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的两个最主要原因。帮助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向企业提供稳定或新增用工补贴是企业最亟需的帮助。
在郑经纬所在企业同一栋楼里，有很多和亚晨科技集团一样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这些编程人员被形象地称为“IT民工”，可也只有做这一行，才知道这其中的辛酸。此前一个公司，一直在帮日本企业做软件设计，可现在人工成本上涨，日本公司不得已将这部分业务全部收回，订单一下子就没了，很多软件企业都面临怎么拓宽市场的挑战。
人工怎么作为成本抵扣进去，一直是一个难题。在增值税抵扣范围的国际惯例中，人工成本都不在可抵扣的范围内，也不能拿到增值税的发票。郑经纬说，原来国家对高新技术的企业有一定的免税等优惠政策，目前来看希望优惠力度能更大。“交税之外，还有很多社保成本；挣1万元，要交掉40%左右的税。”
积极转型，成为中国“硅谷”一份子
不过，郑经纬并没有放弃。在他看来，科技型企业要主动转型，打造中国的“硅谷”，成为其中的一份子，需要的是一种氛围和闯劲。
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2012年5月，郑经纬专门去了美国硅谷学习。“全世界都在学硅谷，可为何学不下来？”郑经纬总结下来，硅谷有三点是我们没有的：一是斯坦福大学，大学有四十多位享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二是硅谷有一大堆的资金集聚，我们虽然也有私募风投在高校和张江，但这些基金不是主动型的。在硅谷，这些资金盯着教授的团队，一些研究项目启动后，就有很多人追着问“要不要钱”，这个氛围目前还有。三是在硅谷，90%的学生是出来想创业的，“我们高校的大学生，90%出来是想做公务员。”
让郑经纬感到奇怪的是，政府对这些创业型的企业并没有太多优惠政策，而是完全市场化的，这和美国直接融资比较发达有很大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郑经纬开始了自己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双重转型。郑经纬介绍，技术日新月异，3D打印等很多技术的发展甚至会颠覆我们传统制造业。是做小众产品还是大众产品，是批量生产还是小规模，这都是摆在企业面前的选择。
“在中国生产一个高科技产品，可能需要300人的工厂，可放到美国，技术升级后可能只需要14个人。”郑经纬说，想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或工业化的重复劳动，很难再有竞争力。因此，公司和“智慧城市”的概念紧密结合，从事智能技术的研究和前沿探索，开始向精细化、小众化、专业化转型。
对于这些小型、微利企业或成长型、创新型企业而言，能否运用差异化税收政策优惠，让他们专注于研发创新，是创造良好氛围的前提。不少企业家都认为，可采用直接退税、降低税率、加速折旧、设备投资抵免、放宽费用列支等多种优惠模式，加大对其的支持力度。
（作者为知名媒体记者）
来自上海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上海共有15.9万户企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九成企业税负减轻，仅上海区域内的试点企业和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营改增”减税就达166亿元，若再加上产业链跨省市的增值税延伸抵扣因素，减税规模将超过270亿元。
减轻企业税负、理顺税收链条，这些惠及企业和民生的动作和措施，正在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轻装上阵”机会和氛围。
营改增“落地”，减税效果立竿见影
科技创新型企业很多都是“一个人、一杆枪”闯出来的，在美国，很多耳熟能详的企业都是从“车库”中诞生的。在创业伊始，能否有一个好的氛围和轻的负担至关重要。
根据上海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方案，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物流辅助和鉴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对于亚晨科技集团而言，营改增的政策，自己承包工程那部分在此次改革中符合“小规模纳税人”的条件，缴纳税额从改革前的5%营业税直接降至了改革后的3%增值税，税负直接下降了40%，这对于一个研发投入巨大的科技型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这部分省下来的成本，一方面可以去补贴现有的高人工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研发费用、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增值税具有“环环征收、层层抵扣”的特点，从整个链条上看，扩围切实理顺了试点行业上下游缴税环节，将原有缴纳营业税的环节也纳入其中，总体上为企业减负。由于有效避免了重复征税、增加了进项税额抵扣、设定了较为优惠的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征收率等，因此大部分企业的税负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
郑经纬坦言，刚开始的时候也遇到一些问题，上游拿不出增值税发票，下游就没有办法抵扣，尤其是很多交通运输企业一开始也没有拿到足额的票，开出的票就不够了。不过试点一小段时间后，这些问题都有所缓解。到了最近，基本上增值税发票的事情已经渐渐解决了，“相信再过一两年，这一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了。”
人工成本逐年增长，如何减担成“头等大事”
对于郑经纬而言，最大的压力还是在人工上，每天为了让自己成熟的研发人员留下来、认同企业的文化，他没少下功夫。
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人才是核心竞争力，也是成本的“大头”。郑经纬介绍，在奉贤的工厂一个工人工资才2000元，可研发人员的工资2万元都打不下来，这还不包括税、社保等配套资金。对于科技研发这块，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60%还要多。某种意义上说，研发企业也是“劳动密集型”。
根据上海市工商联合会2012年的调查结果，近半数企业人均用工成本（含四金）在3000-5000元/月人区间，八成以上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平均增幅在13%左右。76.8%的企业认为用工成本的上涨已成为总成本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分别有77.5%和66.9%的企业认为社保政策调整和市场薪酬水平的增长是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的两个最主要原因。帮助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向企业提供稳定或新增用工补贴是企业最亟需的帮助。
在郑经纬所在企业同一栋楼里，有很多和亚晨科技集团一样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这些编程人员被形象地称为“IT民工”，可也只有做这一行，才知道这其中的辛酸。此前一个公司，一直在帮日本企业做软件设计，可现在人工成本上涨，日本公司不得已将这部分业务全部收回，订单一下子就没了，很多软件企业都面临怎么拓宽市场的挑战。
人工怎么作为成本抵扣进去，一直是一个难题。在增值税抵扣范围的国际惯例中，人工成本都不在可抵扣的范围内，也不能拿到增值税的发票。郑经纬说，原来国家对高新技术的企业有一定的免税等优惠政策，目前来看希望优惠力度能更大。“交税之外，还有很多社保成本；挣1万元，要交掉40%左右的税。”
积极转型，成为中国“硅谷”一份子
不过，郑经纬并没有放弃。在他看来，科技型企业要主动转型，打造中国的“硅谷”，成为其中的一份子，需要的是一种氛围和闯劲。
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2012年5月，郑经纬专门去了美国硅谷学习。“全世界都在学硅谷，可为何学不下来？”郑经纬总结下来，硅谷有三点是我们没有的：一是斯坦福大学，大学有四十多位享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二是硅谷有一大堆的资金集聚，我们虽然也有私募风投在高校和张江，但这些基金不是主动型的。在硅谷，这些资金盯着教授的团队，一些研究项目启动后，就有很多人追着问“要不要钱”，这个氛围目前还有。三是在硅谷，90%的学生是出来想创业的，“我们高校的大学生，90%出来是想做公务员。”
让郑经纬感到奇怪的是，政府对这些创业型的企业并没有太多优惠政策，而是完全市场化的，这和美国直接融资比较发达有很大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郑经纬开始了自己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双重转型。郑经纬介绍，技术日新月异，3D打印等很多技术的发展甚至会颠覆我们传统制造业。是做小众产品还是大众产品，是批量生产还是小规模，这都是摆在企业面前的选择。
“在中国生产一个高科技产品，可能需要300人的工厂，可放到美国，技术升级后可能只需要14个人。”郑经纬说，想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或工业化的重复劳动，很难再有竞争力。因此，公司和“智慧城市”的概念紧密结合，从事智能技术的研究和前沿探索，开始向精细化、小众化、专业化转型。
对于这些小型、微利企业或成长型、创新型企业而言，能否运用差异化税收政策优惠，让他们专注于研发创新，是创造良好氛围的前提。不少企业家都认为，可采用直接退税、降低税率、加速折旧、设备投资抵免、放宽费用列支等多种优惠模式，加大对其的支持力度。
（作者为知名媒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