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演进，我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曾作过描述，认为它是在新闻、文学与政治的冲突和融合中，以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状态，由稚嫩走向逐步成熟的。其实，不论是它与政治环境的外在冲突，还是它所遭遇的文学性与理性、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的困惑，其制约与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关键，是批判与歌颂这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矛盾体。可以说，正是批判与歌颂的相互斗争与相互融合，才使中国报告文学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不断走向发展并逐步成熟的。大致说来，在报告文学诞生至今为止的一百多年历史里，它经历了由批判到歌颂，再到两者融合的两次大循环：第一次，从19世纪末报告文学诞生到抗战爆发前，以批判为主；从抗战爆发后至新时期前，以歌颂为主；从新时期开始至80年代中期问题报告文学出现前，两者融合；第二次，从问题报告文学出现至80年代末，以批判为主；90年代前期，以歌颂为主；从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两者融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批判与歌颂此消彼长、相互转化又相互融合的双重变奏呢？这主要是由近现代中国这种特定的时代与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即近现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时代主题决定了其文学必须为社会政治服务，而其“服务”的方式又不外乎批判和歌颂。因而到新时期初，文艺界还发生过“歌德”与“缺德”的激烈争论。而报告文学这种适应现实需要而从新闻衍生出来的新兴文体，在这一点上就表现得更为直接、明确与外露。如周恩来的旅欧通讯在歌颂留法勤工俭学生同法国政府与中国北洋政府英勇斗争的同时，着重揭露了勤工俭学生的困境，揭露了北洋军阀官吏的虚伪的两面派嘴脸；夏衍的《包身工》在揭露“包身工”现象的同时，猛烈抨击了黑暗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抗战爆发后至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救亡的需要，以华山、刘白羽等人为代表，报告文学主要是讴歌民族英雄，记录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与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历史进程，表现出激昂、奋进的时代主旋律。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以魏巍、巴金等为代表的抗美援朝题材创作和以李若冰、黄宗英等为代表的表现时代新生活的题材创作中。此后，由于对以刘宾雁为代表的“干预生活”创作倾向的遏制和对“写中心”、“写十三年”的强调，报告文学逐渐走上了只能歌颂、不许暴露的单行道和粉饰现实、为极左政治服务的衰败之路。新时期开始后，以徐迟、黄宗英、乔迈和孟晓云等人为代表，报告文学首先恢复了战斗传统，重新确立了其批判意识，其创作表现出歌颂与批判的较好融合。尤其是刘宾雁的以《人妖之间》为代表的创作，又重新恢复了他50年代所开创的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传统，并直接开启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先河。问题报告文学以矫枉过正的形式，将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发展到极致，同时也将刘宾雁的“一人一事”式改为“宏观综合”式，将他的直逼现实政治改变为向历史、文化的层面掘进。但问题报告文学又存在思想偏激、观点片面、情调低沉和视角单一等问题，即在歌颂与暴露、文学性与理性和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又形成新的冲突。
　　经过这样几次往返循环与矛盾冲突，报告文学于90年代后再次由冲突走向融合，且渐趋沉静和成熟。尤其是在歌颂与批判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如宏甲、正言、一合等人的创作，注重在光明与黑境的较量中凸现“百姓官”形象；蒋巍、杨黎光、文乐然等人的创作，在反映时代大潮的丰富复杂时刻意探寻人生命运与生存本相；徐志耕、罗盘、王宗仁等人的创作，在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同时揭示出生活的残酷真实；邓贤、李鸣生、徐刚、邢军纪和梅洁等人，则分别在各自的题材领域中，表现出更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对未来的热情展望。尤其是胡平、卢跃刚、黄传会、赵瑜和陈桂棣等作家，他们直面现实，“守望并解读沉重”，表现出更执著、深沉的历史责任与社会使命感。而从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从《“布衣青天”杨剑昌》、《根本利益》、《中国农民调查》、《国难》和《我告程维高》等作品来看，这种“融合”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再现时代典型环境的问题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具体来说，一方面，它们继承和发展了以往问题报告文学忧患人生、理性批判的启蒙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发现”被遗忘的底层民众的同时，也“发现”了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小人物”。而这种“较大的思想深度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融合”，既不是出于对主流意识的迎合，也不是胁于政治外力的压迫，而是作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心态的自然调整与审美的自觉选择。也就是说，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近年的政治文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即在民主法制、政治文明、体制改革、以人为本、“三农”问题等现代化进程的目标与议题上，主流意识与民间意识、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达成了某种默契和共识。这样，也就导致了作家叙事立场的位移、观察视角的转换和文本风格的嬗变。从这一意义上说，新世纪报告文学表现了更高层次上的“真实”，即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与对民族心理的敏锐捕捉。如《“布衣青天”杨剑昌》（曾培新，群众出版社，2002年）揭示，尽管头上罩着各种光环、政治背景深远的大骗子彭海怀心狠手辣、呼风唤雨，多次将“打假英雄”杨剑昌置于死地，但“小人物”杨剑昌的坚忍不拔、拼死抗争，终于赢得了正义的支持、良知的呼应与历史的胜利。《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也是这样：一方面，它所揭露的腐败、阴暗面以及农民的生存现状，无不令人震惊、沉重甚至窒息；另一方面，它所写到的从高层政权到基层群众为推进改革、解决“三农”问题所进行的艰苦探索与不懈努力，又使人对中国的前途与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国难》（徐刚，《报告文学》2003年第9期）在尖锐抨击时弊的同时，也不时肯定政府的“顺应民心闻过则改”，认为“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权力话语再次显示了人情、人性和人道的光彩。《河东战事》（李景田，《报告文学》2001年第1、2期）在揭露“县霸”岳永勋的胡作非为和非凡能量的同时，着重突出了以纪检干部梁安定等为代表的正面力量；《希望工程：苦涩的辉煌》（黄传会，《报告文学》2000年第12期）继承作者以往《“希望工程”纪实》和《中国贫困警示录》等作品的传统，一方面继续揭示了中国各地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的贫困和教育落后，深感“都市里一只宠物，甚至比山沟里一名孩子还幸运”；另一方面，又热情肯定了全国各地、各阶层民众尤其是普通百姓对“希望工程”所献的爱心，同时还着重表彰了“希望工程”的组织者徐永光、涂猛等优秀青年的无私奉献精神。而从《我告程维高》（郭光允，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中，我们感到的也许是别样的“真实”和“崇高”：一方面，我们从程维高身上，看到了封建主义不但在意识形态而且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顽强表现，深感反封建任务之长期、艰巨与政治体制改革之紧迫、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从老将军阴法唐、老干部刘善祥，尤其是从普通干部与知识分子郭光允身上，又再次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与不屈精神。郭光允身处官场而能“出污泥而不染”，不惧打击陷害、威胁利诱，不惜以前程、健康和生命为代价，而与“二品大员”斗争达16年之久，这种“愚蠢”的“傻子精神”，不正是时代所要弘扬的“大音希声”吗？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鲁迅所说的“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当然，在这方面，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张雅文的《为了拯救生命》、罗盘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和任彦芳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更具代表性。
　　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中国作家》2002年第7期，作家出版社，2002年）既吸收了作家以往创作的优点与长处，又有新的发展与开拓。尤其是在歌颂与批判的把握上，该作既超越了自我又超越了别人，集中表现出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的新的审美趋向。它立足新的时代现实，针对新的形势与任务，挖掘和提炼出了新的时代主题。但与《中国农民调查》等作不同的是，它着重从党群关系切入，探讨执政党如何在新的世纪与时代，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如何转变思想作风、改善党群关系、真正执政为民。首先，在立意上，作品不同于以往单纯的歌颂或揭露，而是将两者有机融合，统一在探讨党群关系的新鲜主题上。即无论是对主人公梁雨润的歌颂，还是对腐败与阴暗面的揭露，都用这一红线贯穿，而且歌颂与批判相辅相成，互相依存，几乎分不清轻重主次：说是批判揭露吧，它分明是为了宣传一个中纪委“钦定”的典型，一个真正为农民群众着想的“青天大老爷”，读者读后不但不感到压抑、泄气，而且油然而生钦佩、欣慰之情；说是歌颂赞美吧，它分明写了十多个腐败、阴暗事例，暴露了农村各级政权机关中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有的案例甚至惊心动魄、感天动地。因为，在作品描写的夏县里，不仅存在“五顶大盖帽欺压一顶破草帽”、法警队长骗抢死者家属抚恤金等土匪、流氓行为，而且存在孤老婆子守着装有丈夫和儿子尸体的两副棺材、上访13年而无人问津和两农民为宅基地分别上访18年、告状32年而始终得不到解决等触目惊心的现象，同时还有“村霸”、“地霸”横行、官逼民反等恶性事件。这些都充分说明，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人民群众与共产党已产生了严重隔膜，共产党已面临着严重的执政危机。而要解决此问题，就不单是个反腐问题，而是要在思想观念、信仰、体制和作风等方面，从根本上进行全面整顿和全面建设。正是从这一点上，作品准确把握了“三个代表”的精髓，提出了共产党在新世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树什么形象以及能否执政为民、怎样执政为民的时代课题。因此，作品又不仅通过梁雨润这一“青天”形象，说明共产党内毕竟还有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的人民公仆，而且通过几位农民上访告状十多年甚至几十年而能坚持不懈，不屈不挠，是因为他们对共产党还没有失去信心，是相信共产党内毕竟还有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干部。这就有力说明，共产党内虽然问题严重、面临危机，但也是完全有希望、有信心、有能力除恶祛邪、安邦固本、再造新机的。
　　关于歌颂与批判的问题，何建明曾这样谈到：
　　有人说，你何建明就是会捧人物，而且一捧就把人家捧上了天。听到这样的话我只能笑笑。其实细想也很自然，因为报告文学本来就是讴歌这个时代的文学文体。它“捧人”也是正常的事，但要看捧的是什么人、捧得对不对。文学圈子里的人总以为文学的主要功能是“批判功能”，我不是文艺理论家，但我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里并没有这种绝对的说法。……当代作家一味地举着“批判”的旗帜恐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社会的进步和人民在这个社会里面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事实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社会主流层面。歌颂的作用远比批判重要。当然，这种歌颂并非是无原则的、盲从的和被动的。歌颂本身也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歌颂，另一种是批评和建议式的。①
　　也许，何建明的某些看法不一定准确、精到，但由此可以肯定的是，《根本利益》中的歌颂与批判既不是从“政策”、“中心”、“任务”出发，也不是源于个人一己的私利、私愤或“本能欲望”，而是统一在“关注百姓、关注百姓生存状态、关注百姓对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要求与呼声”这一作家近年创作的“主攻方向”② 上，“让宣传充分报告文学化”而不是让报告文学“宣传化”③。这样，作品不但和以往的问题报告文学与反腐题材作品区别开来了，而且与以往一般地写“好人好事”、“好人好官”的作品拉开了距离。可见，只要歌颂“有新鲜独特的立意”，批判“尽可能地深刻而富有‘现实感’”和“吻合时代精神”，④ 就是高扬了主旋律，就能推进社会进步，就能鼓舞和教育人。
　　其次，在写法上，《根本利益》融合了问题型报告文学“宏观综合”与人物型报告文学典型描写的长处，并将其融为一体。在揭露问题与批判腐朽时，作品不是如刘宾雁那样只写一人一事，而是如问题报告文学那样，通过列举众多人物和事件来进行“宏观综合”。而且它不是如某些问题报告文学作品那样，只集中展露某些阴暗现象进行“泛批判”，而是更具体、真实、深入和有细致分析。它揭露的问题包括各个领域与各个方面，如司法的腐败、干部的特权思想、机关的衙门作风、体制的陈旧僵化、农村的贫困落后与“村官”的素质低下等等。而这些问题的揭露又与主人公梁雨润的勤政为民紧密相联，即揭露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鞭挞丑恶是为了歌颂光明。而作品就正是通过梁雨润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解决而完成对该形象的成功塑造的。因而作品具体、细致地描写了梁雨润直面现实、深入实际、敢于较真和不怕丢官而一心为民等实绩，包括诸多感人细节。总之，《根本利益》既包括了歌颂光明又不只限于歌颂，既包括了批判黑暗又不只限于批判，既包括了反腐败又不只限于反腐败，而是从共产党与人民尤其是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农民群众的关系入手，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刻探讨了当今中国政权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的政治现实和民主法制等问题，从而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是对以往同类题材的超越。可见，批判与歌颂、“问题”与“人物”、理性与文学性、主旋律与多样化不但可以有机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通向优秀作品的有效途径。就这一点而言，《根本利益》给我们的启示的确发人深省。
　　文乐然于上世纪90年代写有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叫《沉重的崇高——两代院士的人生格局》。其内容是从人生与历史的角度，言说谢家荣与谢学锦父子两代院士的“崇高”精神与“沉重”人生——不用说，“崇高”令人感佩，“沉重”使人遗憾；“沉重的崇高”则发人深省、启人深思。张雅文的《为了拯救生命》与罗盘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也是这样：它们在弘扬令人感佩的“崇高”的同时也展露了使人遗憾的“沉重”。尽管它们言说的对象和“崇高”、“沉重”的内涵与前者不同，但其所揭示的历史、人生、社会的辩证法与本质规律却是一致的，即“崇高”与“沉重”总是同时共存、相互矛盾、相互转化的：《沉重的崇高》“关注在强大而无情的政治压力摧残下人的生命的卑微与神圣性”⑤，批判的是破坏生产力、扼杀人性的极左政治；《为了拯救生命》和《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褒扬的是反叛传统、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与人生态度，抨击的是改革时代中某些滞后的观念、制度和习俗以及新出现的社会腐败等。
　　《为了拯救生命》（《北京文学》2004年第7期）中的刘晓程之所以舍弃功名利禄，辞官辞职自办医院，其原因，除“为了拯救生命”的博爱胸怀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外，主要是有感于落后的医疗体制、传统的陈规陋习和腐败的社会风气等。因此，作品在歌颂刘晓程的崇高精神与英雄壮举的同时，也揭露、剖析了医疗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作品写到，在刘晓程看来，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其他行业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医疗卫生业却一直相对滞后。老百姓看病难、手术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药品层层扒皮，吃回扣，从药厂卖到老百姓手里要翻上几倍、十几倍甚至上百倍。医生收红包成了普遍现象，成了行规，不给“红包”医生就不高兴，患者也提心吊胆，怕医生给自己小命“穿小鞋”。一名主刀“名医”一年可成百万富翁。可想想那些穷苦农民和下岗工人，省吃俭用、卖房卖地，甚至卖血弄来的一点血汗钱，花着昂贵的医疗费不算，还要给医生送“红包”。这哪是让老百姓治病，分明是让老百姓“致穷”，要老百姓的命。这种不顾脸面、不顾尊严，明目张胆的索要行为，哪还是什么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简直就是趁火打劫的强盗！“非典”期间，医护人员从“白眼狼”变成了白衣天使，“非典”一过，一切又恢复到老样子。然而，作者也并非只一味暴露问题、展示阴暗面，而是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由此，作品又上升到理性高度，对整个中国医疗体制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与探讨。认为，中国医疗界现存严重问题的原因，首先是政府对公立医院定性不准：是建立福利型、公益型的医院，还是建立福利加公益型的医院？没有明确定性，使公立医院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其次，是政府对医疗卫生重视不够，投入太少。而且，我国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却又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再次，国家没有自己的医药科工委，国家对民族医药业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大量昂贵的洋药、洋器械涌入中国市场，大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正是因为刘晓程觉得医疗卫生关系到国计民生和老百姓的生死存亡，所以面对医疗卫生界存在的严重问题才忧心如焚，他才一次次做出非同寻常的惊人之举：他虽然身在高位，却不是一个惟“官”是从的人，他先是多次向卫生部、向中央有关领导进谏，反映问题，要求改革，后又辞官辞职，自办医院，以实际行动挑战传统，造福人民。因此，作品中的歌颂与批判并不是简单的二者相加，也不是人为的“玩技巧”、“玩深沉”，而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黄河》2004年第1期）也是这样。它的情感基调，如同艾青、舒婷等人的诗歌一样，“庄严”中带着“感伤”，“感伤”中不乏“希望”；有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也有正义、良知的深情呼唤；“有叹息，更有挺直的脊梁”。它揭示的更是“残酷的真实”与“沉重的崇高”，显示的更是爱与恨、希望与失望、感奋与遗憾、歌颂与批判的辩证统一。在满怀深情地具体叙写了“烈士家人们”这一平凡“小人物”群体的坚强、伟大之后，作者在“后记”中又这样写道——
　　当我离开这个群体，当我撰写这些故事的时候，许许多多沉沉甸甸的问题，如暮鼓晨钟，敲击着我的心！为什么死难烈士的家人们都有同样的困难？为什么许多不难解决的问题，恰恰成了他们生活中难以跨越的鸿沟？……当社会的保障功能日益弱化时，谁还能挺身保卫这个社会的稳定与祥和？谁还敢去当烈士？堂堂大中华，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救救这些烈士的家人们吗？难道我们就只能问天？
　　无论采访的过程有多么艰苦，也无论写作的过程多么伤心，我，作为一名记者，一名作家，一名共产党员，从未失去过信念，没有失去过对国家、对政府的信念。我知道，党和国家采取了许许多多措施。我也知道，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并不景气的情况下，为烈士的家人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我总在想，面对痛失亲人的这个特殊群体，面对肝肠寸断的父母妻儿，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能不能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些？能不能更多地为他们办点事情？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但却足以慰藉流血流泪的心。
　　从这些文字可明显看出，作家继承了以往报告文学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战斗传统，也表现出沉重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不同于以往以“苏晓康模式”为代表的问题报告文学创作的是，他不是“激情呐喊”或偏激批判，更不是集中展露黑暗或悲观消极，而是设身处地，细心体察，求真务实，积极探讨，的确更多冷静、客观与“分析的科学性”。因而作品接着又写了“信心”与“希望”——
　　毕竟，更多的中国人是善良而正直的。当本篇结束的时候，我的一位商海朋友，听说这中间的故事，感慨唏嘘不已，提出倡议，捐资成立相关的专门基金会。他率先捐款，他说：“我虽然没有受到某个见义勇为者的救助，但社会不能没有他们，决不能！”是的，他们是社会的旗帜，是社会的正气所系。浩然天地间，正气永长存！
　　当然，在这方面，也许任彦芳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作品更具代表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主要是写兰考县第九任县委书记、“焦裕禄传人”朱恒宽的优秀事迹，即表彰和弘扬他讲真话、干实事，廉政勤政，真正继承焦裕禄精神的优秀品质。与此同时，也褒扬了兰考县的其他有关干部，如纪检干部、“兰考黑脸”刘红印、交通局长张东方、林业局长赵晖、水利局长孟庆国、乡镇企业局长戴鑫桥等。他们与朱恒宽是绿叶与红花之关系，即他们是在朱恒宽影响、支持、带领下才出现的好干部。但作品决不是带“宣传任务”和“政治目的”的树先进，而是从实际出发的独到发现与内心呼应。正如作家在作品《后记》中所说：“我从学文半个世纪以来，写过许多遵命文学、任务作品。或遵命于‘政治’，或遵命于‘金钱’，有‘政治任务’，也有‘职务要求’。1997年我离休了，感到了生命、灵魂的放松与解放，我想我今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立下誓言，今后不忘社会责任和作家的良心，只为老百姓写书，为民代言，忠于生活，不说假话，不写违心之作。”因此，作品不但未回避问题和阴暗面，而且将弘扬正气、鞭挞丑恶与探讨问题有机结合。同时，更值得重视的是，它不局限于兰考，而是如作品副题所示：从兰考看中国。即立足全国现实、直面“三农”等敏感新问题，探讨如何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等时代课题，从而表现出可贵的理性特色。如在揭露问题、批判现实方面，除写了发生在兰考的农民上访、闹事（“八月风暴”）、械斗和官僚腐败等外，还引用了一些民谣来反映农民要求减负的呼声。
　　但与《无极之路》、《黑脸》和《根本利益》等同类题材作品不同的是，该作最值得重视的是对全国普遍存在的政治民主等问题的理性思考。这是贯穿歌颂与批判的一根红线，也是统一两者的粘合剂与润滑油。为此，作品集中写了第十二章《焦裕禄墓前沉思》，将兰考与焦裕禄引申至全国和政治文明（现代化）的高度来进行审视、反思。其中谈到：“共产党失去了焦裕禄精神，也就蜕变了，就不能再称为共产党了”；“焦裕禄精神长存党的事业长青。这也是一个标志：什么时候焦裕禄精神在弘扬，便是我们党的事业蓬勃、正气上扬之时；什么时候焦裕禄精神‘不时兴’了，那必是党更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之时，人民也便失去了对共产党的希望。焦裕禄精神是与党同在，也与党共存亡”。朱恒宽正是在“为人民报务”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根本原则上继续焦裕禄的精神生命的。这些深刻而睿智的思考，和《中国农民调查》、《我告程维高》等作品一样，不仅再次表现了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中新的理性特色，而且也进一步表现了歌颂与批判和谐统一的新的审美趋向。
　　
　　注释
　　①②何建明:《国家行动·后记：生命如歌，文学如歌》，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206页。
　　③刘雪梅：《报告文学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④周政保：《反腐创作≠展示腐败》，《文汇报》2002年7月6日。
　　⑤屠岸：《灵魂升华的记录》，《当代》1996年第4期。